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正值北伐革命蓬勃发展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公然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仗着手中掌控的军队，悍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国民党右派又相继在广州制造四一五惨案，在汉口实行七一五分共。他们调转枪口对准昔日的盟友中国共产党人和手无寸铁的工农大众，一时间，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大众尸横遍野。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牺牲的中共党员多达2600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汪寿华、萧楚女、赵世延、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等，惨遭杀害的工农大众接近30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面对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令，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朱德、贺龙、叶挺及刘伯承等率部（中国共产党能控制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首举义旗，打响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从此拉开序幕。暴动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放弃了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率部挺进罗霄山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毛泽东自创军始，就深谙“治军必先治校”的道理。为了提高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毛泽东于1927年底在井冈山麓的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开创了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军政教育的先河。毛泽东、朱德宁冈会师组建红四军后，尽管率部转战闽山赣水军务繁忙，军政教育却从来未有半点懈怠。从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从红四军教导大队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从红四军随营学校到闽西红军学校，从福建红军学校到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直至长征路上的军委干部团，军政教育机构虽几易其名，但其基本任务始终不变，即努力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为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输送各类合格人才，适应人民军队的发展需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人民军队军政教育机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但在世人的印象中，毛泽东却似乎从未给人民军队教育机构题写过校名牌匾，唯一一次有可能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校名的机会，也因毛泽东忙于党的理论研究而让给了红军著名的“马背书法家”舒同。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历史上毛泽东应当为人民军队教育机构题写过匾额。笔者曾鉴赏过毛泽东书写的匾额手稿，手稿纸张为熟宣纸，而且是夹宣纸，较陈旧，局部有水浸痕迹，尺寸约为1500mm×410mm，“永慕红学堂”五个大字为毛笔自右向左行草书写，并在手稿左下方落款“芝草”，盖有“毛润芝印”印文一枚，印文尺寸约为8.5mm×10mm，阴刻，篆体字。
　　这个匾额手稿是毛泽东何时何地为何教育机构题写的呢？笔者经查阅资料并实地考察后确认，这是毛泽东1930年6月在江西吉安值夏陂头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简称红三分校）题写的。
　　现将笔者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分述如下：
　　1.红三分校的前身后世。1929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转战到东固与江西红军地方武装红二、红四团会师。稍事休整后红四军挥师入闽，开拔前留下300余名伤病员在东固养伤，同时留下毛泽覃、陈东日、谢唯俊等红四军领导干部就地休养并指导当地工作。这些留下的红四军指战员成为日后赣西南党政军的部分骨干及培训赣西南军政干部的基本力量。3月，红二团教导队（其前身为中共东固区委于1928年底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在东固螺坑创办。6月，红二、红四团教导队成立。9月，红二、红四团教导队由东固螺坑迁往富田陂下，改称赣西红军学校。1930年6月，赣西红军学校由富田陂下迁值夏陂头，改称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随后又迁往青原山、吉安城内及永阳等地。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后编入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11月，加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2月，汇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10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一部分。从红三分校的身世可以看出，其初创历史基本可与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的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比肩，其建校规模亦可与同期的福建红军学校（未随朱毛转战赣西南而留在闽西的红四军随营学校）媲美。
　　2.红三分校的首任校领导是毛泽东、朱德。红二团教导队队长是陈东日。红二、红四团教导队队长是李介思，支部书记为肖龙章，政治部主任为陈东日。赣西红军学校后期的校长为毛泽东，政治委员为朱德，教育长为陈东日。红三分校的校长为朱德，政治委员为毛泽东，教育长为陈奇涵，学生总队长为陈东日。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后，红三分校由李文林继任第二任校长，陈东日继任第三任校长。毛泽东、朱德在担任军校领导期间，不仅参与管理，而且亲自授课，例如1930年二七会议（亦称“陂头会议”）结束后11天，毛泽东就到陂下敦仁堂为红校学员授课。朱德也曾亲自为红校学员授课。
　　3.红三分校的校址之一在值夏陂头永慕堂。值夏陂头现为美陂古村，占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梁氏祖先梁仕阶率族中子孙于南宋初年由陕西迁徙至此，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村中梁姓家族有近3000人，保存较完整的清代建筑至今仍有360余栋。古村被誉为“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山抱水环、天然形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二七会议即在此召开。中共赣西特别行动委员会旧址也坐落于此，毛泽东、朱德及曾山的旧居至今仍散落在这八卦相通的民居群中，毛泽东的著名词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更是在此首创。永慕堂为梁氏宗祠，而且是村中最大的建筑群。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古朴恢弘，呈二堑三堂吞口式古建风貌，占地1200余平方米。祠堂大门高10米，雕梁画栋，翘角飞檐，门口两侧有石狮一对。堂内仅楹联就有25幅，且多藏“永”“慕”二字，足见民族文化底蕴之深厚。更为重要的是，永慕堂曾是红四军总部机关所在地（红四军总部1930年2月中旬后驻此，7月、11月又两次驻此），也是红三分校校址所在地（红三分校1930年6月建校于此）。想当年就在这座祠堂，先是毛泽东、朱德多次偕红四军高级将领谈笑进出，厅室内共商歼敌妙计；后是600余红校学员（革命胜利后幸存者多为共和国开国将领）齐聚一堂，天井中聆听导师教诲。此等场景，壮美至极！历史的一个瞬间，竟为后人留下茶余饭后的绵绵话题，更让名不见经传的梁氏宗祠永垂青史，世人仰慕。笔者想象当年毛泽东白天看到高悬祠堂门楣之上古朴的“永慕堂”匾额，夜间想起汇集祠堂内年轻有为的红校学员，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撞，怎能不令毛泽东思绪万千，豪情激荡。毛泽东坚信今朝校内之学子，必将成为明日军中之栋梁。中国革命道路虽然崎岖漫长，但人民终将赢得最后伟大胜利。身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兼军校政治委员的毛泽东，性情所至，即兴为红军将校摇篮挥毫写下“永慕红学堂”五字，得意之余落款“芝草”并喜钤私印一方。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了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幅他为人民军队军政教育机构书写的匾额墨宝。○
　　（本文作者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资深文件检验专家）
　　题图 红三分校的校址之一在吉安值夏陂头永慕堂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