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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千多年前，周公旦制礼作乐，开创了我国礼仪之邦的新纪元，但随着周朝的灭亡，周礼文化似乎再难觅其踪。通过对《周礼村落》一书的文本研究，梳理文本所记录的对周礼北村和周礼南村的田野调查，可以得出结论，周礼文化一直在古周地所在的广大乡村地域传播，并早已深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至今延绵不绝。
关键词：周礼文化；《周礼村落》；文明基因；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4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83-07
作者简介：张亚斌（1963-），男，陕西合阳人，北京开放大学创意设计学院教授，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华夏乃礼仪之邦，自三千多年前周公旦制礼作乐、伐纣救民、封土建卫、建官立政后，中华民族就摆脱了野蛮愚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然而，随着历史推移，周代早已远去，周礼文化已成為一个遥远的神话，依稀存储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当中。时间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繁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斑驳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昔日仪态万千的周礼哪里去了？昔日辉煌无比的周礼文化哪儿去了？昔日聪敏智慧的周人又是何以用礼仪治国，使周族这个自称“小邦周”的西部弱小之族，井田纵横，耕者皆让畔；人心所向，民俗皆让长，从而使国力和威望芝麻开花节节高，给周边小国家树立了典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周，最后团结起来，战胜了殷族那个被称为“大邦殷”的强大王族，一跃而成为君临天下的大国，使周代社稷绵延800年而不绝？
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百村调查的样本之一、罗新远教授等的著作《周礼村落》一书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通过对《周礼村落》一书的文本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上述问题有更为系统地了解。该书选取了周族兴业之地周礼北村和周礼南村两个自然村落为对象，采用田野考古学、知识考古学、问卷调查法、焦点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周礼文化的原生形态进行文化寻根和文化还原，通过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间组织、公共关系、社会治理、风土人情等的历史文化变迁，追寻周礼文化传承演化的蛛丝马迹，并通过相关因素系统分析，试图找到其辉煌出场之后，又归于式微和沉寂的文化原因。该文本研究不但可以推进周礼文化的文明基因与遗传密码探究，看周人是如何利用其作武器，化解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人际关系矛盾和公共关系危机，也可以此为契机，尝试找到中国乡村振兴行动的有效参鉴。
一、周礼文化的文明和谐基因与交往思维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研究表明，“周人”构建出了一个结构较为完整的礼学学科文化体系，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周礼文化哲学体系，表明周礼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基因序列功能。透过其可洞悉周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宗教信仰观、人际关系观、思想修养观、国家政权观、社会治理观等。贯穿在礼仪谱系中的鼎祭礼制度、乐悬礼制度、车骑礼制度、服饰礼制度、玉佩礼制度等生活规范，它规定了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正由于周人建构出了以“礼仪”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架构和生活行为准则，这就描绘出了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基本生活样式、人伦关系图谱、集体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图景、心理反应程式与文化构成图像，让我们触摸到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深厚文化基石，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头，并深知礼仪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功能。
诚如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个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组织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能对人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产生持续而又深刻的影响。所以，“科学的人类学应当知道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这个文化论应当包括比较社会学，统一所有的社会科学”，科学的文化人类学应对文化社会科学的各种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能“根据经验的定律”和“功能关系的定律”，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类文化现象进行科学阐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切人类文化现象，是功能人类学，是比较社会学，是“功能的文化社会学”[1]。
按此观点，周礼文化具有社会秩序优化功能。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核心，社会上各种人群关系处理，都离不开礼仪程序的彼此和谐。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礼仪程序运作系统，它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包括那些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都可用礼仪程序去解决，礼仪交往文化当成为人们的普遍处世思维和做事的行为方式。正是它，使得社会无论怎样变迁，都能保持稳定发展状态。这正印证了美国文化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观点，人类社会中永远孕育着“文明冲突”的种子，但冲突中也萌生着“文明和谐”的因子。因为文明冲突存在，才需要文明和谐发展，而如何将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和谐，周礼文化，就是一个合适、恰当和智慧的交往思维选项。它既是一个能满足各方面诉求的“利益安排”，也是一个社会人际交往的“价值标准”，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优化“秩序结构”。正是它，将整个社会转化成为一个礼仪文明运作动力系统，使各个社会人及文化群体，通过各种礼仪交往，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感和自豪感[2]。
二、周礼文化的文明变迁基因与符号标记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礼仪文化变迁历程，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周祖功德铭志历史，说明了礼仪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符码功能。这可由在周原上挖掘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皿及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予以证实。它记载了周人黜殷命，灭淮夷，归在丰，抚万邦，巡侯甸，征弗庭，绥厥民，赢得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这无不归于宗周的丰功伟绩及其各种社会礼仪生活方式，诸如以礼行政，统百官，掌邦政，敷五典，行邦礼，巩邦治，制治于未乱；以礼治官，掌邦教，统六师，平邦国，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率其属，倡九牧，阜兆民，保邦于未危。因而使得国家庶政惟和，永康兆民，万邦咸宁，祗勤于德，仰惟前代，训迪厥官，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均四海以和天下等。 可以说，这些礼记文物载体，如一座座丰碑，记录了周礼文化的丰功伟绩；似一本本史册，记载了周人以礼治国、以礼行政、以礼和民的光辉历程。正由于此，周礼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礼制，这个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制度，就贯穿进中国社会的历代王朝史，并对后世各朝代制定礼仪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是，在先秦时期，礼仪制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统治者要确立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封建家族要维护和延续自己的血亲关系，达官贵人要彰显与保持自己的显赫门第，布衣白丁要维持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贩夫走卒要扩大和活跃自己的人际关系，都通过国家祭祀大典、制度程序、法律规范，外交礼仪，宗法家训，乡规民约，婚嫁丧葬、迎宾待客、行为举止、言语应对等一整套可遵循的礼制，使各社会角色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谋其事、各尽其责、各安本分。无论贵贱、长幼、贫富，无论君臣、父子、兄弟等，都温文尔雅，以礼相待，真诚面对，彬彬有礼，从而使不乏一些朝代曾经营造出“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盛世。
恰如文化变迁派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所言，“文化的不同方式迫使人适应其生活以对付新状况和变更文化”[3]169。礼仪文化既是其它文化形式发展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化适应自然世界变化的自由选择，更是人类之间相互妥协、不断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礼仪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文化价值的与时俱进。由此，在谈到每一种文化形态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变化相适应这个文化变迁规律时，他指出，“文化型的客观研究，曾由独立的历史系统发展出来，或因为发展致使其基本上的不同”“各种文化目的之价值”都是不同的。而这，“足已解释我们如何强固地受习惯行为的影响”。生活中所谓“有礼貌”，就蕴含着对各种不同民族之间的“礼貌”认识。如对于食桌上的礼貌以及衣服的礼式，统统都是我们特别注重的，我们都常依据我们自身的文化形成判断。因此，要想认清每一种文化的价值，就“应从一切价值中解放出其自身”，形成“一种客观的”进步的评价[3]148-150。显然，这种观点是与文化进化派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人类文化，当然包括礼仪文化，都是一种随时间绵延而不断发生变革和进步的时代文明形式。它的变迁过程通常是持续的，具有累积性和进步性特点，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创新性社会变迁。正是它，不断激发人类社会由旧的社会形态向更新的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类学家把文化变迁过程当作社会文化发展动力的原因，认为正是它导致人类社会进化的复杂化和进步化。
周礼文化的延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历年国家举行的人文初祖黄帝祭祀大典，到地方举行的炎帝祭祀大典，到战争动员仪式、出征仪式、凯旋仪式、庆功仪式以及烈士的祭奠仪式、外宾的仪仗欢迎仪式、外事接见仪式、建筑奠基仪式、封顶仪式、公司开业仪式、家庭祭祖仪式、婚丧嫁娶仪式、孩子的成人仪式等。从这些复杂的仪式中，我们都可看到礼仪文化的社会文明活化作用，看到其中浮现的周礼文化的历史印记，看到周礼文化文明基因和遗传密码的显现。正如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所言，“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谁能否认，在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气象万千的现代礼仪中，都保留着周礼文化的历史印记这个文化事实呢？正是它，为现代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文明世界”：组织的礼仪活动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细密和严谨，礼仪文化越来越丰富。让现代礼仪文化，象征了我们民族曾有的輝煌周礼文化，激励我们从其蛛丝马迹中，“唤回并找到它”[4]3。惟此，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在人的集体记忆中，那些已成为历史的礼仪文化，其“历史并不是全部的过去，但它也不是过去剩下的东西”，礼仪文化会“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或更新”，但“除了书写的历史之外”，它仍然“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在其中，人们能“重新找到所有看似已不复存在的从前的思潮”[4]77，如周礼文化思潮。显然，正是这些若隐若现的古老周礼文化思潮线索，让我们依稀看到，周礼文化，不断演化并最终产生了时代飞跃，推动形成了现代礼仪文化，使其成为表征人类礼仪文明符码的有机标识。
三、周礼文化的文明发展基因与集体人格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描绘出了一个较为真实的礼治社会发展模式，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说明其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遗传功能。《周礼村落》文本通过对周礼北村和南村的乡村组织、管理模式、村风民俗、人际交往、处事方式的发展变化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周礼文化乡土变迁的视角。它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农村生活中所延续的各种社会思想观念、乡规民约、祭祖敬神、伦理道德、审美观念，其实都是周礼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文化遗传和历史文化意识延续。正是它，使我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以礼法为中心的乡村契约规范体系，一个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教意识信仰体系，一个以礼俗为中心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一个以礼乐为中心的生活艺术美学体系。尽管其所形成的这种礼治文化模式和社会管理秩序，并非是周代的原教旨礼治社会管理范型，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荀子、孟子等儒家代表性人物改造、弘扬、倡导和推广的“以礼治国”社会思想学说和国家意识形态。它突出的特点，是把“礼治”纳入到“仁政”范畴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礼治文化升级版范式，这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也正是在此阶段，礼仪文化，打破了其贵族文化桎梏以及“礼不下庶人”的文化限制，通过“齐之以礼”，让庶民也体会到礼仪文化的快乐，以及守礼、爱礼、乐礼的价值尊严，并让“辞让之心”等礼仪文化行为内化为广大国民的基本德行之一。孔子的礼治仁政主张，是与当时弘扬“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家社会治理观念相矛盾的，且文化路径是完全相反的。礼治，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不平等现实，维护现有的社会等级差别秩序，接受和认同自己在这个封建等级制中的卑贱、低下和贫穷地位。所以，孟子说，作为一个百姓，应将礼，当成仁、义、智、信一样的基本美德，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才能安身立命，只有“知其性”，才能“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而这，也是他所称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礼治生活美学真髓。也只有此，人才能“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沿此思路，荀子得出了“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的结论。可见，从那时起，“礼治”就作为一种上层社会的理想治理模式而出现，它与主张“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的平民“法制”社会管理模式相对应。 因此，在谈到礼治文化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时，《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按此周礼文化的原教旨思想，德政与德治、仁政与仁治、训政与训治、法政和法治，是离不开礼政和礼治配合的。礼文化，可使不同类型的国家行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务实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和有效化。但到孔子那里，周礼文化内涵发生了阐释主义转向。他在其《论语·泰伯》中指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说明孔子是主张将礼仪文化转化成个人品德修为哲学的。他一直希望人通过“克己复礼”，拥有恭、慎、勇、直等优良礼仪文化思想品德、人格修养和精神品质。按其观点，若没有礼仪文化有机制约，社会治理就会走向反面。特别当人们将追求完美的思想伦理道德，转换成一种偏执的政治理性狂热，其思想道德信仰反而会变成一种极端的封建文化思想迷信，将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及其社会人生命运，引导入无休止的激烈的社会思想文化冲突之中，甚至万劫不复的前途危机局面中。
是故，《礼记·经解》云：“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礼记·哀公问》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礼运》云：“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西汉贾谊在其《治安策》中说，“礼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据其观点，礼治，可助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几千年来早已渗透进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文化无意识，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遗传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中。
四、周礼文化的文明生活基因与秩序重建密码
《周礼村落》文本勾画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礼教生活民族范式，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制度形态，说明周礼文化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影响功能。在我国，家国同构的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由来已久。它突出的特征就是在社会治理中以“礼”为中心，凝聚人心皈依，强化血缘认同和和谐族群关系，并以其为纽带，理顺社会人际关系，建构社会秩序。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作为国家对待高士、家族款待贵客的最高礼仪，长期以往地坚持，就使礼仪文化精神，逐步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精神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礼仪的崇高感、神圣感、敬畏感、崇拜感、臣服感以及践行感油然而生，并将其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宗教，予以皈依。由此，人们真的将自己转化成为了一个礼教徒。特别是在周代，礼教，已成为宗法制度的核心。由于社会管理体制采用的是王国体制和封建制管理手段，各封国卫首，都是周室宗亲，其任命采用的是按宗族血缘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因而在其社会治理体系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也是血缘伦理上的大宗、小宗关系。在这样一个宗周关系突出的社会治理运行中，周室只要弘扬“政、刑、德、孝”齐格礼仪教义，推行孔子《论语·为政》中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仪规范，就可维系天下稳定。显然，在这种社会治理格局中，周王室建构的是一个以“政、刑”为中心社会治理体系和以“德、孝”为中心的礼仪文化价值体系。它只要对封国贵族和百姓施行齐政、齐刑的齐管统治手段，齐德、齐孝的齐礼怀柔手段，就能增强其政治凝聚力，并将礼仪文化转化为国家统治能力。
到了秦以后，由于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为帝国体制和郡县制管理方式，其大臣、郡守和县衙除皇族宗亲之外，主要由异姓王公和侯爵担任。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被大大削弱，各路诸侯经常挑战天子权威，在此情况下，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治理理念，执行由秦始皇所开辟的中央集权制，推广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忠孝”纲常礼仪教义，就得到皇帝的重视和实践。这个礼教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和“五常”，即要求官员严格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忠、孝、贤、德”礼教行为守则，自觉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礼仪文明规范。这就确定了以礼治国并维护江山社稷的宗教伦理基础，为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完善的帝国管理体制和行政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自觉追求忠国、家孝、乡贤、道德等美好文化人格，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条件。特别是要求聚族而居的百姓，在遵守王法以外，还要遵守族规，按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生活行事。如族中有人因践行“忠孝节烈”等礼仪受到旌表，则是家族无上光荣。但若有人犯“逆伦重罪”，族长可按族规，通过祠堂公议、训戒、惩罚，对其施以吊打、投井、沉潭之类的死刑。而这种私刑是受到官方鼓励和保护的，并不会受到国法追究。但若族中有人不幸僭越了王法，情形就有所不同。不仅此人会受到严酷国法制裁，族人也可能因连坐而受到灭族危险。当然，此种社会治理方式，会造成大量民变风险，尤其是当人民认识水平提高，要求获得平等权益的时候，皇帝的江山也就风雨飘摇了。由于皇帝在行政过程中，片面追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听，须罚之”的文化愚民政策，对老百姓的社会民主权益和生存环境状况漠然视之，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篇》），进而使其统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淹没在历史潮流的风云变幻之中。这充分说明，只有让每一位老百姓活的有尊严，实现民有、民享，才能出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管子·牧民》）的现象，达到民治，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到了近代，随着民权观念的文化启蒙深入人心，国家治理方式已有极大进步。由于采用民国体制和多党合作制社会管理手段，整个国家开创出了一个“以法治国”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倡导“爱、孝、法、德”的社会文明礼仪环境。由是，爱国爱民、孝祀孝悌、遵法守法、修德积德，成了对国民的基本素质要求。诚如张荣刚、罗新远所言，在当下，乡村秩序由“法律、信仰、道德、礼仪”等四维框架构成。其中，以“爱”为中心的信仰，提供了安顿人们心灵的一个场所，为人们提供了面对生活苦难的容身之地；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最低要求；道德是对人们的较高思想约束，礼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5]。显然，这样一种融合了周礼文化和秦礼文化的主要特征，又注入现代礼仪文化元素的乡村礼仪文化，是一种完全超越了“成周文化”模式，并具有“周骨秦髓”和现代活力的新乡土文化类型。在長达3000年的历史演进岁月中，周原地区人们性格质朴、率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注重实现，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善于策划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巧妙将自身利益和遵从礼德结合在一起，使当地文化变成讲“礼”重“实”的一个“独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5]。在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交互中，周礼村落并未出现传统文化完全式微的局面。相反，这样的精华传统文化有着较强生命力，形塑着周礼村落的乡村秩序。村民在追逐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仍恪守传统伦理，对“功”“利”和“礼”“德”能很好融合，使“礼”与“德”共同作用，塑造了周礼村落的朴素民风[5]。这说明，即使在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今天，古老的周礼文化仍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对现代乡土社会及其秩序重建，现代人形成以“礼仪”为中心的文明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文化促进作用。 五、周礼文化的文明审美基因与生命体验密码
《周礼村落》文本提出了一个建构礼乐生活美学体系的问题，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乡愁精神文化家园和乡土文化发展范式命题。作者力图通过对以“礼文化”为特征的乡村文化生态的考察和体验，揭示乡村文化旅游持续发热和发展繁荣的秘密。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实施精准扶贫、启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反思周礼文化对于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让我们能够看到乡村礼仪文化的另一面，看清其所蕴含的“礼乐生活美学”本质。所谓礼乐，就是在各种重大活动中演奏的音乐，既有艺术享受功能，也有政治文化功能。《禮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礼乐文化；黄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候出现了打击乐、鼓乐、管乐、弦乐等礼乐形制；周代，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各种各样的礼乐形态，竞相出现；至秦汉唐时，礼乐文化发展达到高峰。
仅在陕西，就鼓乐礼文化而言，就能看到先祖们的伟大创造力，仿佛走进一个鼓乐礼文化的长廊。由是，虔诚敬神的对面锣鼓，崇缅祭祖的黄陵抬鼓，占卜开坛的宁强羊角鼓，驱鬼辟邪的东雷上锣鼓，祈天求雨的宜川壶口斗鼓，崇巫颂安的志丹羊皮扇鼓，围捕狩猎的黄龙猎鼓，模拟渔猎的华阴素鼓，欢庆丰收的朝邑南留锣鼓，争抢果实的陈仓西山刁鼓，传讯报警的安塞腰鼓，助战庆捷的宜川胸鼓，操练动员的渭北八仙鼓，纵队欢呼的华州背花鼓，古风犹在的韩城黄河阵鼓，金戈铁马的蒲城尧山大鼓，征战攻伐的咸阳秦汉战鼓，大汉雄风的零口十面锣鼓，气壮山河的咸阳旬邑牛拉鼓，驱逐鞑虏的户县蒋村杀蛮鼓，军阵变化的洛川蹩鼓，威震四方的岐山转鼓，摇旗呐喊的周至渭旗锣鼓，提气壮威的富平老庙老鼓，沙场点兵的眉县威风战鼓，太公破阵的乾县莽塬战鼓，庆祝凯旋的韩城行鼓，新春闹红的高陵年鼓，歌功颂德的合阳五圆鼓，感恩戴德的大荔花苫鼓，超度法事的勉县月牙鼓，晚祭告慰的岚皋打丧鼓，传经布道的柞水渔鼓，宫廷宴乐的长安乐鼓，各种鼓乐纷至沓来，走进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战鼓礼乐，源于远古氏族部落战争，最初以敲击石块响声和呐喊声调作为进攻和撤退命令，到了周代基本形成雏形，有了统一艺术式样，作为传递消息、指挥战斗、鼓舞士气、统一行动的命令，得到广泛应用。周代的《大武》乐舞就是用鼓乐伴奏的，它通过军队集结、进攻、战斗、胜利、凯旋等几个段落，真实表现了周人进军朝歌而最终灭商、班师镐京的完整过程和盛大场面。到了秦汉时期，鼓乐文化已相当成熟，在秦始皇兵马俑军阵坑中，曾出土过战鼓的形制。到了汉代，鼓乐礼文化更是达到顶峰。眉县的威风战鼓是其典型代表，其演奏共分为祭旗出征、白起摆阵、韩信点兵、战前列队、龙飞凤舞、老鹳探水、厮杀格斗、收兵回营、胜利凯旋九个部分。其中融入了周秦汉唐时期的各种鼓乐文化元素，彰显出陕西鼓乐礼文化的独特魅力。
礼乐文化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还有宫廷音乐、贵族宴乐以及寻常百姓家中红白喜事用的各种礼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成为礼乐文化的一个奇观。像长安古乐等古典民间音乐，是古代宫廷音乐因王朝更迭而流落民间最终演变为民间礼乐的。所以，即便是在普通乡村，我们也能听到其文化内涵醇厚的遥远呼唤，对祖先的无穷思念，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后人的谆谆告慰。沉醉其中，容易启发人顿悟到思想深沉的历史演化哲学、生命价值哲学和人生体验哲学内涵。意识到人的生命没有多余，每个生命都有独特而不能代替的价值，都有各自的精彩与平凡，苦难和辉煌，都有各自的活法和范式。惟此，走进关中平原每个村子，聆听一下过红白喜事的各种礼乐，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对生命的关注、尊重和肯定，意识到每个人都奋斗过，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社会责任。所以，在其行将离别人世时，那些由亲人和乡亲送给他们的具有歌功颂德和深切怀念意味的乡村音乐，实际上就是送给他们的最高礼物，以及对他们人格敬仰的欢送仪式。据此，看看广大村民对过事礼仪进程的重视程度，和他们对那些情感起伏跌宕的各种礼乐的痴迷程度，我们就知道，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真的是低估了。在那些高昂辽远的深情倾诉中，其实掩藏着最为深刻的高贵，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曾忽略了的。
当然，从中还能看到父老乡亲们强大的乡村社会自治能力。每次过事，红白喜事理事会的运作，都令我们为其组织能力所折服。理事会由具有决策职能的议事会、操作运行功能的执事会和进行工作监督的监事会构成。这种三足鼎立、各司其职的办事体制，高效而透明，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观念。这或许正是像周礼北村和南村这样的村子之所以能够实现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成功秘密。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人们原有文化观念产生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利益的诉求，对固有礼仪文明观念产生了解构，导致农村中人情关系淡薄，干任何事都必须付出劳动报酬，从而造成传统的亚细亚生产生活方式的事实终结。但由于其社会成员仍是由宗亲成员构成，长幼尊卑观念并没有被根本性颠覆，而且传统伦理文化仍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思想观念主流，这就使周礼文化仍血脉延续。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行动中，农家乐经济和电商经济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乡村风情小镇都投入建设和运营，从而引发乡村小镇旅游事业的井喷式发展。像民俗体验旅游、农事体验旅游、采摘体验旅游、美食体验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等这样的实体旅游文化异常火爆，给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推动他们回归传统文化，提高礼仪文明素养。传统文化精华的礼仪文化及其程序文明，已成为乡村旅游文化战略中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抵消掉片面追求市场经济效益带给传统礼仪文明的文化冲击。
当然，也正是这些因素，为周礼文化的延续及其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基于此，《周礼村落》一书指出，周礼文化会演变发展为一种大多数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成为周礼村落的发展主脉，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和精神家园。在“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周礼文化正带动乡村经济，由传统的精耕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转化成家庭民俗旅游的市场经济形态和乡村民族礼仪文化的市场经济形态。从而使得乡村经济形态，以经济为体，以文化为魂，让人们产生心灵的共鸣，并通过体验农业文明，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让人们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记得住乡情，留得住乡愁[5]。
结语
总之，周代早在3000多年前就黯然衰亡了，但应看到，周礼文化并没有远去。它依然陪伴着国人，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政治基础和文化渊源。它早已渗透进国人集体无意识深处，成为民族集体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数世变迁和文明遗传而绵延不绝。据其所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影响了周以后的中华文明史，使后世各代皆从周礼。特别是到后来，周礼文化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人格中独特的精神气质，甚至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和长久生命力的文化思想体系。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毁宗庙、砸祠堂、破四旧的政治劫运，原本的宗法礼治社会一去不返。然中华民族度尽劫波，信念犹在，每个人仍顽强地继承并延续着周礼文化的许多精神。周礼文化早已作为文明基因和遗传密码，渗透进每个人的文化人格了。正是它，使我们坚守“以礼为首，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德为准，以人为本，以法为基”的文化信念，走向复兴民族文化的新征程，走向创造世界文明礼仪之邦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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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园，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28-265、34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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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罗新远，等.周礼村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78-79、278-292.
【责任编辑：梁钧】
关键词：周礼文化；《周礼村落》；文明基因；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4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83-07
作者简介：张亚斌（1963-），男，陕西合阳人，北京开放大学创意设计学院教授，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华夏乃礼仪之邦，自三千多年前周公旦制礼作乐、伐纣救民、封土建卫、建官立政后，中华民族就摆脱了野蛮愚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然而，随着历史推移，周代早已远去，周礼文化已成為一个遥远的神话，依稀存储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当中。时间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繁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斑驳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昔日仪态万千的周礼哪里去了？昔日辉煌无比的周礼文化哪儿去了？昔日聪敏智慧的周人又是何以用礼仪治国，使周族这个自称“小邦周”的西部弱小之族，井田纵横，耕者皆让畔；人心所向，民俗皆让长，从而使国力和威望芝麻开花节节高，给周边小国家树立了典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周，最后团结起来，战胜了殷族那个被称为“大邦殷”的强大王族，一跃而成为君临天下的大国，使周代社稷绵延800年而不绝？
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百村调查的样本之一、罗新远教授等的著作《周礼村落》一书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通过对《周礼村落》一书的文本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上述问题有更为系统地了解。该书选取了周族兴业之地周礼北村和周礼南村两个自然村落为对象，采用田野考古学、知识考古学、问卷调查法、焦点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周礼文化的原生形态进行文化寻根和文化还原，通过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间组织、公共关系、社会治理、风土人情等的历史文化变迁，追寻周礼文化传承演化的蛛丝马迹，并通过相关因素系统分析，试图找到其辉煌出场之后，又归于式微和沉寂的文化原因。该文本研究不但可以推进周礼文化的文明基因与遗传密码探究，看周人是如何利用其作武器，化解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人际关系矛盾和公共关系危机，也可以此为契机，尝试找到中国乡村振兴行动的有效参鉴。
一、周礼文化的文明和谐基因与交往思维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研究表明，“周人”构建出了一个结构较为完整的礼学学科文化体系，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周礼文化哲学体系，表明周礼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基因序列功能。透过其可洞悉周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宗教信仰观、人际关系观、思想修养观、国家政权观、社会治理观等。贯穿在礼仪谱系中的鼎祭礼制度、乐悬礼制度、车骑礼制度、服饰礼制度、玉佩礼制度等生活规范，它规定了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正由于周人建构出了以“礼仪”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架构和生活行为准则，这就描绘出了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基本生活样式、人伦关系图谱、集体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图景、心理反应程式与文化构成图像，让我们触摸到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深厚文化基石，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头，并深知礼仪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功能。
诚如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个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组织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能对人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产生持续而又深刻的影响。所以，“科学的人类学应当知道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这个文化论应当包括比较社会学，统一所有的社会科学”，科学的文化人类学应对文化社会科学的各种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能“根据经验的定律”和“功能关系的定律”，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类文化现象进行科学阐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切人类文化现象，是功能人类学，是比较社会学，是“功能的文化社会学”[1]。
按此观点，周礼文化具有社会秩序优化功能。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核心，社会上各种人群关系处理，都离不开礼仪程序的彼此和谐。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礼仪程序运作系统，它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包括那些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都可用礼仪程序去解决，礼仪交往文化当成为人们的普遍处世思维和做事的行为方式。正是它，使得社会无论怎样变迁，都能保持稳定发展状态。这正印证了美国文化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观点，人类社会中永远孕育着“文明冲突”的种子，但冲突中也萌生着“文明和谐”的因子。因为文明冲突存在，才需要文明和谐发展，而如何将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和谐，周礼文化，就是一个合适、恰当和智慧的交往思维选项。它既是一个能满足各方面诉求的“利益安排”，也是一个社会人际交往的“价值标准”，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优化“秩序结构”。正是它，将整个社会转化成为一个礼仪文明运作动力系统，使各个社会人及文化群体，通过各种礼仪交往，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感和自豪感[2]。
二、周礼文化的文明变迁基因与符号标记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礼仪文化变迁历程，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周祖功德铭志历史，说明了礼仪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符码功能。这可由在周原上挖掘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皿及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予以证实。它记载了周人黜殷命，灭淮夷，归在丰，抚万邦，巡侯甸，征弗庭，绥厥民，赢得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这无不归于宗周的丰功伟绩及其各种社会礼仪生活方式，诸如以礼行政，统百官，掌邦政，敷五典，行邦礼，巩邦治，制治于未乱；以礼治官，掌邦教，统六师，平邦国，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率其属，倡九牧，阜兆民，保邦于未危。因而使得国家庶政惟和，永康兆民，万邦咸宁，祗勤于德，仰惟前代，训迪厥官，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均四海以和天下等。 可以说，这些礼记文物载体，如一座座丰碑，记录了周礼文化的丰功伟绩；似一本本史册，记载了周人以礼治国、以礼行政、以礼和民的光辉历程。正由于此，周礼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礼制，这个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制度，就贯穿进中国社会的历代王朝史，并对后世各朝代制定礼仪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是，在先秦时期，礼仪制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统治者要确立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封建家族要维护和延续自己的血亲关系，达官贵人要彰显与保持自己的显赫门第，布衣白丁要维持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贩夫走卒要扩大和活跃自己的人际关系，都通过国家祭祀大典、制度程序、法律规范，外交礼仪，宗法家训，乡规民约，婚嫁丧葬、迎宾待客、行为举止、言语应对等一整套可遵循的礼制，使各社会角色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谋其事、各尽其责、各安本分。无论贵贱、长幼、贫富，无论君臣、父子、兄弟等，都温文尔雅，以礼相待，真诚面对，彬彬有礼，从而使不乏一些朝代曾经营造出“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盛世。
恰如文化变迁派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所言，“文化的不同方式迫使人适应其生活以对付新状况和变更文化”[3]169。礼仪文化既是其它文化形式发展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化适应自然世界变化的自由选择，更是人类之间相互妥协、不断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礼仪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文化价值的与时俱进。由此，在谈到每一种文化形态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变化相适应这个文化变迁规律时，他指出，“文化型的客观研究，曾由独立的历史系统发展出来，或因为发展致使其基本上的不同”“各种文化目的之价值”都是不同的。而这，“足已解释我们如何强固地受习惯行为的影响”。生活中所谓“有礼貌”，就蕴含着对各种不同民族之间的“礼貌”认识。如对于食桌上的礼貌以及衣服的礼式，统统都是我们特别注重的，我们都常依据我们自身的文化形成判断。因此，要想认清每一种文化的价值，就“应从一切价值中解放出其自身”，形成“一种客观的”进步的评价[3]148-150。显然，这种观点是与文化进化派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人类文化，当然包括礼仪文化，都是一种随时间绵延而不断发生变革和进步的时代文明形式。它的变迁过程通常是持续的，具有累积性和进步性特点，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创新性社会变迁。正是它，不断激发人类社会由旧的社会形态向更新的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类学家把文化变迁过程当作社会文化发展动力的原因，认为正是它导致人类社会进化的复杂化和进步化。
周礼文化的延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历年国家举行的人文初祖黄帝祭祀大典，到地方举行的炎帝祭祀大典，到战争动员仪式、出征仪式、凯旋仪式、庆功仪式以及烈士的祭奠仪式、外宾的仪仗欢迎仪式、外事接见仪式、建筑奠基仪式、封顶仪式、公司开业仪式、家庭祭祖仪式、婚丧嫁娶仪式、孩子的成人仪式等。从这些复杂的仪式中，我们都可看到礼仪文化的社会文明活化作用，看到其中浮现的周礼文化的历史印记，看到周礼文化文明基因和遗传密码的显现。正如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所言，“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谁能否认，在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气象万千的现代礼仪中，都保留着周礼文化的历史印记这个文化事实呢？正是它，为现代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文明世界”：组织的礼仪活动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细密和严谨，礼仪文化越来越丰富。让现代礼仪文化，象征了我们民族曾有的輝煌周礼文化，激励我们从其蛛丝马迹中，“唤回并找到它”[4]3。惟此，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在人的集体记忆中，那些已成为历史的礼仪文化，其“历史并不是全部的过去，但它也不是过去剩下的东西”，礼仪文化会“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或更新”，但“除了书写的历史之外”，它仍然“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在其中，人们能“重新找到所有看似已不复存在的从前的思潮”[4]77，如周礼文化思潮。显然，正是这些若隐若现的古老周礼文化思潮线索，让我们依稀看到，周礼文化，不断演化并最终产生了时代飞跃，推动形成了现代礼仪文化，使其成为表征人类礼仪文明符码的有机标识。
三、周礼文化的文明发展基因与集体人格密码
《周礼村落》的文本描绘出了一个较为真实的礼治社会发展模式，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说明其具有强大的社会文明遗传功能。《周礼村落》文本通过对周礼北村和南村的乡村组织、管理模式、村风民俗、人际交往、处事方式的发展变化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周礼文化乡土变迁的视角。它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农村生活中所延续的各种社会思想观念、乡规民约、祭祖敬神、伦理道德、审美观念，其实都是周礼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文化遗传和历史文化意识延续。正是它，使我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以礼法为中心的乡村契约规范体系，一个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教意识信仰体系，一个以礼俗为中心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一个以礼乐为中心的生活艺术美学体系。尽管其所形成的这种礼治文化模式和社会管理秩序，并非是周代的原教旨礼治社会管理范型，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荀子、孟子等儒家代表性人物改造、弘扬、倡导和推广的“以礼治国”社会思想学说和国家意识形态。它突出的特点，是把“礼治”纳入到“仁政”范畴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礼治文化升级版范式，这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也正是在此阶段，礼仪文化，打破了其贵族文化桎梏以及“礼不下庶人”的文化限制，通过“齐之以礼”，让庶民也体会到礼仪文化的快乐，以及守礼、爱礼、乐礼的价值尊严，并让“辞让之心”等礼仪文化行为内化为广大国民的基本德行之一。孔子的礼治仁政主张，是与当时弘扬“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家社会治理观念相矛盾的，且文化路径是完全相反的。礼治，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不平等现实，维护现有的社会等级差别秩序，接受和认同自己在这个封建等级制中的卑贱、低下和贫穷地位。所以，孟子说，作为一个百姓，应将礼，当成仁、义、智、信一样的基本美德，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才能安身立命，只有“知其性”，才能“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而这，也是他所称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礼治生活美学真髓。也只有此，人才能“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沿此思路，荀子得出了“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的结论。可见，从那时起，“礼治”就作为一种上层社会的理想治理模式而出现，它与主张“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的平民“法制”社会管理模式相对应。 因此，在谈到礼治文化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时，《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按此周礼文化的原教旨思想，德政与德治、仁政与仁治、训政与训治、法政和法治，是离不开礼政和礼治配合的。礼文化，可使不同类型的国家行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务实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和有效化。但到孔子那里，周礼文化内涵发生了阐释主义转向。他在其《论语·泰伯》中指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说明孔子是主张将礼仪文化转化成个人品德修为哲学的。他一直希望人通过“克己复礼”，拥有恭、慎、勇、直等优良礼仪文化思想品德、人格修养和精神品质。按其观点，若没有礼仪文化有机制约，社会治理就会走向反面。特别当人们将追求完美的思想伦理道德，转换成一种偏执的政治理性狂热，其思想道德信仰反而会变成一种极端的封建文化思想迷信，将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及其社会人生命运，引导入无休止的激烈的社会思想文化冲突之中，甚至万劫不复的前途危机局面中。
是故，《礼记·经解》云：“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礼记·哀公问》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礼运》云：“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西汉贾谊在其《治安策》中说，“礼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据其观点，礼治，可助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几千年来早已渗透进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文化无意识，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遗传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中。
四、周礼文化的文明生活基因与秩序重建密码
《周礼村落》文本勾画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礼教生活民族范式，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制度形态，说明周礼文化有强大的社会文明影响功能。在我国，家国同构的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由来已久。它突出的特征就是在社会治理中以“礼”为中心，凝聚人心皈依，强化血缘认同和和谐族群关系，并以其为纽带，理顺社会人际关系，建构社会秩序。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作为国家对待高士、家族款待贵客的最高礼仪，长期以往地坚持，就使礼仪文化精神，逐步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精神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礼仪的崇高感、神圣感、敬畏感、崇拜感、臣服感以及践行感油然而生，并将其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宗教，予以皈依。由此，人们真的将自己转化成为了一个礼教徒。特别是在周代，礼教，已成为宗法制度的核心。由于社会管理体制采用的是王国体制和封建制管理手段，各封国卫首，都是周室宗亲，其任命采用的是按宗族血缘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因而在其社会治理体系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也是血缘伦理上的大宗、小宗关系。在这样一个宗周关系突出的社会治理运行中，周室只要弘扬“政、刑、德、孝”齐格礼仪教义，推行孔子《论语·为政》中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仪规范，就可维系天下稳定。显然，在这种社会治理格局中，周王室建构的是一个以“政、刑”为中心社会治理体系和以“德、孝”为中心的礼仪文化价值体系。它只要对封国贵族和百姓施行齐政、齐刑的齐管统治手段，齐德、齐孝的齐礼怀柔手段，就能增强其政治凝聚力，并将礼仪文化转化为国家统治能力。
到了秦以后，由于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为帝国体制和郡县制管理方式，其大臣、郡守和县衙除皇族宗亲之外，主要由异姓王公和侯爵担任。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被大大削弱，各路诸侯经常挑战天子权威，在此情况下，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治理理念，执行由秦始皇所开辟的中央集权制，推广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忠孝”纲常礼仪教义，就得到皇帝的重视和实践。这个礼教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和“五常”，即要求官员严格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忠、孝、贤、德”礼教行为守则，自觉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礼仪文明规范。这就确定了以礼治国并维护江山社稷的宗教伦理基础，为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完善的帝国管理体制和行政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自觉追求忠国、家孝、乡贤、道德等美好文化人格，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条件。特别是要求聚族而居的百姓，在遵守王法以外，还要遵守族规，按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生活行事。如族中有人因践行“忠孝节烈”等礼仪受到旌表，则是家族无上光荣。但若有人犯“逆伦重罪”，族长可按族规，通过祠堂公议、训戒、惩罚，对其施以吊打、投井、沉潭之类的死刑。而这种私刑是受到官方鼓励和保护的，并不会受到国法追究。但若族中有人不幸僭越了王法，情形就有所不同。不仅此人会受到严酷国法制裁，族人也可能因连坐而受到灭族危险。当然，此种社会治理方式，会造成大量民变风险，尤其是当人民认识水平提高，要求获得平等权益的时候，皇帝的江山也就风雨飘摇了。由于皇帝在行政过程中，片面追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听，须罚之”的文化愚民政策，对老百姓的社会民主权益和生存环境状况漠然视之，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篇》），进而使其统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淹没在历史潮流的风云变幻之中。这充分说明，只有让每一位老百姓活的有尊严，实现民有、民享，才能出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管子·牧民》）的现象，达到民治，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到了近代，随着民权观念的文化启蒙深入人心，国家治理方式已有极大进步。由于采用民国体制和多党合作制社会管理手段，整个国家开创出了一个“以法治国”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倡导“爱、孝、法、德”的社会文明礼仪环境。由是，爱国爱民、孝祀孝悌、遵法守法、修德积德，成了对国民的基本素质要求。诚如张荣刚、罗新远所言，在当下，乡村秩序由“法律、信仰、道德、礼仪”等四维框架构成。其中，以“爱”为中心的信仰，提供了安顿人们心灵的一个场所，为人们提供了面对生活苦难的容身之地；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最低要求；道德是对人们的较高思想约束，礼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5]。显然，这样一种融合了周礼文化和秦礼文化的主要特征，又注入现代礼仪文化元素的乡村礼仪文化，是一种完全超越了“成周文化”模式，并具有“周骨秦髓”和现代活力的新乡土文化类型。在長达3000年的历史演进岁月中，周原地区人们性格质朴、率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注重实现，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善于策划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巧妙将自身利益和遵从礼德结合在一起，使当地文化变成讲“礼”重“实”的一个“独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5]。在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交互中，周礼村落并未出现传统文化完全式微的局面。相反，这样的精华传统文化有着较强生命力，形塑着周礼村落的乡村秩序。村民在追逐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仍恪守传统伦理，对“功”“利”和“礼”“德”能很好融合，使“礼”与“德”共同作用，塑造了周礼村落的朴素民风[5]。这说明，即使在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今天，古老的周礼文化仍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对现代乡土社会及其秩序重建，现代人形成以“礼仪”为中心的文明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文化促进作用。 五、周礼文化的文明审美基因与生命体验密码
《周礼村落》文本提出了一个建构礼乐生活美学体系的问题，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乡愁精神文化家园和乡土文化发展范式命题。作者力图通过对以“礼文化”为特征的乡村文化生态的考察和体验，揭示乡村文化旅游持续发热和发展繁荣的秘密。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实施精准扶贫、启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反思周礼文化对于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让我们能够看到乡村礼仪文化的另一面，看清其所蕴含的“礼乐生活美学”本质。所谓礼乐，就是在各种重大活动中演奏的音乐，既有艺术享受功能，也有政治文化功能。《禮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礼乐文化；黄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候出现了打击乐、鼓乐、管乐、弦乐等礼乐形制；周代，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各种各样的礼乐形态，竞相出现；至秦汉唐时，礼乐文化发展达到高峰。
仅在陕西，就鼓乐礼文化而言，就能看到先祖们的伟大创造力，仿佛走进一个鼓乐礼文化的长廊。由是，虔诚敬神的对面锣鼓，崇缅祭祖的黄陵抬鼓，占卜开坛的宁强羊角鼓，驱鬼辟邪的东雷上锣鼓，祈天求雨的宜川壶口斗鼓，崇巫颂安的志丹羊皮扇鼓，围捕狩猎的黄龙猎鼓，模拟渔猎的华阴素鼓，欢庆丰收的朝邑南留锣鼓，争抢果实的陈仓西山刁鼓，传讯报警的安塞腰鼓，助战庆捷的宜川胸鼓，操练动员的渭北八仙鼓，纵队欢呼的华州背花鼓，古风犹在的韩城黄河阵鼓，金戈铁马的蒲城尧山大鼓，征战攻伐的咸阳秦汉战鼓，大汉雄风的零口十面锣鼓，气壮山河的咸阳旬邑牛拉鼓，驱逐鞑虏的户县蒋村杀蛮鼓，军阵变化的洛川蹩鼓，威震四方的岐山转鼓，摇旗呐喊的周至渭旗锣鼓，提气壮威的富平老庙老鼓，沙场点兵的眉县威风战鼓，太公破阵的乾县莽塬战鼓，庆祝凯旋的韩城行鼓，新春闹红的高陵年鼓，歌功颂德的合阳五圆鼓，感恩戴德的大荔花苫鼓，超度法事的勉县月牙鼓，晚祭告慰的岚皋打丧鼓，传经布道的柞水渔鼓，宫廷宴乐的长安乐鼓，各种鼓乐纷至沓来，走进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战鼓礼乐，源于远古氏族部落战争，最初以敲击石块响声和呐喊声调作为进攻和撤退命令，到了周代基本形成雏形，有了统一艺术式样，作为传递消息、指挥战斗、鼓舞士气、统一行动的命令，得到广泛应用。周代的《大武》乐舞就是用鼓乐伴奏的，它通过军队集结、进攻、战斗、胜利、凯旋等几个段落，真实表现了周人进军朝歌而最终灭商、班师镐京的完整过程和盛大场面。到了秦汉时期，鼓乐文化已相当成熟，在秦始皇兵马俑军阵坑中，曾出土过战鼓的形制。到了汉代，鼓乐礼文化更是达到顶峰。眉县的威风战鼓是其典型代表，其演奏共分为祭旗出征、白起摆阵、韩信点兵、战前列队、龙飞凤舞、老鹳探水、厮杀格斗、收兵回营、胜利凯旋九个部分。其中融入了周秦汉唐时期的各种鼓乐文化元素，彰显出陕西鼓乐礼文化的独特魅力。
礼乐文化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还有宫廷音乐、贵族宴乐以及寻常百姓家中红白喜事用的各种礼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成为礼乐文化的一个奇观。像长安古乐等古典民间音乐，是古代宫廷音乐因王朝更迭而流落民间最终演变为民间礼乐的。所以，即便是在普通乡村，我们也能听到其文化内涵醇厚的遥远呼唤，对祖先的无穷思念，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后人的谆谆告慰。沉醉其中，容易启发人顿悟到思想深沉的历史演化哲学、生命价值哲学和人生体验哲学内涵。意识到人的生命没有多余，每个生命都有独特而不能代替的价值，都有各自的精彩与平凡，苦难和辉煌，都有各自的活法和范式。惟此，走进关中平原每个村子，聆听一下过红白喜事的各种礼乐，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对生命的关注、尊重和肯定，意识到每个人都奋斗过，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社会责任。所以，在其行将离别人世时，那些由亲人和乡亲送给他们的具有歌功颂德和深切怀念意味的乡村音乐，实际上就是送给他们的最高礼物，以及对他们人格敬仰的欢送仪式。据此，看看广大村民对过事礼仪进程的重视程度，和他们对那些情感起伏跌宕的各种礼乐的痴迷程度，我们就知道，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真的是低估了。在那些高昂辽远的深情倾诉中，其实掩藏着最为深刻的高贵，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曾忽略了的。
当然，从中还能看到父老乡亲们强大的乡村社会自治能力。每次过事，红白喜事理事会的运作，都令我们为其组织能力所折服。理事会由具有决策职能的议事会、操作运行功能的执事会和进行工作监督的监事会构成。这种三足鼎立、各司其职的办事体制，高效而透明，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观念。这或许正是像周礼北村和南村这样的村子之所以能够实现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成功秘密。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人们原有文化观念产生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利益的诉求，对固有礼仪文明观念产生了解构，导致农村中人情关系淡薄，干任何事都必须付出劳动报酬，从而造成传统的亚细亚生产生活方式的事实终结。但由于其社会成员仍是由宗亲成员构成，长幼尊卑观念并没有被根本性颠覆，而且传统伦理文化仍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思想观念主流，这就使周礼文化仍血脉延续。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行动中，农家乐经济和电商经济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乡村风情小镇都投入建设和运营，从而引发乡村小镇旅游事业的井喷式发展。像民俗体验旅游、农事体验旅游、采摘体验旅游、美食体验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等这样的实体旅游文化异常火爆，给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推动他们回归传统文化，提高礼仪文明素养。传统文化精华的礼仪文化及其程序文明，已成为乡村旅游文化战略中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抵消掉片面追求市场经济效益带给传统礼仪文明的文化冲击。
当然，也正是这些因素，为周礼文化的延续及其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基于此，《周礼村落》一书指出，周礼文化会演变发展为一种大多数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成为周礼村落的发展主脉，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和精神家园。在“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周礼文化正带动乡村经济，由传统的精耕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转化成家庭民俗旅游的市场经济形态和乡村民族礼仪文化的市场经济形态。从而使得乡村经济形态，以经济为体，以文化为魂，让人们产生心灵的共鸣，并通过体验农业文明，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让人们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记得住乡情，留得住乡愁[5]。
结语
总之，周代早在3000多年前就黯然衰亡了，但应看到，周礼文化并没有远去。它依然陪伴着国人，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政治基础和文化渊源。它早已渗透进国人集体无意识深处，成为民族集体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数世变迁和文明遗传而绵延不绝。据其所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影响了周以后的中华文明史，使后世各代皆从周礼。特别是到后来，周礼文化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人格中独特的精神气质，甚至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和长久生命力的文化思想体系。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毁宗庙、砸祠堂、破四旧的政治劫运，原本的宗法礼治社会一去不返。然中华民族度尽劫波，信念犹在，每个人仍顽强地继承并延续着周礼文化的许多精神。周礼文化早已作为文明基因和遗传密码，渗透进每个人的文化人格了。正是它，使我们坚守“以礼为首，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德为准，以人为本，以法为基”的文化信念，走向复兴民族文化的新征程，走向创造世界文明礼仪之邦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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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园，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28-265、347-368.
[3]弗朗茨·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罗新远，等.周礼村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78-79、27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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