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方逮捕了牛兰及其夫人汪德利曾，并从他们的几处屋里查获了大量的共产国际文件、账户、资金。他们使用的护照也都是伪造的。由于牛兰对自己的活动和他人的联络始终缄口不言，警方最终未能摸清牛兰真实身份及和其他人联系的详细情况，只判断牛兰是从事指导和联络太平洋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
　　在租界，警方依据相关“租界法律”条款来审判牛兰或将其驱逐出租界之时，向忠发的被捕成为牛兰事件的转折点。
　　6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有关牛兰身份的信息。而此前4月被捕后叛变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亦供称：“第三国际派有代表数人，常驻在上海，就是国际的远东局。”
　　向忠发、顾顺章的供述，使“牛兰事件”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当局认定牛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扰乱国民政府，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发电报严令上海淞泸警备司令部要求引渡此二人。8月12日，牛兰夫妇由租界工部局监狱被押送至淞泸警备司令部拘留。8月14日晨，上海淞泸警备司令部用火车将牛兰夫妇押解到南京。
　　展开营救
　　由于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而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国际反动势力称之为“赤色间谍”、“共产国际阴谋”、“苏联扩张”，并乘机兴风作浪，迫害各国共产党人。
　　为尽快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指示在华的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密切配合，制定周详计划，完成秘密救援任务。
　　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下大力气动员了中国当时的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以及国际著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以各种方式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牛兰。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演变为一次世界范围的行动。
　　也因此，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更加认定牛兰应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最髙负责人。台湾“国史馆”至今保存着当时苏联委员会、国际法律协会、柏林国际防御委员会、马尼拉劳工大会、捷克京城工会、保加利亚京城工会、美国费城国际劳工同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义会、世界妇女会、世界学生会、宋庆龄等人的来电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资料。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蒋介石不顾孙夫人宋庆龄亲自出面与之交涉，甚至不愿以亲儿蒋经国之性命来换取牛兰的释放。
　　1932年7月初，牛兰夫妇开始进行狱中绝食。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于7月11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请客为名，邀集了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人，商讨动员与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结果，由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茅盾、丁玲等36名著名文化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7月12日，在华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邀集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中国著名人士以及在沪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伊赛克（伊罗生）等共32人，组成了一个专门从事营救牛兰夫妇的机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进一步发动、联络与组织上海及全国的营救牛兰运动，并与“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遥相呼应。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决意要判处牛兰夫妇。8月19日在当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上，尽管陈瑛律师为牛兰夫妇极力辩护，但法庭依然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宣判。判决书上引用了向忠发、顾顺章的供词以及所谓“证据”，说明：牛兰在1930年3月，汪德利曾在同年7月先后来华，二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煽惑军人民众、或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并有扰乱治安之实行，且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行为”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相关条法而判处死刑，因其“犯罪”在1932年3月5日之前，又依1932年6月25日公布的《大赦条例》第二条及刑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一款法定刑上减1/3，处牛兰夫妇各以无期徒刑。
　　以宋庆龄为首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及1932年底由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始终不遗余力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声援与营救。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并亲自到江苏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餐，把世界人民的关怀之意转达给牛兰夫妇。
　　因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一直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份依旧是一个难解之谜。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苏两国重又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国民政府很快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
　　牛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中的身份，据考证，周恩来曾解释道：“牛兰——交通系统”，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管秘密电台、交通及秘密党的经费”。由于牛兰负责向共产国际转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结果牛兰破坏，《申报》（据杨奎松考证疑为《大公报》——笔者注）登过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佐尔格对此也有比较清楚的说明，他提到，远东局的组织科“由牛兰本人和一两名助手”组成。
　　由此可知，牛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负责对共产国际的联络及交通等任务的“组织科”的负责人，这也是负责中共交通系统的顾顺章对他的名字较为熟悉的原因。同时，牛兰也兼做太平洋职工联合会秘书处的某些领导工作。因此，上海租界当局在牛兰被捕后捜查出不少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但很少能够看到牛兰亲笔写的或修改的文件，仅有的几件也全部是关于如何进行秘密工作和记录上海工潮的。这清楚地表明，牛兰并不是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任务仅限于交通联络与了解工人运动方面。
　　正是由于牛兰对中共中央情况知之不多，因此，牛兰的被捕，对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有关的文献记载看，顾顺章被捕，中共中央被迫停止正常工作将近1个月时间；向忠发被捕，中共中央停止正常工作达5个月之久；而牛兰被捕，中共中央几乎未停止过一天正常工作，甚至连会议地点都没有改变。
　　关于牛兰夫妇国籍，根据其后裔说明，牛兰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此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并在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非常委员会）。1924年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转送各种文件和经费等。
　　牛兰夫人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接受髙等教育，后来从事教师职业。她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1917年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知相恋。1930年初来到中国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返回苏联后的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亦有人说，牛兰夫妇的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牛兰在1943年至1948年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着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
　　（摘自《百年潮》 本文作者：周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