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兵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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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写的作品和文章署自己的真名,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犹如给自己亲生的孩子起名,难道不可以吗?但退回到“文革”时期呢,那可就是问题了。你写的作品和文章是不能署自己真名的,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样说还是轻的,重一点就是有罪,政治上判你“死刑”,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1969年,我就因为署名问题惹下“杀身之祸”,被姚文元点名为被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击中的“黑苗子”,在全国被批判,差一点丢了性命。
  这年,我二十五岁,是部队创作组里最年轻的专业创作员。之前,我已在《收获》、《萌芽》、《解放军文艺》、《诗刊》、《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都是署名东海舰队某部田永昌。我特别讨厌当时那些乱七八糟的写作组笔名,什么“海卫东”啊、“卫东鹰”啊、“云水怒”啊、“万山红遍”啊、“全无敌”啊,等等。自己写的文章干嘛不能署自己的名?部队领导也支持我写文章时署东海舰队某部田永昌,当时东海舰队宣传部领导就对我说,你又没参加舰队的写作组,你写的文章当然应该署你的名字啦!当时年轻气盛,领导又关心、爱护和支持,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有那么点不识时务,忘记是什么年代了。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
  大概是这年五月中旬吧,领导上交给我一项写作任务,说沪上某大报来约稿,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让东海舰队写一篇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从革命样板戏谈塑造共产党员光辉形象问题的文章,经研究决定让我写,并且免去我所有的工作,以集中精力写好这篇文章。当然我也很卖力,关起门来花了一周时间写出了近一万字初稿。送领导看过认为可以,就寄走了。青年作者特别是像我这样正处于发表欲望非常强烈的年龄,总是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报社回音。半个月后,回音来了,他们认为文章基础很好,已请上海京剧院的专业编剧做进一步修改,接着就收到了文章小样。我一看就火了,不是小样本身,而是署名。我署的是东海舰队某部田永昌,投稿前领导看过也认可,现在被改成了东海舰队某部“红尖刀”。什么红尖刀,黑尖刀,太不尊重人了,即使给我起名,总也要和我商量一下吧?我气得马上打电话找到报社的那位编辑,此前我们也认识。这位编辑很客气地告诉我,红尖刀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太难听了。对方说,那就改成“海卫东”可以吗?我说“海卫东”是东海舰队写作组笔名,我又没参加,文章也不是他们写的,干嘛署他们的名字?我还再三说文章是我写的,为什么不能署我的名字?编辑同志用很爱护我的口气说,署名问题可是阶级斗争啊,小田,你还年轻,又在部队,要小心啊!通完电话,我怎么也想不通,干嘛就不能署自己名字,署自己名字就是阶级斗争?于是,我把小样和与编辑通话的情况向宣传部领导做了汇报,并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想写封信给报社。领导也认为我写的文章署我的名没什么错,更谈不上与阶级斗争挂钩,支持我写封信给报社,但写好后要经他过目。我很快就把信写好了,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文章是我写的,应该署我的名,我从1961年发表作品和文章以来,都是署名田永昌,从未用过其他名字。我是创作员,每到年底要统计作品发表情况,用其他与我无关的名字,不符合部队要求也无法准确统计。再说,署自己名字还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二、“文化大革命”虽然要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但署自己名字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署其他名字也可能有,关键在于正确对待。三、我的署名是经过东海舰队宣传部领导同意的,可以打电话向我们领导证实。这封信交领导看过可以后便发走了。再后来就是这年七月一日,这家大报第四版用一整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文章,但署名成了东海舰队肖田,还是没让我署自己名字,也没和我商量就改成了肖田。我想肖田就肖田吧,总比什么“海卫东”啊、“红尖刀”啊之类的名字好。宣传部的几位领导都很满意,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报社的人也打电话给我和我们领导,说文章写得很好,编前会上被评为好稿,希望我继续为他们写稿。后来,还通知我去参加过好几次报社组织的活动和座谈会,都是客客气气的。我呢,原先由于署名问题引起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年九月,军委海军在北京举行文艺宣传队大会演,我是东海舰队文艺演出大队办公室工作人员,不仅到了北京,而且参加了10月1日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见到了毛主席。10月14日,再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接见。此时此刻,激动心情可想而知。我除了连夜向亲朋好友报告喜讯外,还特地赶到解放军报社向我熟悉的一位编辑报喜。现在,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名导演,执导过《血战台儿庄》、《大决战》等多部声震影坛的好电影。当年,他在《解放军报》文化组当编辑,曾来过东海舰队采访组稿,我陪他到过潜艇部队,比较熟悉。这天,他一见我,忙问:“小田,你怎么到北京来了?”我说:“两次见到毛主席了,向你报喜啊!”他似乎并没有为我送上的喜讯感染,反而对着我看了半天欲言又止。我感觉气氛不对,追问再三,他给我看了一份有姚文元批示的沪上那家报纸写的内参,并再三叮嘱我别说是在他这儿看到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份内参连同姚文元批示已下发到全国所有的新闻和文化单位,各报社都在组织文章批判。我一看,只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头“轰”的一下大了。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么个小兵会被大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但这是铁打的事实。姚文元批示的大意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已经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人肌体,甚至是刚出土的文艺新苗子,这是屡见不鲜的,望力戒之。内参好像写了七八个人。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说,东海舰队有位年轻作者田永昌要名要利,写了文章一定要署真名不肯署笔名。我气得眼冒金星,当场便破口大骂,都是他妈的一派胡言,姚文元也不调查就乱批。他见我嗓门这么大,又骂骂咧咧地提到姚文元,那年头谁不害怕?他连忙把我劝出解放军报社。让我回去好好向领导说清楚,他表示愿意给东海舰队打电话,帮我说情,还说宣传部领导对你这么好,也不会对你怎么样,让我不必多担心。直到今天,我还特别感念他。在那个年头,有人避还避不及呢,谁愿多招惹麻烦。当年,他不但告诉我姚文元对我的批示,而且还安慰了我。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又是二十出头一点的小伙子呢。可是那天,当着他的面,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好几十年未见到他了,我一直记着他的这份救命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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