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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绘画这件事，东方与西方，各自有着极其有趣而迷人、却迥然相异的表现方式。
我们中国人，上千年来绘画时使用的工具，那被画的材料，是宣纸，是绢帛；那绘者手中执着的，是墨宝，是毛笔。
画画时，纸或帛在桌面上铺开来，砚磨黑墨，笔调清水，墨分五色，也可设色，浓淡间或勾勒或泼墨，再配诗题跋，印章作记，一幅画便出落了，文人称作点染丹青。
西人绘画，与水墨全无关系，画画时亚麻布绷框，立于画架，铅笔或炭条勾形打底，调色板挤上颜料，笔刷色色相调，松节油稀释，在厚薄相顾之间，一幅画便渐次显现，人们把它称为油画。
仅仅从材料的角度，水墨更具有自然的属性，油画更偏于工业的结果。
多少个世纪以来，因为距离的遥远，交通的阻隔，这两种不同的绘画方式既不知对方的存在，也看不见彼此，难有机会交汇。它们照着各自的逻辑向前发展，在很长的时期内，构成世界美术的核心力量。
从什么时候，这两种方式终于碰了面，发现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做过了什么，让油画终于进入中国，水墨流向西方。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下，中国人终于突破局限，打开了国门，跨出去学了这门非原生态的画种，最终让它成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绘画形式？
要说油画与中国的关系，五百年前便隐约有些苗头，那是意大利学者、天主教神父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曾带来过圣母的油画像，让人们可以形象地接受与认识教义。这让中国人初步得以面见了油画的模样。
到得清康熙年间，同为意大利传教士、也是画家的郎士宁，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向往，也来中国传教，油画被正式带入皇宫，与水墨那样为宫廷所推崇。这是宫廷画家们第一次闻到松节油的味道。在卷帙浩繁的《清史稿》中，曾记录下郎士宁这位半世生活于中国的外国画家的油画水准是：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
但再栩栩如生，油画始终只是宫廷内的小范围画种，在民间留下的痕迹甚是轻微。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油画也随之开始传播，但人们在认识与心态上还没有作好迎接它的准备。直到清末的戊戌维新运动之后，一批深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新青年，或为生活所迫，或为见识世界的想法所推动，走出国门，次第分赴英法或日本学习西洋油画，既看到了世界的新鲜样貌，也将油画技艺带回中国传播，创办美术学校，这样油画在中国才算真正接了地气。
那么，那第一代跨出国门学油画的中国青年是哪几个？其中的谁首次伸脚向外作了勇敢的试探？他试探油画的行为，是为了要探究中国水墨以外的绘画，还是仅仅基于对未知的一种莽撞热情？拟或是，原本不在生命里的东西，人拐弯抹角地和它撞上，最后彼此相属，再不能分开？
李铁夫（1869-1952）这个名字，读到它时觉得有点冷，有一种不属人的亲切，仿佛一块生铁在咣当作响。
看他的照片，是很英俊的一条硬汉，朗朗气度挂于眉梢嘴角，眼神尤其坚毅。
一个人的名字与气质如此般配，难道他的爹爹妈妈，能早早预见他的个性，为他起出这么个贴切的名字？
在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才知人如宝刀利剑，其形可塑，其气可生。李铁夫的铁骨与面相，就是从生活的大熔炉里锻造出来。
这名字硬朗、神情坚毅又似乎不具备浪漫艺术气质的人，竟就是那令人叹奇，第一个跨出国门去学油画的人。
原来李铁夫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很温和，叫李玉田。他的人原也是温润的，正如我们今天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样，西装革履的一介青年，文质彬彬，笑意飞在嘴角，刚与柔兼顾得好，长袍与金丝边眼镜使他显得书卷气十足。
李铁夫本来也不是为了画西洋油画而出国门的。他是广东鹤山县人，十九世纪的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占了交通便利的优势，经济与文化的对外交流比较发达，给人们去外国他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李铁夫的祖辈全是农民，他本也应在家务农种田才是。不过他有一点幸运，家里还是创造了基本的条件，让他跟着乡里一位很有知识的举人吕辉光写字、读诗、描画，这样即使是生在乡间，少年李铁夫还是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的底子。
不过知识归知识，一时间要它转化成生存技能还不行。那时正好家里有个族叔在加拿大开洗衣店谋生，为助家里脱贫，16岁的李铁夫收拾了一下简易的行李，便直奔亲戚而去了。
绘画此时在他的生活里还处于隐形的状态。这一点，与在他之后出国门的画家冯钢百极为相似。
谋生是李铁夫出国的第一要义，不是有些后人凭热情想像的那样，把它上升为是去寻求救国之道。而美术何时并入他的生活，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史实里也未有准确的记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有亲戚的照顾相携，他比单独出门谋生的人过得要容易些，家里的窘境不仅很快得以扭转，自己打工之余還可以继续写写字，画一画。
这画一画的前提，除了他在年幼时有过临摹插图的愉快记忆，更大的可能是在他出国之前对油画已有一定的印象。那时的广东沿海是商业油画进口外销的重要码头，那些色彩纷呈的行画在某种程度上逗引过他的兴趣。一挨有机会站到真正的油画前，他兴奋到简直有点头晕目眩：身旁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里？！
异国是开启他学习绘画的真正发源地，且纸笔一旦在手，潜伏在他身上的艺术火苗，“轰”地一声便被点燃了。
族叔看到这个晚辈聪明可喜，终是不忍耽误他，两年后竟然主动承担了他的学费，供他考入美术学校专攻绘画，且一学就是九年。
在这里，李铁夫考入的究竟是英属加拿大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英国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美术史专著里语焉不详的阿灵顿美术学院，已经无从核实。唯可证实的是，他一入读美院就显现了很高的绘画天赋，第一学年的成绩便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拿到了绘画大奖与奖学金，此后连年如是。这使他有充分的资格进入其它美院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继续深造。
九年里他刻苦异常，把自己从一个缺乏绘画基础的谋生者，画成了令同学们啧啧称奇的油画高手。而他自己从一个十八岁的青涩少年，长成了快到而立之年的青年。 爱情在这个年龄段里，不可避免地占据过他的心灵，炙热过他的身体。事实上他太需要爱了，异国他乡，孤军奋战，亲戚的相助令人踏实，但这无法替代女人的柔情。要有爱的气息的循环，男人才能称为完全的男人，女人才能成为充分的女人。
李铁夫爱人，如同他热爱绘画，深情不暇旁顾，陷得特别深。但他爱上的女子，却因国家背景、种族或是政治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而最终没能爱成他。他的个人品质与他出色的绘画才能，竟不能帮他留住爱情。
对爱情的无能为力，让李铁夫万感到深深的挫伤。他是万马奔腾不回头的执着性格，走到胡同尽头也难罢休。因为这样的至情至性，他投入有多深，伤到就有多深，简直心碎欲死。但人说死便可以死么，知觉上麻木而死，意识却特别清醒。他在他无法消退的情感里冷一阵热一阵，如疟疾一样反复发作。为了结这煎熬的情感，他做出了一个绝决的决定，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并果然于1896年左右到达了这个他想重生的彼岸，在这里脱胎换骨，继续艺术上的攀登。
至此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李铁夫的真正由来。原来是他在勉励自己，男儿若有志气与骨气，当为情感上的软弱而羞愧。为怕来日没完没了的羞愧，他把李玉田的本名更改成了李铁夫。而命运是那样巧，在自愈情伤的时刻，老天给他送来了一个灭小我、成大我的堂皇理由：革命。
這个革命，指的不是个人内部产生的冲突与巨变，也不是绘画艺术上有了新想法要去加以实施，这是实实在在要用实际行动去参与的大投入、大付出。
晚清的封建王朝外忧内患，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腐朽到摇摇欲坠，需要彻头彻尾的民主革命来激活体制，为它换血丰肌。
当时最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孙中山先生正在西方各国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在美国准备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李铁夫早于之前就已认识孙中山，并对他由衷敬仰，被这位年纪相当的广东同乡的革命信念所鼓舞，他自愿加入同盟会，协助孙中山展开许多务实的革命工作，既宣传也筹饷，并担任同盟会纽约分会的书记长达六年，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倚重。
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显得更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与孙中山、黄兴、程璧光这一众反清志士建立的深厚情感，抵消了他心底的伤痛，转移了他对爱情的渴望。他并不是为革命而决意孤独，而是在生命脆弱的那个紧要关口，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融入了他，强大了他，使他的精神有了依托，行为有了指南，人生有了意义。
革命让他有了归宿感，但革命初始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李铁夫因之在很长的时间内致力于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时的他，在艺术上已经卓有成绩，既是美国现实主义画家萨金特（J.S.Sargent）与印象派画家切斯（W .M. Chase）的弟子，又是掌握了纯熟技艺的著名油画家，在绘画上不断获得学院颁发的奖项、奖金，作品出售也尽得丰厚报酬，这使他可以在财力上大力支持孙中山，而他的绘画才能，让他在民国国旗的设计与修改上，一显了身手。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想像中的成功。次年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想请李铁夫回国就职，但李铁夫并不受邀。在他看来，既然满清的黑暗统治已随中华民国的成立而结束，他的革命理想已然实现，他可以回头安心画他的画了。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自有孙中山这样的人去完成它。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革命远未成功，历史沉积下来的复杂问题不是一个“成立”的动作可以解决。孙中山又开始流亡的日子，且在有生之年都未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的救国理想。而获得过革命温暖情谊的李铁夫，在辛亥革命后的若干年，一直践行着对孙中山的忠诚，家当几乎全部捐助给了当时的南方革命政府，并在革命同志们有出国需要时，也给予尽可能多的关照与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李铁夫在被誉为艺术家的同时，也被誉为革命志士与革命家的缘故。
我们由此也知道，这个人其实非常的纯粹，非常的极致，又非常的朴素。个人情爱与个人利益，在更崇高的理想面前，都可以作出放弃与牺牲。
但问题也许也正在于此。就人性的本质来说，小我是根本无法放弃也不能被忽视的。即使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有政治上的知己、美丽的宋庆龄陪伴身旁，黄兴也有革命伴侣徐宗汉长年追随，贴心伺奉。
理想与抱负是人思想的塔尖，但它必须基于牢固宽厚、尊重人性的基石上。小小的“自我”也要得到呵护，才有可能完整人的平等与幸福。
对国内革命事业倾囊而出的李铁夫，回头继续深化自己的绘画时已过了不惑的年龄，此时他对油画的理解与掌握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915年他在纽约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这位中国画家不仅向西方艺术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油画写实功底，更令革命同志们睁大了双眼。当然，事实上孙中山与黄兴几位至友，对他的才能早就了然于胸，对他给予过极度的高评。且由于黄兴总在国内外之间穿梭，在宣扬革命主张的同时也力荐李铁夫，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油画艺术的认识，更多的人也因此见识了这位艺术同志在油画上的超凡水平，这对当时还处于油画启蒙时期的民国人来说，实是稀罕而珍贵。
此时的李铁夫仍然游学于纽约艺术大学、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之间，他还是美国最高美术机构“国际绘画学院”的成员，而这个学院的成员必得是最有资格的画家才可进入。
照理，在艺术上取得这样高的声望，继续进取该毫无问题，生活上也应无忧才是，但史实的陈述在这里又变得语焉不详。或许那时这样一位左右旁顾无知己的中国画家，还没有学会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或是创作不仅仅在于技术精微而要有更高超的个人思想与风格；或是他与学习就职的学院之间的关系不够确定，总之他的艺术轨迹在这个时段显得模糊。更为被动的是，为支持国内革命，李铁夫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以至于在生活上也变得有些艰难起来。
李铁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回到中国的。回国时，他已是两鬓发白、六十出头的老人。
虽然是老人，但从他与当时的两位广东同乡冯钢百、胡根天的合影看来，李铁夫显得非常的年轻，一派儒雅的绅士风度，气质与早年的英俊洒脱一脉相承。 他为什么会回来呢？是与他的处境有关，还是与他的心境有关呢？
人年轻的时候向往远方，强烈地渴望改变命运，等到远方成为脚下的土地，那生命原初的亲切记忆，梦里的爱与乡愁，又会重新置入进来，成为主宰一个人行动的指南。
在国外生活了四十多年，李铁夫既无恋人也无亲人，缺失最核心的一份情感来作挽留，再加上他的两位老师切斯与萨金特先后去世，他停留的理由就更为微弱了。
回国时，他没有带回多少财物，只带回来一身卓绝的绘画才能与见识。
但回来面临的境况似乎并不比他想像的更好，他的家人不知尚剩几许，或是都失散与不在了。与他多年知己知彼的革命好友黄兴、孙中山与程璧光等都已辞世，了解他赞美他知道他对革命有贡献的人，都变成了沉默的亡灵。所幸还有留学归国的同乡画家冯钢百与胡根天，他们两位创办的广东美术专科学校可供他落脚，又有留港的王少陵及更晚一些回国的余本等同行可作往来，他的情感与生活才算得以安置，暂无大忧。
对是否还有人知道他或不知道他，他也不忧。勇者做事，做过便是结果。对他而言，真正忧心的是眼前令他难受与伤心的现实。他当初投身革命，只为支援有德有能的孙中山去建立一个理想之国，让民族有希望，民权得改善，民生有着落。他隔山想像着先生的伟业，应该是有些成效的，谁知冷眼看下来，国家的模样并不因他舍命力挺或强烈希望过而改了天换了地。形式换了，国名换了，也确实出了一批新思想新主张的人杰与志士。但制度不换，国家从根本上仍将为权者所私有，民权可踏，民生可忘。
未参与过革命、没有热烈期盼过变革的人，这样的现实尽可容忍与漠视，但对李铁夫来说特别难以接受。他的悲愤与失望，旁人难以理解万一。于此，他决意前往香港居住，“不肯低头执卿相，又能落笔生云烟”，让眼前不见一件黑暗事，不闻一丝苦难声。
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大半生游历过二十多个国家，李铁夫见识过诸国的物质文明，享受过自身的杰出才华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但那样的文明背景与文化生态一旦不在，他的样貌与处境也将彻底改观了。
李铁夫晚年以卖画授业为生，住简屋，吃淡食，生活十分清朴。他与美术同行们仍有联络，但几乎处于隐居状态。有人晓得他有一手绘画绝技，想得他一字半画，不过他的画却很难得，他坚决不给他认为不好的人画画，哪怕他们支付的酬金很高。
他的个性这样强烈，几乎要让人误会他不通世事人情。但如细心体会他，会懂他的刚直不阿只是他的血性。他的心其实柔软如婴儿，总在为不公的事、弱小的人鸣不平。他的眼睛纯净如碧空，更愿盯着人间那些正义与善良的美好事物。
李铁夫在香港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二十年，与中国民众一起历经了战乱、逃亡与迎来和平解放。在内地避乱期间，他在重庆、南京、上海以及广州举办过几次展览，一些重要文人与画家得此机会与他相识，对他的艺术表达了且惊且慕的情感。同样学油画的徐悲鸿在慕名看到李铁夫的人物肖像后，尤其心惊敬佩不已。徐悲鸿学油画是先留学日本再向法国奔去的，却原来，前辈中还有更早的人，已画出了不输西方大家的一等一油画！
在人际关系上，在小范围内，人们其实颇为包容李铁夫的强烈个性，也不想慢待这样宝贵的人才。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曾数次邀他去南京任职，他没有同意。孙科担心他生活无助，又派人送来一大笔钱给他，他也不收。幸有知己冯钢百，暗中替他收下这些钱，留着与他在生活上慢慢开度。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铁夫的画笔仍然紧握手中。他不仅画油画，亦摸索着画水墨，他极其擅长的雕塑才能，却因条件所限，只得放下了。
他不愿给权贵画画，但有权贵十分想购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大部分油画作品。但对李铁夫来说，这些作品既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孩子，那是无法从生命里割舍出去的，他为此宁愿忍受生活的清贫。因为他的小心保存，这批作品最终得以全部捐给国家。
看李铁夫的作品，感觉是惊慕的，也是十分奇特的。
他的性情，大似中国美术史上的大才子徐渭，至情至性，睥睨人间，气吞山河，有着十分傲然洁净的品格。但徐渭画过的许多人间景致，李铁夫均不收于笔下。花花朵朵是绝缘的，美妙人体是不见的。或许是革命者的胸怀不容小情感、小情怀。或许实在是他未深受过女人的爱与柔情，抒情性的笔墨难以依附。也可能是他在克制、提醒自己，人要尽量站得高看得远，担当大义才是男儿的豪杰本色。
因之，他的精湛油画呈现的多是男人的肖像，他们或是与他相熟的康有为、孙中山，或是他认识的诗人、音乐家、农夫与将军。柔和的女性肖像少见地有几幅，她们一律衣着齐整，神态端庄，眼神望向远方，仿佛画她们的人羞于与她们对视似的。
风景画亦不多，且画面构图似乎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只是要体现他的昂扬斗志，瀑布飞泻直下，树木傲然屹立。静物写生则常是各式各样的鱼儿虾儿、瓜果蔬菜。花花草草是完全绝迹的。
回国后习绘的水墨或水彩画，没有如油画那样达至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气势硬朗狂狷，书法亦落拓不羁，俨然有锵锵声。
他一生保持的硬气、骨气与志气，全体现在他的作品里。
有点令人讶异的是，居住香港后，他画过好几幅大雁飞翔的水墨画，天地苍茫，群雁振翅南飞，一种极少坦露的柔情，与豪情一齐淋漓地呈现在这些作品中。
在很深的直觉上，这些画会令人想到很早以前出国的那个英俊少年，他是為活命出去的，却迎面撞上了他钟爱的艺术，一生与之难舍难分。多亏有了艺术，他得以活出他的天赋与性情，成为一名造诣精深的油画家，现代美术的先行者。又遇那样的时机，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作了他无私的贡献。有这等胸怀的人，情感往往深不见底，乍见难识，而恰恰是他的水墨大雁，坦露出他深藏的情感，只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看见它罢。
我们中国人，上千年来绘画时使用的工具，那被画的材料，是宣纸，是绢帛；那绘者手中执着的，是墨宝，是毛笔。
画画时，纸或帛在桌面上铺开来，砚磨黑墨，笔调清水，墨分五色，也可设色，浓淡间或勾勒或泼墨，再配诗题跋，印章作记，一幅画便出落了，文人称作点染丹青。
西人绘画，与水墨全无关系，画画时亚麻布绷框，立于画架，铅笔或炭条勾形打底，调色板挤上颜料，笔刷色色相调，松节油稀释，在厚薄相顾之间，一幅画便渐次显现，人们把它称为油画。
仅仅从材料的角度，水墨更具有自然的属性，油画更偏于工业的结果。
多少个世纪以来，因为距离的遥远，交通的阻隔，这两种不同的绘画方式既不知对方的存在，也看不见彼此，难有机会交汇。它们照着各自的逻辑向前发展，在很长的时期内，构成世界美术的核心力量。
从什么时候，这两种方式终于碰了面，发现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做过了什么，让油画终于进入中国，水墨流向西方。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下，中国人终于突破局限，打开了国门，跨出去学了这门非原生态的画种，最终让它成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绘画形式？
要说油画与中国的关系，五百年前便隐约有些苗头，那是意大利学者、天主教神父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曾带来过圣母的油画像，让人们可以形象地接受与认识教义。这让中国人初步得以面见了油画的模样。
到得清康熙年间，同为意大利传教士、也是画家的郎士宁，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向往，也来中国传教，油画被正式带入皇宫，与水墨那样为宫廷所推崇。这是宫廷画家们第一次闻到松节油的味道。在卷帙浩繁的《清史稿》中，曾记录下郎士宁这位半世生活于中国的外国画家的油画水准是：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
但再栩栩如生，油画始终只是宫廷内的小范围画种，在民间留下的痕迹甚是轻微。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油画也随之开始传播，但人们在认识与心态上还没有作好迎接它的准备。直到清末的戊戌维新运动之后，一批深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新青年，或为生活所迫，或为见识世界的想法所推动，走出国门，次第分赴英法或日本学习西洋油画，既看到了世界的新鲜样貌，也将油画技艺带回中国传播，创办美术学校，这样油画在中国才算真正接了地气。
那么，那第一代跨出国门学油画的中国青年是哪几个？其中的谁首次伸脚向外作了勇敢的试探？他试探油画的行为，是为了要探究中国水墨以外的绘画，还是仅仅基于对未知的一种莽撞热情？拟或是，原本不在生命里的东西，人拐弯抹角地和它撞上，最后彼此相属，再不能分开？
李铁夫（1869-1952）这个名字，读到它时觉得有点冷，有一种不属人的亲切，仿佛一块生铁在咣当作响。
看他的照片，是很英俊的一条硬汉，朗朗气度挂于眉梢嘴角，眼神尤其坚毅。
一个人的名字与气质如此般配，难道他的爹爹妈妈，能早早预见他的个性，为他起出这么个贴切的名字？
在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才知人如宝刀利剑，其形可塑，其气可生。李铁夫的铁骨与面相，就是从生活的大熔炉里锻造出来。
这名字硬朗、神情坚毅又似乎不具备浪漫艺术气质的人，竟就是那令人叹奇，第一个跨出国门去学油画的人。
原来李铁夫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很温和，叫李玉田。他的人原也是温润的，正如我们今天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样，西装革履的一介青年，文质彬彬，笑意飞在嘴角，刚与柔兼顾得好，长袍与金丝边眼镜使他显得书卷气十足。
李铁夫本来也不是为了画西洋油画而出国门的。他是广东鹤山县人，十九世纪的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占了交通便利的优势，经济与文化的对外交流比较发达，给人们去外国他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李铁夫的祖辈全是农民，他本也应在家务农种田才是。不过他有一点幸运，家里还是创造了基本的条件，让他跟着乡里一位很有知识的举人吕辉光写字、读诗、描画，这样即使是生在乡间，少年李铁夫还是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的底子。
不过知识归知识，一时间要它转化成生存技能还不行。那时正好家里有个族叔在加拿大开洗衣店谋生，为助家里脱贫，16岁的李铁夫收拾了一下简易的行李，便直奔亲戚而去了。
绘画此时在他的生活里还处于隐形的状态。这一点，与在他之后出国门的画家冯钢百极为相似。
谋生是李铁夫出国的第一要义，不是有些后人凭热情想像的那样，把它上升为是去寻求救国之道。而美术何时并入他的生活，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史实里也未有准确的记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有亲戚的照顾相携，他比单独出门谋生的人过得要容易些，家里的窘境不仅很快得以扭转，自己打工之余還可以继续写写字，画一画。
这画一画的前提，除了他在年幼时有过临摹插图的愉快记忆，更大的可能是在他出国之前对油画已有一定的印象。那时的广东沿海是商业油画进口外销的重要码头，那些色彩纷呈的行画在某种程度上逗引过他的兴趣。一挨有机会站到真正的油画前，他兴奋到简直有点头晕目眩：身旁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里？！
异国是开启他学习绘画的真正发源地，且纸笔一旦在手，潜伏在他身上的艺术火苗，“轰”地一声便被点燃了。
族叔看到这个晚辈聪明可喜，终是不忍耽误他，两年后竟然主动承担了他的学费，供他考入美术学校专攻绘画，且一学就是九年。
在这里，李铁夫考入的究竟是英属加拿大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英国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美术史专著里语焉不详的阿灵顿美术学院，已经无从核实。唯可证实的是，他一入读美院就显现了很高的绘画天赋，第一学年的成绩便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拿到了绘画大奖与奖学金，此后连年如是。这使他有充分的资格进入其它美院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继续深造。
九年里他刻苦异常，把自己从一个缺乏绘画基础的谋生者，画成了令同学们啧啧称奇的油画高手。而他自己从一个十八岁的青涩少年，长成了快到而立之年的青年。 爱情在这个年龄段里，不可避免地占据过他的心灵，炙热过他的身体。事实上他太需要爱了，异国他乡，孤军奋战，亲戚的相助令人踏实，但这无法替代女人的柔情。要有爱的气息的循环，男人才能称为完全的男人，女人才能成为充分的女人。
李铁夫爱人，如同他热爱绘画，深情不暇旁顾，陷得特别深。但他爱上的女子，却因国家背景、种族或是政治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而最终没能爱成他。他的个人品质与他出色的绘画才能，竟不能帮他留住爱情。
对爱情的无能为力，让李铁夫万感到深深的挫伤。他是万马奔腾不回头的执着性格，走到胡同尽头也难罢休。因为这样的至情至性，他投入有多深，伤到就有多深，简直心碎欲死。但人说死便可以死么，知觉上麻木而死，意识却特别清醒。他在他无法消退的情感里冷一阵热一阵，如疟疾一样反复发作。为了结这煎熬的情感，他做出了一个绝决的决定，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并果然于1896年左右到达了这个他想重生的彼岸，在这里脱胎换骨，继续艺术上的攀登。
至此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李铁夫的真正由来。原来是他在勉励自己，男儿若有志气与骨气，当为情感上的软弱而羞愧。为怕来日没完没了的羞愧，他把李玉田的本名更改成了李铁夫。而命运是那样巧，在自愈情伤的时刻，老天给他送来了一个灭小我、成大我的堂皇理由：革命。
這个革命，指的不是个人内部产生的冲突与巨变，也不是绘画艺术上有了新想法要去加以实施，这是实实在在要用实际行动去参与的大投入、大付出。
晚清的封建王朝外忧内患，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腐朽到摇摇欲坠，需要彻头彻尾的民主革命来激活体制，为它换血丰肌。
当时最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孙中山先生正在西方各国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在美国准备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李铁夫早于之前就已认识孙中山，并对他由衷敬仰，被这位年纪相当的广东同乡的革命信念所鼓舞，他自愿加入同盟会，协助孙中山展开许多务实的革命工作，既宣传也筹饷，并担任同盟会纽约分会的书记长达六年，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倚重。
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显得更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与孙中山、黄兴、程璧光这一众反清志士建立的深厚情感，抵消了他心底的伤痛，转移了他对爱情的渴望。他并不是为革命而决意孤独，而是在生命脆弱的那个紧要关口，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融入了他，强大了他，使他的精神有了依托，行为有了指南，人生有了意义。
革命让他有了归宿感，但革命初始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李铁夫因之在很长的时间内致力于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时的他，在艺术上已经卓有成绩，既是美国现实主义画家萨金特（J.S.Sargent）与印象派画家切斯（W .M. Chase）的弟子，又是掌握了纯熟技艺的著名油画家，在绘画上不断获得学院颁发的奖项、奖金，作品出售也尽得丰厚报酬，这使他可以在财力上大力支持孙中山，而他的绘画才能，让他在民国国旗的设计与修改上，一显了身手。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想像中的成功。次年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想请李铁夫回国就职，但李铁夫并不受邀。在他看来，既然满清的黑暗统治已随中华民国的成立而结束，他的革命理想已然实现，他可以回头安心画他的画了。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自有孙中山这样的人去完成它。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革命远未成功，历史沉积下来的复杂问题不是一个“成立”的动作可以解决。孙中山又开始流亡的日子，且在有生之年都未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的救国理想。而获得过革命温暖情谊的李铁夫，在辛亥革命后的若干年，一直践行着对孙中山的忠诚，家当几乎全部捐助给了当时的南方革命政府，并在革命同志们有出国需要时，也给予尽可能多的关照与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李铁夫在被誉为艺术家的同时，也被誉为革命志士与革命家的缘故。
我们由此也知道，这个人其实非常的纯粹，非常的极致，又非常的朴素。个人情爱与个人利益，在更崇高的理想面前，都可以作出放弃与牺牲。
但问题也许也正在于此。就人性的本质来说，小我是根本无法放弃也不能被忽视的。即使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有政治上的知己、美丽的宋庆龄陪伴身旁，黄兴也有革命伴侣徐宗汉长年追随，贴心伺奉。
理想与抱负是人思想的塔尖，但它必须基于牢固宽厚、尊重人性的基石上。小小的“自我”也要得到呵护，才有可能完整人的平等与幸福。
对国内革命事业倾囊而出的李铁夫，回头继续深化自己的绘画时已过了不惑的年龄，此时他对油画的理解与掌握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915年他在纽约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这位中国画家不仅向西方艺术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油画写实功底，更令革命同志们睁大了双眼。当然，事实上孙中山与黄兴几位至友，对他的才能早就了然于胸，对他给予过极度的高评。且由于黄兴总在国内外之间穿梭，在宣扬革命主张的同时也力荐李铁夫，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油画艺术的认识，更多的人也因此见识了这位艺术同志在油画上的超凡水平，这对当时还处于油画启蒙时期的民国人来说，实是稀罕而珍贵。
此时的李铁夫仍然游学于纽约艺术大学、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之间，他还是美国最高美术机构“国际绘画学院”的成员，而这个学院的成员必得是最有资格的画家才可进入。
照理，在艺术上取得这样高的声望，继续进取该毫无问题，生活上也应无忧才是，但史实的陈述在这里又变得语焉不详。或许那时这样一位左右旁顾无知己的中国画家，还没有学会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或是创作不仅仅在于技术精微而要有更高超的个人思想与风格；或是他与学习就职的学院之间的关系不够确定，总之他的艺术轨迹在这个时段显得模糊。更为被动的是，为支持国内革命，李铁夫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以至于在生活上也变得有些艰难起来。
李铁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回到中国的。回国时，他已是两鬓发白、六十出头的老人。
虽然是老人，但从他与当时的两位广东同乡冯钢百、胡根天的合影看来，李铁夫显得非常的年轻，一派儒雅的绅士风度，气质与早年的英俊洒脱一脉相承。 他为什么会回来呢？是与他的处境有关，还是与他的心境有关呢？
人年轻的时候向往远方，强烈地渴望改变命运，等到远方成为脚下的土地，那生命原初的亲切记忆，梦里的爱与乡愁，又会重新置入进来，成为主宰一个人行动的指南。
在国外生活了四十多年，李铁夫既无恋人也无亲人，缺失最核心的一份情感来作挽留，再加上他的两位老师切斯与萨金特先后去世，他停留的理由就更为微弱了。
回国时，他没有带回多少财物，只带回来一身卓绝的绘画才能与见识。
但回来面临的境况似乎并不比他想像的更好，他的家人不知尚剩几许，或是都失散与不在了。与他多年知己知彼的革命好友黄兴、孙中山与程璧光等都已辞世，了解他赞美他知道他对革命有贡献的人，都变成了沉默的亡灵。所幸还有留学归国的同乡画家冯钢百与胡根天，他们两位创办的广东美术专科学校可供他落脚，又有留港的王少陵及更晚一些回国的余本等同行可作往来，他的情感与生活才算得以安置，暂无大忧。
对是否还有人知道他或不知道他，他也不忧。勇者做事，做过便是结果。对他而言，真正忧心的是眼前令他难受与伤心的现实。他当初投身革命，只为支援有德有能的孙中山去建立一个理想之国，让民族有希望，民权得改善，民生有着落。他隔山想像着先生的伟业，应该是有些成效的，谁知冷眼看下来，国家的模样并不因他舍命力挺或强烈希望过而改了天换了地。形式换了，国名换了，也确实出了一批新思想新主张的人杰与志士。但制度不换，国家从根本上仍将为权者所私有，民权可踏，民生可忘。
未参与过革命、没有热烈期盼过变革的人，这样的现实尽可容忍与漠视，但对李铁夫来说特别难以接受。他的悲愤与失望，旁人难以理解万一。于此，他决意前往香港居住，“不肯低头执卿相，又能落笔生云烟”，让眼前不见一件黑暗事，不闻一丝苦难声。
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大半生游历过二十多个国家，李铁夫见识过诸国的物质文明，享受过自身的杰出才华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但那样的文明背景与文化生态一旦不在，他的样貌与处境也将彻底改观了。
李铁夫晚年以卖画授业为生，住简屋，吃淡食，生活十分清朴。他与美术同行们仍有联络，但几乎处于隐居状态。有人晓得他有一手绘画绝技，想得他一字半画，不过他的画却很难得，他坚决不给他认为不好的人画画，哪怕他们支付的酬金很高。
他的个性这样强烈，几乎要让人误会他不通世事人情。但如细心体会他，会懂他的刚直不阿只是他的血性。他的心其实柔软如婴儿，总在为不公的事、弱小的人鸣不平。他的眼睛纯净如碧空，更愿盯着人间那些正义与善良的美好事物。
李铁夫在香港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二十年，与中国民众一起历经了战乱、逃亡与迎来和平解放。在内地避乱期间，他在重庆、南京、上海以及广州举办过几次展览，一些重要文人与画家得此机会与他相识，对他的艺术表达了且惊且慕的情感。同样学油画的徐悲鸿在慕名看到李铁夫的人物肖像后，尤其心惊敬佩不已。徐悲鸿学油画是先留学日本再向法国奔去的，却原来，前辈中还有更早的人，已画出了不输西方大家的一等一油画！
在人际关系上，在小范围内，人们其实颇为包容李铁夫的强烈个性，也不想慢待这样宝贵的人才。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曾数次邀他去南京任职，他没有同意。孙科担心他生活无助，又派人送来一大笔钱给他，他也不收。幸有知己冯钢百，暗中替他收下这些钱，留着与他在生活上慢慢开度。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铁夫的画笔仍然紧握手中。他不仅画油画，亦摸索着画水墨，他极其擅长的雕塑才能，却因条件所限，只得放下了。
他不愿给权贵画画，但有权贵十分想购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大部分油画作品。但对李铁夫来说，这些作品既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孩子，那是无法从生命里割舍出去的，他为此宁愿忍受生活的清贫。因为他的小心保存，这批作品最终得以全部捐给国家。
看李铁夫的作品，感觉是惊慕的，也是十分奇特的。
他的性情，大似中国美术史上的大才子徐渭，至情至性，睥睨人间，气吞山河，有着十分傲然洁净的品格。但徐渭画过的许多人间景致，李铁夫均不收于笔下。花花朵朵是绝缘的，美妙人体是不见的。或许是革命者的胸怀不容小情感、小情怀。或许实在是他未深受过女人的爱与柔情，抒情性的笔墨难以依附。也可能是他在克制、提醒自己，人要尽量站得高看得远，担当大义才是男儿的豪杰本色。
因之，他的精湛油画呈现的多是男人的肖像，他们或是与他相熟的康有为、孙中山，或是他认识的诗人、音乐家、农夫与将军。柔和的女性肖像少见地有几幅，她们一律衣着齐整，神态端庄，眼神望向远方，仿佛画她们的人羞于与她们对视似的。
风景画亦不多，且画面构图似乎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只是要体现他的昂扬斗志，瀑布飞泻直下，树木傲然屹立。静物写生则常是各式各样的鱼儿虾儿、瓜果蔬菜。花花草草是完全绝迹的。
回国后习绘的水墨或水彩画，没有如油画那样达至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气势硬朗狂狷，书法亦落拓不羁，俨然有锵锵声。
他一生保持的硬气、骨气与志气，全体现在他的作品里。
有点令人讶异的是，居住香港后，他画过好几幅大雁飞翔的水墨画，天地苍茫，群雁振翅南飞，一种极少坦露的柔情，与豪情一齐淋漓地呈现在这些作品中。
在很深的直觉上，这些画会令人想到很早以前出国的那个英俊少年，他是為活命出去的，却迎面撞上了他钟爱的艺术，一生与之难舍难分。多亏有了艺术，他得以活出他的天赋与性情，成为一名造诣精深的油画家，现代美术的先行者。又遇那样的时机，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作了他无私的贡献。有这等胸怀的人，情感往往深不见底，乍见难识，而恰恰是他的水墨大雁，坦露出他深藏的情感，只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看见它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