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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生长在城市，其实并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花儿”，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花儿”的喜爱程度。在我工作单位的不远处，就有一家花儿茶社，每天一上班，我只要推开窗户，那或高亢嘹亮或婉转悠扬的“花儿”歌声便会像风一样飘进来，我在这歌声的浸润下一整天都神清气爽，心情愉悦，所有工作中的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后来，我们单位搞维修，请了一个农民施工队。其中有一位大嫂特别善于唱“花儿”，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的楼道里整天飘荡着她甜美的“花儿”声。这于我是一件幸事，我整天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听她演唱一边向她讨教各种“花儿”的问题。从她的歌声中，我听到的“花儿”和在茶社中听到的“花儿”似乎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又说不上来。大嫂的“花儿”和茶社中的“花儿”在歌词、曲调、曲令上都没有丝毫的差异，但听起来却是两种味道。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大嫂唱的是原汁原味的乡土“花儿”，歌声中有一种无拘无束的直白和野性，茶社中的“花儿”是经过改良包装后的“花儿”，有电子琴伴奏，有轻音乐过门，它不再是从田间地头上直接飞出来的夹裹着泥土和露珠的山野之声。它在街道和楼群中穿行，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城市的味道。
“花儿”的故乡在农村。农村的田间地头、山野树林、河水草地才是她赖以生存的肥田沃土啊。于是，特别向往听一次真正的“花儿”。机会终于来了，今年6月份，我有幸参加了一次下乡采风的活动。可是，在农村，我竟然没有听到“花儿”。我们一个乡一个乡地走，一路上，我看见麦苗在静静地生长，油菜花在静静地开放，牛羊在山坡上静静地吃草，农民在田野里静静地劳作。只有养蜂人的蜜蜂在花间吟唱着一曲似有若无的嗡嗡声。偶尔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或摩托车呼啸驶去，打破那田野上空旷的宁静。
6月的阳光同样静静地普照着田野中的一切生灵。按理，这个季节正是在麦地里拔草唱“花儿”的黄金季节，我也曾看见有一群群穿着各色花衣衫、戴着凉帽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村妇女，可她们只是默默地劳作，并没有一句“花儿”飞出来……
当然，在农村，也并非是一句“花儿”都听不到。在县城的街道上，各个商店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花儿”声。只是，那都是放的光碟或音乐磁带，而不是歌手在演唱。在山野林间的茶园里，“花儿”的歌声更是唱得如火如荼。细听，那只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被扩大了的“花儿”录音。
几天采风，我看到了农村各种各样的景象，惟独没有听到真正的“花儿”。难道，“花儿”从农村消失了吗？现在的农民不唱“花儿”了吗？可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我上下班经常路过火车站，在火车站东侧，经常有开往各个州县上去的班车在此候客。因此，这里是农村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就有精明的商家在这里开了一溜儿音像店，专门出售青海“花儿”、社火及青海方言的碟片和磁带。每每走到这里，那大小商店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花儿”声不亚于县城的街道。有需求才有市场，大概这里的商家们看准了农民喜爱“花儿”的心理，从他们身上一定赚取了不少银子。
由此可见，农村人还是相当喜爱“花儿”的，花儿的根还是深深地培植于农村这块肥沃的田野中的。那么，从农村走出来的“花儿”走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她走到了城市了。
毋庸讳言，“花儿”发展到今天，她已不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山歌野曲了，她成了青海的一个品牌，是所有青海人都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音乐。我想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只要是青海人，就没有不喜欢“花儿”的。因此，“花儿”走进城市理所应当，也是一种趋势使然。从最早的大篷车演出队到现在铺天盖地的“花儿”光碟、“花儿”磁带。“花儿”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城市。它抖落掉了身上的露珠，拍打掉了身上的尘土，从拔草阿姐的凉圈帽下走出来，从放羊娃的羊鞭下走出来，从脚户哥的驮队中走出来，从筏子客的船桨中走出来，从沙娃的牛毛帐篷中走出来……它走到城市的公园、茶社、街道、舞台、卡厅、电视，甚至全国性的艺术殿堂。
就像一个聪明灵秀的村姑有机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发挥了她人生更大的价值。“花儿”走进城市的第一个好处，是许多人直接认识和了解了“花儿”。许多原先不懂“花儿”或并不看好花儿的人，只要听过一次“花儿”，就被她那直白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婉转悠扬、荡气回肠的曲调所折服，转而会深深地喜欢上“花儿”。
“花儿”来到了城市，也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开发。西宁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可这个城市并没有留下多少古老的东西，它几乎被外来文化淹没了。“花儿”在城市流行，可以使许多人，尤其使青少年了解到许多青海土著的古老文化。因为，“花儿”蕴涵了许多民俗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广博而又丰厚的知识，“花儿”本身就是一部民间的百科全书。“这个尕娃儿，/穿着个尕大氅儿，/端着个尕木碗儿，/舀给点尕面片儿，/嘘溜嘘溜地喝着哩。”单就一个“尕”字，便包含了无穷无尽的内容，恐怕请来民俗学家，说上三天三夜，也未必说得透“尕”字在这首“花儿”中的含义。这只能让听者自己去心领神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了。
“花儿”来到了城市，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也繁荣了文化市场。据我所知，西宁现在有三十多家“花儿”茶社，在这些茶社里，活跃着一大批年轻的歌手，他们以唱花儿为职业，把唱“花儿”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这样，使农村许多有天赋的歌手既找到了展示自身价值的舞台，又以歌声换取了劳动报酬，一举两得。同时，由于“花儿”在城市中的兴起，推动了茶园经济，西宁人夏天“浪河滩”的风俗得以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茶园经济又带动了餐饮、旅游、园林、花卉等相关行业的繁荣。同时，“花儿”也带动了音像出版业的发展，由于花儿是平民的艺术，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劳动人民的情感生活，所以，它在群众中有着广阔的市场。每当一张新的光碟或磁带出版，就有群众排着长队购买的景象出现。因此，光碟出版了一张又一张，还是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花儿”来到了城市，就是城市的一种文化品位。“夏都”是西宁市的一个文化品位，外地人是奔着凉爽来西宁旅游的。我曾经听一位刚下火车的旅客感慨：“啊，真凉爽啊，整个城市就像安了一个大空调。”我们去西安旅游，感受的是古都文化；我们去周庄旅游，感受的是江南水乡文化；我们去西藏旅游，感受的是雪域宗教文化。那么，在西宁旅游，除了感受到凉爽外，还能感受到什么文化呢？似乎没有。其实，青海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花儿”来到了城市，它成了城市的一张名片，和“夏都”一样有着独特又诱人的魅力。“我给我的阿哥哈绣给个满腰转，/褐子的边边，/里子是毡毡，/纽子绾成个蛋蛋，/热热火火的钻钻，/做下的干散，/牛毛俩再扎个牡丹，/你穿上了走，/人前头要显个手段。”
“把尕妹好比个红花青，/手儿里捧上，/脸蛋儿挨上，/脖子里链上，/稀罕儿拉拉地拴上，/鼻疙瘩闻上，/满嘴的涎水哈咽上，/我揣上了走，/有心肠挨肉儿贴上。”来西宁旅游的外地人，如果能理解这首“花儿”的意思，我相信西宁留给他的不仅是清凉和朴实。青海的“花儿”，就像那陈年佳酿，醇香悠长，会令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回味无穷。
“花儿”进城，似乎以燎原之势在城市中迅速走红。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进了城的花儿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街道的味道。市场上卖的碟片，无一例外是电子琴、西洋音乐，甚至是钢琴、萨克斯管伴奏。这样的碟片，怎么能把“花儿”那原始的苍凉和含蓄表达出来呢？有的甚至把“花儿”变成了迪斯科音乐，“花儿”不再抒发情感了，它变成了纯粹娱乐性的东西。这样的音乐，只能把“花儿”引向误区。
市场即需要，这本也无可厚非。在“花儿”茶社、在“花儿”会、在风情园、在城市中凡是能出现“花儿”的地方，同样面临着“花儿”“失真”的问题。歌手的素质良莠不齐，“花儿”的歌词、曲调陈旧、老套。唱来唱去都是“三闪令”、“水红花令”，歌词除了“尕马儿骑上了枪背上”，就是“老爷山上的刺玫花”。其实，真正的“花儿”是底层劳动人民情感的真实流露，她承载的是人们心底那最柔软的伤痛。“姊妹啊，/有你呵我铺的是红毡，/没你呵我溜的是净板哪；/有你呵我吃的是面片，/没你呵我拌的是炒面哪。/姊妹啊，/我天每日你的坟头儿上望啊，/你快快儿转着个阳世上啊。”听到这样的“花儿”，谁不会难受得掬一把辛酸泪呢？
现在，人们唱“花儿”似乎只是为了高兴，没有人再会去唱“麻子嘛麻给在脸上哩，心肠好了着我爱了。”这类传统“花儿”。
在“花儿”会上，还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演员的装扮，唱传统“花儿”，偏要西装革履；唱现代“花儿”，偏要马甲阔裤。要不就是不论什么场合，一律都是藏族服饰，须知，“花儿”是青海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歌，不光藏族人民唱“花儿”，回族、土族、蒙古族、东乡族等都在唱“花儿”。
“花儿”“失真”，花儿的歌词也受到了冲击。我们知道，“花儿”的词讲究比、兴、赋。古老的《诗经》也讲究比、兴、赋。所以，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花儿”的歌词就起源于《诗经》。比如，《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花儿”中就有“进去园子了摘轮柏，/轮柏上水汪着哩；/我唱个‘少年’你明白，/不明白是你装着哩。”《诗经》上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花儿”中就有“天上的星星明着哩，/月影里下雪着哩；/尕妹的门上蹲着哩，/毡帽里捂脚着哩。”《诗经》上有“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花儿”中就有“见了尕妹着没抬头，尕手儿里塞给了一把大豆。”这样美妙绝伦的句子。可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把许多语言优美、感情真挚的“花儿”忘记了，更不会去关心这些歌词的出处。要唱，也就唱“你把我喜欢我把你爱，我俩人永远不分开。”爱情成了打情骂俏的东西。
“花儿”是生长在山野田间中的一朵美丽奇葩，几千年来，她沐浴着灿烂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清纯甜美的山野之风，以青山绿水为伴，在劳动人民的精心呵护下，盛开了一年又一年。她用清丽柔美的花瓣、吐露芬芳的花朵，抚慰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灵。可是，她开在空旷的山野里，自生自灭，太寂寞了。
我们不应该让这枝美丽的“花儿”在旷野里慢慢枯萎，我们应该保护她。“花儿”走进城市，可以说为“花儿”的茁壮成长找到了一张温床。可是，离开了天高云淡的田野，走进灯红酒绿的城市，它身上的那种纯真、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还能保持多久？这很令我担心。“花儿”本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瑰宝，长此以往，会不会产生变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来到城市，会不会变成又苦又涩的枳？不要以为满大街响起“花儿”的歌声我们就盲目乐观，以为“花儿”真的在城市扎下了根。而这恰恰是一种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行为。“花儿”普及了，可我发现，她并未在郁金香节、青洽会、环湖赛上出现。这说明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还没有成为青海的一个品牌。
让走进城市的“花儿”既能茁壮成长，又能保持她身上纯净朴实的乡村风格，说实在的，我不是专家，不能提出绝对的解决办法，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了别的山歌。广西的刘三姐本已家喻户晓，可是有一天，一位叫斯琴格日勒的歌手突然以一曲粗旷豪放的“唱山歌哎，山歌好比春江水。”把刘三姐又抬到了一个高度，使刘三姐的形象在人们的脑海中更加深刻了。朱哲琴以一曲《阿姐鼓》，把西藏的神秘、苍凉和旷远推到了极致。再如，殷秀梅的一曲《塞北的雪》，把美声唱法介绍给了贫民阶层，使人们一下子接受了这种高雅艺术。联想到“花儿”，我们是否也可以在保护她原生态的民间艺术的同时，又赋予她新的理念呢？
高原无处不飞花，“花儿”是青海民间最瑰丽的艺术。不论她在田间地头吐露芬芳，还是在茶社舞台上姹紫嫣红，我们都应该真心地喜爱她，呵护她，为她辛勤耕耘，让这朵美丽的“花儿”常开不败。
后来，我们单位搞维修，请了一个农民施工队。其中有一位大嫂特别善于唱“花儿”，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的楼道里整天飘荡着她甜美的“花儿”声。这于我是一件幸事，我整天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听她演唱一边向她讨教各种“花儿”的问题。从她的歌声中，我听到的“花儿”和在茶社中听到的“花儿”似乎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又说不上来。大嫂的“花儿”和茶社中的“花儿”在歌词、曲调、曲令上都没有丝毫的差异，但听起来却是两种味道。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大嫂唱的是原汁原味的乡土“花儿”，歌声中有一种无拘无束的直白和野性，茶社中的“花儿”是经过改良包装后的“花儿”，有电子琴伴奏，有轻音乐过门，它不再是从田间地头上直接飞出来的夹裹着泥土和露珠的山野之声。它在街道和楼群中穿行，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城市的味道。
“花儿”的故乡在农村。农村的田间地头、山野树林、河水草地才是她赖以生存的肥田沃土啊。于是，特别向往听一次真正的“花儿”。机会终于来了，今年6月份，我有幸参加了一次下乡采风的活动。可是，在农村，我竟然没有听到“花儿”。我们一个乡一个乡地走，一路上，我看见麦苗在静静地生长，油菜花在静静地开放，牛羊在山坡上静静地吃草，农民在田野里静静地劳作。只有养蜂人的蜜蜂在花间吟唱着一曲似有若无的嗡嗡声。偶尔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或摩托车呼啸驶去，打破那田野上空旷的宁静。
6月的阳光同样静静地普照着田野中的一切生灵。按理，这个季节正是在麦地里拔草唱“花儿”的黄金季节，我也曾看见有一群群穿着各色花衣衫、戴着凉帽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村妇女，可她们只是默默地劳作，并没有一句“花儿”飞出来……
当然，在农村，也并非是一句“花儿”都听不到。在县城的街道上，各个商店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花儿”声。只是，那都是放的光碟或音乐磁带，而不是歌手在演唱。在山野林间的茶园里，“花儿”的歌声更是唱得如火如荼。细听，那只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被扩大了的“花儿”录音。
几天采风，我看到了农村各种各样的景象，惟独没有听到真正的“花儿”。难道，“花儿”从农村消失了吗？现在的农民不唱“花儿”了吗？可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我上下班经常路过火车站，在火车站东侧，经常有开往各个州县上去的班车在此候客。因此，这里是农村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就有精明的商家在这里开了一溜儿音像店，专门出售青海“花儿”、社火及青海方言的碟片和磁带。每每走到这里，那大小商店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花儿”声不亚于县城的街道。有需求才有市场，大概这里的商家们看准了农民喜爱“花儿”的心理，从他们身上一定赚取了不少银子。
由此可见，农村人还是相当喜爱“花儿”的，花儿的根还是深深地培植于农村这块肥沃的田野中的。那么，从农村走出来的“花儿”走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她走到了城市了。
毋庸讳言，“花儿”发展到今天，她已不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山歌野曲了，她成了青海的一个品牌，是所有青海人都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音乐。我想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只要是青海人，就没有不喜欢“花儿”的。因此，“花儿”走进城市理所应当，也是一种趋势使然。从最早的大篷车演出队到现在铺天盖地的“花儿”光碟、“花儿”磁带。“花儿”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城市。它抖落掉了身上的露珠，拍打掉了身上的尘土，从拔草阿姐的凉圈帽下走出来，从放羊娃的羊鞭下走出来，从脚户哥的驮队中走出来，从筏子客的船桨中走出来，从沙娃的牛毛帐篷中走出来……它走到城市的公园、茶社、街道、舞台、卡厅、电视，甚至全国性的艺术殿堂。
就像一个聪明灵秀的村姑有机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发挥了她人生更大的价值。“花儿”走进城市的第一个好处，是许多人直接认识和了解了“花儿”。许多原先不懂“花儿”或并不看好花儿的人，只要听过一次“花儿”，就被她那直白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婉转悠扬、荡气回肠的曲调所折服，转而会深深地喜欢上“花儿”。
“花儿”来到了城市，也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开发。西宁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可这个城市并没有留下多少古老的东西，它几乎被外来文化淹没了。“花儿”在城市流行，可以使许多人，尤其使青少年了解到许多青海土著的古老文化。因为，“花儿”蕴涵了许多民俗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广博而又丰厚的知识，“花儿”本身就是一部民间的百科全书。“这个尕娃儿，/穿着个尕大氅儿，/端着个尕木碗儿，/舀给点尕面片儿，/嘘溜嘘溜地喝着哩。”单就一个“尕”字，便包含了无穷无尽的内容，恐怕请来民俗学家，说上三天三夜，也未必说得透“尕”字在这首“花儿”中的含义。这只能让听者自己去心领神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了。
“花儿”来到了城市，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也繁荣了文化市场。据我所知，西宁现在有三十多家“花儿”茶社，在这些茶社里，活跃着一大批年轻的歌手，他们以唱花儿为职业，把唱“花儿”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这样，使农村许多有天赋的歌手既找到了展示自身价值的舞台，又以歌声换取了劳动报酬，一举两得。同时，由于“花儿”在城市中的兴起，推动了茶园经济，西宁人夏天“浪河滩”的风俗得以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茶园经济又带动了餐饮、旅游、园林、花卉等相关行业的繁荣。同时，“花儿”也带动了音像出版业的发展，由于花儿是平民的艺术，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劳动人民的情感生活，所以，它在群众中有着广阔的市场。每当一张新的光碟或磁带出版，就有群众排着长队购买的景象出现。因此，光碟出版了一张又一张，还是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花儿”来到了城市，就是城市的一种文化品位。“夏都”是西宁市的一个文化品位，外地人是奔着凉爽来西宁旅游的。我曾经听一位刚下火车的旅客感慨：“啊，真凉爽啊，整个城市就像安了一个大空调。”我们去西安旅游，感受的是古都文化；我们去周庄旅游，感受的是江南水乡文化；我们去西藏旅游，感受的是雪域宗教文化。那么，在西宁旅游，除了感受到凉爽外，还能感受到什么文化呢？似乎没有。其实，青海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花儿”来到了城市，它成了城市的一张名片，和“夏都”一样有着独特又诱人的魅力。“我给我的阿哥哈绣给个满腰转，/褐子的边边，/里子是毡毡，/纽子绾成个蛋蛋，/热热火火的钻钻，/做下的干散，/牛毛俩再扎个牡丹，/你穿上了走，/人前头要显个手段。”
“把尕妹好比个红花青，/手儿里捧上，/脸蛋儿挨上，/脖子里链上，/稀罕儿拉拉地拴上，/鼻疙瘩闻上，/满嘴的涎水哈咽上，/我揣上了走，/有心肠挨肉儿贴上。”来西宁旅游的外地人，如果能理解这首“花儿”的意思，我相信西宁留给他的不仅是清凉和朴实。青海的“花儿”，就像那陈年佳酿，醇香悠长，会令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回味无穷。
“花儿”进城，似乎以燎原之势在城市中迅速走红。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进了城的花儿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街道的味道。市场上卖的碟片，无一例外是电子琴、西洋音乐，甚至是钢琴、萨克斯管伴奏。这样的碟片，怎么能把“花儿”那原始的苍凉和含蓄表达出来呢？有的甚至把“花儿”变成了迪斯科音乐，“花儿”不再抒发情感了，它变成了纯粹娱乐性的东西。这样的音乐，只能把“花儿”引向误区。
市场即需要，这本也无可厚非。在“花儿”茶社、在“花儿”会、在风情园、在城市中凡是能出现“花儿”的地方，同样面临着“花儿”“失真”的问题。歌手的素质良莠不齐，“花儿”的歌词、曲调陈旧、老套。唱来唱去都是“三闪令”、“水红花令”，歌词除了“尕马儿骑上了枪背上”，就是“老爷山上的刺玫花”。其实，真正的“花儿”是底层劳动人民情感的真实流露，她承载的是人们心底那最柔软的伤痛。“姊妹啊，/有你呵我铺的是红毡，/没你呵我溜的是净板哪；/有你呵我吃的是面片，/没你呵我拌的是炒面哪。/姊妹啊，/我天每日你的坟头儿上望啊，/你快快儿转着个阳世上啊。”听到这样的“花儿”，谁不会难受得掬一把辛酸泪呢？
现在，人们唱“花儿”似乎只是为了高兴，没有人再会去唱“麻子嘛麻给在脸上哩，心肠好了着我爱了。”这类传统“花儿”。
在“花儿”会上，还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演员的装扮，唱传统“花儿”，偏要西装革履；唱现代“花儿”，偏要马甲阔裤。要不就是不论什么场合，一律都是藏族服饰，须知，“花儿”是青海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歌，不光藏族人民唱“花儿”，回族、土族、蒙古族、东乡族等都在唱“花儿”。
“花儿”“失真”，花儿的歌词也受到了冲击。我们知道，“花儿”的词讲究比、兴、赋。古老的《诗经》也讲究比、兴、赋。所以，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花儿”的歌词就起源于《诗经》。比如，《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花儿”中就有“进去园子了摘轮柏，/轮柏上水汪着哩；/我唱个‘少年’你明白，/不明白是你装着哩。”《诗经》上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花儿”中就有“天上的星星明着哩，/月影里下雪着哩；/尕妹的门上蹲着哩，/毡帽里捂脚着哩。”《诗经》上有“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花儿”中就有“见了尕妹着没抬头，尕手儿里塞给了一把大豆。”这样美妙绝伦的句子。可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把许多语言优美、感情真挚的“花儿”忘记了，更不会去关心这些歌词的出处。要唱，也就唱“你把我喜欢我把你爱，我俩人永远不分开。”爱情成了打情骂俏的东西。
“花儿”是生长在山野田间中的一朵美丽奇葩，几千年来，她沐浴着灿烂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清纯甜美的山野之风，以青山绿水为伴，在劳动人民的精心呵护下，盛开了一年又一年。她用清丽柔美的花瓣、吐露芬芳的花朵，抚慰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灵。可是，她开在空旷的山野里，自生自灭，太寂寞了。
我们不应该让这枝美丽的“花儿”在旷野里慢慢枯萎，我们应该保护她。“花儿”走进城市，可以说为“花儿”的茁壮成长找到了一张温床。可是，离开了天高云淡的田野，走进灯红酒绿的城市，它身上的那种纯真、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还能保持多久？这很令我担心。“花儿”本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瑰宝，长此以往，会不会产生变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来到城市，会不会变成又苦又涩的枳？不要以为满大街响起“花儿”的歌声我们就盲目乐观，以为“花儿”真的在城市扎下了根。而这恰恰是一种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行为。“花儿”普及了，可我发现，她并未在郁金香节、青洽会、环湖赛上出现。这说明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还没有成为青海的一个品牌。
让走进城市的“花儿”既能茁壮成长，又能保持她身上纯净朴实的乡村风格，说实在的，我不是专家，不能提出绝对的解决办法，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了别的山歌。广西的刘三姐本已家喻户晓，可是有一天，一位叫斯琴格日勒的歌手突然以一曲粗旷豪放的“唱山歌哎，山歌好比春江水。”把刘三姐又抬到了一个高度，使刘三姐的形象在人们的脑海中更加深刻了。朱哲琴以一曲《阿姐鼓》，把西藏的神秘、苍凉和旷远推到了极致。再如，殷秀梅的一曲《塞北的雪》，把美声唱法介绍给了贫民阶层，使人们一下子接受了这种高雅艺术。联想到“花儿”，我们是否也可以在保护她原生态的民间艺术的同时，又赋予她新的理念呢？
高原无处不飞花，“花儿”是青海民间最瑰丽的艺术。不论她在田间地头吐露芬芳，还是在茶社舞台上姹紫嫣红，我们都应该真心地喜爱她，呵护她，为她辛勤耕耘，让这朵美丽的“花儿”常开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