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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国家战略层面破解区域发展的协作难题。京津冀地区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100多年才走成的城镇化道路，快速、浓缩的城镇化模式在新时期碰到了“天花板”，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突出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核心在于统筹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的转型。
一、功能调整要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
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案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首都功能调整是其“焦点”。北京市率先提出了六个调整（调整中心城人口分布，疏解中心地区人口；调整工业用地比例，搬迁改造传统工业；调整仓储物流设施布局，搬迁整治中心地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调整迁出部分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等设施；调整改造与城市整体发展不协调的地区，整治“城中村”；调整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设施，搬迁整治危险源）以及六个优化（优化行政办公用地布局，创造高效政务活动环境；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增强文化中心功能；优化城市职能中心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涉外设施和用地配置，提升国际化程度；优化空间结构，创造安全宜人的人居环境；优化交通及市政设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从日益严重的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来看，首都城市功能仍然存在不足，需要完善及调整优化。
在功能定位的角度看，强调了在东、西长安街两侧安排中央国家机关和国家级大型文化设施；在中轴北端安排大型公共建筑，形成行政办公和其他功能的综合性区域。近年来为国际交往提供的使馆、国际性驻京机构、国际商务交往设施的建设发展较大，第三使馆区的建设，CBD商务中心和通州国际商务区的建设，其规模和设施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工作的开展和为国际交往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为首要任务来看，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不仅不会疏解，反而应该得到加强。
根据目前已编制和批准的规划汇总情况，北京市规划工业用地还会大幅度减少。工业用地布局变化显著，在这种形势格局下，首先是工业从向心集中的格局转变为主动向外疏散，工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其次是大量的写字楼、宾馆饭店、会议展览、商业服务等设施的布局、规模和功能配置应该在北京市新城范围内进一步调整优化，而位置处于城市中心地带，油库、储木场以及化学危险品仓库等储存内容与城市生活矛盾很大，土地的区位价值也发生了巨大逆差的产业，以及目前集中在三、四环附近的电子、建材、汽车、古玩旧货等新型专业市场和其他大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基本上是向城市核心功能区以外的区域调整。从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的空间格局来看，大型仓储式商场、大型超市、连锁店、品牌店、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等新型商业业态形式，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经济圈100公里的范围内。所以商业服务、物流业向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疏解的进程会加强、加快。
随着区域的协同推进，首都经济圈内的空间资源整合及功能调整势在必行，功能调整和产业对接协作必将引起区域内税源的变动和各级政府财政分配份额的变化，区域内部跨省市的投资、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进行制度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建设，促进圈内利益分配合理化。在税收分配方面，尤其是跨省市合作项目所带来的税收项目，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首都经济圈内部各个地市间分成，也可以在合作项目建设阶段暂不分配而用于支持项目的继续开发或者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借鉴泛珠三角区域地方税务合作的经验，加强首都经济圈跨区域税收利益协调，建议建立首都经济圈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和税收收入区域归属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协调首都经济圈利益分配公平化，减小利益争端。
二、环境协同治理要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国际一流宜居城市”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并存、生态系统脆弱且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同时，由于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造成了流域系统内生态环境保护步调不一致。周边地区的生态退化对北京市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缺少相应的协调机制，区域生态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建立生态均衡机制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唯一出路。
自新中国成立始，水资源问题一直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北京近年来入境水量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用水形势日趋紧张，截至2013年，北京正经历着从1999年开始的第11个干旱年。城市发展规模增大以及上游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剧了北京自身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环境标准的提高，北京用水形势将更加紧张。
除降水丰枯年等气候原因外，北京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1999年开始，北京市和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上游地区连续干旱，水库蓄水量持续减少。
虽然北京市与环京津地区有着各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在大区域内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但由于地域相邻，生态相关，因此区域协作的生态协同成为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态环境与经济方面的合作从来没有中断过。
例如，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张承（张家口、承德）地区产业合作表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和互补性特征。目前北京市与张承地区的产业合作主要在农产品深加工、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旅游等领域。对北京市与张承地区而言，要解决“北京要生态，环京津要发展”问题，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生态补偿、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生态补偿主要是政府行政手段，而经济合作则主要依靠市场，政府应努力创造条件使某些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解决的问题逐渐交给市场来完成。
补偿机制、帮扶机制和经济合作机制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影响着区域合作的效果。区域合作是解决环境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弊病的重要方法，是保护北京上游生态环境的根本出路所在。 三、顶层设计要有约束管理机制
为了破解因经济发展、人口过快增长引发的交通拥堵、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这种由“问题单”倒逼而成的区域协同问题，从解决的路径看，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
我们清晰的看到，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首都经济圈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加大，地区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将继续演变，社会经济与自然基础之间的匹配和适应关系很可能更趋于恶化。这将使区域水土安全、资源保障、生态和环境等面临诸多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挑战，要有争朝夕做工作、抓工作的决心和勇气。
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要加快破解区域的许多自然条件问题，应该使社会经济发展和京津冀的自然条件相协调。
第一，区域发展不应超载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随着社会、经济、人口的快速发展，环京津北部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也被开发成了生活区和生产区，首都经济圈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上世纪末，中央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逐渐认识到要加强环京津地区的保育和修复。因此，在京津冀区域规划中，区域生态环境容量的估算以及生态涵养和保护区的划定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二，区域发展要重视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区域和资源条件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将会使生产要素自动流向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因此，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以京津冀区域职能分工的方式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协调发展，从而避免无序竞争的局面，科学的区域规划和功能规划有利于从区域的层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区域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层次。
第三，统筹资源利用构建节约型社会。目前，京津冀区域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导致区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建立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进一步建立有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四，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建设。规划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当前的规划存在内容交叉重复、针对性不强、难以实施、编制程序不够规范、衔接协调不力、规划的评估调整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这不仅有损规划的科学性、有效性，而且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发展规划也必须进行宏观规划体制上的转型，使得规划能够切实发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抓手作用。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
（责任编辑：黄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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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划分四大功能区
京津冀一体化渐行渐近，据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相关人士透露，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即将出台。据悉，目前对规划的争议还很多，其实到了最后阶段就是利益博弈，北京、天津、河北三方如何平衡，而规划最关键的就是京津冀分几大块，各块功能怎么定，有几个中心，有几个副中心。
据记者了解，发改委已初步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覆盖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
在四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京津冀的总体布局也已具雏形，即“两核三轴一带三重点”，“三轴”指京津塘主轴、京-保-石拓展轴、京-唐-秦拓展轴，“一带”指沿海经济带，三个重点开发地区包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
一、功能调整要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
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案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首都功能调整是其“焦点”。北京市率先提出了六个调整（调整中心城人口分布，疏解中心地区人口；调整工业用地比例，搬迁改造传统工业；调整仓储物流设施布局，搬迁整治中心地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调整迁出部分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等设施；调整改造与城市整体发展不协调的地区，整治“城中村”；调整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设施，搬迁整治危险源）以及六个优化（优化行政办公用地布局，创造高效政务活动环境；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增强文化中心功能；优化城市职能中心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涉外设施和用地配置，提升国际化程度；优化空间结构，创造安全宜人的人居环境；优化交通及市政设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从日益严重的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来看，首都城市功能仍然存在不足，需要完善及调整优化。
在功能定位的角度看，强调了在东、西长安街两侧安排中央国家机关和国家级大型文化设施；在中轴北端安排大型公共建筑，形成行政办公和其他功能的综合性区域。近年来为国际交往提供的使馆、国际性驻京机构、国际商务交往设施的建设发展较大，第三使馆区的建设，CBD商务中心和通州国际商务区的建设，其规模和设施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工作的开展和为国际交往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为首要任务来看，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不仅不会疏解，反而应该得到加强。
根据目前已编制和批准的规划汇总情况，北京市规划工业用地还会大幅度减少。工业用地布局变化显著，在这种形势格局下，首先是工业从向心集中的格局转变为主动向外疏散，工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其次是大量的写字楼、宾馆饭店、会议展览、商业服务等设施的布局、规模和功能配置应该在北京市新城范围内进一步调整优化，而位置处于城市中心地带，油库、储木场以及化学危险品仓库等储存内容与城市生活矛盾很大，土地的区位价值也发生了巨大逆差的产业，以及目前集中在三、四环附近的电子、建材、汽车、古玩旧货等新型专业市场和其他大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基本上是向城市核心功能区以外的区域调整。从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的空间格局来看，大型仓储式商场、大型超市、连锁店、品牌店、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等新型商业业态形式，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经济圈100公里的范围内。所以商业服务、物流业向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疏解的进程会加强、加快。
随着区域的协同推进，首都经济圈内的空间资源整合及功能调整势在必行，功能调整和产业对接协作必将引起区域内税源的变动和各级政府财政分配份额的变化，区域内部跨省市的投资、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进行制度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建设，促进圈内利益分配合理化。在税收分配方面，尤其是跨省市合作项目所带来的税收项目，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首都经济圈内部各个地市间分成，也可以在合作项目建设阶段暂不分配而用于支持项目的继续开发或者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借鉴泛珠三角区域地方税务合作的经验，加强首都经济圈跨区域税收利益协调，建议建立首都经济圈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和税收收入区域归属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协调首都经济圈利益分配公平化，减小利益争端。
二、环境协同治理要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国际一流宜居城市”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并存、生态系统脆弱且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同时，由于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造成了流域系统内生态环境保护步调不一致。周边地区的生态退化对北京市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缺少相应的协调机制，区域生态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建立生态均衡机制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唯一出路。
自新中国成立始，水资源问题一直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北京近年来入境水量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用水形势日趋紧张，截至2013年，北京正经历着从1999年开始的第11个干旱年。城市发展规模增大以及上游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剧了北京自身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环境标准的提高，北京用水形势将更加紧张。
除降水丰枯年等气候原因外，北京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1999年开始，北京市和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上游地区连续干旱，水库蓄水量持续减少。
虽然北京市与环京津地区有着各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在大区域内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但由于地域相邻，生态相关，因此区域协作的生态协同成为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态环境与经济方面的合作从来没有中断过。
例如，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张承（张家口、承德）地区产业合作表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和互补性特征。目前北京市与张承地区的产业合作主要在农产品深加工、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旅游等领域。对北京市与张承地区而言，要解决“北京要生态，环京津要发展”问题，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生态补偿、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生态补偿主要是政府行政手段，而经济合作则主要依靠市场，政府应努力创造条件使某些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解决的问题逐渐交给市场来完成。
补偿机制、帮扶机制和经济合作机制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影响着区域合作的效果。区域合作是解决环境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弊病的重要方法，是保护北京上游生态环境的根本出路所在。 三、顶层设计要有约束管理机制
为了破解因经济发展、人口过快增长引发的交通拥堵、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这种由“问题单”倒逼而成的区域协同问题，从解决的路径看，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
我们清晰的看到，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首都经济圈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加大，地区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将继续演变，社会经济与自然基础之间的匹配和适应关系很可能更趋于恶化。这将使区域水土安全、资源保障、生态和环境等面临诸多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挑战，要有争朝夕做工作、抓工作的决心和勇气。
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要加快破解区域的许多自然条件问题，应该使社会经济发展和京津冀的自然条件相协调。
第一，区域发展不应超载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随着社会、经济、人口的快速发展，环京津北部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也被开发成了生活区和生产区，首都经济圈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上世纪末，中央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逐渐认识到要加强环京津地区的保育和修复。因此，在京津冀区域规划中，区域生态环境容量的估算以及生态涵养和保护区的划定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二，区域发展要重视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区域和资源条件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将会使生产要素自动流向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因此，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以京津冀区域职能分工的方式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协调发展，从而避免无序竞争的局面，科学的区域规划和功能规划有利于从区域的层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区域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层次。
第三，统筹资源利用构建节约型社会。目前，京津冀区域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导致区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建立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进一步建立有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四，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建设。规划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当前的规划存在内容交叉重复、针对性不强、难以实施、编制程序不够规范、衔接协调不力、规划的评估调整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这不仅有损规划的科学性、有效性，而且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发展规划也必须进行宏观规划体制上的转型，使得规划能够切实发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抓手作用。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
（责任编辑：黄荔）
相关链接
京津冀区域划分四大功能区
京津冀一体化渐行渐近，据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相关人士透露，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即将出台。据悉，目前对规划的争议还很多，其实到了最后阶段就是利益博弈，北京、天津、河北三方如何平衡，而规划最关键的就是京津冀分几大块，各块功能怎么定，有几个中心，有几个副中心。
据记者了解，发改委已初步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覆盖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
在四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京津冀的总体布局也已具雏形，即“两核三轴一带三重点”，“三轴”指京津塘主轴、京-保-石拓展轴、京-唐-秦拓展轴，“一带”指沿海经济带，三个重点开发地区包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