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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在缺乏明晰的方向性和学科基础的情况下，他们尝试着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学说，融入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
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这无疑是柳红笔下经济学人的写照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柳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他们为了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起航？
追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谁都不会否认，1980年代是最重要的年代。因此，在学者的笔下，这个年代常常是浓墨重彩的。而饶有趣味的是，对这个年代的总体描述，不止一个学者，愿意模仿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句式来概括。
譬如，思想史学者王学典在研究这个年代思想史的专著中这样概括：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摇摆的年代；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这是一个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这是一个走一步退两步改革举步维艰的年代……
再譬如，经济学者柳红在新近出版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的开篇语中，也有这样的套用：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八十年代被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句式来描述，多少给人有些理屈词穷的感觉。不过，这种理屈词穷的背后，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在这个时代新与旧的碰撞中，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多种层面，犹如多棱镜，犹如万花筒，让人至今仍然无法对这个社会的总体特征予以准确概括。因此，在采用狄更斯句式的总体言说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试图从多棱镜或万花筒中找出自己熟悉的图案或色彩。
王学典的《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尝试，而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则是从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入手。
柳红笔下的主人公，是这样一群经济学人，“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以前出生，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机会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从大的历史脉络来说，这样的总结恰如其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大脉络下的微观叙述，则更有助于解读“转折”一词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这大约是柳红要将改革开放这群经济学人推入公众的出发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蕴含的“转折”话语，是这样一句：“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淡淡的一句话，作用却是划时代的——意味着中央要抛弃此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荒唐岁月。
抛弃旧的治国理论，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支撑。可是，在改革航船起锚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指导改革开放的现成理论是欠缺的——现今，人们在追溯改革开放历史的“后设叙事”中，特别看重“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恰恰是当年现实的写照。改革开放是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相冲突的，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主要理论和手段自然难以适应。而适合中国需要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手段措施，且不说对中国决策者和智囊来说，存在着隔膜，就以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说，所带来的限制甚至抵制就难以逾越。被称之为“饿出来”的“包产到户”，是农民的愿望，却在“姓资姓社”喧嚣的包围中，步履趑趄。自谋出路混口饭吃的“个体户”，屡遭磨难，先有雇工超过7个算资本主义而要取缔，后是被迫“戴红帽子”姓“社”而失去自我。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时闪现经济学人的身影。
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这无疑是柳红笔下经济学人的写照。
上下三代经济学人，闪现于改革开放的大舞台时，尽管没有聚光灯下主角的荣耀，却演绎了起承转合的历史大剧。在缺乏明晰的方向性和学科基础的情况下，尝试着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学说，融入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挑战。柳红用“光荣与梦想”这样的标题，准确地涵盖了他们的追求：一方面，他们为“光荣”而献身于这个变革时代，努力寻找自身的缺失，另一方面他们“梦想”用自己的理论来报效国家的经济建设。尽管今天看来，他们的探索在学理意义上的经济学难形成体系，但他们为决策者所提供理论依据，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80年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出一个结论，雇工8人以下，不是剥削，这成为经济学家推动改革最著名的事例；在1976年由理论界召开的按劳分配会议上，有人重新提出“坚持商品货币关系”，1980年国务院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些经济学人，为了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就难以扬帆起航。
柳红说，一位经济学的老前辈，看了她写的经济学人的故事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当时谈改革是在刀尖上，既要承受政治上的摧残，同时又要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是多么不容易。”
可是，他们又应该庆幸，毕竟他们是怀揣着“光荣与梦想”，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柳红为他们做一个素描的全景写照，是出自于感念；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是深深的敬意。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
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这无疑是柳红笔下经济学人的写照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柳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他们为了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起航？
追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谁都不会否认，1980年代是最重要的年代。因此，在学者的笔下，这个年代常常是浓墨重彩的。而饶有趣味的是，对这个年代的总体描述，不止一个学者，愿意模仿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句式来概括。
譬如，思想史学者王学典在研究这个年代思想史的专著中这样概括：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摇摆的年代；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这是一个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这是一个走一步退两步改革举步维艰的年代……
再譬如，经济学者柳红在新近出版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的开篇语中，也有这样的套用：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八十年代被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句式来描述，多少给人有些理屈词穷的感觉。不过，这种理屈词穷的背后，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在这个时代新与旧的碰撞中，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多种层面，犹如多棱镜，犹如万花筒，让人至今仍然无法对这个社会的总体特征予以准确概括。因此，在采用狄更斯句式的总体言说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试图从多棱镜或万花筒中找出自己熟悉的图案或色彩。
王学典的《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尝试，而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则是从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入手。
柳红笔下的主人公，是这样一群经济学人，“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以前出生，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机会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从大的历史脉络来说，这样的总结恰如其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大脉络下的微观叙述，则更有助于解读“转折”一词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这大约是柳红要将改革开放这群经济学人推入公众的出发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蕴含的“转折”话语，是这样一句：“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淡淡的一句话，作用却是划时代的——意味着中央要抛弃此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荒唐岁月。
抛弃旧的治国理论，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支撑。可是，在改革航船起锚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指导改革开放的现成理论是欠缺的——现今，人们在追溯改革开放历史的“后设叙事”中，特别看重“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恰恰是当年现实的写照。改革开放是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相冲突的，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主要理论和手段自然难以适应。而适合中国需要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手段措施，且不说对中国决策者和智囊来说，存在着隔膜，就以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说，所带来的限制甚至抵制就难以逾越。被称之为“饿出来”的“包产到户”，是农民的愿望，却在“姓资姓社”喧嚣的包围中，步履趑趄。自谋出路混口饭吃的“个体户”，屡遭磨难，先有雇工超过7个算资本主义而要取缔，后是被迫“戴红帽子”姓“社”而失去自我。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时闪现经济学人的身影。
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这无疑是柳红笔下经济学人的写照。
上下三代经济学人，闪现于改革开放的大舞台时，尽管没有聚光灯下主角的荣耀，却演绎了起承转合的历史大剧。在缺乏明晰的方向性和学科基础的情况下，尝试着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学说，融入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挑战。柳红用“光荣与梦想”这样的标题，准确地涵盖了他们的追求：一方面，他们为“光荣”而献身于这个变革时代，努力寻找自身的缺失，另一方面他们“梦想”用自己的理论来报效国家的经济建设。尽管今天看来，他们的探索在学理意义上的经济学难形成体系，但他们为决策者所提供理论依据，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80年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出一个结论，雇工8人以下，不是剥削，这成为经济学家推动改革最著名的事例；在1976年由理论界召开的按劳分配会议上，有人重新提出“坚持商品货币关系”，1980年国务院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些经济学人，为了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就难以扬帆起航。
柳红说，一位经济学的老前辈，看了她写的经济学人的故事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当时谈改革是在刀尖上，既要承受政治上的摧残，同时又要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是多么不容易。”
可是，他们又应该庆幸，毕竟他们是怀揣着“光荣与梦想”，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柳红为他们做一个素描的全景写照，是出自于感念；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是深深的敬意。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