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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汇聚，共谋新西部电影发展大计（连载）
受访者：黄建新著名电影导演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延艺云著名剧作家、教授、西影厂厂长
杨亚洲著名电影导演
采访者：张阿利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
从西部出发创建一个远远超出西部的大平台
张阿利：刚好现在杨亚洲导演也专程赶来参加咱们的讨论了。杨导，我很想您当时在拍摄《美丽的大脚》时，是不是有意识想和西部片的观念有些联系，还是一种无意识？具体在创作上，您有什么构想，或您在创作中碰到过什么问题？
杨亚洲：这个戏最早的时候没有原著。几年前，我曾去宁夏给别人帮忙，拍了两集电视剧，叫《喊叫水》，完了之后就在同心那个地方呆了十几天。同心跟银川截然不同：缺水，人的生存状态极端恶劣。所以当时拍那个戏的时候就感受特别深。这种感受总是让我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去那个地方拍点儿东西。后来果然有了机会，我就把李唯找来，李唯是《黑炮事件》的编剧，在宁夏工作过20多年，现在住在天津。我请他写了这个剧本。剧本创作在拍摄过程中是不断完善的，到电影出来之后，大概有50%以上的内容是剧本里没有的。其中很多感受都是在拍摄当中捕捉到的。这个电影讲述了两个大家都已经做得比较好、而且做得很多的题材：一个西部片的题材，西部片曾做得非常成功。第二个就是教育题材，这类题材也已经有很多。所以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想怎么样尽可能地找到它跟以前的不同点，或者把以前好的东西如何保持继承下来，这方面的问题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想得很多。
张阿利：以前的西部片给人的感觉都比较凝重，但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风格是多元的，即有凝重的一面，又有轻松的一面。在处理这些不同风格的时候，您觉得受以前西部片的影响大不大？
杨亚洲：接受以前西部片的影响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要找到我的长处，我要把自己感悟到的东西放进去，这样才可能是《美丽的大脚》的特点。说到多元化的问题，我们的创作就应该提倡多元化，而且欣赏的角度也应该多元化。同时我也比较喜欢有喜剧因素和有悲剧色彩的东西。
张阿利：有评论家认为您这部片子是西部片的第一部作品，对这个观点您持什么态度？
杨亚洲：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原来的西部片拍摄，但我是西影人，这么多年来，我在西影厂包括跟黄建新这么多年的合作，我对西部真的是有感情的，所以这部片子应该说是一部西部片。
黄建新：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值得说的，亚洲是东北人，但他却驾驭了一个西北题材。实际上，我认为一个人在20岁前，地域对他的终身影响已经形成，东北在他的情结中绝对是少不掉的，可是他找到的东西却是东北人、西北人或者国际的人都能理解的一个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和我们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已经跨过来进入生活了。在他的片子里，他关注的已经不是地域了，因为这个地域带给他的属性已经天然具备了，20年生活在这里，他不必刻意去追求这种东西。但这个片子能不能打动人，是不是有说服力或者说征服力、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是亚洲更多考虑的问题。
肖云儒：《美丽的大脚》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它是西部的题材，西部的人文景观，西部的形态，但是它最后走出了西部，找到了一个比西部大得多的共鸣点、接受群体和共鸣腔。这是西部片将来拍摄时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要从西部出发。创建一个远远超出西部的大平台。
黄建新：从中国戏剧角度来看，秦腔一直受地域的局限性比较大。在湖北的“二黄”最后发展成京剧的过程中，秦腔对京剧虽有些影响，但是后来京剧以及黄梅戏、豫剧在全国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秦腔。从戏曲史的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的局限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艺术门类之间是可以参考的。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们西安人敢说自己是汉人吗？”这就是刚才说的西部，一直是运动的历史。
肖云儒：其实说到西部动态的生存，不光是游牧之旅，还有流放之旅，如林则徐、纪晓岚、张贤亮‘王蒙、艾青这些历史上的失意的官僚和极“左”政治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曾流放过这里。还有移民之旅，集团性的移民，从湘军开始，到建设兵团，一直到现在的温州的西北热。
延艺云：还有三线建设，大企业的西移。
肖云儒：还有军旅之旅，西部边陲的驻边部队。著名诗人杨牧当年就是盲流，1964年因为写了反动日记要受批判，于是跑到新疆，正好落户在艾青的那个兵团，最后成了诗人，现在是四川作协党组书记。这些移民之移，游牧之游，盲流之流，军旅之旅，都是动态生活的。西部人的强韧，正在于他和原有的生存土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剥离，这使得西部有很多可以开掘的东西。
黄建新：西部题材无限丰富，比方说宗教史。中国宗教发生重大变化的几件事都发生在西部。新疆人在1637年之前是佛教徒，而蒙古人信伊斯兰教，逼着新疆人改教以至于发生了宗教战争。蒙古人战胜之后，逼着现在的新疆人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在那之前新疆人一直都是信佛教。还有像西藏流浪红、白黄教等等这些宗教的变化都是在西部产生的，而且这些宗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政治。所以说这里的题材应该是无限的。
肖云儒：我们应该表现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现在我们关注汉族的题材比较多，少数民族方面的题材关注得比较少。
延艺云：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前半部就是用这种文化观念在写小说。西部文化特征表现出来的故事性强、符号性强、色彩性强、传奇性强、有神秘感，人物性格丰富，这都和肖老师讲的这几种动态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
我拍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就是要追求真实
张阿利：杨导，作为一部新西部片来说，其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元素，包括艺术方面、技术方面等等。您能不能谈一下您当时的设想。
杨亚洲：关于这部戏的创作，我说得很多。其实每一部影片，导演所关注、所偏爱的以及他他所想表述的，或多或少在片子里都能显露出来。实际上，这部戏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西部片，是我在西部生活20年后在创作上的一个小结。通过拍这部戏，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自己的心灵上，都是对这20年经历的一种梳理或是凉晒。影片可能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部，认识西部；但是反过来，西部又会对你的创作，对你的心灵产生影响。以往我们可能经常谈创作者对西部的贡献，或者谈我们的作品对西部的一些影响，但实际上西部同时促进并影响了我们的长做，这一点我很有感触，《美丽的大脚》就是一种例证。西部的人，西部的电影，整个西部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多很多。
张阿利：我听到了一种说法，许多看了这部片子后会觉得西部现在怎么还是那么贫穷，以至于让人继续去关注西部、关爱西部，就像刚才肖老师说的人文关怀、终极体现。我想您的这部片子，一方面是做了一个艺术的梳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您对西部教育的一些认识和感受，这些后来取得了什么效果？
杨亚洲：这种反映出乎我的意料。比如，前一段时间在北大、上海交大以及西安的一些大学放映这部片子时，反响特别好。在北大，有一个女孩说得比较实在，很让我感动，她说看了影片之后，她觉得特别熟悉和激动，她就是宁夏人，是从宁夏考上北大的，考上北大之后，爸爸给她整理行李的时候就说，可能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她说在看这部片子之前，她的的确确再也不会回到那块土地上去了，但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她说她的想法虽然不会改变，但她一定要回去一年或者两年做些夏雨老师那样的事。这是今天年轻人所想做的，我觉得特别实在。就像电影里夏雨老师说的：“你们走了后我会想你们的。”张美丽说：“想我们再去看我们。”夏雨说：“那地方，我不会再去了。”起初，这场戏剧本里没有，后来拍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拍的，但我觉得就是要追求真实，因为在创作上真实才能可信，才能打动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都是遵循着真实的原则。片子出来后观众反响比较好，让人津津乐道的恰恰都是这些比较真实的东西。
张阿利：影片对夏雨选择所体现的分寸感，的确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力量。我接触到许多学生，他们的感觉也大多是这样。
黄建新：刚才亚洲说到西部题材时，谈到真实才有力量。西部题材实际上提供了两个极端的创作方式，一个就是要表现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生活，提供动人的生活情景；而另一个则是表现那些神秘的、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西部是能提供两个极致的创作思维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作者所能够展示他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比如说张艺谋用他的三个方式去讲述《英雄》，其实是向想象要艺术，不是向生活要艺术，他取得了成功。而亚洲是向生活要艺术，也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里，向想象要艺术的感觉是被民族心理所认可的。
肖云儒：西部形而上的东西很多。
黄建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而且有着长远的纵深感的东西。在向想象要艺术时，实际上是调动了形而上的那部分理解力，而不是对生活自身的写实力。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有这种创作意识，比如楚文化。
肖云儒：我写过一篇文章《西部文艺新时期现代浪漫注意的先声》，写的就是这个问题。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人为的阻隔以及交通的阻隔导致了整个世界对西部的神秘感。正式这种神秘感，营造了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想象空间。另外，信仰也营造了这些人气质上的神秘性，像磕长头那种信仰，谁都会感动。另外我们所说的两极震荡，一极是逼真写实的，亚洲的片子应该属于这种，而艺谋的很多片子，是在写实之表层下掩盖着浪漫的气质，就是向观念、向艺术要生活。我当时还划分了几类，其中一种是远村类型，像《老井》、《人生》，在世界闹市的尽头，住着我们的根。人们生活在那里，我把这些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精神行旅者中的强者，是夸父类型，他不息地追求，虽然知道要渴死，但还要追日。另外一种，是伏民类型。伏民是一个古代人，他被朝廷流放到西部，挨了一顿打后，永远成了奴隶。他一直在西部鞠躬，举着圣水过了一辈子，腰再也直不起来。
这两种精神行旅者的意识，正体现了西部浪漫注意的特色。其实美国西部片就是浪漫注意的一种。美国的西部牛仔以及后来包括进入现代主义的美国西部片，也叫心理西部片都是很浪漫的。这种浪漫常常以一种调侃或自嘲的方式来达到，他们和原来上一代的牛仔劫副济贫、行善赶好事不同。他们走入了一种消极，同时也走入了一个浪漫的境界。所以我觉得建新说的西部现实题材之外的浪漫题材，在中国整个文艺格局中是很有含金量的一块。
黄建新：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电影题材开掘方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其实，写实的故事在中国到处可以发生，而浪漫的东西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有的。
延艺云：西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非常大，如民族、宗教文化的纷杂，导致它给予艺术家的想像空间也就特别大。
黄建新：这块土地给人的感觉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人到了西部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到了苏州园林就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当你站在喀喇昆仑山那块巨石底下，你就觉得你不知道大自然是怎么回事了，有很多让你猜不透的东西；但是你到苏州园林里左转转右转转，面对所有一切，都感觉到自己是主任。因此，西部给人创造的另一种精神现象就是追求、就是想象。
西部人的孤独从精神上理解有一种苍凉感
肖云儒：从精神心理状态的角度来说，西部其实还有几点跟现代很相似的地方：一个是刚才谈到的交流问题。就是心态杂交或智慧杂交。西部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会几种语言。在青海循化县有一个乡，就是宗教改变了种族，他们原来是藏族，信的是藏教，后来撒拉族过来了，而撒拉族信的是伊斯兰教，历经三百年的通婚后，这一支藏族把自己变成了伊斯兰民族。另一个就是孤独感，西部人的孤独感和现代人的孤独感是两个层面，但是它很有价值。西部人的孤独，我把它说成是人在大自然包围中的孤独，是一种空间孤独。现代人的孤独是人在物化的包围中，是一种心灵孤独。
延艺云：大都市现代人的孤独从精神层面上理解比较平俗。西部人的孤独从精神上理解比较神秘，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容易被别人同情和理解，被别人所认同。
黄建新：西部艺术里都有一种悲剧情怀，非常典型，在各种门类的西部艺术里都有较强的体现。
肖云儒：西部的悲剧感也是现代人很重要的一种情感表现。李泽厚先生曾说，汉族是一个乐感民族，是一个没有忧患意识、没有焦虑情怀的民族。
延艺云：没有悲剧感，喜怒哀乐就很难形于色。
肖云儒：儒家的入世思想导致了没有终极关怀，它不像佛教。西部人的悲剧感，实际上跟现代人终极关怀中产生的生命悲剧和对未来的忧患是呼应的，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还可以开掘。实际上在感情层面、心理层面上还可以找到西部片的很多优势。总之是要从现代人感情需要的角度去选择此类题材。
黄建新：这个全人类都是共通的，所以库布里克才会拍《2001》，才会有那么多对未来空间的探索。关于新西部电影，实际上我们刚才已讨论过很多的方面，如题材的讨论、机制的讨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及到市场运作的讨论，但我们将来面临的最复杂的，也是我们西部人以前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方面的事情，我感觉这可能是我们今后的重中之重。
（待续）
责编：灿岑
受访者：黄建新著名电影导演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延艺云著名剧作家、教授、西影厂厂长
杨亚洲著名电影导演
采访者：张阿利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
从西部出发创建一个远远超出西部的大平台
张阿利：刚好现在杨亚洲导演也专程赶来参加咱们的讨论了。杨导，我很想您当时在拍摄《美丽的大脚》时，是不是有意识想和西部片的观念有些联系，还是一种无意识？具体在创作上，您有什么构想，或您在创作中碰到过什么问题？
杨亚洲：这个戏最早的时候没有原著。几年前，我曾去宁夏给别人帮忙，拍了两集电视剧，叫《喊叫水》，完了之后就在同心那个地方呆了十几天。同心跟银川截然不同：缺水，人的生存状态极端恶劣。所以当时拍那个戏的时候就感受特别深。这种感受总是让我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去那个地方拍点儿东西。后来果然有了机会，我就把李唯找来，李唯是《黑炮事件》的编剧，在宁夏工作过20多年，现在住在天津。我请他写了这个剧本。剧本创作在拍摄过程中是不断完善的，到电影出来之后，大概有50%以上的内容是剧本里没有的。其中很多感受都是在拍摄当中捕捉到的。这个电影讲述了两个大家都已经做得比较好、而且做得很多的题材：一个西部片的题材，西部片曾做得非常成功。第二个就是教育题材，这类题材也已经有很多。所以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想怎么样尽可能地找到它跟以前的不同点，或者把以前好的东西如何保持继承下来，这方面的问题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想得很多。
张阿利：以前的西部片给人的感觉都比较凝重，但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风格是多元的，即有凝重的一面，又有轻松的一面。在处理这些不同风格的时候，您觉得受以前西部片的影响大不大？
杨亚洲：接受以前西部片的影响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要找到我的长处，我要把自己感悟到的东西放进去，这样才可能是《美丽的大脚》的特点。说到多元化的问题，我们的创作就应该提倡多元化，而且欣赏的角度也应该多元化。同时我也比较喜欢有喜剧因素和有悲剧色彩的东西。
张阿利：有评论家认为您这部片子是西部片的第一部作品，对这个观点您持什么态度？
杨亚洲：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原来的西部片拍摄，但我是西影人，这么多年来，我在西影厂包括跟黄建新这么多年的合作，我对西部真的是有感情的，所以这部片子应该说是一部西部片。
黄建新：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值得说的，亚洲是东北人，但他却驾驭了一个西北题材。实际上，我认为一个人在20岁前，地域对他的终身影响已经形成，东北在他的情结中绝对是少不掉的，可是他找到的东西却是东北人、西北人或者国际的人都能理解的一个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和我们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已经跨过来进入生活了。在他的片子里，他关注的已经不是地域了，因为这个地域带给他的属性已经天然具备了，20年生活在这里，他不必刻意去追求这种东西。但这个片子能不能打动人，是不是有说服力或者说征服力、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是亚洲更多考虑的问题。
肖云儒：《美丽的大脚》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它是西部的题材，西部的人文景观，西部的形态，但是它最后走出了西部，找到了一个比西部大得多的共鸣点、接受群体和共鸣腔。这是西部片将来拍摄时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要从西部出发。创建一个远远超出西部的大平台。
黄建新：从中国戏剧角度来看，秦腔一直受地域的局限性比较大。在湖北的“二黄”最后发展成京剧的过程中，秦腔对京剧虽有些影响，但是后来京剧以及黄梅戏、豫剧在全国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秦腔。从戏曲史的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的局限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艺术门类之间是可以参考的。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们西安人敢说自己是汉人吗？”这就是刚才说的西部，一直是运动的历史。
肖云儒：其实说到西部动态的生存，不光是游牧之旅，还有流放之旅，如林则徐、纪晓岚、张贤亮‘王蒙、艾青这些历史上的失意的官僚和极“左”政治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曾流放过这里。还有移民之旅，集团性的移民，从湘军开始，到建设兵团，一直到现在的温州的西北热。
延艺云：还有三线建设，大企业的西移。
肖云儒：还有军旅之旅，西部边陲的驻边部队。著名诗人杨牧当年就是盲流，1964年因为写了反动日记要受批判，于是跑到新疆，正好落户在艾青的那个兵团，最后成了诗人，现在是四川作协党组书记。这些移民之移，游牧之游，盲流之流，军旅之旅，都是动态生活的。西部人的强韧，正在于他和原有的生存土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剥离，这使得西部有很多可以开掘的东西。
黄建新：西部题材无限丰富，比方说宗教史。中国宗教发生重大变化的几件事都发生在西部。新疆人在1637年之前是佛教徒，而蒙古人信伊斯兰教，逼着新疆人改教以至于发生了宗教战争。蒙古人战胜之后，逼着现在的新疆人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在那之前新疆人一直都是信佛教。还有像西藏流浪红、白黄教等等这些宗教的变化都是在西部产生的，而且这些宗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政治。所以说这里的题材应该是无限的。
肖云儒：我们应该表现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现在我们关注汉族的题材比较多，少数民族方面的题材关注得比较少。
延艺云：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前半部就是用这种文化观念在写小说。西部文化特征表现出来的故事性强、符号性强、色彩性强、传奇性强、有神秘感，人物性格丰富，这都和肖老师讲的这几种动态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
我拍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就是要追求真实
张阿利：杨导，作为一部新西部片来说，其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元素，包括艺术方面、技术方面等等。您能不能谈一下您当时的设想。
杨亚洲：关于这部戏的创作，我说得很多。其实每一部影片，导演所关注、所偏爱的以及他他所想表述的，或多或少在片子里都能显露出来。实际上，这部戏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西部片，是我在西部生活20年后在创作上的一个小结。通过拍这部戏，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自己的心灵上，都是对这20年经历的一种梳理或是凉晒。影片可能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部，认识西部；但是反过来，西部又会对你的创作，对你的心灵产生影响。以往我们可能经常谈创作者对西部的贡献，或者谈我们的作品对西部的一些影响，但实际上西部同时促进并影响了我们的长做，这一点我很有感触，《美丽的大脚》就是一种例证。西部的人，西部的电影，整个西部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多很多。
张阿利：我听到了一种说法，许多看了这部片子后会觉得西部现在怎么还是那么贫穷，以至于让人继续去关注西部、关爱西部，就像刚才肖老师说的人文关怀、终极体现。我想您的这部片子，一方面是做了一个艺术的梳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您对西部教育的一些认识和感受，这些后来取得了什么效果？
杨亚洲：这种反映出乎我的意料。比如，前一段时间在北大、上海交大以及西安的一些大学放映这部片子时，反响特别好。在北大，有一个女孩说得比较实在，很让我感动，她说看了影片之后，她觉得特别熟悉和激动，她就是宁夏人，是从宁夏考上北大的，考上北大之后，爸爸给她整理行李的时候就说，可能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她说在看这部片子之前，她的的确确再也不会回到那块土地上去了，但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她说她的想法虽然不会改变，但她一定要回去一年或者两年做些夏雨老师那样的事。这是今天年轻人所想做的，我觉得特别实在。就像电影里夏雨老师说的：“你们走了后我会想你们的。”张美丽说：“想我们再去看我们。”夏雨说：“那地方，我不会再去了。”起初，这场戏剧本里没有，后来拍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拍的，但我觉得就是要追求真实，因为在创作上真实才能可信，才能打动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都是遵循着真实的原则。片子出来后观众反响比较好，让人津津乐道的恰恰都是这些比较真实的东西。
张阿利：影片对夏雨选择所体现的分寸感，的确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力量。我接触到许多学生，他们的感觉也大多是这样。
黄建新：刚才亚洲说到西部题材时，谈到真实才有力量。西部题材实际上提供了两个极端的创作方式，一个就是要表现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生活，提供动人的生活情景；而另一个则是表现那些神秘的、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西部是能提供两个极致的创作思维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作者所能够展示他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比如说张艺谋用他的三个方式去讲述《英雄》，其实是向想象要艺术，不是向生活要艺术，他取得了成功。而亚洲是向生活要艺术，也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里，向想象要艺术的感觉是被民族心理所认可的。
肖云儒：西部形而上的东西很多。
黄建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而且有着长远的纵深感的东西。在向想象要艺术时，实际上是调动了形而上的那部分理解力，而不是对生活自身的写实力。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有这种创作意识，比如楚文化。
肖云儒：我写过一篇文章《西部文艺新时期现代浪漫注意的先声》，写的就是这个问题。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人为的阻隔以及交通的阻隔导致了整个世界对西部的神秘感。正式这种神秘感，营造了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想象空间。另外，信仰也营造了这些人气质上的神秘性，像磕长头那种信仰，谁都会感动。另外我们所说的两极震荡，一极是逼真写实的，亚洲的片子应该属于这种，而艺谋的很多片子，是在写实之表层下掩盖着浪漫的气质，就是向观念、向艺术要生活。我当时还划分了几类，其中一种是远村类型，像《老井》、《人生》，在世界闹市的尽头，住着我们的根。人们生活在那里，我把这些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精神行旅者中的强者，是夸父类型，他不息地追求，虽然知道要渴死，但还要追日。另外一种，是伏民类型。伏民是一个古代人，他被朝廷流放到西部，挨了一顿打后，永远成了奴隶。他一直在西部鞠躬，举着圣水过了一辈子，腰再也直不起来。
这两种精神行旅者的意识，正体现了西部浪漫注意的特色。其实美国西部片就是浪漫注意的一种。美国的西部牛仔以及后来包括进入现代主义的美国西部片，也叫心理西部片都是很浪漫的。这种浪漫常常以一种调侃或自嘲的方式来达到，他们和原来上一代的牛仔劫副济贫、行善赶好事不同。他们走入了一种消极，同时也走入了一个浪漫的境界。所以我觉得建新说的西部现实题材之外的浪漫题材，在中国整个文艺格局中是很有含金量的一块。
黄建新：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电影题材开掘方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其实，写实的故事在中国到处可以发生，而浪漫的东西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有的。
延艺云：西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非常大，如民族、宗教文化的纷杂，导致它给予艺术家的想像空间也就特别大。
黄建新：这块土地给人的感觉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人到了西部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到了苏州园林就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当你站在喀喇昆仑山那块巨石底下，你就觉得你不知道大自然是怎么回事了，有很多让你猜不透的东西；但是你到苏州园林里左转转右转转，面对所有一切，都感觉到自己是主任。因此，西部给人创造的另一种精神现象就是追求、就是想象。
西部人的孤独从精神上理解有一种苍凉感
肖云儒：从精神心理状态的角度来说，西部其实还有几点跟现代很相似的地方：一个是刚才谈到的交流问题。就是心态杂交或智慧杂交。西部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会几种语言。在青海循化县有一个乡，就是宗教改变了种族，他们原来是藏族，信的是藏教，后来撒拉族过来了，而撒拉族信的是伊斯兰教，历经三百年的通婚后，这一支藏族把自己变成了伊斯兰民族。另一个就是孤独感，西部人的孤独感和现代人的孤独感是两个层面，但是它很有价值。西部人的孤独，我把它说成是人在大自然包围中的孤独，是一种空间孤独。现代人的孤独是人在物化的包围中，是一种心灵孤独。
延艺云：大都市现代人的孤独从精神层面上理解比较平俗。西部人的孤独从精神上理解比较神秘，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容易被别人同情和理解，被别人所认同。
黄建新：西部艺术里都有一种悲剧情怀，非常典型，在各种门类的西部艺术里都有较强的体现。
肖云儒：西部的悲剧感也是现代人很重要的一种情感表现。李泽厚先生曾说，汉族是一个乐感民族，是一个没有忧患意识、没有焦虑情怀的民族。
延艺云：没有悲剧感，喜怒哀乐就很难形于色。
肖云儒：儒家的入世思想导致了没有终极关怀，它不像佛教。西部人的悲剧感，实际上跟现代人终极关怀中产生的生命悲剧和对未来的忧患是呼应的，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还可以开掘。实际上在感情层面、心理层面上还可以找到西部片的很多优势。总之是要从现代人感情需要的角度去选择此类题材。
黄建新：这个全人类都是共通的，所以库布里克才会拍《2001》，才会有那么多对未来空间的探索。关于新西部电影，实际上我们刚才已讨论过很多的方面，如题材的讨论、机制的讨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及到市场运作的讨论，但我们将来面临的最复杂的，也是我们西部人以前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方面的事情，我感觉这可能是我们今后的重中之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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