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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福尔摩斯至今仍在帮助人们破案,这可能吗?在纪录片《福尔摩斯如何改变世界》中,导演的答复是肯定的。这位由苏格兰眼科医生亚瑟·柯南·道尔塑造的虚拟侦探,切实运用了比现实早近一百年的法医学知识,包括现场证据收集、血液检测、弹道检测、毒性检测、显微镜化验等,对后世的法医学、刑事侦查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纪录片以“开膛手杰克案”开场,穿插福尔摩斯小说里的案件,采访了多名刑事侦查专家,观众们由此便可窥得,自百年前第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出版以来,这位虚构的侦探是如何至今仍在帮助破案的。福尔摩斯向大众传递的首个刑事侦查思路,是现场证据至关重要。
1887年,随着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的出版,福尔摩斯横空出世,读者习惯于将《血字的研究》称为“第一个案件”。为了侦破这起案件,福尔摩斯细致入微地观察整个犯罪现场,趴在地上观察灯光如何照在地板上,观察地板上的鞋印,凑近被害者嗅闻口鼻处散发的味道——一系列让身边的华生和莱斯特雷德探长感到相当“古怪”的举措。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是在收集法医物证。法医物证是案件中唯一不会撒谎的东西,对于案件的侦破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
《血字的研究》发表后仅仅几个月,1888年8月的最后一天,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在伦敦杀害了第一名受害者。随后,在不到90天内,这个被后世称为“开膛手杰克”的杀人魔王在一里的范围内进行了6次谋杀。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年代,警方还没有意识到证据的重要性,犯罪现场就只是犯罪现场。没有采集证据这一说,也没有犯罪现场污染这个概念,每一个需要去勘察的人都会前往现场,现场基本都会遭受警察和围观者的破坏。福尔摩斯与这些现实中的警方处于同一时代,但福尔摩斯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警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开膛手杰克案”至今未能告破,成为一桩历史疑案。正如纪录片中一位法医所感叹,这起案件的现场和《血字的研究》里一样,留下了血液和鞋印,如果福尔摩斯能真正出现,或许他能推断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福尔摩斯对法医学和刑侦领域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些破案的手法。更重要的是,后世的先驱们受福尔摩斯启发,进一步提炼文艺作品中的内容,贯彻到专业领域里,成为后人刑侦调查的行为准则和基础。纪录片将镜头转向了奥地利,介绍了格鲁斯的《刑事侦查员指导手册》。
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集发表后,奥地利的法官汉斯·格鲁斯迅速成为福尔摩斯迷,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将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付诸实践,卓有成效。格鲁斯苦恼于自己经常会面对证据很少或者调查很不充分的案件,调查员会给他带来严刑逼供的犯人,却不能通过现场证据来理解整个案情。由此,格鲁斯萌生了为犯罪现场调查员撰写指导手册的想法。1893年,格鲁斯的《刑事侦查员指导手册》发布,在这本手册里,格鲁斯事无巨细地指导刑侦人员如何处理证据,并由此对案件展开调查。格鲁斯的手册迄今仍然是最重要的犯罪现场调查指导手册之一。
不过,对福尔摩斯而言,收集证据只完成了一半。他更为天才的地方在于教会后世的侦探们如何从证据中进行推断,如何把证据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勾画出罪犯以及犯罪事实的轮廓。这种思维方式,即“演绎推理”。同时,福尔摩斯告诫后人,在所有证据都到手之前就得出结论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会使判断带有偏见。一个人不能在获得所有事实之前就进行推断,并匆匆得出结论。必须要有发散的思维,设想不同的可能性。
在纪录片中,美国最顶尖的法医学专家李昌钰博士分享了他的一次破案过程。李博士是个热切的福尔摩斯迷,最常运用的便是福尔摩斯式的演绎推理:完成最基本的证据采集后,将每个证据联系在一起。在犯罪现场所能发现的各项证据中,李博士着重关注的是血液证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神秘凶杀案中,警方发现了46岁的斯蒂芬·海恩斯的尸体。他赤裸着,面部朝下倒在车库里。现场溅满血迹,和海恩斯同居的苏珊·巴莱特发现了他伤痕累累的尸体,三天后巴莱特被指控二级谋杀,她本人也承认在争吵中用酒瓶子对海恩斯挥出致命一击。巴莱特的律师哈伯尔特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怀疑她可能遭到严刑拷打,被迫招供。为此,哈伯尔特联系了李昌钰博士来到现场进行调查。
通过检查现场的血液证据,李博士很快就被地板上的血迹吸引了注意力。正常的血滴从一定高度掉下来会留下一定大小的血痕,通常都是圆形的、实心的。地板上的血点却没有中心,只有边缘地区有血,中心地区没有血。这意味着,这些血很可能是受害者咳嗽呕吐出来的。受害者咳出带有气泡的血,在干掉的过程中气泡破灭,就出现了中间的孔洞。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吐血?大多数慢性酒精中毒的人都有肝硬化,血液会涌进他们的肺部,造成呕血。本案的受害者海恩斯恰好很喜欢喝酒,经常喝醉。此外,李博士检查尸检照片时,看见受害者身上有大量的伤痕,于是向医院求证,得知救护车曾被叫来过15次,每次海恩斯喝醉之后就会撞到桌子,造成身上各种淤青,并不是同居人虐待所致。因此,李博士认为,海恩斯实际上死于慢性酒精中毒。案件因此撤诉,洗刷了苏珊·巴莱特的冤屈。
纪录片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福尔摩斯的原型是谁?19世纪70年代,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学医时遇到了他最为尊重的导师,同时也是演绎推理方面令人惊叹的开路先锋,约瑟夫·贝尔医生。贝尔医生善于观察细节,思维敏捷,往往病人还没来得及张口,他就可以做出病情诊断,也经常能准确说出病人的国籍和职业等信息,都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在创造出福尔摩斯多年之前,柯南·道尔一直为贝尔的演绎推理能力所着迷,他记录下贝尔医生每次的推理过程,并运用在福尔摩斯身上。
例如,1893年8月,一名叫阿尔弗雷德·约翰·蒙森的导师带着他20岁的学生塞西尔·汉堡罗到苏格兰阿盖尔郡的阿德拉蒙特狩猎。一声枪响后,蒙森跑进附近的房子,声称他的学生在试图爬过一道栅栏时,携带的枪被挂住了,走火射中了自己,当场死亡。贝尔医生选择的方法是进行射击实验判断,什么样的距离才会造成这样的枪伤。通过实验,贝尔得出结论,这处枪击伤口只可能是从10码外的地方射击造成,并不是随身携带枪的走火距离。同时,贝尔发现师徒二人所携带的枪支的大小不同,致命伤是由大支的猎枪造成,受害者并没有携带这样的一支枪——这暗示着学生是被谋杀的。这个故事与同一年出版的《赖盖特之谜》中福尔摩斯侦测弹道的桥段,可谓有着有趣的巧合。
随着福尔摩斯的名气大涨,柯南·道尔本人成为公众人物,经常收到信件请求帮助破案。1903年,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发生了一系列动物肢解事件,有人每天夜晚在马匹的身上切出细长且很深的口子,使马匹缓慢流血而死。这种残忍且匪夷所思的行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惶恐,但一直没能抓住凶手。有人开始写匿名信,暗示当地的一名叫乔治·艾达的律师和此事有关。在发生了更残忍的肢解后,警方逮捕了艾达,并从他的住宅中搜出了一些物证:一件带有马的鬃毛的外衣,还有一把剃须刀,警方声称这就是切割马匹的凶器。最终艾达被判处有罪,监禁七年。三年后艾达被释放,但并没有被赦免,人们仍旧认为他应当对此案负责,警方也没再寻找别的嫌犯。
就在这时,艾达给柯南·道尔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可以替自己洗刷冤屈。柯南·道尔来到斯塔福德郡,进行现场调查后,发现自己和福尔摩斯处在同样的境地——事实证明,警方的调查工作非但没有完成,还充满了偏见和种族歧视,现场物证完全被警方忽视了。艾达衣服上的马鬃毛符合从马匹腹侧采集到的毛发样本,但柯南·道尔指出,如果有人和马匹待在一起,并且靠近它们并割开其腹部,那么一定会沾上马身体各个部位的毛。然而,从艾达衣服上所发现的29根毛发都只和腹部的毛发相似。艾达的剃须刀也引起了爭议,上面几乎没有任何毛发。另外一个关键点是,柯南·道尔第一次与艾达接触时,发现他看报纸会把报纸拿得很近,几乎贴在脸上。因为他近视得太厉害,几乎无法看清任何东西——柯南·道尔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能力在夜间出门,跟踪动物,割开它们的身体,再从黑暗中逃走的人。
尽管柯南·道尔竭力证实艾达无罪,警方依然拒绝承认,这激发了柯南·道尔的热情,希望纠正法律系统中的不公,他开始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对政治家进行游说。两年后,英国建立了首个上诉法院,柯南·道尔是推动其建立的最主要声音——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笔下人物的理念,这位作者也可以算得上是“知行合一”了。
编辑:薛华
福尔摩斯时代,警方甚至不知道如何保护现场
纪录片以“开膛手杰克案”开场,穿插福尔摩斯小说里的案件,采访了多名刑事侦查专家,观众们由此便可窥得,自百年前第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出版以来,这位虚构的侦探是如何至今仍在帮助破案的。福尔摩斯向大众传递的首个刑事侦查思路,是现场证据至关重要。
1887年,随着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的出版,福尔摩斯横空出世,读者习惯于将《血字的研究》称为“第一个案件”。为了侦破这起案件,福尔摩斯细致入微地观察整个犯罪现场,趴在地上观察灯光如何照在地板上,观察地板上的鞋印,凑近被害者嗅闻口鼻处散发的味道——一系列让身边的华生和莱斯特雷德探长感到相当“古怪”的举措。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是在收集法医物证。法医物证是案件中唯一不会撒谎的东西,对于案件的侦破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
《血字的研究》发表后仅仅几个月,1888年8月的最后一天,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在伦敦杀害了第一名受害者。随后,在不到90天内,这个被后世称为“开膛手杰克”的杀人魔王在一里的范围内进行了6次谋杀。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年代,警方还没有意识到证据的重要性,犯罪现场就只是犯罪现场。没有采集证据这一说,也没有犯罪现场污染这个概念,每一个需要去勘察的人都会前往现场,现场基本都会遭受警察和围观者的破坏。福尔摩斯与这些现实中的警方处于同一时代,但福尔摩斯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警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开膛手杰克案”至今未能告破,成为一桩历史疑案。正如纪录片中一位法医所感叹,这起案件的现场和《血字的研究》里一样,留下了血液和鞋印,如果福尔摩斯能真正出现,或许他能推断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福尔摩斯对法医学和刑侦领域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些破案的手法。更重要的是,后世的先驱们受福尔摩斯启发,进一步提炼文艺作品中的内容,贯彻到专业领域里,成为后人刑侦调查的行为准则和基础。纪录片将镜头转向了奥地利,介绍了格鲁斯的《刑事侦查员指导手册》。
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集发表后,奥地利的法官汉斯·格鲁斯迅速成为福尔摩斯迷,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将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付诸实践,卓有成效。格鲁斯苦恼于自己经常会面对证据很少或者调查很不充分的案件,调查员会给他带来严刑逼供的犯人,却不能通过现场证据来理解整个案情。由此,格鲁斯萌生了为犯罪现场调查员撰写指导手册的想法。1893年,格鲁斯的《刑事侦查员指导手册》发布,在这本手册里,格鲁斯事无巨细地指导刑侦人员如何处理证据,并由此对案件展开调查。格鲁斯的手册迄今仍然是最重要的犯罪现场调查指导手册之一。
演绎推理法:发现那些真实的因果
不过,对福尔摩斯而言,收集证据只完成了一半。他更为天才的地方在于教会后世的侦探们如何从证据中进行推断,如何把证据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勾画出罪犯以及犯罪事实的轮廓。这种思维方式,即“演绎推理”。同时,福尔摩斯告诫后人,在所有证据都到手之前就得出结论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会使判断带有偏见。一个人不能在获得所有事实之前就进行推断,并匆匆得出结论。必须要有发散的思维,设想不同的可能性。
在纪录片中,美国最顶尖的法医学专家李昌钰博士分享了他的一次破案过程。李博士是个热切的福尔摩斯迷,最常运用的便是福尔摩斯式的演绎推理:完成最基本的证据采集后,将每个证据联系在一起。在犯罪现场所能发现的各项证据中,李博士着重关注的是血液证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神秘凶杀案中,警方发现了46岁的斯蒂芬·海恩斯的尸体。他赤裸着,面部朝下倒在车库里。现场溅满血迹,和海恩斯同居的苏珊·巴莱特发现了他伤痕累累的尸体,三天后巴莱特被指控二级谋杀,她本人也承认在争吵中用酒瓶子对海恩斯挥出致命一击。巴莱特的律师哈伯尔特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怀疑她可能遭到严刑拷打,被迫招供。为此,哈伯尔特联系了李昌钰博士来到现场进行调查。
通过检查现场的血液证据,李博士很快就被地板上的血迹吸引了注意力。正常的血滴从一定高度掉下来会留下一定大小的血痕,通常都是圆形的、实心的。地板上的血点却没有中心,只有边缘地区有血,中心地区没有血。这意味着,这些血很可能是受害者咳嗽呕吐出来的。受害者咳出带有气泡的血,在干掉的过程中气泡破灭,就出现了中间的孔洞。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吐血?大多数慢性酒精中毒的人都有肝硬化,血液会涌进他们的肺部,造成呕血。本案的受害者海恩斯恰好很喜欢喝酒,经常喝醉。此外,李博士检查尸检照片时,看见受害者身上有大量的伤痕,于是向医院求证,得知救护车曾被叫来过15次,每次海恩斯喝醉之后就会撞到桌子,造成身上各种淤青,并不是同居人虐待所致。因此,李博士认为,海恩斯实际上死于慢性酒精中毒。案件因此撤诉,洗刷了苏珊·巴莱特的冤屈。
从塑造福尔摩斯到成为福尔摩斯
纪录片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福尔摩斯的原型是谁?19世纪70年代,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学医时遇到了他最为尊重的导师,同时也是演绎推理方面令人惊叹的开路先锋,约瑟夫·贝尔医生。贝尔医生善于观察细节,思维敏捷,往往病人还没来得及张口,他就可以做出病情诊断,也经常能准确说出病人的国籍和职业等信息,都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在创造出福尔摩斯多年之前,柯南·道尔一直为贝尔的演绎推理能力所着迷,他记录下贝尔医生每次的推理过程,并运用在福尔摩斯身上。
例如,1893年8月,一名叫阿尔弗雷德·约翰·蒙森的导师带着他20岁的学生塞西尔·汉堡罗到苏格兰阿盖尔郡的阿德拉蒙特狩猎。一声枪响后,蒙森跑进附近的房子,声称他的学生在试图爬过一道栅栏时,携带的枪被挂住了,走火射中了自己,当场死亡。贝尔医生选择的方法是进行射击实验判断,什么样的距离才会造成这样的枪伤。通过实验,贝尔得出结论,这处枪击伤口只可能是从10码外的地方射击造成,并不是随身携带枪的走火距离。同时,贝尔发现师徒二人所携带的枪支的大小不同,致命伤是由大支的猎枪造成,受害者并没有携带这样的一支枪——这暗示着学生是被谋杀的。这个故事与同一年出版的《赖盖特之谜》中福尔摩斯侦测弹道的桥段,可谓有着有趣的巧合。
随着福尔摩斯的名气大涨,柯南·道尔本人成为公众人物,经常收到信件请求帮助破案。1903年,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发生了一系列动物肢解事件,有人每天夜晚在马匹的身上切出细长且很深的口子,使马匹缓慢流血而死。这种残忍且匪夷所思的行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惶恐,但一直没能抓住凶手。有人开始写匿名信,暗示当地的一名叫乔治·艾达的律师和此事有关。在发生了更残忍的肢解后,警方逮捕了艾达,并从他的住宅中搜出了一些物证:一件带有马的鬃毛的外衣,还有一把剃须刀,警方声称这就是切割马匹的凶器。最终艾达被判处有罪,监禁七年。三年后艾达被释放,但并没有被赦免,人们仍旧认为他应当对此案负责,警方也没再寻找别的嫌犯。
就在这时,艾达给柯南·道尔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可以替自己洗刷冤屈。柯南·道尔来到斯塔福德郡,进行现场调查后,发现自己和福尔摩斯处在同样的境地——事实证明,警方的调查工作非但没有完成,还充满了偏见和种族歧视,现场物证完全被警方忽视了。艾达衣服上的马鬃毛符合从马匹腹侧采集到的毛发样本,但柯南·道尔指出,如果有人和马匹待在一起,并且靠近它们并割开其腹部,那么一定会沾上马身体各个部位的毛。然而,从艾达衣服上所发现的29根毛发都只和腹部的毛发相似。艾达的剃须刀也引起了爭议,上面几乎没有任何毛发。另外一个关键点是,柯南·道尔第一次与艾达接触时,发现他看报纸会把报纸拿得很近,几乎贴在脸上。因为他近视得太厉害,几乎无法看清任何东西——柯南·道尔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能力在夜间出门,跟踪动物,割开它们的身体,再从黑暗中逃走的人。
尽管柯南·道尔竭力证实艾达无罪,警方依然拒绝承认,这激发了柯南·道尔的热情,希望纠正法律系统中的不公,他开始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对政治家进行游说。两年后,英国建立了首个上诉法院,柯南·道尔是推动其建立的最主要声音——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笔下人物的理念,这位作者也可以算得上是“知行合一”了。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