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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心目中，慈善人人会做，大家在做，似乎唯一冠以“成功”的修饰词。然而我这里要表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结果出乎预料的圆满，还在于其授人以渔的社会效果。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也从没向人提起过，因为从没想到这是一种慈善之举。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拮据的生活中，还不时要闯进因为安徽发大水而逃荒到上海要饭的灾民，我的父母在公安机关担负着社会治安管理的责任，为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自然要将这些难民送收容所和遣送站，集中遣送回乡。然而每回见灾民进门讨要，平时里舍得吃我们姐妹吃剩的残羹剩饭的外婆，总会给难民盛上满碗的饭，夹上好菜，还加一点汤汁，让他们吃好。我知道从农村出来的外婆也许从小也体会过荒年的滋味，施舍一碗饭菜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做人应有的道理。但我并没有联想到慈善。甚至当警察的父母星期天在家门口撞见一群来讨饭的灾民，目睹外婆一如既往的施舍，也没有要将讨要者送遣送站之举。我想这也许是对外婆之举的默认，对为人的道理理念的坚守吧。
小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市郊宝山的乡下看望她当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公民小学一起当教师的同事关幼贞。母亲忆起当年关幼贞孩子多负担重，家在农村经济困难，晚上孩子饿了没有奶喂，只得给哭闹不休的婴儿喂开水……母亲和她最要好的同事李苏生（后调北京高教出版社工作）每当发了工资，总会买上奶粉给关幼贞送去。而我过去也并没有将此举认为是慈善，在我想来，这也许是同事情谊吧。如今关幼贞和母亲都已不在，李蘇生则去了国外。我至今感念她们那个时代同事间的真诚和友情。
乃至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母亲让我义务为她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叔叔带孩子。那位名叫席明慎的叔叔是二军大食堂的炊事员，他从宝山乡下来的妻子坐月子，老家正赶上“双抢”大忙，没人来照顾产妇和婴儿，当我生平第一次抱婴儿、洗尿布，体验“月嫂”的生活时，我从义工之举感受到的只是助人为乐的慰藉，因为我想到了母亲那枚由市公安局颁发的金光闪闪的“五好干部”奖章;为民做好事是人民警察应尽的义务哟！
工作后我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地参加捐钱捐物活动，还曾收到捐助证书，许是一种从善心里吧，只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却并没因为善举而欣慰。
在给《慈善》写稿时，我一篇一篇地写，在表述慈善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从而认识了慈善，理解了慈善，进而也感受到慈善之举的社会意义所在，让我终于记起这个沉封在记忆深处的善举来。
那是2001年年初，早春二月，我采写的通讯稿《嫁给了下岗的大学教师》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上发表了（2001年第3期），文中的大学教师是现东华大学（原华东纺织大学，华东纺织二学院简称“华纺”）的讲师张定基。张定基78届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在“华纺”教英语，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聘用制后下岗，后调到“华纺”学报编辑部当编辑，谁知年初又在学报编辑部聘任中落聘，再度下岗，嫁给他的是上海感光胶卷厂女工程师方国玲，想到他们夫妻才刚组成家庭，就要遭受双下岗的打击，方国玲的老妈妈苦苦劝她记着旧戏里“王宝钏守贫窑”的古训，熬过这一关。我就想着怎样帮帮他们。我和他们夫妇交往不多，只记得当时，张定基告诉我说他小学同学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让他为他们出版社翻译外文书，张定基说，香港出版社的稿费比内地高好多，但这毕竟还是杯水车薪的活儿，不解决根本问题。万般无奈的张定基索性到“华纺”传达室打工，一则发泄不平之气;大学讲师坐传达室，岂有此理！二则也是打发时间……由张定基出版社的同学，我联想到当时正兴编企业家丛书。为企业家树形象，不也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吗？还记得当年应邀为“昂立一号”的创始人张刚写过企业家报告文学，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广告费，丛书编辑部给的稿费也很低……但文章上了丛书之后，张刚还特地将这篇名为“昂立精神”的稿件，在《劳动报》广告版发了一整版。这给了我启发，何不用我所长，借助于媒体，为张定基鼓气呼吁？《嫁给了下岗大学教师》一文投《现代家庭》。一则上海市妇联办的刊物，通过市妇联的渠道寻求支持;二则当时《现代家庭》的发行量在上海很高。文章见刊后，《知音》的编辑罗志松联系我，带着责备的语气说：“文章怎么不给《知音》？”我很惭愧，罗志松每期免费给我寄《知音》杂志，我却没有给他;罗志松也许以为，凭着《知音》千字千元的稿费，我再怎么傻，也不会投千字百元稿费标准的《现代家庭》吧！然而我当时一心想的是走什么渠道对张定基下岗问题的解决更有利，《知音》销量是位居全国之首的畅销读物，但读者群虽然与市妇联办的刊物不一样，人们热衷的是它的可读性，很多人拿她当文艺类读物消遣……所以，帮人心切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并且我和罗志松也都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做慈善之举！
文章刊出后，果然，张定基所住“华纺”宿舍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第一时间问询来访张定基，主动要为张定基介绍工作，第二个找上门来的，是位热心的“强生”出租车司机，要介绍张定基去旅行社当导游翻译……张定基将这些岗位与他香港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的收入标准一比较，自然难以接受。情急之中，他忽发奇想，将《嫁给了下岗的大学教师》一文粘贴在网上……不久，张定基接到广东省一家民办大学的来函，对方也许是求贤若渴，看重“华纺”全国重点大学的名望，提出的条件相当优越：低职高聘张定基，以副教授的待遇任教英语，而让张定基的妻子方国玲担任学生辅导员老师，随同前往工作。——一篇通讯解决了双下岗的问题！真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当时我正在瑞金医院住院开刀，张定基得知后欲与他妻子一道来看我，我在电话里直言，你们刚刚找到工作，就不要破费了。我没有将病房号告诉他，他也不再提起。对我来说，已有一种做成了一件事的欣慰。助人为乐，我继承的是母亲当年的美德。一晃近20年过去，这件事我并没有对周围我熟悉的人张扬，却一直沉淀在我记忆的屏幕，也许就因为这是一件成功的善举吧。◎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拮据的生活中，还不时要闯进因为安徽发大水而逃荒到上海要饭的灾民，我的父母在公安机关担负着社会治安管理的责任，为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自然要将这些难民送收容所和遣送站，集中遣送回乡。然而每回见灾民进门讨要，平时里舍得吃我们姐妹吃剩的残羹剩饭的外婆，总会给难民盛上满碗的饭，夹上好菜，还加一点汤汁，让他们吃好。我知道从农村出来的外婆也许从小也体会过荒年的滋味，施舍一碗饭菜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做人应有的道理。但我并没有联想到慈善。甚至当警察的父母星期天在家门口撞见一群来讨饭的灾民，目睹外婆一如既往的施舍，也没有要将讨要者送遣送站之举。我想这也许是对外婆之举的默认，对为人的道理理念的坚守吧。
小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市郊宝山的乡下看望她当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公民小学一起当教师的同事关幼贞。母亲忆起当年关幼贞孩子多负担重，家在农村经济困难，晚上孩子饿了没有奶喂，只得给哭闹不休的婴儿喂开水……母亲和她最要好的同事李苏生（后调北京高教出版社工作）每当发了工资，总会买上奶粉给关幼贞送去。而我过去也并没有将此举认为是慈善，在我想来，这也许是同事情谊吧。如今关幼贞和母亲都已不在，李蘇生则去了国外。我至今感念她们那个时代同事间的真诚和友情。
乃至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母亲让我义务为她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叔叔带孩子。那位名叫席明慎的叔叔是二军大食堂的炊事员，他从宝山乡下来的妻子坐月子，老家正赶上“双抢”大忙，没人来照顾产妇和婴儿，当我生平第一次抱婴儿、洗尿布，体验“月嫂”的生活时，我从义工之举感受到的只是助人为乐的慰藉，因为我想到了母亲那枚由市公安局颁发的金光闪闪的“五好干部”奖章;为民做好事是人民警察应尽的义务哟！
工作后我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地参加捐钱捐物活动，还曾收到捐助证书，许是一种从善心里吧，只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却并没因为善举而欣慰。
在给《慈善》写稿时，我一篇一篇地写，在表述慈善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从而认识了慈善，理解了慈善，进而也感受到慈善之举的社会意义所在，让我终于记起这个沉封在记忆深处的善举来。
那是2001年年初，早春二月，我采写的通讯稿《嫁给了下岗的大学教师》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上发表了（2001年第3期），文中的大学教师是现东华大学（原华东纺织大学，华东纺织二学院简称“华纺”）的讲师张定基。张定基78届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在“华纺”教英语，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聘用制后下岗，后调到“华纺”学报编辑部当编辑，谁知年初又在学报编辑部聘任中落聘，再度下岗，嫁给他的是上海感光胶卷厂女工程师方国玲，想到他们夫妻才刚组成家庭，就要遭受双下岗的打击，方国玲的老妈妈苦苦劝她记着旧戏里“王宝钏守贫窑”的古训，熬过这一关。我就想着怎样帮帮他们。我和他们夫妇交往不多，只记得当时，张定基告诉我说他小学同学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让他为他们出版社翻译外文书，张定基说，香港出版社的稿费比内地高好多，但这毕竟还是杯水车薪的活儿，不解决根本问题。万般无奈的张定基索性到“华纺”传达室打工，一则发泄不平之气;大学讲师坐传达室，岂有此理！二则也是打发时间……由张定基出版社的同学，我联想到当时正兴编企业家丛书。为企业家树形象，不也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吗？还记得当年应邀为“昂立一号”的创始人张刚写过企业家报告文学，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广告费，丛书编辑部给的稿费也很低……但文章上了丛书之后，张刚还特地将这篇名为“昂立精神”的稿件，在《劳动报》广告版发了一整版。这给了我启发，何不用我所长，借助于媒体，为张定基鼓气呼吁？《嫁给了下岗大学教师》一文投《现代家庭》。一则上海市妇联办的刊物，通过市妇联的渠道寻求支持;二则当时《现代家庭》的发行量在上海很高。文章见刊后，《知音》的编辑罗志松联系我，带着责备的语气说：“文章怎么不给《知音》？”我很惭愧，罗志松每期免费给我寄《知音》杂志，我却没有给他;罗志松也许以为，凭着《知音》千字千元的稿费，我再怎么傻，也不会投千字百元稿费标准的《现代家庭》吧！然而我当时一心想的是走什么渠道对张定基下岗问题的解决更有利，《知音》销量是位居全国之首的畅销读物，但读者群虽然与市妇联办的刊物不一样，人们热衷的是它的可读性，很多人拿她当文艺类读物消遣……所以，帮人心切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并且我和罗志松也都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做慈善之举！
文章刊出后，果然，张定基所住“华纺”宿舍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第一时间问询来访张定基，主动要为张定基介绍工作，第二个找上门来的，是位热心的“强生”出租车司机，要介绍张定基去旅行社当导游翻译……张定基将这些岗位与他香港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的收入标准一比较，自然难以接受。情急之中，他忽发奇想，将《嫁给了下岗的大学教师》一文粘贴在网上……不久，张定基接到广东省一家民办大学的来函，对方也许是求贤若渴，看重“华纺”全国重点大学的名望，提出的条件相当优越：低职高聘张定基，以副教授的待遇任教英语，而让张定基的妻子方国玲担任学生辅导员老师，随同前往工作。——一篇通讯解决了双下岗的问题！真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当时我正在瑞金医院住院开刀，张定基得知后欲与他妻子一道来看我，我在电话里直言，你们刚刚找到工作，就不要破费了。我没有将病房号告诉他，他也不再提起。对我来说，已有一种做成了一件事的欣慰。助人为乐，我继承的是母亲当年的美德。一晃近20年过去，这件事我并没有对周围我熟悉的人张扬，却一直沉淀在我记忆的屏幕，也许就因为这是一件成功的善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