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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在路上奔波月余，
经闽、赣等七省到达重庆
1942年夏，日寇从杭州沿浙赣路南侵。先陷我妻读高中处义乌，继陷金华、衢州、江山，一直进到浙闽边境的仙霞关，才因败兵撤退。日寇在我乡进兵时，怕有抵抗，所至之处，先炸后烧，沿途许多地方，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我妻娘家广渡，在通往仙霞关路上，也遭同样命运。我妻父兄，日寇退后也无家可归，只得分散居住荷宅边、保安、廿八都三处的仓屋里，生活十分困难。我家虽在日寇后退的路边，但日寇仍一路烧杀掳掠，村中多人被杀被奸，许多房屋被烧毁，我家也被洗劫一空。逃至距我家20多里廿七都源深山避乱的我妻及家人，一时也不能回家，生活十分不安全。
是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其住房正好空着，我便与同学、同事、好友严晋（君默）迁入暂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便寄了一封书信叫妻前来重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路上奔波月余，经闽、赣、湘、粤、桂、黔、川七省，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严晋只得去住宿舍，妻便和我团聚在一起了，久别重聚，其欢乐无以名状。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要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四哥他们那组房子，是他和二哥及其妻舅王学素共同建造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北的一座小山半腰处，马路南就是冠生园及资委会办公处。这组房子是标准的抗战时期“临时住房”。梁柱是木头的，屋顶是瓦的，但墙壁是竹篱笆糊上水泥构建而成的。共有五间，三间在较高处，是王家人住房，两间在较低处，是二、四哥的住房，旁边有个石岩，筑有坚固石墙，有窗户采光，当时供二哥的“勤务兵”居住。日寇空袭时，供三家避乱用。没有自来水，三家用水全靠此勤务兵从下面嘉陵江挑来。我和妻在此安居了两月余，不久四嫂回渝，我俩不得不迁入各人的单身宿舍暂住。1943年，日寇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华东较为平静，学素舅调动至浙江省任省府委员，二哥也去闽任“东南区银行监理官”，四、五月先后离开重庆，四哥在朝天门上班也十分不方便，他们协商后便将这组临时房子卖了。四哥在林森路另租了一间房子住下，静候中信局高职公房的落成。
我们在重庆重聚不到两个月，就分居两处了，想想真不是滋味。但上班仅数月，没储蓄，租房子要花费很多，又不想借债，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我们想到旅馆团聚，得知有许多人租小旅馆安家，我们算算月收入，觉得还负担得起，便找到一家小旅馆租房住了下来。此处在两路口旁一个小路边上，下面是一个小山谷，房子靠马路是用地板和竹子搭成的高脚楼，数人同时走进去，便有摇摇欲坠之感，很不安全。但对我们来说，可以每天住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夜里，妻突然叫着惊醒，对我说她爸追她用泥沙撒她，是不是爸爸病了？她很担心。奇怪，不数日，就接到她爸去世的来信。自从日寇烧毁了岳父家的村子以后，岳父一直住在廿八都的仓屋里，生活当然不如前了。妻来重庆时，曾路过廿八都，但因随人行动，无自主权，只住了一夜，竟未能去向父亲辞行，真是悔恨终身。
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们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
1943年9月，中信局高职公房建成了，二室一厅，在当时重庆，算是高级住房了，四哥一家便匆匆搬进住了。他们原租住的林森路房子，则让给我俩居住。住房在一个传统帽店的楼上，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有一排临街窗户，街上人来人往，人声噪杂，但对我们这对渴望有个窝的乱世小夫妻来说，无疑是个天堂。妻特别兴奋，用刚到手的工资，买了一个床、床头柜、写字台、四只凳子以及锅碗煤炉等物，一个小家庭就建成了。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和妻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家在重庆市中心的山下，要到市中心如不坐车走小路，要爬一个山坡。这个山坡上植有草木花，算是个公园，休假日我俩常去闲坐散心。家离长江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每当明月当空，我俩便去江边溜达闲坐，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我们常一起到附近温泉家庭浴室洗浴休息，这是重庆特有的，别有一种风味。
妻是小女儿，在家没有做过家务事，嫁到我家后由于母亲的偏爱，也只做过烧火等粗事。为了吃饭，现在我们要自己烧煤炉了，妻从未生过小煤炉，我从单位分到的又是硬煤，生煤炉成了我俩的难事。有一次，妻好不容易生好炉子，忽然有个同乡要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晚饭，临走时妻舍不得让煤炉熄灭，我却怕出去数小时不安全，竟强行用水把火熄灭了，从而使我们争吵起来。记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妻脾气耿直，但知道我脾气急，总是忍着让我的。这次的确是我不对，人家花了多大的气力才生好火，你竟无理的强行熄灭，还用水去浇。
小家庭组成后，妻白天上班，回家要做家务，晚上还要到重辉法商学院上夜大，十分劳累。记得有一次日机来袭，她睡得很熟，我叫醒她进防空洞，她说她太累了，她不想逃，她命很大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一定要她逃，最后还是进防空洞了。在洞中她告诉我她逃日寇的经历。那是1942年夏，她还在义乌读高中，听说日本人来了，她和几个同学乘小舟逃命。日机追逐她们，并向她们开机枪，她们把头蒙在被窝里。及日机走，她们发现，一串子弹，打穿了棉被，真危险。
妻没有理家的经验，却把我们这个小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同她爸一样好客，凡是到过我家的人，都喜欢再来重访。记得有几位哥哥们的朋友，有的虽是身居部长级的高官，但因工资增加大大落后于通货膨胀，收入有限，却又自命清高，穷得连家眷都养不起，平时只靠护工在办公处烧一点好吃的。见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可以起火做饭，他们更知道妻父的为人，加上我妻儿和她父一样好客，星期日他们常常带了小菜和酒，约几个常来我家的老友，到我们家来吃饭谈天说地。他们当时大约五六十岁，清高骄傲，目空一切，但很喜欢我们，把我当作弟子，把妻当作儿女。有一个高官甚至要妻叫他干爹。妻不习惯此事没有接受。一个同乡同学女友听说此事，说妻真呆，如果是她，早就认那高官为干爹了。当时常到我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李、郑、严、陈等，妻的女友邵某、戴某等。李、郑、严、陈常到我家吃饭，有时我们工资用完，他们就把我们请到外面吃火锅之类。有事他们总是帮忙做。在我成家时，李兄陪妻去买马桶、锅子、扫把，并帮她搬回家。有一次妻的鞋子坏了，陈还找出榔头、老虎钳给她修呢！我同邵某等也亲如兄妹，亲密无间，有时竟做出现在想来不可理解的事。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戴某忽来我办公室，说是和家人闹意见（当时她父在外地工作，她寄居在一个亲戚家中），要到我家暂住，我便把钥匙交给她，她说房东不认识她，恐进不去，要我陪她回去。我竟不假思索跟她一起回家了。她到我家后说：昨天未睡好，竟脱衣上床休息了。我只好坐在窗前读英文，直到妻下班回来她才起床。小邵更常到我家留宿，有时挤一床根本没有想到此事有何不妥。小戴在我留美时因病去世。小邵在解放前夕，经沪去其夫处，即失去了联系。李、陈在数年前去世，严、郑等同学，迄今还有往来。
去美国留学，
又与妻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年冬天，政府公开招考公派留美学生，我报名参考并考取了，我先是要复习功课备考，后又要复习英语准备出国，家务全部落在我妻身上。她白天上班，回家料理家务。那时我妻年轻漂亮，有个同事竟跟踪到家里来，看到我始知妻已结婚，便自觉无趣地走了。对此，我并不介意。青年男女，总有异性追求，只要自己立场坚定，是不会出乱子的。
1944年春，政府为了拉拢我们这批百多人的公派留学生，要我们进中央训练团，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听说受训期间，不能随便回家。我们这对小夫妻经过近半年多的小家庭生活，真是如胶似漆，哪能忍受一个月的分离。当我拿着行李坐上马车开路时，妻恋恋不舍，泣不成声。手攀着车后档跟着马车奔跑，见此情景，我也流下泪来。到团后当即写信，表述别离之痛。这次集训，受到了一部分反国民党人士的攻击，说国民党是给我们洗脑，并告到美国参议院去，要美国不要给我们签证。结果使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等待时间，到九、十月份才恢复签证。
在我出国前夕，大约是1944年10月，我和妻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以后我一直保存着。到美国后，我把它反拍放大，放在房间里，天天看着。我回国时把它带了回来，1947年秋我们有了新居时，把它挂在客堂中。1956年秋，我们迁入河滨大楼，又把它挂在卧室里，一直到现在，已成我们恩爱的象征了。希望它能永远陪伴我度此一生。
在上飞机去印度那一天，妻一起来就两眼泪汪汪。恰过了近两年的恩爱生活，现在又要分离了。美国是那样的遥远，连做梦也要远涉重洋，在这战火弥漫全世界的时刻，何时才能再团聚啊！我口中虽安慰她说：一两年就会回来的，但心中的确也无底。回想我已忍心两度离别爱妻，远去重庆，现在第三次还要远出重洋。我真是个只重学业、事业，不重爱情的俗夫啊。在菜园坝飞机场上，妻哭个不停，连怎样告别也记不起了，我也痛哭失声，无言以对，挥挥手就告别了。那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大约只能坐十多个乘客，经昆明加油后过喜马拉雅山，再在缅北某地加油后直飞加尔各答，到印时已是次日上午了。为了早日到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孟买。等了近一个月，才乘上去美国的运兵船。在去美的船上，妻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夜里睡在床上，有时还似乎听到妻叫我的声音，有时看到她在做饭，有时在撕我的脚皮，梦醒后茫然若失。船经印度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到美国洛杉矶。在船上足足有一个月，12月底才辗转抵达纽约的。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多的留美生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名誉所长）
责任编辑 肖阿伍
经闽、赣等七省到达重庆
1942年夏，日寇从杭州沿浙赣路南侵。先陷我妻读高中处义乌，继陷金华、衢州、江山，一直进到浙闽边境的仙霞关，才因败兵撤退。日寇在我乡进兵时，怕有抵抗，所至之处，先炸后烧，沿途许多地方，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我妻娘家广渡，在通往仙霞关路上，也遭同样命运。我妻父兄，日寇退后也无家可归，只得分散居住荷宅边、保安、廿八都三处的仓屋里，生活十分困难。我家虽在日寇后退的路边，但日寇仍一路烧杀掳掠，村中多人被杀被奸，许多房屋被烧毁，我家也被洗劫一空。逃至距我家20多里廿七都源深山避乱的我妻及家人，一时也不能回家，生活十分不安全。
是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其住房正好空着，我便与同学、同事、好友严晋（君默）迁入暂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便寄了一封书信叫妻前来重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路上奔波月余，经闽、赣、湘、粤、桂、黔、川七省，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严晋只得去住宿舍，妻便和我团聚在一起了，久别重聚，其欢乐无以名状。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要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四哥他们那组房子，是他和二哥及其妻舅王学素共同建造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北的一座小山半腰处，马路南就是冠生园及资委会办公处。这组房子是标准的抗战时期“临时住房”。梁柱是木头的，屋顶是瓦的，但墙壁是竹篱笆糊上水泥构建而成的。共有五间，三间在较高处，是王家人住房，两间在较低处，是二、四哥的住房，旁边有个石岩，筑有坚固石墙，有窗户采光，当时供二哥的“勤务兵”居住。日寇空袭时，供三家避乱用。没有自来水，三家用水全靠此勤务兵从下面嘉陵江挑来。我和妻在此安居了两月余，不久四嫂回渝，我俩不得不迁入各人的单身宿舍暂住。1943年，日寇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华东较为平静，学素舅调动至浙江省任省府委员，二哥也去闽任“东南区银行监理官”，四、五月先后离开重庆，四哥在朝天门上班也十分不方便，他们协商后便将这组临时房子卖了。四哥在林森路另租了一间房子住下，静候中信局高职公房的落成。
我们在重庆重聚不到两个月，就分居两处了，想想真不是滋味。但上班仅数月，没储蓄，租房子要花费很多，又不想借债，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我们想到旅馆团聚，得知有许多人租小旅馆安家，我们算算月收入，觉得还负担得起，便找到一家小旅馆租房住了下来。此处在两路口旁一个小路边上，下面是一个小山谷，房子靠马路是用地板和竹子搭成的高脚楼，数人同时走进去，便有摇摇欲坠之感，很不安全。但对我们来说，可以每天住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夜里，妻突然叫着惊醒，对我说她爸追她用泥沙撒她，是不是爸爸病了？她很担心。奇怪，不数日，就接到她爸去世的来信。自从日寇烧毁了岳父家的村子以后，岳父一直住在廿八都的仓屋里，生活当然不如前了。妻来重庆时，曾路过廿八都，但因随人行动，无自主权，只住了一夜，竟未能去向父亲辞行，真是悔恨终身。
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们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
1943年9月，中信局高职公房建成了，二室一厅，在当时重庆，算是高级住房了，四哥一家便匆匆搬进住了。他们原租住的林森路房子，则让给我俩居住。住房在一个传统帽店的楼上，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有一排临街窗户，街上人来人往，人声噪杂，但对我们这对渴望有个窝的乱世小夫妻来说，无疑是个天堂。妻特别兴奋，用刚到手的工资，买了一个床、床头柜、写字台、四只凳子以及锅碗煤炉等物，一个小家庭就建成了。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和妻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家在重庆市中心的山下，要到市中心如不坐车走小路，要爬一个山坡。这个山坡上植有草木花，算是个公园，休假日我俩常去闲坐散心。家离长江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每当明月当空，我俩便去江边溜达闲坐，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我们常一起到附近温泉家庭浴室洗浴休息，这是重庆特有的，别有一种风味。
妻是小女儿，在家没有做过家务事，嫁到我家后由于母亲的偏爱，也只做过烧火等粗事。为了吃饭，现在我们要自己烧煤炉了，妻从未生过小煤炉，我从单位分到的又是硬煤，生煤炉成了我俩的难事。有一次，妻好不容易生好炉子，忽然有个同乡要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晚饭，临走时妻舍不得让煤炉熄灭，我却怕出去数小时不安全，竟强行用水把火熄灭了，从而使我们争吵起来。记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妻脾气耿直，但知道我脾气急，总是忍着让我的。这次的确是我不对，人家花了多大的气力才生好火，你竟无理的强行熄灭，还用水去浇。
小家庭组成后，妻白天上班，回家要做家务，晚上还要到重辉法商学院上夜大，十分劳累。记得有一次日机来袭，她睡得很熟，我叫醒她进防空洞，她说她太累了，她不想逃，她命很大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一定要她逃，最后还是进防空洞了。在洞中她告诉我她逃日寇的经历。那是1942年夏，她还在义乌读高中，听说日本人来了，她和几个同学乘小舟逃命。日机追逐她们，并向她们开机枪，她们把头蒙在被窝里。及日机走，她们发现，一串子弹，打穿了棉被，真危险。
妻没有理家的经验，却把我们这个小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同她爸一样好客，凡是到过我家的人，都喜欢再来重访。记得有几位哥哥们的朋友，有的虽是身居部长级的高官，但因工资增加大大落后于通货膨胀，收入有限，却又自命清高，穷得连家眷都养不起，平时只靠护工在办公处烧一点好吃的。见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可以起火做饭，他们更知道妻父的为人，加上我妻儿和她父一样好客，星期日他们常常带了小菜和酒，约几个常来我家的老友，到我们家来吃饭谈天说地。他们当时大约五六十岁，清高骄傲，目空一切，但很喜欢我们，把我当作弟子，把妻当作儿女。有一个高官甚至要妻叫他干爹。妻不习惯此事没有接受。一个同乡同学女友听说此事，说妻真呆，如果是她，早就认那高官为干爹了。当时常到我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李、郑、严、陈等，妻的女友邵某、戴某等。李、郑、严、陈常到我家吃饭，有时我们工资用完，他们就把我们请到外面吃火锅之类。有事他们总是帮忙做。在我成家时，李兄陪妻去买马桶、锅子、扫把，并帮她搬回家。有一次妻的鞋子坏了，陈还找出榔头、老虎钳给她修呢！我同邵某等也亲如兄妹，亲密无间，有时竟做出现在想来不可理解的事。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戴某忽来我办公室，说是和家人闹意见（当时她父在外地工作，她寄居在一个亲戚家中），要到我家暂住，我便把钥匙交给她，她说房东不认识她，恐进不去，要我陪她回去。我竟不假思索跟她一起回家了。她到我家后说：昨天未睡好，竟脱衣上床休息了。我只好坐在窗前读英文，直到妻下班回来她才起床。小邵更常到我家留宿，有时挤一床根本没有想到此事有何不妥。小戴在我留美时因病去世。小邵在解放前夕，经沪去其夫处，即失去了联系。李、陈在数年前去世，严、郑等同学，迄今还有往来。
去美国留学，
又与妻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年冬天，政府公开招考公派留美学生，我报名参考并考取了，我先是要复习功课备考，后又要复习英语准备出国，家务全部落在我妻身上。她白天上班，回家料理家务。那时我妻年轻漂亮，有个同事竟跟踪到家里来，看到我始知妻已结婚，便自觉无趣地走了。对此，我并不介意。青年男女，总有异性追求，只要自己立场坚定，是不会出乱子的。
1944年春，政府为了拉拢我们这批百多人的公派留学生，要我们进中央训练团，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听说受训期间，不能随便回家。我们这对小夫妻经过近半年多的小家庭生活，真是如胶似漆，哪能忍受一个月的分离。当我拿着行李坐上马车开路时，妻恋恋不舍，泣不成声。手攀着车后档跟着马车奔跑，见此情景，我也流下泪来。到团后当即写信，表述别离之痛。这次集训，受到了一部分反国民党人士的攻击，说国民党是给我们洗脑，并告到美国参议院去，要美国不要给我们签证。结果使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等待时间，到九、十月份才恢复签证。
在我出国前夕，大约是1944年10月，我和妻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以后我一直保存着。到美国后，我把它反拍放大，放在房间里，天天看着。我回国时把它带了回来，1947年秋我们有了新居时，把它挂在客堂中。1956年秋，我们迁入河滨大楼，又把它挂在卧室里，一直到现在，已成我们恩爱的象征了。希望它能永远陪伴我度此一生。
在上飞机去印度那一天，妻一起来就两眼泪汪汪。恰过了近两年的恩爱生活，现在又要分离了。美国是那样的遥远，连做梦也要远涉重洋，在这战火弥漫全世界的时刻，何时才能再团聚啊！我口中虽安慰她说：一两年就会回来的，但心中的确也无底。回想我已忍心两度离别爱妻，远去重庆，现在第三次还要远出重洋。我真是个只重学业、事业，不重爱情的俗夫啊。在菜园坝飞机场上，妻哭个不停，连怎样告别也记不起了，我也痛哭失声，无言以对，挥挥手就告别了。那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大约只能坐十多个乘客，经昆明加油后过喜马拉雅山，再在缅北某地加油后直飞加尔各答，到印时已是次日上午了。为了早日到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孟买。等了近一个月，才乘上去美国的运兵船。在去美的船上，妻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夜里睡在床上，有时还似乎听到妻叫我的声音，有时看到她在做饭，有时在撕我的脚皮，梦醒后茫然若失。船经印度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到美国洛杉矶。在船上足足有一个月，12月底才辗转抵达纽约的。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多的留美生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名誉所长）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