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新作《乡愁的文化表达》，倍感亲切，也倍感乡愁和倍思乡愁。
　　邹广文近十年来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文化问题”，追踪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的足音，探寻任重而道远的文化强国之路，撰写了多维度、系列化专题文论。其实这已不仅仅是一种文思笔迹，更是邹广文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悟，虽然部分成果已见诸报端，但现在终于以一个“艺术的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更加呈现出一个哲学学者深刻的文化观察和浓郁的人文情怀。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正体现着从原生态的“乡土文明”向现代化“城市文明”的衍生与转换，人们的价值选择、心性情感、精神信仰、审美标准和幸福观念也正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尤其是现代文明催生的“同质化”心理与逻辑风靡世界，促使了现代生活渐趋物象化、理性化、程式化和技术化，正如《尚书》中“维齐非齐”之喻，我们的思想、文化和生命的个性被日益溶蚀、湮没、消弭了，以致人们对自身相与的周遭境遇正不断涌生出一种“熟悉的陌生”之感，并深切地体验到自己“文化身份”的模糊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自己“被边缘化”“被放逐”的失落与酸楚，“离去兮情怀忧伤”。如此情形下，难免使人们流露出对体现古道热肠、质朴淳厚、美善相乐的“乡土气息”的追忆、眷恋和怀思。面对现代人心灵深处隐约无形的母国情结和乡土离愁，我们亟须“疗伤”，通过“思想移居”“精神原乡”的“自救”方式，找回我们失去的华夏文明强音和民族文化自我，传承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根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活的传统和灵魂”。
　　换言之，现代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肆意妄为了，“物质畸变，心思漂浮”，人存在的意义被遗忘了，人在自己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为了改变“存在之被遗忘状态”，我们就要自主寻求文化精神上的超越性“返乡”，感受来自“乡土文化”中“原始的力量”与“纯化了的生活精髓”，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持守“本己”，居有“本来”。通过这种“文化返乡”方式，以排遣和化解“本己文化”因“现代化浪潮”的过滤稀释所带来的疏离感与异化感，来抚慰人们内心失序的惆怅、离本的困惑和无根的隐忧。
　　而《乡愁的文化表达》一书的问世，不仅恰逢其时地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思想引领，而且也将深度唤起人们久违却温暖的文化记忆，春风化雨般地纾解着人们的文化愁思，潜移默化地滋养着现代人荒芜的心田，申申然复苏着人们思想与生命的韌度和张力，夭夭然憧憬着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与梦想。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文化哲学的语境下，通过近十年来对“文化中国”问题的体悟与追问，有力地诠释和表达了一系列引人深省的时代性议题：未来之中国将走向何方？国人所希冀的中国梦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进一步说，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全球化”与“本土化”、“异域文化”与“母族文化”的碰撞冲突能否以及如何消弭？究竟该如何守护好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如何安妥人们漂泊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城市生活中“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和谐共处？中华文化如何在未来人类文明的格局中真正保有、彰显自己的应有价值，发挥自身独特的魅力？倘若用心阅读书中所追问和探讨的以上议题及其充分的阐述，我们便不难发现，呈现于读者眼帘的这本著作绝非一种随意性的思想札记，而是一部具有文化战略眼光与“心性化”逻辑的，饱含“家—国—天下”情怀和思想“严格性”的学术专辑。并且，该书名中的“乡愁”所要“表达”的也绝不止于某种“积极心理学”意义，而更具有“文化哲学”或“哲学人类学”的意味。
　　一个真正的富有活力的思想成品，不仅要立意高远、主旨鲜明、逻辑缜密和观点精湛，更要体现出文心与民心的通达，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文本精神与时代需求的融合等多重特点。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乡愁的文化表达》就是一部兼容上述特点的学术精品。本书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和高度，从“文化乡愁”入思，并通过“文化乡愁”对“启蒙理性之承诺”或“现代性之诉求”的追问与反拨，来唤醒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实践”自觉。在此逻辑思路的统合下，《乡愁的文化表达》内含彼此互摄联动的六个“章节”：“当代文化漫议”“全球发展话语”“生活哲学之思”“传统文化解读”“技术人文平衡”和“‘文化中国’前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部分篇首处，还配有清华美院林乐成教授绘制的别具匠心的精美插图，图文并茂，交相辉映，正可谓“笔性墨情，应物象形，天机迥高，思与神合”。统揽全书，我们似可发觉，在这六部分显性的理论结构的背后，自行内嵌着“四重”隐性的理论“底牌”与“思想节度”：“古—今”“技—道”“源—流”“述—作”。这四重思维“关节”一以贯之地推展着“乡愁的文化表达”。
　　一是“古—今”之维，作者意在揭示“文化传统对现代化所具有的特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传统永远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精神资源”，而且更是因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传统文化现代化”之可能性也只有在“古—今”语境中才能孕育、生成并赢得未来。
　　二是“技—道”之维，注重的是现代社会中“物法”与“心法”两种逻辑的比重关联。技术“解蔽”物性，道术“诚明”人心。传统技术是内在于人的生活，现代人则陶醉于技术万能的神话。本书强调，科技创新与“立法开道”皆为了改善“生活的品质”，技术保有人文关怀，才可能回归人的生活，赋予人性与社会发展之根本目的。
　　三是“源—流”之维，重在诠释“扎根”与“生长”这两个隐喻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意。中国文化讲求“厚生”之德，追求“生生”之美。生长先要扎根，守土即为固本，如韩非所言“固柢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所以作者反复重申，守护文化生命是我们的责任，文化之“根”守持住了，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归宿，灵魂就有了托付之处，我们就会从容地走向未来。
　　四是“述—作”之维，此维尽显了作者的学术良心与担当精神，即增强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述”重在反身体认，“作”成就未来。“作”既是“述”的断裂也是对“述”的接续，文化在“述而作”中被赋予了生命与节奏，化为“活的传统”。本书指出，“文化中国”不是“静态风景”或历史怀旧，而是时代发展中“未竟的事业”。我们不但要述好“中国故事”，更要为国人的精神“立法”。 　　以上这四重经纬交织的“思维节度”构成了从“文化乡愁”到“文化中国”的整全表达。如此看来，《乡愁的文化表达》的“总关节”是对中国人“精神原乡”的“本有”之思；而其“主脉络”，则是“文化中国”由“故乡”到“远方”的“存有”之道。上述这种“一隐一显”“内—外”互补的理论构思和思维向度不仅体现了《乡愁的文化表达》一书独特的写作风格，而且也体现了“乡愁”之“文化表达”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不仅反映了该书与众不同的特色，而且也折射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使人“恻然有所觉，揭然有所存”。相信该书定能引起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不同凡响。
　　《乡愁的文化表达》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或实践智慧：由“乡愁”敞开现代人闭锁的“文化生命”之“空门”，寻求现代人“文化心灵”的安顿与“文化身份”的明朗，并以“文化优先”而非“逻辑优先”的原则旨趣，在人类大历史时空构架中来确证、谋求人之“所是”与“所应是”相生聚合的“生命精神”與“文化身份”，进而用“文化”向世界说明、展示中华民族坦然、包容、自尊和自信的文化气度，确证、传递中华民族自决、自立、和谐与创新的文化活力；让“文化中国”凝结为每一位中华儿女情有所依、心有指归的“精神家园”，从心性情感上引导国人在精神信仰和文明意识中找回我们遗失的“天、地、人”相盈共生的美好场景；使“文化中国建设”上升为国人自觉的“集体自我意识”，内化为每一个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中感受、享有和拓展自我生命的意义。
　　当然，《乡愁的文化表达》的思想意境最终要靠读者去品味与挖掘。从根本上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正如斯宾格勒所讲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特殊材料”——人类身上，从发生到衰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母体、精神基因、历史印记与故土情结，都有或浓或淡、亦隐亦现的“文化乡愁”，都有“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它植根于人们的性灵深处，念兹在兹，挥之不去。对于“文化乡愁”，也许根本不能也无须“挥去”。说它“不能”，是因为“物理的故乡”，此身迟早终须离开，然“精神的原乡”，此生终须拥有；说其“不需要”，则是缘于人只有在“还乡”的心灵安顿中才会实现生命的保存与展开，进一步说，人只有“带着根走”才会化“乡愁”为携世界“相与优游”。
　　（作者简介：常江，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社会伦理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