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约翰·唐恩
　　
　　从5月12日开始，16世纪英国诗人兼神学家约翰·唐恩的这句话就一直在大脑中浮现，因为这一刻，我们都是汶川人，那里也是我们的家园。“海水卷走一抔泥土，我们的大陆就少了一角。一个生命消逝了，我们就少了一个亲人。”这是我刚刚从四川回来后的最深感受。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正在去省内一个山区县城采访的车上。当时一路颠簸，没有感觉到地震。几分钟后，同事打来电话说四川地震了，让他马上去灾区。但我当时赶回报社已经来不及。另外，应安徽奥运火炬传递办公室和团省委的邀请，我还要为绩溪、黄山等地奥运火炬手做培训，日程已经安排好，只得等这边的事情忙完，才能去。
　　几天后，当我赶到四川第一晚，意外地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此前我离开安徽的时候，怕家人担心，没有和家人讲。因为做为一个记者，职业风险时刻都有，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出发前，都不和家人说。回来后，才给家人报个平安。包括此前深入世界第三大无人区、中国第一大无人区可可西里做志愿者，也是没和家人讲。“风险，是一个职业记者必须面对的。”
　　在电话里，我告诉妈妈我刚到四川。当妈妈得知这一消息时，她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晚才去啊？”当时听了觉得很震惊，也觉得压力特别大，妈妈知道她儿子是记者，有新闻发生了，他就应该出现。
　　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准备好了就去现场，不是去帮忙而是添乱，把自己变成灾民，甚至使用灾民们的饮水、粮食、物资还有其它的资源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你作为一个人终生的遗憾。我们在灾区，从头到尾坚持一点，无论什么情况下，不喝他们一口水不吃他们一粒饭，更不能像个别同行那样，给他们添乱，甚至给他们带来新的伤痛。
　　
　　一、震动
　　进入四川的第一晚，就赶上成都第一次官方发布将要发生余震的消息：当晚至次日可能再次发生6-7级余震。成都当地的电视台滚动播出政府预告，让市民做好防范。
　　所有的人都在往外走，寻找安身躲避的地方，有的甚至离开成都去别的城市。刚下飞机，就有人对我们说：“别人都在外跑，你们反而往里面进！”当天晚上成都道路两旁全是从家里走出来的市民露宿街头，有私家车的都开着车往城外跑，我们坐机场大巴在市内下车后根本拦不到一辆的士，当时感觉这座城市的气氛都很凝重。一直到夜里1点多，才到达预订的宾馆。当时，服务员就直接问我们：“你们是睡在房间里，还是睡外面的广场上？”当时，当时宾馆旁边的一块小广场空地上睡满了人。
　　第一次遇到余震，对于一个从未感受过地震的人来说，冲击还是很强烈的。但最初的恐惧过后，接下来就是习惯。特别是经历了几次余震以后，面对每天都能碰到大小余震，都快“麻木”了。习惯了一边写稿子，一边看着面前杯子中的水在晃；习惯了一边采访，一边看着对面的山崖上巨石滚落；习惯了半夜被震醒，躺在床上翻个身继续睡，因为实在是太困了，就想多睡一会儿。
　　北川、成都、绵竹、江油、绵阳、平武、安县、雅安……天天奔波在灾区现场，一路走来，一片片废墟，一双双泪眼，呼啸而过。残酷的现实，时刻撕扯着内心。去年曾经去过这些地方，如今再次重逢，曾经的山清水秀美丽家园，顷刻间成为废墟残垣，反差之强烈，让人根本无法接受。在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的平武县平通镇，整个镇子几乎都夷为平地。而就在我们采访时，对面的山坡上还不时有山石滚落。站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幢5层的教学楼。书本、文具、鞋子散落在废墟间，曾经带着微笑的孩子的脸庞，只能从天国俯看这个世界。
　　
　　二、感动
　　我们必须面对残酷。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坚强。
　　在废墟中，我们看到，人们对亲人的搜寻从未放弃。在临时的帐篷里，孩子已经开始重新拿起书本。重建家园的土地上，人们已经开始忙碌。很多人问我，采访中感触最大的是什么？我说，是人们展现的爱和精神。从地震开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在合肥骆岗机场候机时，就看到几个穿着橙色上衣的特殊乘客。上去一问，是5名来自安徽霍邱的志愿者，他们从媒体上看到四川发生地震灾情后，就天天揪着心，琢磨着怎样才能为受灾群众做点实事。他们和四川志愿者协会联系后，当地支持他们的举动，邀请他们来四川。几个人全部自费购置了相关的物资，就出发了。在绵阳，有安徽的红十字会医疗队。在青川，有安徽的医疗队防疫队。在都江堰，有安徽的特警救援队。在平武，有安徽的消防官兵、地震专家、电子专家等。另外，还有在四川工作的无数安徽籍的热心人士，在各行各业投身到抗震救灾中去。
　　除了政府组织的救援外，还有众多来自民间的力量。像蚌埠的四兄弟、临泉的几位志愿者、马鞍山73岁的老大爷、太和20出头的小伙子，等等，都不远千里赶赴四川，为抗震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这些来自安徽的志愿者，让我特别感动。
　　在采访中，我遇到一个安徽的志愿者：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在浙江打工的太和小伙子谢磊“看了心里不好受”。第二天，他就通过工厂里捐了100元钱，后来觉得光有钱还不够，“如果能做点实际工作，那就更好了。”经过复杂的思量过程，谢磊辞掉了每月3000元的工作。经过简单的准备，谢磊踏上了赶往四川灾区的路。进入灾区后，他从成都到都江堰，再被分配到绵竹，为受灾群众安置点服务。由于缺少心理志愿者，年轻的谢磊除了干好别的活外，为孩子们讲故事就成了他的兼职。很多孩子已经把他当成哥哥。“我能为灾区做的实在太少了。伤员需要救治、灾民需要安置、孤儿需要抚养、校园需要重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谢磊对我说。
　　灾区群众在灾难面前迸发出的生命尊严和坚强、全世界共克时艰的爱心互助与接力、“我们都是汶川人”的民族团结情怀，都让人感动不已。同时，给了我们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在现场，最大的愿望不是抓住一个好新闻，而是想能发现一个幸存者，并把他救出来。记者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不像以前其他的报道，不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一个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这个时候，不再仅仅是一个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去参与救助，尽力帮助那些受灾的人们，绝对不能添乱。
　　
　　三、感恩
　　地震发生后的第3天，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马城镇刘氏四兄弟刘兆水、刘兆本、刘兆钢、刘兆安就自备价值四百多万元的两台挖掘机，日夜兼程，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第一时间到达四川绵阳灾区。在地震灾区，他们全力开展无偿抢险救援工作，为重灾区打通了多条生命通道，被当地人民誉为“最可爱的安徽兄弟”。
　　地震发生时，来自安徽天长的小伙子宋得金正在地震带上的平武县。从灾难发生的一刹那中清醒过来之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没受伤，别人受伤了、被埋了，要赶紧救！从5月12日到14日，他一直在参与当地的救援。而当时，他还不知道他在绵阳的妻子孩子、岳父岳母的状况。“灾难发生时，作为一名安徽人，我没有退缩。关键时候，安徽人站出来了！”
　　73岁的安徽马鞍山老人郑光穆，是我省赴灾区当志愿者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瞒着家人出来，从马鞍山到成都再到德阳绵竹，行程几千公里，一边走一边参与救灾抢险。合肥新华源医药公司的董事长张礼春，放下手头的工作，特地冒着危险跑到四川，带了100多万元的药品。为了保证药品都真正落到实处，他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跑，一家一家的送药。在我们采访时，因为没有车子可坐，他又主动捎带着记者们。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位安徽的小伙子让我特别感动。他就是合肥一所中学的青年教师邢荣华。他得知灾区非常缺少教师的消息后，将合肥的工作辞去，义无反顾地前往灾区支教。邢荣华是全国第一位倡议援川支教的教师，也是第一个前往实地报名的非四川省籍教师。
　　我在采访“敬礼娃娃”郞铮时，温家宝总理刚好去看望过这个可爱的孩子。小郎铮在被救出来的时候，满脸血污，他艰难地举起右手，向救他的解放军叔叔们敬了个礼。在地震中，全世界的爱心，都涌向了灾区。小郞铮的敬礼，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感恩之心，让爱有了回应。当时觉得特别震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爱心的交融。感恩，是一种民族精神所在。
　　据说，最高峰时有两三千媒体记者在四川一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所见所闻所感。大家每天的弦都紧绷着，写稿子到了半夜11、12点，泡碗方便面，就是这一天的第一顿饭。吃完了，还要商量明天的采访行程。比如在唐家山堰塞湖的下游，我和同事跑了北川、江油等县市的几个乡镇。那些地方很危险，如果堰塞湖溃堤了，也就20分钟左右就能淹没到记者所在区域。虽然大家每天都面临着危险，承受着艰苦，但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采访结束，艰苦就可以缓解。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要用一辈子的努力去承受。
　　去采访的路上搭一辆出租车。司机听说我是从安徽来的记者，从车上拿了瓶水：“你们这么远来灾区，关心我们、帮助我们，太感谢了！”当时，我们已经将近一天没喝水了，真的太感动。灾区的人民，让我们更加知道了什么是互相关爱、互相支撑以及感恩。
　　生命中有了四川的这些日子，是一名记者永远难忘的经历。我们这些记者，从这场灾难和经历灾难的人们身上获取了很多，比如经历、作品还有人生感悟，甚至还包括名声。所以，我们更需要感恩：为那些人、那些家庭，尽自己的可能多做点事。
　　（作者单位：新安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