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上海谋生，在一个文化团体供职。晚间在一所夜校补习英文。夜校常请一些文化名人来作报告，听完报告后不少同学就拥上去请他题词签名。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文化风气”吧！于是我也置备了一本64开大小的硬面彩色纸签名簿，于第一页录了贝多芬的一句话：“如果你肯给我几行，你将给我极大的快乐和安慰。”我读夜校时随身带着，以便伺机而行。
　　当时，时有来自“大后方”以及香港的文化人。郭沫若先生和茅盾先生是分别从重庆和香港来沪的。他们两位到夜校来做时事报告。因为名声大，闻讯而来的听众很多，课堂里坐得满满当当。演讲后他们被要求签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见情形，我就知道没有奢望在我的签名本上留下两位的大名了！
　　5月份还有沙千里和孙起孟两先生来校做报告。时间相隔十天。沙先生在我的签名簿上题了“努力前进”。孙先生在簿子上的题词是“路是自己开，树是自己栽”。解放后，我还和孙先生见过面，我没有提及他曾为我题词的事情。不过我一直记挂着他，知道他是至今健在的几位老民主人士中的一位。今年年初我从报上看到温总理去看望他，说他对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得悉他不仅已属九十五高龄，而且“精神矍铄”，真是国祥人瑞！
　　当年我供职单位的领导和傅雷先生是老朋友。其时，我知道他们几位艺术界朋友，每月一两次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傅先生家中聚会，我就将签名簿转请傅先生题词。我收回签名簿时，傅先生用牛皮纸将它包扎得好好地返回我手中，解开一看，只见他用毛笔字在一页淡绿色的纸上留下巴尔扎克的一段话，后面写着“录巴尔扎克语为现代中国写照”。傅先生是以这段巴尔扎克笔下的旧时法国社会相，来印证战后中国的社会情况。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存在着的社会尖锐矛盾：腐败的官僚统治和这种统治带给老百姓的深重苦难。题词还给我意外的惊喜，那就是他的书法是这样的好。他写的是行草，颜筋柳骨，不太瘦削，叫人喜爱。具名后面盖了“怒庵”的印章。傅先生是位对工作极其严肃、对学术十分执着的学者，从对待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的态度来看，看得出他在生活上也是很认真的。这一页，就成为这本小簿子中最具中国风的小幅艺术品。
　　当时《文汇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后来报馆编了个“文化街”副刊，我应聘为特约通讯员。凭着这关系，我把小簿子寄给主编柯灵先生题词。这样，另一页淡绿色纸上就留下了“工作使人快乐，理想使人充实”的字句。
　　1946年8月，叶浅予先生和冯亦代先生光临了。那是叶先生为从印尼回上海的戴爱莲女士举办舞蹈音乐会的事情而来的。那时，他俩已经结婚。叶先生一来就坐在客厅的大沙发里，取出速写本画画。此机不可失，我取出签名本先请叶先生题词，他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抑制自己的享乐，同情别人的苦难”十四个笔锋遒劲的字。接着又请冯先生题词，他问了我的姓名后，为我写下了“唯民主是救中国的道路”，勉励我“以此为终身职志”。当时，国内形势极为复杂，这年年初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召开，时隔半年，蒋介石就向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要解放军撤出已经解放的大片土地，实际上全面内战由此爆发。许多年轻人注视着这种不断变化的局势，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成了进步青年的共识。只过了三年多时间，新中国诞生了！真想不到，我同冯先生又见面了。那是我俩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一起短暂共事。地址在岳阳路217号，后来又迁到武夷路（南洋烟草公司）冯宅。冯先生和彭文应先生是市支部的负责人。共事不过个把来月，又告分手，真是萍踪浪影，聚散固无定！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过一些文化人的题词。我最记得听过张君劢关于介绍宪政的演讲，然后他为我在签名册上写下了宣扬宪政的题词。张君劢于1946年8月成立了民社党，旋即退出民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解放后张先生离开大陆，去了美国，这页题词就在签名簿里消失了。
　　已属耄耋之年，阅览这本一个甲子前的签名簿，仍有展簿难释情怀之感。除孙起孟先生健在外，题词的先辈都已逝去，追思默想，意绪悠远。哲人已去，遗思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