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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民族文化共存共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显著特点。在人口流动性加强、族群杂居等因素的作用下，族群间的文化互动成为常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杂居地区的文化互动模式，进行民族杂居地区汉藏文化互动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对于把握文化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于整体对待族群文化互动，科学处置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藏杂居;文化互动;田野调查
一、引言
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输入方式，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传递、交流和整合。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文化沟通日益频繁，过程中难免出现碰撞和摩擦，造成各种文化冲突现象。在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则对涵化现象有着众多的案例分析。本文拟从天祝县代乾村这个汉藏杂居的村落来进行研究，来充分说明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涵化现象。
二、田野调查点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选择的田野地点是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抓喜秀龙乡的代乾村。天祝藏族自治县（后文简称“天祝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在武威市南部，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全县8镇11乡，人口数量24万多人，人口密度31人/km2，境内有马牙雪山、乌鞘岭、小三峡等景区，草原秀美，大川林立，林海苍茫，因盛产白牦牛而闻名世界。“天祝”，藏语称“华锐”，意为英雄部落。抓喜秀龙乡，藏语意为“吉祥富饶之沟”，距天祝县西南38公里，地处乌鞘岭-歪巴郎山-代乾山及马牙雪山之间的金强河谷及其支流的狭长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接青海门源县。现辖代乾、红圪塔、南泥沟、炭窑沟、永丰5个行政村，15个村民生产小组，有农牧户1087户4588人，其中，藏族、土族、汉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占64%。地方因十世班禅从事过佛教活动，当地人建有班禅玛尼康[1]而闻名。该镇生产方式农牧结合，以特色种植业、畜牧业（主要是高山细毛羊、白牦牛）为主，兼顾以天然草场为载体的生态旅游（牧家乐）。
笔者开展田野调查的代乾村则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乡最西端，金强河源头，西南与青海门源县接壤，海拔在3000米-5000米，年平均气温-2℃，代乾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村，农牧户一百二三十户，总人口接近600人，常年居住着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满族5个民族，藏族占全村人口的74%。
三、代乾村汉藏关系及其互动模式
笔者在代乾村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尽管在人口数量上，藏族比例较大，但是在文化氛围中，仍然是汉文化占着主导影响作用，在这里，我们将之称为强势文化，这里的强势没有任何先进文化、政治上优越的意思，只是为了显示在不同族群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的影响力。这个方面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是一致的。在代乾村，多种族群文化相互碰撞影响，并存共融，和谐共处，中间的文化互动长期存在并延续发展。代乾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村，农牧户一百二三十户，总人口接近600人，常年居住着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满族5个民族，藏族占全村人口的74%。各种因素的影响，天祝县其他地区人给抓喜秀龙当地藏族人冠以“假藏”称谓，当地人也觉得自己不如青海“老藏”正规，只是觉得妨碍不大，表示无所谓。
在代乾村，笔者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存在影响模式（如图1）并不是简单的单线影响，而是较为复杂的多向嵌入式影响。在这种影响过程中，由于汉文化主导因素的客观存在，其他族群文化不可避免与之发生关系，行为上相互帮扶，文化上相互借鉴，导致习俗或多或少发生转变。同时，它的多向还体现在外来文化影响上，这种原因主要归于外出人员务工。前文提到，由于通讯、交通等设施便利，代乾村年轻人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从事传统牧业，选择外出务工。一旦人走出自己的文化圈，必然遭受文化冲击，思想、行为上的文化互动转型就在所难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外来文化影响主要还是汉文化圈的主导影响。而且，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外来汉文化对本地其他族群的影响，也包括对本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调查地的文化互动模式应该是嵌入式文化并存互动模式（图2）。
图2 嵌入式互动模式
在这种嵌入式并存文化互动模式中，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相互并存，和谐共融。并不是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弱势文化会被挤压生存空间，甚至消亡。只是彼此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而已。而且，在这种互动模式当中，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互动是连续的，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对文化互动实质性的理解和把握。
费孝通曾说过：“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在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杂交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2]。正如文化互动转型论提出者：“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永远不变[3]。”因此，不同文化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涵化，是长期适应的一种表现，是不同民族长期和睦生活的一种保障。
四、当地汉族的“藏化”的具体表现
当地汉族在与藏族长期生活的過程中，在很多地方呈现出藏族人的模式，下面将从五个方面讨论当地汉族的“藏化”的具体表现：
（一）生产方式中的“藏化”现象
笔者在代乾村一位近60岁的齐姓汉族家里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正值当地从事饲草收割囤积农活。据访谈对象透露，代乾村村民的生产方式确切是农牧结合，以牧业为中心，而不是政府宣传的纯牧业。由于人口稀少，代乾村人均能分到70亩地，该家庭共有9口人，拥有田地面积490亩（大儿子、大儿媳在西藏山南地區当公务员，没有土地分配），家有70多头牦牛、80多只细毛羊在栏。为了合理开发资源，政府出于均衡人口分布的考虑，当地在50年代有过一次人口迁移，齐家就属于这种群体类型。迁移到当地之后，该家庭最早在农场从事饲草种植，后又脱离农场，70年代初期正式从事牧业生产，延续至今。包括齐家人在内的当地人大多从事这种生产方式，即一部分土地种植青稞、饲草，其他全为草场，春末到秋初这段时间，牛羊散养;其余时间，牛羊归圈，用囤积饲草进行喂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牛羊养殖，每年根据繁殖数量、草场承载量进行牲口销售，每年出售的牦牛10多头，羊20多只。其他经济来源主要是牛毛买卖（主要被河南地区的商人收购加工）、外地旅游人口所付草场管理费（当地有虫草，个头较小，尽管市场一般，但仍有外地人涌入当地挖虫草，当地人要收取20-30元草场保护费）。还有一部分藏族人以自家草场为载体，发展藏家乐、牧家乐等生态旅游经济，在抓喜秀龙境内，较为常见。 （二）宗教习俗中的“藏化”现象
当地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藏族居民有煨桑、念经、初一十五去寺庙磕头等宗教习俗。汉族居民偶有煨桑，每逢节日，也到寺庙磕头祈福，出入较为自由。由于长时间相处，受汉文化影响，当地藏民的宗教情感对比与甘南地区较为淡薄微弱。在笔者调查过程中，有部分藏民表示大家觉得还是挣钱比较实在，要多学汉族人，有时候碰到寺庙法事，也会去参加，但只是凑凑热闹，汉族人更是如此。
（三）族际通婚现象
由于居住环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散杂居布局，当地族际通婚现象较为普遍。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族际通婚多发生在藏族和土族之间，主要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和当地藏族人，还有一部分是汉族人和青海藏族人通婚。在对齐姓家庭访谈的过程中，访谈对象表示如果自己孩子和藏族孩子发生感情，也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人家愿意，但是内心还是排斥，主要觉得宗教习俗较为繁琐。另外一个方面，有些藏族家庭对族际通婚持反对态度，选择性主要圈定在藏族里面。笔者以调查过程中的一个访谈个案来说明当地人对于组际通婚的看法。
曹某，男，汉族，37岁，居住在天祝县，随笔者到代乾村开展调查。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充当报道人的角色。父母为汉族，妻子为藏族，主要经济来源为出租车收入，车系私家车，挂靠在一家公司，不用缴纳份子钱，每天有200-300元收入，对目前生活状态较为满意。
问：你是汉族，怎么娶了一个藏族媳妇？
答：哎，没办法，父母安排的着。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多喽，好几个朋友都是。
问：嫂子会藏语吗？你会吗？作为一个汉族男性和一个藏族女性结婚，生活交流上会不会不方便？
答：媳妇藏语不是很溜，但日常的都会。我嘛，简单些的会一点点。不会，她也不是特别那啥的那种藏族，时间长了，没有什么不方便，习惯了。
问：嫂子在家穿藏袍吗？家里有没有设置经堂？
答：不穿，穿的和汉族一样。家里没有经堂。
问：你们当时结婚是按照藏族习俗操办的还是汉族？
答：娶的时候是按照汉族习俗，他们家送她的时候按照藏族习俗。
问：孩子的户口，民族成份登记是汉族还是藏族？
答：藏族。藏族到底好嘛，国家现在那么多优惠政策，娃娃以后上学可能有好处，所以当时就报了藏族。这边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通过上述调查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地族际通婚发生几率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居住生活在一个区域，相互影响;2、由于外出务工等人口流动性原因，受外界文化影响，自由恋爱较为普遍;3、宗教意识淡薄导致民族情感弱化。
（四）日常语言中的“藏化”现象
由于民族交融，导致当地汉族人通用汉语受到藏语及土语影响。例如当地人在称谓用语上明显借鉴了藏语称谓。称呼“奶奶”为“阿奶”、“姐姐”为“阿代”、“叔叔”为“阿克”、“喇嘛”为“阿卡”。另外，藏族受其他民族影响较为明显，当地年轻一代的藏族人基本不会藏语，只有在老一辈藏族人之间的对话才能发现。由于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不到位，加之宗教情感弱化、生活习俗汉化、族际通婚、民族身份背后的利益诉求驱动等。
（五）风俗习惯中的“藏化”现象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各民族居民差异不大，一日三餐，早上奶茶馍馍，中午和晚上均以面食为主，家中存有风干牛肉，佐以食用。吉时节庆方面，代乾村居民几乎没有差异，汉族人的节日，藏族人也过，藏族人的节日，汉族人不过。藏族人与汉族人一样贴对联，汉字、藏文对联都有出现。当地无社火等乡风民俗。居住房屋风格大都相同，与县城楼宇藏式风格花边点缀不同，当地房屋构建多是为了方便生产生活，一层房屋L型圈成院落，玻璃格挡形成走廊，用以避风。院落侧面多以围栏、彩钢板等材料构筑圈舍，用于冬季圈养牲口。
五、结论与反思
通过田野调查研究，笔者对天祝县抓喜秀龙乡代乾村汉族文化互动做了分析。这种分析仅仅是在人类学理论基础上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生活当中的运用结果尚未可期。正确把握和认识该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对于当地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科学化解民族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文化具有“自我-他人”的二元对立特征。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族群文化排他性明显，民族情感强烈。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可以预言：抓喜秀龙乡自然环境决定了生态旅游经济必将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重要產业。在这种环境下，外来文化影响可谓来势汹汹。在文化接触过程中，文化碰撞、文化冲突、文化互动交流在所难免。任何一个族群对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主动选择性，全部改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
（二）尊重文化互动过程中的文化地位。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文化要素间渗透是一个双向过程，具体内容差异性很大，仅仅凭借文化互动过程中，自身文化要素对方接受程度来断言文化的优越性，是断章取义。因此，代乾村藏族被外界戴上“假藏”的帽子，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另外，在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对等地位应该贯穿互动全程，一旦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不平等对话，就会影响正常的文化互动，互动平衡点就不会出现，容易出现文化互动歧化，导致出现影响社会内部结构性要素发生矛盾的因素，最终对社会良性运转产生不利影响。
注释：
[1]玛尼康为藏语mani khang音译，mani意为六字真言，可译为经文或者经轮，khang，意为房子或殿室，玛尼康即为众人念诵玛尼经的处所或者转经轮的场合。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夏妍.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汉族移民和民族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3]李元元.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4]王浩宇.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汉藏互动”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13
[5]切排，李元元《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动因的微观解讀——以甘肃天祝天堂村汉族成员“煨桑”行为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
【关键词】：汉藏杂居;文化互动;田野调查
一、引言
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输入方式，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传递、交流和整合。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文化沟通日益频繁，过程中难免出现碰撞和摩擦，造成各种文化冲突现象。在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则对涵化现象有着众多的案例分析。本文拟从天祝县代乾村这个汉藏杂居的村落来进行研究，来充分说明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涵化现象。
二、田野调查点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选择的田野地点是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抓喜秀龙乡的代乾村。天祝藏族自治县（后文简称“天祝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在武威市南部，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全县8镇11乡，人口数量24万多人，人口密度31人/km2，境内有马牙雪山、乌鞘岭、小三峡等景区，草原秀美，大川林立，林海苍茫，因盛产白牦牛而闻名世界。“天祝”，藏语称“华锐”，意为英雄部落。抓喜秀龙乡，藏语意为“吉祥富饶之沟”，距天祝县西南38公里，地处乌鞘岭-歪巴郎山-代乾山及马牙雪山之间的金强河谷及其支流的狭长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接青海门源县。现辖代乾、红圪塔、南泥沟、炭窑沟、永丰5个行政村，15个村民生产小组，有农牧户1087户4588人，其中，藏族、土族、汉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占64%。地方因十世班禅从事过佛教活动，当地人建有班禅玛尼康[1]而闻名。该镇生产方式农牧结合，以特色种植业、畜牧业（主要是高山细毛羊、白牦牛）为主，兼顾以天然草场为载体的生态旅游（牧家乐）。
笔者开展田野调查的代乾村则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乡最西端，金强河源头，西南与青海门源县接壤，海拔在3000米-5000米，年平均气温-2℃，代乾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村，农牧户一百二三十户，总人口接近600人，常年居住着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满族5个民族，藏族占全村人口的74%。
三、代乾村汉藏关系及其互动模式
笔者在代乾村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尽管在人口数量上，藏族比例较大，但是在文化氛围中，仍然是汉文化占着主导影响作用，在这里，我们将之称为强势文化，这里的强势没有任何先进文化、政治上优越的意思，只是为了显示在不同族群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的影响力。这个方面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是一致的。在代乾村，多种族群文化相互碰撞影响，并存共融，和谐共处，中间的文化互动长期存在并延续发展。代乾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村，农牧户一百二三十户，总人口接近600人，常年居住着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满族5个民族，藏族占全村人口的74%。各种因素的影响，天祝县其他地区人给抓喜秀龙当地藏族人冠以“假藏”称谓，当地人也觉得自己不如青海“老藏”正规，只是觉得妨碍不大，表示无所谓。
在代乾村，笔者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存在影响模式（如图1）并不是简单的单线影响，而是较为复杂的多向嵌入式影响。在这种影响过程中，由于汉文化主导因素的客观存在，其他族群文化不可避免与之发生关系，行为上相互帮扶，文化上相互借鉴，导致习俗或多或少发生转变。同时，它的多向还体现在外来文化影响上，这种原因主要归于外出人员务工。前文提到，由于通讯、交通等设施便利，代乾村年轻人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从事传统牧业，选择外出务工。一旦人走出自己的文化圈，必然遭受文化冲击，思想、行为上的文化互动转型就在所难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外来文化影响主要还是汉文化圈的主导影响。而且，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外来汉文化对本地其他族群的影响，也包括对本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调查地的文化互动模式应该是嵌入式文化并存互动模式（图2）。
图2 嵌入式互动模式
在这种嵌入式并存文化互动模式中，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相互并存，和谐共融。并不是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弱势文化会被挤压生存空间，甚至消亡。只是彼此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而已。而且，在这种互动模式当中，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互动是连续的，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对文化互动实质性的理解和把握。
费孝通曾说过：“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在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杂交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2]。正如文化互动转型论提出者：“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永远不变[3]。”因此，不同文化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涵化，是长期适应的一种表现，是不同民族长期和睦生活的一种保障。
四、当地汉族的“藏化”的具体表现
当地汉族在与藏族长期生活的過程中，在很多地方呈现出藏族人的模式，下面将从五个方面讨论当地汉族的“藏化”的具体表现：
（一）生产方式中的“藏化”现象
笔者在代乾村一位近60岁的齐姓汉族家里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正值当地从事饲草收割囤积农活。据访谈对象透露，代乾村村民的生产方式确切是农牧结合，以牧业为中心，而不是政府宣传的纯牧业。由于人口稀少，代乾村人均能分到70亩地，该家庭共有9口人，拥有田地面积490亩（大儿子、大儿媳在西藏山南地區当公务员，没有土地分配），家有70多头牦牛、80多只细毛羊在栏。为了合理开发资源，政府出于均衡人口分布的考虑，当地在50年代有过一次人口迁移，齐家就属于这种群体类型。迁移到当地之后，该家庭最早在农场从事饲草种植，后又脱离农场，70年代初期正式从事牧业生产，延续至今。包括齐家人在内的当地人大多从事这种生产方式，即一部分土地种植青稞、饲草，其他全为草场，春末到秋初这段时间，牛羊散养;其余时间，牛羊归圈，用囤积饲草进行喂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牛羊养殖，每年根据繁殖数量、草场承载量进行牲口销售，每年出售的牦牛10多头，羊20多只。其他经济来源主要是牛毛买卖（主要被河南地区的商人收购加工）、外地旅游人口所付草场管理费（当地有虫草，个头较小，尽管市场一般，但仍有外地人涌入当地挖虫草，当地人要收取20-30元草场保护费）。还有一部分藏族人以自家草场为载体，发展藏家乐、牧家乐等生态旅游经济，在抓喜秀龙境内，较为常见。 （二）宗教习俗中的“藏化”现象
当地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藏族居民有煨桑、念经、初一十五去寺庙磕头等宗教习俗。汉族居民偶有煨桑，每逢节日，也到寺庙磕头祈福，出入较为自由。由于长时间相处，受汉文化影响，当地藏民的宗教情感对比与甘南地区较为淡薄微弱。在笔者调查过程中，有部分藏民表示大家觉得还是挣钱比较实在，要多学汉族人，有时候碰到寺庙法事，也会去参加，但只是凑凑热闹，汉族人更是如此。
（三）族际通婚现象
由于居住环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散杂居布局，当地族际通婚现象较为普遍。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族际通婚多发生在藏族和土族之间，主要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和当地藏族人，还有一部分是汉族人和青海藏族人通婚。在对齐姓家庭访谈的过程中，访谈对象表示如果自己孩子和藏族孩子发生感情，也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人家愿意，但是内心还是排斥，主要觉得宗教习俗较为繁琐。另外一个方面，有些藏族家庭对族际通婚持反对态度，选择性主要圈定在藏族里面。笔者以调查过程中的一个访谈个案来说明当地人对于组际通婚的看法。
曹某，男，汉族，37岁，居住在天祝县，随笔者到代乾村开展调查。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充当报道人的角色。父母为汉族，妻子为藏族，主要经济来源为出租车收入，车系私家车，挂靠在一家公司，不用缴纳份子钱，每天有200-300元收入，对目前生活状态较为满意。
问：你是汉族，怎么娶了一个藏族媳妇？
答：哎，没办法，父母安排的着。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多喽，好几个朋友都是。
问：嫂子会藏语吗？你会吗？作为一个汉族男性和一个藏族女性结婚，生活交流上会不会不方便？
答：媳妇藏语不是很溜，但日常的都会。我嘛，简单些的会一点点。不会，她也不是特别那啥的那种藏族，时间长了，没有什么不方便，习惯了。
问：嫂子在家穿藏袍吗？家里有没有设置经堂？
答：不穿，穿的和汉族一样。家里没有经堂。
问：你们当时结婚是按照藏族习俗操办的还是汉族？
答：娶的时候是按照汉族习俗，他们家送她的时候按照藏族习俗。
问：孩子的户口，民族成份登记是汉族还是藏族？
答：藏族。藏族到底好嘛，国家现在那么多优惠政策，娃娃以后上学可能有好处，所以当时就报了藏族。这边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通过上述调查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地族际通婚发生几率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居住生活在一个区域，相互影响;2、由于外出务工等人口流动性原因，受外界文化影响，自由恋爱较为普遍;3、宗教意识淡薄导致民族情感弱化。
（四）日常语言中的“藏化”现象
由于民族交融，导致当地汉族人通用汉语受到藏语及土语影响。例如当地人在称谓用语上明显借鉴了藏语称谓。称呼“奶奶”为“阿奶”、“姐姐”为“阿代”、“叔叔”为“阿克”、“喇嘛”为“阿卡”。另外，藏族受其他民族影响较为明显，当地年轻一代的藏族人基本不会藏语，只有在老一辈藏族人之间的对话才能发现。由于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不到位，加之宗教情感弱化、生活习俗汉化、族际通婚、民族身份背后的利益诉求驱动等。
（五）风俗习惯中的“藏化”现象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各民族居民差异不大，一日三餐，早上奶茶馍馍，中午和晚上均以面食为主，家中存有风干牛肉，佐以食用。吉时节庆方面，代乾村居民几乎没有差异，汉族人的节日，藏族人也过，藏族人的节日，汉族人不过。藏族人与汉族人一样贴对联，汉字、藏文对联都有出现。当地无社火等乡风民俗。居住房屋风格大都相同，与县城楼宇藏式风格花边点缀不同，当地房屋构建多是为了方便生产生活，一层房屋L型圈成院落，玻璃格挡形成走廊，用以避风。院落侧面多以围栏、彩钢板等材料构筑圈舍，用于冬季圈养牲口。
五、结论与反思
通过田野调查研究，笔者对天祝县抓喜秀龙乡代乾村汉族文化互动做了分析。这种分析仅仅是在人类学理论基础上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生活当中的运用结果尚未可期。正确把握和认识该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对于当地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科学化解民族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文化具有“自我-他人”的二元对立特征。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族群文化排他性明显，民族情感强烈。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可以预言：抓喜秀龙乡自然环境决定了生态旅游经济必将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重要產业。在这种环境下，外来文化影响可谓来势汹汹。在文化接触过程中，文化碰撞、文化冲突、文化互动交流在所难免。任何一个族群对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主动选择性，全部改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
（二）尊重文化互动过程中的文化地位。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文化要素间渗透是一个双向过程，具体内容差异性很大，仅仅凭借文化互动过程中，自身文化要素对方接受程度来断言文化的优越性，是断章取义。因此，代乾村藏族被外界戴上“假藏”的帽子，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另外，在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对等地位应该贯穿互动全程，一旦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不平等对话，就会影响正常的文化互动，互动平衡点就不会出现，容易出现文化互动歧化，导致出现影响社会内部结构性要素发生矛盾的因素，最终对社会良性运转产生不利影响。
注释：
[1]玛尼康为藏语mani khang音译，mani意为六字真言，可译为经文或者经轮，khang，意为房子或殿室，玛尼康即为众人念诵玛尼经的处所或者转经轮的场合。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夏妍.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汉族移民和民族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3]李元元.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4]王浩宇.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汉藏互动”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13
[5]切排，李元元《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动因的微观解讀——以甘肃天祝天堂村汉族成员“煨桑”行为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