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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乡土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继承和扬弃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传统社会的乡土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存续的基础；乡土化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发展相对缓慢的乡土社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庇护。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只有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在乡村”的要义，才能明白“乡愁回归”的社会事实，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真正坚持传统文化的自信。
关键词：传统文化；乡土社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067-04[HT]
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千百年传承的理念，已浸润于每个国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1]正是源于此，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这种文化自信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强大基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孕育其生长和延续的乡土环境。当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的乡土社会逐渐趋于瓦解，传统的乡土环境已不复存在，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却在社会发展的扬弃过程中日益成长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留住绿水青山，记住淡淡乡愁”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描绘的图景，这里的乡愁，不仅指物态的自然环境，也指优秀的传统文化。换言之，能够让中国人自信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正是乡愁回归的思想基础，而这种传统文化也内在地散发着一种淡淡的乡愁。
一、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产生和存续的基础
亨廷顿早期曾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使用“儒教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精神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乡土性。
1.基于乡土情结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存续必然离不开其植根于其中的社会形态。法国社会学家莫斯说：任何社会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创造，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为其创造而自豪，并生发对其所处的社会的认同。中国社会从基层上来看是一种乡土社会，[2]115其经济基础是小农生产，土地是联结各个阶层的纽带，也是以农为生的人们的情感所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足见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土地的情感。正是基于此，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这种乡土情结根深蒂固。
乡土情结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源。首先，乡土社会“宗法血緣”情结是儒家“亲亲”思想的直接来源。子贡曾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可见儒家思想对乡土社会这种宗族乡党的评价是非常重视的。而基于宗族血缘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由于“人言可畏”而逐渐形成了对人们言行进行约束和控制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其次，乡土社会“安土重迁”观念是儒家伦理信仰的前提。由乡土社会“重土”思想产生的对土地的敬畏与乡土社会敬天、忠君、孝亲、尊师的道德观念一起构筑了儒家“天、地、君、亲、师”的多种信仰体系，而基于此的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3]再次，乡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衍生出了儒家“三纲五常”等重要的人伦原则。因“乡土情结”而代代相传，逐渐演变成了稳定的传统文化传承系统。
2.乡土社会的稳定性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盘旋不进，社会历久鲜变”，[4]165然而就是在这历经两千余年而基本不变的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臻成熟，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乡土社会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传统农业生产是国家生产体系的基础，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农民自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没有自发的社会流动。由于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乡土社会的思想观念依靠的是面对面的口口相传，伦理秩序靠的是宗族礼法和老人政治，这种宗法体制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崇尚孝悌、代代相传，即便朝代更替、治乱相易，乡土秩序总能迅速恢复，稳定发展总能实现，而融入到宗族乡绅治理体系中的儒家思想也从未中断和终止，不断发展积淀。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伦理、国民性格逐渐受到影响，经历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民族血液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乡土化的儒家思想构成传统文化的主体
1.儒家思想乡土化：社会统治的需要。“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4]216在西方人看来，一个社会的秩序要建立，多数要依仗宗教的作用，而一个不依靠宗教的中国社会竟然存续了两千年之久，因此令人深感惊异。事实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特色浓重的伦理本位社会，儒家思想以伦理为基础，以道德代宗教，长期维系着滕尼斯所说的“有机的团结”以及费孝通所说的“差距格局”，并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礼治秩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为主体构成的儒家思想更是从上到下、从古至今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金观涛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分为三层，即：上层（皇权层）、中层（乡绅层）和基层（乡土层）。[5]就上层而言，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皇权层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并利用科举制这一选拔人才机制，将儒家经典列为进入统治阶层的必考内容，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整套儒学教育的完整闭环。就基层而言，传统社会的乡土层“有语言而无文字”，[2]31对儒家经典并不能耳熟能详，但其伦理、秩序却能一贯而常，其主要原因就是长期坚持的一种宗法体制，这种体制基于“差序格局”中的“私”，依靠“维系私人的道德”，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无讼”的“老人统治”，维护的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贯彻于实际行为中的理念本质上就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而“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6]的传统治理模式又打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联系皇权层与乡土层的一个中间阶层——乡绅层，乡绅们一方面保持着向上流动的可能，即按照社会流动机制对儒家思想非常熟悉，一方面又与乡土基层密切联系，是基层宗族的领头人，代替皇权管理着基层宗族。作为上下层的联结纽带，乡绅们所掌握的儒家思想对基层乡土层的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2.乡土化的结果：礼俗文化的形成。儒家思想的乡土化直接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主体——礼俗文化。作为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礼是古人用以定亲疏、别尊卑、辨是非的准则，具有制度性、理论性；俗是民间群众的习俗，具有习惯性、自发性和乡土性。在传统文化中，礼和俗相互依存、互相胶着，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进行沟通和糅合。一般来说，礼来自于俗而高于俗，在礼形成之后，礼治因为国家在统治层面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习俗中，从而以礼化俗，并最终使礼与俗趋于一致。因此，礼俗本身就是儒家思想与乡土性的结合。
三、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继承的载体
1.乡土社会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庇护所。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正面遭遇，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被人们归因于儒家思想的保守与落后。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近代中国始终试图通过模仿西方的某些发展模式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批判的基础上的，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期的遮遮掩掩到“五四运动”时期彻底“打倒孔家店”，从“三民主义”的推崇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儒家思想一直是批判的对象。在上层社会，历经各次大型运动之后，儒家思想体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过时的、腐朽的要素被彻底清算，一些优秀的传统精神也被彻底抛弃。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在“文革”时期，则遭遇了灭顶之灾，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毁弃，几乎使国人跌入了一个道德的真空中。然而，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社会充当了中华儒学传统守护人的角色。“民间社会是中华儒学传统的深厚载体，近年来民俗学、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表明：乡土文化对儒家文化的葆育传承能力是惊人的。”[7]事实上，因为乡土社会的张力，儒家传统并没有在传承中丧失，而是依托于乡土村落存在了下来。
2.乡土社会保留了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人类学家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社会快速接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以消费主义、新发展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在中国的乡村，大部分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保留。
这种文化保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态文化。因为乡村异于城市的特殊性，自然环境、乡村聚落、建筑风格、民俗工艺、民族服饰等物态文化在乡村的保留较城市完整，这些物态文化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二是行为文化。源于乡土的“天人敬畏”思想，乡村一直对于传统节庆日所形成的文化丛非常看重，一系列基于年俗、婚俗、喪葬以及民族传统节日所形成的仪式文化代代传承而未流失；一些源于祭祀、求偶、庆祝等活动所形成的对歌、舞蹈、体育运动等民间艺术也成为传统行为文化的有力支撑。三是制度文化。传统的乡约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乡约“是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8]即使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方式仍然实行的是村民自治，村规民约仍是村民自治在制度上的一种主要选择。从历史沿革来看，现在的村规民约即是传统乡约的继承与发展。四是精神文化。传统文化对人的理想教育主要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开，这与乡村社会的家族、宗法观念趋于一致。因此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以孝悌文化为开端、以敬畏文化为维系、以认同文化为目标的民族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四、传统文化的“涅槃”：乡愁的回归
乡愁，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思念家乡的忧愁情绪”。近年来，这一词语逐渐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频繁使用，隐喻为对传统的怀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多次“封建礼教”的标签式批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重新被人们以“根”和“灵魂”的视角开始审视。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渴望中国社会能够着手进行传统的重建。
在这种乡愁回归的前提下，人们对基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开始“恢复记忆”，在全球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学界提出“乡土传统尤其是民俗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至今仍然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现实基础”。[9]在2013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政府首次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从2006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到2015年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尤其是古村落的发展与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民间，普通民众掀起了“国学”热，传统节日、文化仪式、民族服饰以及“记录乡愁”、宣传传统文化的影视记录片都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纵观之，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发展凝练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而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乡土性在其产生、存续、发展、升华以及扬弃的过程中始终一以贯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特质。当下，全球化和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各个层面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然而，只有正视中国的历史发展，认清传统文化的乡土本色，坚持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才能“不忘初心”、坚持文化自信，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JP2]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5.[JP]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周晓虹.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08，（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金观涛.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法律出版社，2011∶208.
[6]秦晖.传统十论[M].东方出版社，2014∶235.
[7]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J].文史哲，2007，（3）.
[8]艾莲.乡土文化：内涵与价值[J].理论参考，2010，（10）.
[9]朱振华.中国城镇化：社会转型与文化多样性[J].西北民族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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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乡土社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067-04[HT]
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千百年传承的理念，已浸润于每个国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1]正是源于此，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这种文化自信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强大基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孕育其生长和延续的乡土环境。当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的乡土社会逐渐趋于瓦解，传统的乡土环境已不复存在，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却在社会发展的扬弃过程中日益成长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留住绿水青山，记住淡淡乡愁”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描绘的图景，这里的乡愁，不仅指物态的自然环境，也指优秀的传统文化。换言之，能够让中国人自信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正是乡愁回归的思想基础，而这种传统文化也内在地散发着一种淡淡的乡愁。
一、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产生和存续的基础
亨廷顿早期曾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使用“儒教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精神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乡土性。
1.基于乡土情结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存续必然离不开其植根于其中的社会形态。法国社会学家莫斯说：任何社会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创造，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为其创造而自豪，并生发对其所处的社会的认同。中国社会从基层上来看是一种乡土社会，[2]115其经济基础是小农生产，土地是联结各个阶层的纽带，也是以农为生的人们的情感所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足见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土地的情感。正是基于此，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这种乡土情结根深蒂固。
乡土情结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源。首先，乡土社会“宗法血緣”情结是儒家“亲亲”思想的直接来源。子贡曾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可见儒家思想对乡土社会这种宗族乡党的评价是非常重视的。而基于宗族血缘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由于“人言可畏”而逐渐形成了对人们言行进行约束和控制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其次，乡土社会“安土重迁”观念是儒家伦理信仰的前提。由乡土社会“重土”思想产生的对土地的敬畏与乡土社会敬天、忠君、孝亲、尊师的道德观念一起构筑了儒家“天、地、君、亲、师”的多种信仰体系，而基于此的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3]再次，乡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衍生出了儒家“三纲五常”等重要的人伦原则。因“乡土情结”而代代相传，逐渐演变成了稳定的传统文化传承系统。
2.乡土社会的稳定性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盘旋不进，社会历久鲜变”，[4]165然而就是在这历经两千余年而基本不变的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臻成熟，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乡土社会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传统农业生产是国家生产体系的基础，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农民自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没有自发的社会流动。由于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乡土社会的思想观念依靠的是面对面的口口相传，伦理秩序靠的是宗族礼法和老人政治，这种宗法体制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崇尚孝悌、代代相传，即便朝代更替、治乱相易，乡土秩序总能迅速恢复，稳定发展总能实现，而融入到宗族乡绅治理体系中的儒家思想也从未中断和终止，不断发展积淀。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伦理、国民性格逐渐受到影响，经历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民族血液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乡土化的儒家思想构成传统文化的主体
1.儒家思想乡土化：社会统治的需要。“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4]216在西方人看来，一个社会的秩序要建立，多数要依仗宗教的作用，而一个不依靠宗教的中国社会竟然存续了两千年之久，因此令人深感惊异。事实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特色浓重的伦理本位社会，儒家思想以伦理为基础，以道德代宗教，长期维系着滕尼斯所说的“有机的团结”以及费孝通所说的“差距格局”，并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礼治秩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为主体构成的儒家思想更是从上到下、从古至今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金观涛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分为三层，即：上层（皇权层）、中层（乡绅层）和基层（乡土层）。[5]就上层而言，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皇权层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并利用科举制这一选拔人才机制，将儒家经典列为进入统治阶层的必考内容，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整套儒学教育的完整闭环。就基层而言，传统社会的乡土层“有语言而无文字”，[2]31对儒家经典并不能耳熟能详，但其伦理、秩序却能一贯而常，其主要原因就是长期坚持的一种宗法体制，这种体制基于“差序格局”中的“私”，依靠“维系私人的道德”，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无讼”的“老人统治”，维护的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贯彻于实际行为中的理念本质上就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而“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6]的传统治理模式又打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联系皇权层与乡土层的一个中间阶层——乡绅层，乡绅们一方面保持着向上流动的可能，即按照社会流动机制对儒家思想非常熟悉，一方面又与乡土基层密切联系，是基层宗族的领头人，代替皇权管理着基层宗族。作为上下层的联结纽带，乡绅们所掌握的儒家思想对基层乡土层的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2.乡土化的结果：礼俗文化的形成。儒家思想的乡土化直接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主体——礼俗文化。作为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礼是古人用以定亲疏、别尊卑、辨是非的准则，具有制度性、理论性；俗是民间群众的习俗，具有习惯性、自发性和乡土性。在传统文化中，礼和俗相互依存、互相胶着，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进行沟通和糅合。一般来说，礼来自于俗而高于俗，在礼形成之后，礼治因为国家在统治层面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习俗中，从而以礼化俗，并最终使礼与俗趋于一致。因此，礼俗本身就是儒家思想与乡土性的结合。
三、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继承的载体
1.乡土社会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庇护所。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正面遭遇，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被人们归因于儒家思想的保守与落后。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近代中国始终试图通过模仿西方的某些发展模式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批判的基础上的，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期的遮遮掩掩到“五四运动”时期彻底“打倒孔家店”，从“三民主义”的推崇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儒家思想一直是批判的对象。在上层社会，历经各次大型运动之后，儒家思想体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过时的、腐朽的要素被彻底清算，一些优秀的传统精神也被彻底抛弃。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在“文革”时期，则遭遇了灭顶之灾，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毁弃，几乎使国人跌入了一个道德的真空中。然而，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社会充当了中华儒学传统守护人的角色。“民间社会是中华儒学传统的深厚载体，近年来民俗学、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表明：乡土文化对儒家文化的葆育传承能力是惊人的。”[7]事实上，因为乡土社会的张力，儒家传统并没有在传承中丧失，而是依托于乡土村落存在了下来。
2.乡土社会保留了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人类学家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社会快速接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以消费主义、新发展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在中国的乡村，大部分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保留。
这种文化保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态文化。因为乡村异于城市的特殊性，自然环境、乡村聚落、建筑风格、民俗工艺、民族服饰等物态文化在乡村的保留较城市完整，这些物态文化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二是行为文化。源于乡土的“天人敬畏”思想，乡村一直对于传统节庆日所形成的文化丛非常看重，一系列基于年俗、婚俗、喪葬以及民族传统节日所形成的仪式文化代代传承而未流失；一些源于祭祀、求偶、庆祝等活动所形成的对歌、舞蹈、体育运动等民间艺术也成为传统行为文化的有力支撑。三是制度文化。传统的乡约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乡约“是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8]即使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方式仍然实行的是村民自治，村规民约仍是村民自治在制度上的一种主要选择。从历史沿革来看，现在的村规民约即是传统乡约的继承与发展。四是精神文化。传统文化对人的理想教育主要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开，这与乡村社会的家族、宗法观念趋于一致。因此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以孝悌文化为开端、以敬畏文化为维系、以认同文化为目标的民族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四、传统文化的“涅槃”：乡愁的回归
乡愁，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思念家乡的忧愁情绪”。近年来，这一词语逐渐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频繁使用，隐喻为对传统的怀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多次“封建礼教”的标签式批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重新被人们以“根”和“灵魂”的视角开始审视。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渴望中国社会能够着手进行传统的重建。
在这种乡愁回归的前提下，人们对基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开始“恢复记忆”，在全球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学界提出“乡土传统尤其是民俗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至今仍然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现实基础”。[9]在2013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政府首次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从2006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到2015年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尤其是古村落的发展与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民间，普通民众掀起了“国学”热，传统节日、文化仪式、民族服饰以及“记录乡愁”、宣传传统文化的影视记录片都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纵观之，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发展凝练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而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乡土性在其产生、存续、发展、升华以及扬弃的过程中始终一以贯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特质。当下，全球化和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各个层面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然而，只有正视中国的历史发展，认清传统文化的乡土本色，坚持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才能“不忘初心”、坚持文化自信，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JP2]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5.[JP]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周晓虹.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08，（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金观涛.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法律出版社，2011∶208.
[6]秦晖.传统十论[M].东方出版社，2014∶235.
[7]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J].文史哲，2007，（3）.
[8]艾莲.乡土文化：内涵与价值[J].理论参考，2010，（10）.
[9]朱振华.中国城镇化：社会转型与文化多样性[J].西北民族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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