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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坦率、和风细雨地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出的驻英大使傅莹,成为继上世纪70年代王海容之后第二位女副外长。
被誉为“No.1”的女大使
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傅莹,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阿民是内蒙古的著名文人,是艾思奇的得意门生之一,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傅莹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就兴奋地跑进父亲的书房读书。12岁那年,“文革”中父亲蒙冤,13岁的傅莹就不得不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艰苦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对知识的渴求。
1969年,傅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兵团的3年,傅莹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
少女时期,傅莹也曾有过与如今不同的理想:当一名数学家。她酷爱数学,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时,数学竟是满分。1977年,傅莹进入了外交部。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陪住院的父亲。初入外交部,傅莹主要担任翻译工作。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外交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
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公派到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2004年3月,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3年后卸任。在由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主办的悉尼华人华侨欢送傅莹荣调晚宴上,澳大利亚联邦律政部长卢铎赞誉傅莹大使:“我政治生涯中所见过的逾千各国大使中的No.1大使,最能代表和维护中国的利益,最富有影响力和魅力。”
刚柔并济捍卫祖国利益
2010年1月25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上,傅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母亲留给她的粮票赠送给大英博物馆,供“世界历史”活动展出。“粮票是母亲留给我的,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最新的发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说明中国解决粮食问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希望今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看到这些粮票,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也能明白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傅莹其实是通过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奥运圣火传递频频受阻,西方媒体一边倒歪曲中国的背景下,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此文发表于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以细腻和感性的笔触描述了她对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巴黎的传递遭到干扰的心境,以数字和事实详尽地介绍了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打动了不少西方读者。一位英国读者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邮件中写道:“我谨代表全体国民,就火炬伦敦传递期间一些反华示威者的行径向您表示遗憾和不安。”
提起中国的今非昔比,傅莹经常喜欢拿“吃饭”举例。在剑桥大学《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演讲》的演讲中,傅莹说:我记得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碰到老师或者同学,相互的问候语都是,“你吃了吗?”但是今天你要是问年轻人“你吃了吗?”他们会反问,“你不会有问题吧?”
接着,她开始讲述:“今天,31万个中国家庭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到2011年还会翻一番。中国城市居民中,每100个家庭拥有153部手机、47台电脑和4辆小汽车。”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你会以为傅莹是在炫耀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紧接着,她就会自揭家丑:但中国领导人会告诉来北京访问的朋友们,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18。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她很喜欢引用邓小平的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告诉英国人“这仍然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当然,“谈这些情况是想说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多种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回避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
比巩俐更能代表中国女性气质
流年似水,青丝变白发,韶华已逝,而美丽依旧。
傅莹的服饰也为人称道,甚至受到时尚专业人士的好评:“戴上一条围巾,气质可以惊为天人。”外媒评论,她比巩俐、章子怡更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气质。她戴的大多是清一色的净色长围巾,简单、大方。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傅莹也时常展露出母性温柔的一面。在伦敦官邸客厅的墙边,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相册,里面是她和女儿的各种照片。
傅莹的丈夫郝时远是内蒙古武川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学界,郝时远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作为一名女外交官,傅莹因为工作而“亏欠”了家庭太多。傅莹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照顾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对孩子还是有欠着的感觉。我女儿对此很理解,她已经习惯有困难找爸爸。”
在一次網上交谈中,有网友问及子女教育问题时,傅莹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我孩子7岁时想研究生物,后来也有过别的爱好,到了高二时坚定不移地想学设计,对孩子我的经验是顺其自然,她会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路。”
“我能有现在这个程度,先生对我帮助很大,家务我基本不管,对丈夫对孩子我欠的较多。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问及在外多年是否想家?傅莹说:“很想家,但大使馆是‘家’的延伸,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连上这个‘家’。‘家’是常常想的,既要想‘家’里在做什么,又要知道‘家’里需要什么。在国外,更能感觉到‘家’的崛起,更加为‘家’的走向强大而自豪。”
被誉为“No.1”的女大使
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傅莹,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阿民是内蒙古的著名文人,是艾思奇的得意门生之一,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傅莹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就兴奋地跑进父亲的书房读书。12岁那年,“文革”中父亲蒙冤,13岁的傅莹就不得不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艰苦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对知识的渴求。
1969年,傅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兵团的3年,傅莹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
少女时期,傅莹也曾有过与如今不同的理想:当一名数学家。她酷爱数学,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时,数学竟是满分。1977年,傅莹进入了外交部。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陪住院的父亲。初入外交部,傅莹主要担任翻译工作。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外交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
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公派到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2004年3月,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3年后卸任。在由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主办的悉尼华人华侨欢送傅莹荣调晚宴上,澳大利亚联邦律政部长卢铎赞誉傅莹大使:“我政治生涯中所见过的逾千各国大使中的No.1大使,最能代表和维护中国的利益,最富有影响力和魅力。”
刚柔并济捍卫祖国利益
2010年1月25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上,傅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母亲留给她的粮票赠送给大英博物馆,供“世界历史”活动展出。“粮票是母亲留给我的,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最新的发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说明中国解决粮食问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希望今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看到这些粮票,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也能明白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傅莹其实是通过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奥运圣火传递频频受阻,西方媒体一边倒歪曲中国的背景下,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此文发表于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以细腻和感性的笔触描述了她对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巴黎的传递遭到干扰的心境,以数字和事实详尽地介绍了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打动了不少西方读者。一位英国读者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邮件中写道:“我谨代表全体国民,就火炬伦敦传递期间一些反华示威者的行径向您表示遗憾和不安。”
提起中国的今非昔比,傅莹经常喜欢拿“吃饭”举例。在剑桥大学《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演讲》的演讲中,傅莹说:我记得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碰到老师或者同学,相互的问候语都是,“你吃了吗?”但是今天你要是问年轻人“你吃了吗?”他们会反问,“你不会有问题吧?”
接着,她开始讲述:“今天,31万个中国家庭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到2011年还会翻一番。中国城市居民中,每100个家庭拥有153部手机、47台电脑和4辆小汽车。”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你会以为傅莹是在炫耀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紧接着,她就会自揭家丑:但中国领导人会告诉来北京访问的朋友们,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18。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她很喜欢引用邓小平的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告诉英国人“这仍然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当然,“谈这些情况是想说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多种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回避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
比巩俐更能代表中国女性气质
流年似水,青丝变白发,韶华已逝,而美丽依旧。
傅莹的服饰也为人称道,甚至受到时尚专业人士的好评:“戴上一条围巾,气质可以惊为天人。”外媒评论,她比巩俐、章子怡更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气质。她戴的大多是清一色的净色长围巾,简单、大方。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傅莹也时常展露出母性温柔的一面。在伦敦官邸客厅的墙边,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相册,里面是她和女儿的各种照片。
傅莹的丈夫郝时远是内蒙古武川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学界,郝时远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作为一名女外交官,傅莹因为工作而“亏欠”了家庭太多。傅莹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照顾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对孩子还是有欠着的感觉。我女儿对此很理解,她已经习惯有困难找爸爸。”
在一次網上交谈中,有网友问及子女教育问题时,傅莹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我孩子7岁时想研究生物,后来也有过别的爱好,到了高二时坚定不移地想学设计,对孩子我的经验是顺其自然,她会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路。”
“我能有现在这个程度,先生对我帮助很大,家务我基本不管,对丈夫对孩子我欠的较多。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问及在外多年是否想家?傅莹说:“很想家,但大使馆是‘家’的延伸,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连上这个‘家’。‘家’是常常想的,既要想‘家’里在做什么,又要知道‘家’里需要什么。在国外,更能感觉到‘家’的崛起,更加为‘家’的走向强大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