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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宁静的郊野客栈,在清晨听着鸟叫声,泡一杯茶,呷饮一口,似乎饮下了大自然的灵魂。宁静、优雅、闲适,是现代人对茶的普遍想象,也是现实期待。
没有人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作家刘杰揭穿了这一误会。积十余年历史研究之功,他和赖晓东一起推出了《茶战》系列书籍,目前《茶战2》已经进入书店。作者发现,在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上,与茶叶如影随形的,是血泪横飞的战争史。在中国历史叙述中,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循环冲突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刘杰、赖晓东指出,这些冲突所围绕着运转的轴心,是茶叶。少数民族饮食结构里缺乏植物,茶叶是保持族群健康的必需品,而茶叶只有中原王朝的百姓能生产,于是,战争开始。
这条线索,能帮助人们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方式,重新进入历史。2018年9月,《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刘杰。
茶葉的主题是战争
南风窗:《茶战》这套书,是历史著作,至少它肯定不是纯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家,你为什么会花费十余年去研究历史和茶的关系?
刘杰:最开始只是因为茶好喝,不同产地、工艺、储存、泡法,就有不同的味道、气韵。
接着,是因为喝茶好玩。我在茶馆里认识了一大群朋友,因为与某些人之间的感情链接,我真正地与茶结缘。跟老舍《茶馆》里呈现的样貌类似,里面三教九流、人来人往、高谈阔论、呼朋引伴。茶馆作为一个开展社交的公共空间,它比饭店要冷静,比咖啡厅要有共享精神,是完全中国化的,社交属性明显的场所。
后来,因为我爱读书,喜欢考究,发现茶不只是影响一个人、一群人,而是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是过去的世界政治运行的重要物资。随着研究的深入,当我慢慢地把茶叶从史书中摘出来,就发现2000年来,茶叶的主题都是战争,中国的历史分明是一部建立在茶利益之上的战争史。这是一条理性的线索,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表象内部,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但同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却被学者们统一地忽视了呢?
我想自己应该要做点什么。让我下笔写《茶战》的直接诱因,是一部关于茶叶的纪录片,导演找我帮忙修改串词。他对每一个镜头的执着,对每一条线索的严谨,在情绪上影响了我,再次引起了我研究茶战、茶贸易的想法。
丝绸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代表性商品,但实际上,丝绸是奢侈品,贸易的数量有限,瓷器不易运输,实际贸易数量也远远少于茶叶。中国对外茶贸易的历史长久,而且广泛流传,却没能留下太多的思索。
于是我写了《茶战1》和《茶战2》,以后还会有3和4,以茶为线索,用系统的方法,来还原一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
南风窗:茶是一种饮料,咖啡也是一种饮料,茶对中国人很重要,咖啡对西方人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咖啡在文化上没有危机感,而茶叶的文化危机却让你那么忧心忡忡?
刘杰:茶,尤其是中国茶,正处在历史上光芒最惨淡的时刻。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人饮茶、贩茶,控制茶叶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2000多年来因茶叶而引发了无数次战争,贯穿着自西汉至今的历史。远一点是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茶资源的刚性需求,让“华”与“胡”不断血腥冲突。近一点的鸦片战争,起因也是英国因购买中国茶叶耗尽白银,只能用鸦片来平衡贸易。茶叶两个字是和着血、伴着泪书写出的一部博大历史,它是饮品,是文明,是资源,更是苦难,不只是现代商业用来牟利的手段。
茶叶两个字是和着血、伴着泪书写出的一部博大历史,它是饮品,是文明,是资源,更是苦难,不只是现代商业用来牟利的手段。
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茶叶的根脉给刨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讲出这一片东方树叶的真正文化内涵,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茶文化背后的茶文明,反而尽是一些脱离了历史背景的伪文化。要么是只谈“神农尝百草”的遥远神话;要么是为了商业利益“神化”茶叶,以便炒作;要么是各占山头,包装某个茶种,讲一些细分的、单薄的茶叶故事。
咖啡和茶确实比较像。它出现得比茶要晚,但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咖啡也可以看作一种重要物资。作为西方饮品的代表,咖啡的文化挖掘,比中国的茶做得好太多了,像咖啡的起源、历史、生产文化等等,都很丰富。中国的茶叶没有这些,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中国人早就忘了茶叶是什么了。
南风窗:这样看来,茶的发现带给中国文明以雍容气度,也带给中华民族以体格健康,但同时茶叶几乎是一种不祥之物,多少血腥、灾难都因它而起。如果中国人不发现茶叶,那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是否都要改写?
刘杰:历史没有如果,它永远是条单行道。
南风窗:虽然中国人重史,历史著述丰富,却往往呈现得像是史料的集成,缺乏科学的方法论。《茶战》里面,有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是非常可贵的。茶叶这条线索,是不是试图用理性的方式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
刘杰:中国的史书多以纪传、编年为主,少有以某一具体事物为线索,展现整个历史进程的读本。正因找到了茶叶这一战略物资的线索,我的治史态度可以说是理性、客观的。
所有的战争都是受利驱使,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资源性物资之一,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史几乎就是一部争夺茶资源的战争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仅是历史的过客,而茶叶是自古至今滔滔不废的,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冷静地考据,上下左右地去研判每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尽量避免脸谱化的、零碎的历史撰述。
我写《茶战》,运用的是小说语言,但这种语言风格是基于扎实、准确的史实梳理之上的。正因为史料的可靠性和语言的轻松感,才能让《茶战》成为一个能够快速传播的以茶说史的读本。
中国思维和茶的黯淡
南风窗:《茶战》系列揭示了一个真相—某种程度上说,茶叶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内政外交的一个治乱之源,是政治、经济、军事转动的轴心。过去研究茶文化的学者,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深入看待历史,您是怎么发现这条线索的,过去它为什么被人们忽略?
刘杰:以茶为切入口,来谈政治经济史的,我不是第一人,但我应该是目前为止,第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地把茶叶当作密码,来探寻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的人。
中国人为什么忽视茶叶呢,我觉得跟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也跟现今中国茶的相对没落有关。
先说中国人的思维,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特征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可以看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与其说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不如说发现、应用了指南针,因为其科学本质—磁力场是外国人发现和定义的,中国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且點到即止,不往深处探寻。茶叶也一样,我们饮茶2000多年,对于茶叶的理解仍旧是悬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接地气的。
而中国茶叶的没落,跟鸦片战争相关,也与全球化相关。在19世纪之前,中国的茶叶仍在世界上占据垄断地位,但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因西方对茶叶的需求,贸易中白银出超严重,一方面想出损招,向中国输入鸦片、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带着中国茶树种,领着12位中国茶农、制茶匠、篾匠出国种植,先后在印度的大吉岭、阿萨姆试种成功,并大面积推动茶叶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完全打破了中国茶的世界贸易垄断地位。
目前来说,国内茶叶市场呈现种种乱象,又因为种种贸易壁垒,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很小。这种暗淡,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人忘记了中国茶的历史。
南风窗:作为茶叶原产国,中国茶业的工业化进程为何始终难以展开,远远落后于国际?
刘杰:大吉岭、阿萨姆茶叶虽源自中国,但其工业化生产、标准化经营的模式,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对中国茶叶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也曾以安徽祁门红茶为主要产品,主力推动过中国茶叶的工业化,但是由于出口受阻,只能在国内寻找市场销路,不得不再改回到手工制作。
中国人认为茶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一旦与人联结,因人而异,便展现出一种艺术性。艺术,注定是与产业化、标准化难以共生的词汇。
在当时,中国茶工业化的先机已失,再度从英国人手中抢回市场的难度巨大,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处在较为落后的传统农耕经济时代,在技术上难以快速地向工业化转型;二是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国家主权维艰,经济断崖式崩溃,几乎完全丧失了在国际茶贸易中的主动权;三是中国人的商业思维守旧。这里的守旧一方面是强调工艺独特性,对不同茶种坚持“差异化”制作、营销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对标准化生产和经营的不信任,不愿意让利。
而在近代,从商业、产业角度来看,中国茶业处于一个分散的状态,茶企7万多家,彼此之间无序竞争,以“小批量、多品种”为主的零碎现状,导致了资本难以聚焦茶业。而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一系列人为制定的贸易壁垒,阻止了中国茶叶与世界茶叶的接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的角度,这也是一个矛盾点。中国人爱茶,茶因地、因时、因人而展现出不同的质感,让中国人认为茶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一旦与人联结,因人而异,便展现出一种艺术性。艺术,注定是与产业化、标准化难以共生的词汇。这种中国传统中的对茶的艺术性的坚持,也在某种程度上让茶业难以快速地工业化。
茶叶贸易和中国历史
南风窗:按照你的梳理和发现,茶叶其实是连结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纽带,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一种硬通货,因而是经济控制的手段,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帝国时代存在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其实也都和茶叶紧密关联?能否举例说明?
刘杰:从五代时期后周皇帝柴荣开始,茶叶成为了国家专控物资,并作为控制外族的重要政治手段,历代史书后附的《食货志》中都记载得非常清楚。
现今陕西有一种茶,名叫茯茶,名称即是从古代“附茶”转换而来。附茶是相对于官茶来说的,茶农种茶,十要缴八,官茶是政府拿走的八成,剩下的两成茶就是附茶。
而中原主动向外输出茶叶来换取和平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文成公主和亲。往后较为著名的是“澶渊之盟”,宋真宗赵恒以贡纳岁币、供给茶叶,来向周边游牧民族换取了北宋时期近九十年的和平。
南风窗:茶叶贸易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紧密关联。对茶叶资源的垄断,让中国即便在经济形态和生产力都落后很多的情况下,仍然能在贸易中占据主动。这会不会给变革带来惰性?
刘杰:归根结底,茶叶只是一种物质资源,它能承担的意义有限。顶层决策、农耕文明、国民心态导致的闭关锁国,才是真正的历史动因。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难道璧就有罪吗?
茶叶在不同的时机,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就是不同的工具,仅此而已。契丹曾从中原购茶,作为战略性资源,来控制周围游牧民族;宋真宗赵恒签订“澶渊之盟”,向少数民族贡纳岁币,以茶和其他财物来换取宋朝几十年和平,这些也都是例子。
不只是树叶
南风窗:问现在的年轻人喝什么茶,他们可能告诉你,“只喝奶茶”。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茶叶饮品市场,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根植于生活,有人喝茶,有人爱茶,才有茶文化。对于饮茶人渐少的中国茶文化现状,你怎么看?
刘杰:过去的中国,茶文化非常丰富,贯穿于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年龄段。从街边的大碗茶,聚集着贩夫走卒,站着喝,喝解渴茶;到老舍的《茶馆》,四面八方,三教九流,莫谈国事;再到上等茶楼,讲究茶的品质、谈话环境;最后是皇家喝茶,讲究茶品、茶具、字画、家具等等。
茶的好处是什么呢,解渴生津、可俗可雅,最重要的是,以喝茶为核心,维系着一个交流、共享的公共空间。喝茶的人不可能不聊天,言语与心灵相连,茶叶就是提供机会的媒介。茶文化连结着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里面有几千年的中国共同记忆。
但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饮品,从不同的阶层方向,冲毁了茶文化的根基。再也没有街边的大碗茶,现代人买瓶矿泉水就走;再难寻到茶馆,南来北往的人习惯于寻找咖啡厅作为落脚、暂歇的地方。
中国茶饮的没落,其实是中国式样的生活方式的没落,茶所代表的共享、交流、人情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咖啡、奶茶调饮等饮品背后的时髦、独立、快捷的生活方式,侵略式地取代了。
中国茶饮的没落,其实是中国式样的生活方式的没落,茶所代表的共享、交流、人情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咖啡、奶茶调饮等饮品背后的时髦、独立、快捷的生活方式,侵略式地取代了。
但这正常吗?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走上街头,只找得到麦当劳,找不到中餐馆,那中国人的归属感还在吗?全球化的脚步下,中西并存,才是正常的。但我们今天上街,茶馆确实是难寻了。也就是说,在饮品中安置的中国文化,这部分的共同记忆,已经可惜地、可悲地、猝然地,消逝掉了。
借用老片子《温州一家人》里面的台词,儿子长大了,有一天看见父亲喝茶,对父亲说:“我不喝茶,我喝的是咖啡。”父亲问儿子:“咖啡能解渴吗?”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南风窗: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仍在继续。在当下这个时代,茶叶对社会演进还有影响吗?
刘杰:在当前的现状下,与其指望茶叶继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不如寄希望于现代化带动中国茶叶的振兴与发展。
从政治角度来看,茶叶的政治属性已经逐渐淡化了,它已经逐步落实到其国民饮品的本质上来了。由茶叶所能联想起的,不再是频繁战争的表象,而是关乎民生的,几千年交融的生活的必需品。茶是历史的血泪,是传统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茶叶并不曾枯萎,也随时蕴藏着新生的力量。
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的茶叶产业急需变革,无论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还是分工化生产向標准化生产的变迁,茶叶企业的未来必定面临一次重大改组,以改变目前中国茶叶市场的尴尬处境。如果中国茶叶再次对社会的演进产生影响,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以产业的方式,以茶业制造经济机会和生活机会,进而影响中国的贸易、政治的发展格局。
南风窗:你写《茶战》系列,想为读者们留下何种历史观照呢?
刘杰:简单的一句话:要知道什么是茶。对于中国人来说,茶叶不只是一片树叶,它早就流进了中国人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