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建民大学毕业后，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到中国医疗史上，这一选择与当时台湾史学界医疗史渐兴的风气转变紧密相关。其后，李建民陆续著有《中国古代游艺史—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一九九三）、 《方术·医学·历史》（二○○○）、《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二○○○）、《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二○○五）、《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二○○九）、《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二○一一）、《从中医看中国文化》（二○一六）等。他尝试在“医学史、社会史、文化史（中）寻求交集，另辟新领域”，并表示其研究的初衷是希望读者能够“获得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热情与委身”。由此可见李建民的文化关怀。但这样的关怀在近些年台湾社会的时空环境中，已经逐渐地被边缘化了。时代风向的瞬息万变让他敏感的心灵陷入了挣扎矛盾的痛苦当中，《隔岸繁花—一个历史学家的心灵之旅》便是这一心灵轨迹的文字记录，该书收集了李建民一九九九至二○○九年发表在《校园》杂志的五十篇学术随笔，是作者写给“青春”最优雅的五十封情书，内容上涵盖了“信仰、亲情、爱情及家国的恋恋情深”（《隔岸繁花·自序》，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虽然其中有一定的虚构情节，但文字背后所流露出的对生命和文化的关怀依然清晰可见。
　　李建民的祖父十三岁时到台湾定居、经商，生意做得很大。一九三六年，他的父亲随祖母回到广东梅县养病，随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八年之后才得返台湾。回到台湾的李父因不会闽南语而被人目为外省人，而他也自嘲说自己也算个新外省人吧。李建民生于一九六二年，童年时代家庭不断迁徙，频繁改换住地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缺少安全感。六十年代之于他的记忆还有当局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不知道日后的历史学家如何评价这个运动，至少我这根羽毛是在这种现实与想象的氛围中，培养起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情愫”（38页）。
　　中学时代的李建民成绩平平，家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味”（75页），因此他养成了阅读、看电影、进教堂的习惯。他开始阅读茨威格等人的作品。七十年代留给他的另一层记忆是乡土思想，“但当年在我心中萌芽的‘乡土’思想是带着浓厚的中国性的”（43页），他们所关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但这一文化性的乡土认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被政治性的本土认同给淹没，台湾社会中的认同分裂也愈发显现。
　　结束服役后，李建民进入台大历史系读书，“一心以为读史可以解答生命之中的困惑，一心以为读史可以指引中国未来之路向”（107页）。“兴灭继绝”是中国传统知识人可贵的精神，李建民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在面对当局蛮横地焚烧《雷震日记》时起而反抗，发动联署，虽然无果而终，但也可看出他身体中的一腔热血与正义感。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地区结束了漫长的戒严时期，也开启了民主化思想在制度层面落实的历程。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自始便夹杂着本土化的诉求，并且随之呈现出一种民主化逐渐被本土化绑架的态势。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话语体系中，本土化的论述就意味着政治正确。“有人早就放弃了理想，大部分人向现实妥协，当年躲在书房里专心著述的人，现在喊起‘爱台湾’比谁都大声；台湾终于变成了一个无从指认的社会。”（111页）
　　九十年代以来，本土化思潮扩及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老一辈学人逐渐凋落，对他们的评价也显示出学术领域的分裂。以钱穆为例，他所代表的民族本位文化史观的话语空间日趋逼仄，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受到质疑与扬弃，然而，李建民说：“恰恰相反，我年过中年，对钱先生的治学与人格的敬爱却是与时俱增。少数知识人利用既成的政治声势与力量，并根本质疑中国文化的超越层面，应该是近年来台湾社会不断动乱甚至崩裂的造因吧。”（152页）当本土化的话语与认知逐渐成为潮流所向之时，坚守对中国文化超越层面的认同便逐渐地被边缘化了。“绝大部分的人随波逐流甚至趋炎附势，不合时宜的人命定是要寂寞了。”（172页）一九九六年是李建民对台湾社会观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历程中“夹杂着期待与破灭、疏离与代祷、悔改与逃避”（191页），他开始对史家的诚实问题产生新的认知：“‘学术民粹主义’是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历史学者可说是追求‘真实’最大的敌人。”（《生死之域》简体字版导言）“历史往往迫于现实需要不断重写，而基于政治考量可以隐藏、变造历史真相也是常有的事。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家当然不会故意虚造史实，但唯有他/她们自觉地体会‘诚实’的艰难，历史才可能说出真话。换言之，历史家在‘自律’的创作状态，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与想象力，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193页）李建民的这段话自然有所指，他认为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已经背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时代背景铸造的语境处处提醒着他要选择自己的定位与姿态，如果缺少一定的独立思维，可能他也早已在众声喧哗中随波逐流了。对于两岸因政治对立产生的种种乱象，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想到的是历史的遗留。“这十年来，我们无日无之的政治纷争将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资产或负债？我们的路是愈走愈开阔还是困坐愁城？”（237页）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值得直面而深思。
　　在香港客座讲学期间，李建民写作了《隔岸繁花》一文，两个故乡，一边是广东梅县，一边是屏东万峦，这两个故乡在这个时代仿佛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当读到报端的文字“如果一个地方连国家认同都有分歧，则民权的行使必然扣紧主权问题而失去它应有的秩序”时，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因为在他身处的台湾社会，民主建设已经深深地被本土诉求给绑架了。在这个裂变时代，他的心灵是痛苦的，他反复吟诵着闻一多的《祈祷》：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告诉我，不要喧哗。
　　其实，李建民也是幸运的，生命史学的研究，恰到好处地将他对生命与文化的认知结合到了一起。他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认知是深刻而多元的，带着这种对现实生命的体认进入到千年相续的古史当中，他的收获一定是足以自娱娱人的。“我人在其中又仿佛置身事外，被生命的刹那与永恒吸引着；既陶醉其间，又不时想抽身远离。唯一不变的是我对中国史的衷情与热爱吧。”（《生命史学·自序》）
　　（《隔岸繁花—一个历史学家的心灵之旅》，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二○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