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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之洞；吴大激；信札；考析
【摘要】本文刊发了一件晚清重臣张之洞致吴大激的信扎，它不仅是研究张之洞和晚清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亦是张之洞的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
最近发现晚清重臣张之洞致吴大潋信札一件，不仅是研究张之洞和晚清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亦是张之洞的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信札全文凡8页，每页纵23厘米，横15厘米（图一）。释文如下：清卿仁兄麾下：
久别极为怀想，恨鲜暇作书耳。海上多警，投袂西来，壮哉君子，令人百拜。顷承惠《枪法准绳》，当与南塘拳（经）剑两经并传千古，已饬复刻，传示诸营将士，惟晋军不振，恐不能领会耳。
海防极为杞人之忧，津沽尤急，阁下到防后，当与合肥公深谈熟计，胜算在心。目前津防如何部署，孰沽孰塘，旌节自当何路，以及新城、紫竹、三岔、河北、旅顺、营口、烟台、乐亭都是何军分任，敢祈详示。此事有何善策，并望见教，以释愚虑，幸甚盼甚。谊卿何日北来，瀛眷今寓何所，幕中近有何异才，均望示复。弟在晋两年，毫无佳境，无一不欲办之事，而实无一擅长之才，以故劳精破神，累月穷年，而无大功效。天下至暗至钝者盖莫下走若矣，欲作一循吏且不能，况如公之所为经文纬武者乎。近来眠食殊不佳，兴趣日减，时当岁暮，百事纷纭，腊雪未沾，尤深盼望，手书数行，敬候起居，藉摅积愫，祗贺简擢，新春大喜，不尽。
弟之洞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再启者：闻麾下现住新城，又闻将移防乐亭，窃谓执事宜屯驻天津左右不远为佳，可时与合肥公参酌筹策，为益较大，乐亭究非所急。至津防诸军，以何军为精，何将为贤，并希赐示为要，切祷切祷。 信的抬头称“清卿仁兄麾下”，清卿，即吴大潋。既然是写给吴大潋的，这就首先涉及张之洞和吴大潋的关系。吴大潋，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意斋，生于1835年，同治七年（1868）以进士入翰林。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生于1837年，同治二年（1863）以进士入翰林。张之洞比吴大潋小2岁，却比他早5年入翰林。张之洞在朝直言敢谏，吴大潋亦以直声敢言，故二人同为清流人物，政见相同，常相过从。同时他们均博学多识，是金石学高手，对金石收藏和款识考释颇有研究，常与王懿荣、潘祖荫等诗酒流连，赏玩古器，商榷考订，友谊和交往自不同于一般。正因为有这么一种关系，张之洞与吴大潋的信札才会写得这么亲切，私下对吴大潋的军事布署才会问得这么详细，对自己的军事观点才会表达得那么明确。我们知道，吴大潋的军事本不归张之洞节制。张之洞在信中还提到吴大潋先前曾赠他《拳经》和《剑经》，这次又赠《枪法准绳》，这些更加印证了他们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和交往。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信中仅署“十二月十三日”，没有年份，依信中所述：“顷承惠《枪法准绳》，当与南塘拳剑两经并传千古，已饬复刻，传示诸营将士，惟晋军不振，恐不能领会耳”，以及“弟在晋两年，毫无佳境，无一不欲办之事，而实无一擅长之才，以故劳精破神，累月穷年，而无大功效”，知此札为张之洞在晋时所写。张之洞光绪七年（1881年12月）任山西巡抚，光绪十年（1884年5月）调离山西，署理两广总督。按“在晋两年”推算，他的信应写于光绪九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即公历的1884年1月10日。根据信中内容看，他到山西之时，山西吏制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急办之事多极，竞非清净无为之地也。”他急于改变这种状况，考勤吏属，劾罢贪官，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筹办冶炼局，创办令德堂，又拟筹建洋务局，准备开矿、修路、办学，以洋枪洋炮训练军队，极想在山西有大作为，但因积弊过深，一时难以见到大的成效，这与他在此札中所捕述山西的情况正相符合。
同时这亦是一封写给吴大潋有关军事部署的信札，我们分析一下书写时的政治、军事背景。
张之洞在晋的这几年，也正是由法越战争发展到中法战争的阶段。法国觊觎越南进而进攻中国的图谋已久，咸丰年间，法国就出兵强占了越南的南部，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越南变为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进犯河内地区。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被刘永福黑旗军和越南军民打败。这年七月又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对法国的步步侵略，清廷步步退让，更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引起朝野极大震动。在对待法国侵略上，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地主张妥协退让，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断不可轻于言战”，如果一旦开战，便会“兵连祸结”，“一发难收”，只能“遇险自保”，力保“和好大局”。另一派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等则坚决主战。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不顾年迈体衰，自请亲往抗法前线视师，并要求已退休的老部下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正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也向朝廷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军，急修天津、广州之防，积极应战。到次年四月，张之洞又应诏进京，向朝廷面陈抗法事宜，被命署理两广总督。这一时期，吴大潋正会办北洋军务，兵驻乐亭、昌黎一带，张之洞给吴大潋写这么一封信札，也是顺理成章的。从这一背景分析，把张之洞书写此札的时间确定为中法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月，即光绪九年的十二月十三日（1884年1月10日）也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分析张之洞为什么在信中一再强调“海防极为杞人之忧，津沽尤急”，又再三叮嘱“目前津防如何部署，孰沽孰塘，旌节自当何路，以及新城、紫竹、三岔、河北、旅顺、营口、烟台、乐亭都是何军分任，敢祈祥示。……闻麾下现住新城，又闻将移防乐亭，窃谓执事宜屯驻天津左右不远为佳”。当时，仗在南方，而张之洞信中所关注的却是塘沽、大沽口、天津，乃至旅顺、营口、烟台等北方沿海城市。这是为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高屋建瓴的全局战略眼光。他汲取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战船就由广东而浙江，又达大沽，迫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则径直从塘沽、大沽、天津、通州，直接攻入北京，以武力威胁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从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能看出大沽、塘沽和天津为北京门户的重要战略地位。张之洞对鸦片战争的殷鉴铭刻在心。中法之战最后虽以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调动刘永福等在广东击败法军，而后朝廷与法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但张之洞当时的信札无疑体现了他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眼光。他的这种深长忧虑，绝非是“杞人之忧”，在10年以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得到了印证。至于张之洞强调吴大潋要与李鸿章“深谈熟计”“参酌筹策”，是因为当时李鸿章总揽军政大权，负有全局指挥调度之责，北洋军队又是李鸿章直接指挥，吴大潋则是会办北洋军务，自当受李鸿章指挥调度，然而张之洞、吴大潋和李鸿章在对列强的侵略上分属主战派和主和派，政见不同，张之洞又夙知吴大潋的耿直，因而从全局着想，做再三叮嘱。至于张之洞用了“深谈”“参酌”等词，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这封信札也是一件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张之洞善书，造诣很高，书界对于晚清四大名臣的书法有评日：持之以恒的曾国藩，笔力雄健的左宗棠，笔笔中锋的李鸿章，用笔求润的张之洞。张之洞书法苏东坡，无论大字小字，都深得苏书之精神体势。近人或日：“张之洞学苏有其横肆而无其敦和。”此不知张书亦不知苏书之论也。其实苏书并非横肆，而张书也不乏敦和。张之洞书法的敦和正在骨髓，不仅敦和，而且雄健温润。持以上论者，或是见解失于偏狭，或是没有多见张书的精品。细观此札书法，虽属书札小品，但字体较大，书写精纯，极富坡公《洞庭春色赋》《黄州寒食帖》以及《致知县朝奉尺牍》《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等精品的风范韵致，笔势洞达，结体宽博，骨力内蕴，潇散温润，信手而书又现雍容敦和的阁臣气象，为张之洞书法的精品，置之晚清书林，亦不失为上品佳作，是研究张之洞生平事迹和书法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张金栋]
【摘要】本文刊发了一件晚清重臣张之洞致吴大激的信扎，它不仅是研究张之洞和晚清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亦是张之洞的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
最近发现晚清重臣张之洞致吴大潋信札一件，不仅是研究张之洞和晚清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亦是张之洞的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信札全文凡8页，每页纵23厘米，横15厘米（图一）。释文如下：清卿仁兄麾下：
久别极为怀想，恨鲜暇作书耳。海上多警，投袂西来，壮哉君子，令人百拜。顷承惠《枪法准绳》，当与南塘拳（经）剑两经并传千古，已饬复刻，传示诸营将士，惟晋军不振，恐不能领会耳。
海防极为杞人之忧，津沽尤急，阁下到防后，当与合肥公深谈熟计，胜算在心。目前津防如何部署，孰沽孰塘，旌节自当何路，以及新城、紫竹、三岔、河北、旅顺、营口、烟台、乐亭都是何军分任，敢祈详示。此事有何善策，并望见教，以释愚虑，幸甚盼甚。谊卿何日北来，瀛眷今寓何所，幕中近有何异才，均望示复。弟在晋两年，毫无佳境，无一不欲办之事，而实无一擅长之才，以故劳精破神，累月穷年，而无大功效。天下至暗至钝者盖莫下走若矣，欲作一循吏且不能，况如公之所为经文纬武者乎。近来眠食殊不佳，兴趣日减，时当岁暮，百事纷纭，腊雪未沾，尤深盼望，手书数行，敬候起居，藉摅积愫，祗贺简擢，新春大喜，不尽。
弟之洞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再启者：闻麾下现住新城，又闻将移防乐亭，窃谓执事宜屯驻天津左右不远为佳，可时与合肥公参酌筹策，为益较大，乐亭究非所急。至津防诸军，以何军为精，何将为贤，并希赐示为要，切祷切祷。 信的抬头称“清卿仁兄麾下”，清卿，即吴大潋。既然是写给吴大潋的，这就首先涉及张之洞和吴大潋的关系。吴大潋，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意斋，生于1835年，同治七年（1868）以进士入翰林。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生于1837年，同治二年（1863）以进士入翰林。张之洞比吴大潋小2岁，却比他早5年入翰林。张之洞在朝直言敢谏，吴大潋亦以直声敢言，故二人同为清流人物，政见相同，常相过从。同时他们均博学多识，是金石学高手，对金石收藏和款识考释颇有研究，常与王懿荣、潘祖荫等诗酒流连，赏玩古器，商榷考订，友谊和交往自不同于一般。正因为有这么一种关系，张之洞与吴大潋的信札才会写得这么亲切，私下对吴大潋的军事布署才会问得这么详细，对自己的军事观点才会表达得那么明确。我们知道，吴大潋的军事本不归张之洞节制。张之洞在信中还提到吴大潋先前曾赠他《拳经》和《剑经》，这次又赠《枪法准绳》，这些更加印证了他们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和交往。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信中仅署“十二月十三日”，没有年份，依信中所述：“顷承惠《枪法准绳》，当与南塘拳剑两经并传千古，已饬复刻，传示诸营将士，惟晋军不振，恐不能领会耳”，以及“弟在晋两年，毫无佳境，无一不欲办之事，而实无一擅长之才，以故劳精破神，累月穷年，而无大功效”，知此札为张之洞在晋时所写。张之洞光绪七年（1881年12月）任山西巡抚，光绪十年（1884年5月）调离山西，署理两广总督。按“在晋两年”推算，他的信应写于光绪九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即公历的1884年1月10日。根据信中内容看，他到山西之时，山西吏制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急办之事多极，竞非清净无为之地也。”他急于改变这种状况，考勤吏属，劾罢贪官，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筹办冶炼局，创办令德堂，又拟筹建洋务局，准备开矿、修路、办学，以洋枪洋炮训练军队，极想在山西有大作为，但因积弊过深，一时难以见到大的成效，这与他在此札中所捕述山西的情况正相符合。
同时这亦是一封写给吴大潋有关军事部署的信札，我们分析一下书写时的政治、军事背景。
张之洞在晋的这几年，也正是由法越战争发展到中法战争的阶段。法国觊觎越南进而进攻中国的图谋已久，咸丰年间，法国就出兵强占了越南的南部，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越南变为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进犯河内地区。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被刘永福黑旗军和越南军民打败。这年七月又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对法国的步步侵略，清廷步步退让，更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引起朝野极大震动。在对待法国侵略上，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地主张妥协退让，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断不可轻于言战”，如果一旦开战，便会“兵连祸结”，“一发难收”，只能“遇险自保”，力保“和好大局”。另一派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等则坚决主战。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不顾年迈体衰，自请亲往抗法前线视师，并要求已退休的老部下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正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也向朝廷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军，急修天津、广州之防，积极应战。到次年四月，张之洞又应诏进京，向朝廷面陈抗法事宜，被命署理两广总督。这一时期，吴大潋正会办北洋军务，兵驻乐亭、昌黎一带，张之洞给吴大潋写这么一封信札，也是顺理成章的。从这一背景分析，把张之洞书写此札的时间确定为中法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月，即光绪九年的十二月十三日（1884年1月10日）也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分析张之洞为什么在信中一再强调“海防极为杞人之忧，津沽尤急”，又再三叮嘱“目前津防如何部署，孰沽孰塘，旌节自当何路，以及新城、紫竹、三岔、河北、旅顺、营口、烟台、乐亭都是何军分任，敢祈祥示。……闻麾下现住新城，又闻将移防乐亭，窃谓执事宜屯驻天津左右不远为佳”。当时，仗在南方，而张之洞信中所关注的却是塘沽、大沽口、天津，乃至旅顺、营口、烟台等北方沿海城市。这是为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高屋建瓴的全局战略眼光。他汲取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战船就由广东而浙江，又达大沽，迫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则径直从塘沽、大沽、天津、通州，直接攻入北京，以武力威胁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从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能看出大沽、塘沽和天津为北京门户的重要战略地位。张之洞对鸦片战争的殷鉴铭刻在心。中法之战最后虽以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调动刘永福等在广东击败法军，而后朝廷与法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但张之洞当时的信札无疑体现了他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眼光。他的这种深长忧虑，绝非是“杞人之忧”，在10年以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得到了印证。至于张之洞强调吴大潋要与李鸿章“深谈熟计”“参酌筹策”，是因为当时李鸿章总揽军政大权，负有全局指挥调度之责，北洋军队又是李鸿章直接指挥，吴大潋则是会办北洋军务，自当受李鸿章指挥调度，然而张之洞、吴大潋和李鸿章在对列强的侵略上分属主战派和主和派，政见不同，张之洞又夙知吴大潋的耿直，因而从全局着想，做再三叮嘱。至于张之洞用了“深谈”“参酌”等词，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这封信札也是一件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张之洞善书，造诣很高，书界对于晚清四大名臣的书法有评日：持之以恒的曾国藩，笔力雄健的左宗棠，笔笔中锋的李鸿章，用笔求润的张之洞。张之洞书法苏东坡，无论大字小字，都深得苏书之精神体势。近人或日：“张之洞学苏有其横肆而无其敦和。”此不知张书亦不知苏书之论也。其实苏书并非横肆，而张书也不乏敦和。张之洞书法的敦和正在骨髓，不仅敦和，而且雄健温润。持以上论者，或是见解失于偏狭，或是没有多见张书的精品。细观此札书法，虽属书札小品，但字体较大，书写精纯，极富坡公《洞庭春色赋》《黄州寒食帖》以及《致知县朝奉尺牍》《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等精品的风范韵致，笔势洞达，结体宽博，骨力内蕴，潇散温润，信手而书又现雍容敦和的阁臣气象，为张之洞书法的精品，置之晚清书林，亦不失为上品佳作，是研究张之洞生平事迹和书法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