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起，至1976年之前，我通过贾维的关系，陆陆续续读了《哈里·杜鲁门回忆录》、《爱德华·希思》、《田中角荣传》、《阿登纳回忆录》、《尼赫鲁回忆录》、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爱德华·肯尼迪》和删节过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关中国的部分被删除了）。我把它们借回家，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发现父亲也背着我在读。虽然他总不忘提醒我离政治远一点，自己却抵挡不住诱惑，毕竟父亲是一个渴望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渴望知道另一种历史描述的人，本性难移。
　　那本《赫鲁晓夫回忆录》颇使我父亲兴奋了多日，并破天荒地对我说，心胸狭窄的斯大林指使“格伯乌”去墨西哥杀死了托洛茨基，赶尽杀绝呀！你看斯大林面相，额头多短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父亲最关心的核心内容，他坚信托洛茨基一定会平反。父亲这么放肆说话，基本是酒后。父亲那阵子喝酒很有点儿瘾，图的无非是一点点私下里的言论自由，而即便这么一点点，也需要酒精壮胆。
　　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上一度流传一本叫做《你到底要什么》的苏联小说，供批判苏修参考用的简陋灰皮书，作者柯切托夫，书内容尚有印象——莫斯科，列宁格勒，文艺界自由化人士，僵化的文化官僚，现代派画家，颓废诗人，别墅，人体画展，沙龙，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西方游客，间谍，记者……感觉苏联变了，西方化了，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放肆得多，特别是有了一群热衷于西方糜烂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当时我不具备判断这本小说的能力，一个生活于密封罐里的人，没办法衡量另一个天地下面另一群人们的生活。我牢记马克思最热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可望而不可及啊，评判者本身的丰富感知力是他得以评价世间万物的前提，而这种感知力不可能在贫瘠的环境下凭空诞生。我不知，则我沉默，这一点自知之明我当年已具备。
　　自识字起我就踩椅子打开父亲的大书橱找书看，《茹尔宾一家》好像总与《叶尔绍夫兄弟》并排插在一起，我只掠过书脊，却始终没动它们。柯切托夫，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苏联还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但我必须坦白，我读苏联小说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爱情部分，或干脆说——有关女人的描写，这一选择可能源自我对俄罗斯文学的美好印象，一种想当然吧。事实上，我的期望总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这个柯切托夫一本正经背后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嘛，至少苏联人比我们这里有人情味嘛。柯切托夫推出忧心忡忡的《落角》与《你到底要什么》了。我嗅出，苏联新一代的味道的确变了，不是变天的变，是和平演变的变，中国会朝这个方向变吗？又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一个不敢想的问题……那年头，我们有过多少个夭折的问题啊！
　　“修正主义”这个词，一个让人胆寒逼人疯狂，一个足以葬送国家主席政治生命乃至消灭其肉体生命的词，今天还有人提起吗？贾维说，修正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是正确的，我无言以对。不完全因为害怕，更因为我不了解历史与世界，在我看到的历史课本之外，在我看到的对世界的新闻报道之外，我只能从《参考消息》的豆腐干大小的缝隙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声音、描述与气息。当然啦，还有那些总能传到我们手里的书：它们披着“内部参考”的外衣，“供批判”的外衣，马列主义经典或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外衣（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类），尤其是那些最终没有被彻底焚毁、查抄和铲除的各种“毒草”——它们一直顽强地隐秘地在我们中间传播。
　　毛泽东鼓励全国读马列，读《红楼梦》，读儒家法家，读《史记》，读《水浒》，彼时上海市委为配合批判修正主义，授意图书馆开放一部分考茨基、伯恩斯坦著作，为反修、防修开放了一些对正统社会主义理论极为不利的西方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政治哲学著作（60年代初翻译的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历史中的英雄》和新节译的德热拉斯《新阶级》就是在那时借来看的），现在看来简直有点儿匪夷所思，完全帮倒忙。因为很明显，就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观而言，西方人的反苏言论哪有什么反修的借鉴价值，他们就是赤裸裸反共啊。
　　这段历史如此自相矛盾，它的全貌至今没有充分展呈于世。我现在不讨论宏观，就微观而论，我的经验在于——我个人阅读某书的时间，同所读之书的本意、效用以及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往往是错开的；而一本在它的诞生地及在它的语境里早已过时的书，却会在万里之外另一个特殊的环境发生某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这影响之巨大，完全可以用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来形容。要知道，那是人人在读张春桥、姚文元的“两报一刊”的年代啊，真不敢相信，读这两位，我们的奇耻大辱。
　　1977年，那个老牌修正主义者铁托，应华国锋的邀请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记得“九评”不，记得；好，那么还记得“九评”中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什么题目？《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年为了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治属性与苏联撕破了脸皮，辩论焦点居然是：苏共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则向来认为不是；不仅如此，并且由此可以断言，苏共也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铁托来了，一身白色西服，墨镜，敞篷车，广场10万人盛大欢迎仪式，华国锋称铁托为“同志”。
　　严格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是始于1989的东欧，而是更早的1977年。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亚得里亚海的灯塔上连续发布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长篇檄文，我们装聋作哑，“不主动交恶”，“不争论”，“大人不计小人过”……想当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头来，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受制于领导人的好恶，寿终于领导人的更替。霍查淡出，铁托凸显，贝尔格莱德比莫斯科更自由化，莫非世道要变了？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全面复出并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旋风般访问日本和美国之后，“邓时代”来临了，他的大幅照片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势已初步形成，计划赶不上变化，与南斯拉夫的短暂蜜月被迅速遗忘……不过，我记住了德热拉斯和“新阶级”，记住了“工人自治”和“不结盟”，还记住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我记住了英俊的克罗地亚人约瑟普·铁托。
　　灰飞烟灭，往事依依，昔日场景今安在，今天的笑谈，当年哪个不是头等大事，全民政治任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72年初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上海之前，厂里支部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要求“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头子”的态度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待之有礼，“十四字方针”。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主人翁般的莫名幻觉，好像尼克松上门来乞求我们一点什么似的。
　　我对美国发生兴趣与尼克松访华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尼克松访华之后非公开翻译出版的那些内参书籍有密切关系。杜威说：发生在前的事，未必是发生在后的另一件事的原因。不过，发生在前的事，也未必一定不构成促成后一件事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好奇于西方的光怪陆离，而是西方国家的驳杂思想方法吸引了我，马克思难道不正诞生于西方吗。我不相信西方19世纪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之后，这漫漫的100多年，它后来贡献的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相信杜威，为什么胡克早年曾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后来却批评马克思，他思想变化的道理何在？《哈里·杜鲁门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和《出类拔萃之辈》等等几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国际事件、冲突与分歧、关于历史真相的另一种描述、形形色色的人物、看问题的方式、幽默感、句子和词语——光读一个马克思是不够的，太不够了。
　　《出类拔萃之辈》填补了真空，毕竟，仅凭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南方来信》，你还不足以了解越南战争。看看美国人怎么回顾肯尼迪、约翰逊、胡志明、吴庭艳、武元甲、柯西金。杜鲁门的回忆，则使我窥见美国白宫机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视野：广岛原子弹，占领日本，遏制苏联的“杜鲁门计划”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柏林的封锁，以色列巴勒斯坦，朝鲜战争爆发与停战，风起云涌的革命，为我掀起了50年代冷战幕布之一角——许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新版《杜鲁门回忆录》，蓝封面，上下卷，我翻开目录，发现有好几章的小标题，是我当年读的那个版本所没有的：“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与政治迫害行为”，“共产党中国的干涉”……这两个小标题很怵目，很恶毒，在上世纪70年代，再怎么内部发行，此类“反共句子”也是必须坚决予以删除的。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 作者：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