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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不仅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也对农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民众威信有所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所转变，广大农民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面对非典疫情的挑战，我国现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乃至整个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发人深省。
防治非典对农村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首先，政府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为有效解决农民防治非典的困难，国家及时安排了20亿元的专项资金，规定对农民和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检、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此外，中央政府在已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最近又追加8亿元，用于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的改造和扩建、监控，增加收治能力。地方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资金，配备医务人员，确定定点医院，提供后勤保障，农村的防治能力有所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农民同舟共济，尤其是县乡干部主动进村入户，对农民进行宣传、指导，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其次，农民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薄弱，加上许多地区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环境卫生较差，因而极易滋生各种疾病。随着新闻媒体防治非典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广大农民的卫生意识明显增强。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70个村调查，有70％以上的调查村采取了统一消毒、清除垃圾和灭老鼠、灭蚊蝇等措施；有些村改变了畜禽散养、人畜混居的传统做法，实行畜禽圈养或统一将猪舍牛棚迁到村外，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在67％的调查村中，多数农户自发采取了消毒措施，并通过搞好环境卫生和家庭卫生以及勤洗手、勤换洗衣物、锻炼身体等方式来抗击非典；还有部分村民取消了红白喜事的宴席。
第三，农村基层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面对非典疫情，多数基层组织从容应对，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许多村自发地利用板报和发放宣传材料的方式进行宣传动员。为防止疫情传播，一些村设立了消毒或健康检查站，为外来人员测量体温，对往来车辆进行消毒；一些村设立流动人口登记站，对外地回乡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调查。为监测本地的疫情，一些村实行了干部值班和干部包户制度。在发现疫情的省份，一些村镇取消了庙会，封闭了集市，中小学放假。部分条件较好的村还统一发放口罩，统一煎服中药。应当说，这次非典疫情目前还没有在农村蔓延，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密不可分的；通过应对非典，基层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得到了历炼。
第四，农村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各地政府在加强宣传、做好防治工作的同时，还为解决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因受非典影响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家庭，多数地区安排了专门的领导负责，由党员干部和民兵带头，成立了乡镇一级的农业生产小分队和村级的互助组、志愿队，帮助困难农户进行抢种、抢收。一些乡镇政府还向在外的农民工发去慰问信，让他们安心工作，注意健康，不要惦记家里。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这些措施对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密切农村干群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非典防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实施“十五”计划中，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合作医疗、电网改造、人畜用水、乡村道路等建设事业取得可喜的进展，农村、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善，全国农村居民总体上进入小康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农村社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乡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未能同步，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此次非典疫情在各级政府和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同舟共济、联手抗击下，没有在农村大面积流行，但在防范和应对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农村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农村卫生保健事业落后。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过分向城市倾斜，城乡居民占有卫生资源特别是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差距逐渐扩大。1990年～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农村，其中又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占总人口60.9％的乡村居民，拥有病床床位7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03万人，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
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得农村基层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极为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同时，也使得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不得不将相当大的精力放在有偿服务和创收上，没有多少余力做好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更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疾病的爆发和流行。倘若非典一旦在农村地区爆发，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和防疫体系基本上无力抵挡。
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与之配套的合作医疗体系，保证了农民在低收入水平下享有医疗卫生服务。据统计，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农村改革后，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合作医疗迅速滑坡。1993年国家重新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试点、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有所发展，但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2002年底，广东等发达地区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30％以上，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合作医疗的人口覆盖率只有5％左右。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在农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病人约占病人总数的1/3，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无力承担疾病治疗费用，因病返贫的大有人在。目前，一些重点传染病（如肺结核、乙型肝炎和艾滋病等）和地方病（如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虫病）发病率也很高，危害很大，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有效控制。
三是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由于缺乏有关疾病预防知识，虽然非典在农村的流行程度远远低于城市，但在农村居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并不亚于城市居民。因为恐慌，有些农村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措施，如封村、阻断交通等；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如“神奇女婴”和鞭炮驱邪等。由于缺乏对疾病预防知识的了解，农村外出就业人员在疫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者盲目返乡，加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四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存在疾病流行的隐患。我国绝大多数村庄没有排水系统，污水从各家各户直接排到街道上，多数农村没有专门的垃圾收集和处理渠道，可谓“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四处流淌”，夏天成为蚊蝇滋生地，极易引起疾病流行。到2001年底，还有近半数的农村人口（44.9％）没有饮用自来水，53.9％农村人口没有用上卫生厕所，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只有49.5％。许多农户的畜禽养殖都在自家庭院内，部分地区还沿袭人畜混居的生活习俗，极易引发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五是农村社会事业整体发展严重滞后。农村不仅在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对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隐患也要多于城市。统计分析表明，仅有城镇居民1/3收入和消费能力的乡村居民，平均只能享受城镇居民60％的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支持，却要支付接受教育经费总额的60％以上（不含教育集资），高出城镇居民47个百分点。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2002年对全国317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调查，只有54.9％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受过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3％，接受农广校学历教育、农民绿色证书教育、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以及其他技术教育的人数只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7％，而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农民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科学判断新情况的能力不强。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低收入者和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机制更加缺乏；沼气等高效能、低污染的能源的普及率还很低，绝大部分村内道路尚没有硬化，被称之为“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农村非典防治引发的思考与建议
虽然在非典防治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生活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短期的、有限的，而从中折射出的问题又是深刻的，应当敲响警钟。尤其是一些滞后性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最新调查，5月份畜牧产品农民销售价格呈全面回落态势，约占农村外出就业人员6％的农民工因非典返乡，因此，从全年来看，非典对农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将有所增加。
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已经障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拖了国家现代化的后腿。长此以往，不仅直接危及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随着日益增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封闭、半封闭被打破，农民将因为得不到起码的国民待遇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潜在的农村乃至城镇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会日益凸显。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迟缓，既有主观因素——发展指导思想的偏误，也有客观影响——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更有体制障碍——政府责任不清的效应。在发展战略上，先城市后农村、先生产后生活、先工交后农商，统筹协调的欠缺导致必然的畸重畸轻，加之国家经济状况也的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部门与部门分权难统，使得农民望眼欲穿的好事不得不慢办、缓办甚至拖而不办，以至多数农村社会面貌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毋庸置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社会事业落后，整个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难以提高。多年的发展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民，重点是农村。农村社会发展的诸多欠账问题已经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应将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农村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根据近期急需而且创造条件有可能办到的，除了继续努力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外，应像抓农村义务教育和计划生育那样，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狠抓落实，切实做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
当前，我国的非典疫情依然严峻，农村仍然存在着非典疫情扩散的隐患，绝不能掉以轻心。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深入贯彻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各项防治政策，确保防治工作所需资金，积极组织货源，满足农村各种消毒药剂、器械、防护用品、药物以及其他各种常用医疗用品的供应；动员农村基层医疗技术人员和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及时检测农村疫情，健全县乡村三级相结合、以村为基础的疫情监测体系，为农民提供防护和保健指导；采取城乡互动、多部门合作等方式控制疫情向农村扩散，有疫情的城市要控制有关人员向农村返回；农村应及时了解返回人员的情况，并进行跟踪监测；对新增外出人员要积极宣传有关防护知识，帮助其做好外出前的防护准备。因势利导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宣传教育，千方百计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增加投入，尽快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
目前制约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乡镇统筹费是基层卫生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乡镇统筹卫生经费将被取消，这给农村基层卫生事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必须理顺卫生财政投入体制，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2003年到2010年新增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等项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应尽快在巩固提高县级医院和重点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稳定并不断充实医疗技术人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就医难、住院难的问题；抓紧建立由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互助制度，保证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补贴足额到位。应适当限制并逐步缩小农村卫生服务组织有偿服务的范围，积极探索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
（三）统筹规划，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非典疫情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经过努力，终究是可以战胜的，然而多年来的欠账问题却暴露无遗。农村不仅在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对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隐患也要多于城市。因此，必须着力加强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健全包括农村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众望所归的德政工程，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系统工程，应由国务院协调有关部委研究制定《中国农村社会事业2004—2010年发展规划》，确定目标、重点、步骤、政策、措施等，坚持不懈地抓出成效。
——突出重点，急事先办。在抓紧建立健全三级卫生、医疗、保健网络的同时，应加大农村急需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期重点支持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等建设，大力推广户用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省柴节煤灶、生活污水沼气净化系统等实用技术，积极推进改水、改厕和村内道路硬化，努力改善农民家居、庭院、社区的生活和生态环境。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应当汲取过去几十年的“分散投资形不成拳头”和“常年投资见不到效果”的经验教训，建议整合资金渠道，统筹规划布局，综合配套建设，避免各行其是“打乱仗”。统筹协调从中央做起，发挥计划、财政、交通、水利、农业、林业、信息等主管部门的优势，实行“统一规划、渠道不变、部门指导、地方综合、乡村组织、农民参与”的运作方式，针对各地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和突破口，力争做到建得起、用得上、有实效。
——改革创新，建立机制。建议中央政府运用国债等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吸引、带动地方政府、集体、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中来。
为有效解决现有投资机制存在的中央、地方、农村集体、农民、企业等各方面的诸多矛盾，应当参照国内外有益经验，实行投入主体换位，改国家项目资金为国家补贴资金，按照“农民自愿，政府协调，综合配套，国家补贴”的运行机制，建立“以农民投入为前提，以政府补贴为支撑，整合社会各方面要素资源，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益”的投入机制，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凝聚起来，用办实事赢得民心、博取众望，重塑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威信。
——择点试验，以点带面。建议国家充分发挥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作用，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小康村建设、生态村建设等，开展百村社会发展综合试点，地方政府亦可参照择点试验，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有效途径，积累经验，并在面上陆续推开。据初步了解，一个中等规模村的社会事业发展大体需要国家补贴60万元左右，即可初具规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倘若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共同努力，奋斗7年，定可促使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在较短时间内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防治非典对农村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首先，政府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为有效解决农民防治非典的困难，国家及时安排了20亿元的专项资金，规定对农民和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检、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此外，中央政府在已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最近又追加8亿元，用于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的改造和扩建、监控，增加收治能力。地方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资金，配备医务人员，确定定点医院，提供后勤保障，农村的防治能力有所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农民同舟共济，尤其是县乡干部主动进村入户，对农民进行宣传、指导，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其次，农民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薄弱，加上许多地区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环境卫生较差，因而极易滋生各种疾病。随着新闻媒体防治非典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广大农民的卫生意识明显增强。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70个村调查，有70％以上的调查村采取了统一消毒、清除垃圾和灭老鼠、灭蚊蝇等措施；有些村改变了畜禽散养、人畜混居的传统做法，实行畜禽圈养或统一将猪舍牛棚迁到村外，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在67％的调查村中，多数农户自发采取了消毒措施，并通过搞好环境卫生和家庭卫生以及勤洗手、勤换洗衣物、锻炼身体等方式来抗击非典；还有部分村民取消了红白喜事的宴席。
第三，农村基层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面对非典疫情，多数基层组织从容应对，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许多村自发地利用板报和发放宣传材料的方式进行宣传动员。为防止疫情传播，一些村设立了消毒或健康检查站，为外来人员测量体温，对往来车辆进行消毒；一些村设立流动人口登记站，对外地回乡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调查。为监测本地的疫情，一些村实行了干部值班和干部包户制度。在发现疫情的省份，一些村镇取消了庙会，封闭了集市，中小学放假。部分条件较好的村还统一发放口罩，统一煎服中药。应当说，这次非典疫情目前还没有在农村蔓延，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密不可分的；通过应对非典，基层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得到了历炼。
第四，农村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各地政府在加强宣传、做好防治工作的同时，还为解决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因受非典影响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家庭，多数地区安排了专门的领导负责，由党员干部和民兵带头，成立了乡镇一级的农业生产小分队和村级的互助组、志愿队，帮助困难农户进行抢种、抢收。一些乡镇政府还向在外的农民工发去慰问信，让他们安心工作，注意健康，不要惦记家里。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这些措施对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密切农村干群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非典防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实施“十五”计划中，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合作医疗、电网改造、人畜用水、乡村道路等建设事业取得可喜的进展，农村、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善，全国农村居民总体上进入小康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农村社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乡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未能同步，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此次非典疫情在各级政府和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同舟共济、联手抗击下，没有在农村大面积流行，但在防范和应对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农村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农村卫生保健事业落后。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过分向城市倾斜，城乡居民占有卫生资源特别是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差距逐渐扩大。1990年～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农村，其中又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占总人口60.9％的乡村居民，拥有病床床位7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03万人，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
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得农村基层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极为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同时，也使得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不得不将相当大的精力放在有偿服务和创收上，没有多少余力做好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更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疾病的爆发和流行。倘若非典一旦在农村地区爆发，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和防疫体系基本上无力抵挡。
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与之配套的合作医疗体系，保证了农民在低收入水平下享有医疗卫生服务。据统计，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农村改革后，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合作医疗迅速滑坡。1993年国家重新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试点、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有所发展，但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2002年底，广东等发达地区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30％以上，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合作医疗的人口覆盖率只有5％左右。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在农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病人约占病人总数的1/3，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无力承担疾病治疗费用，因病返贫的大有人在。目前，一些重点传染病（如肺结核、乙型肝炎和艾滋病等）和地方病（如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虫病）发病率也很高，危害很大，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有效控制。
三是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由于缺乏有关疾病预防知识，虽然非典在农村的流行程度远远低于城市，但在农村居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并不亚于城市居民。因为恐慌，有些农村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措施，如封村、阻断交通等；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如“神奇女婴”和鞭炮驱邪等。由于缺乏对疾病预防知识的了解，农村外出就业人员在疫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者盲目返乡，加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四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存在疾病流行的隐患。我国绝大多数村庄没有排水系统，污水从各家各户直接排到街道上，多数农村没有专门的垃圾收集和处理渠道，可谓“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四处流淌”，夏天成为蚊蝇滋生地，极易引起疾病流行。到2001年底，还有近半数的农村人口（44.9％）没有饮用自来水，53.9％农村人口没有用上卫生厕所，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只有49.5％。许多农户的畜禽养殖都在自家庭院内，部分地区还沿袭人畜混居的生活习俗，极易引发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五是农村社会事业整体发展严重滞后。农村不仅在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对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隐患也要多于城市。统计分析表明，仅有城镇居民1/3收入和消费能力的乡村居民，平均只能享受城镇居民60％的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支持，却要支付接受教育经费总额的60％以上（不含教育集资），高出城镇居民47个百分点。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2002年对全国317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调查，只有54.9％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受过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3％，接受农广校学历教育、农民绿色证书教育、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以及其他技术教育的人数只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7％，而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农民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科学判断新情况的能力不强。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低收入者和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机制更加缺乏；沼气等高效能、低污染的能源的普及率还很低，绝大部分村内道路尚没有硬化，被称之为“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农村非典防治引发的思考与建议
虽然在非典防治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生活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短期的、有限的，而从中折射出的问题又是深刻的，应当敲响警钟。尤其是一些滞后性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最新调查，5月份畜牧产品农民销售价格呈全面回落态势，约占农村外出就业人员6％的农民工因非典返乡，因此，从全年来看，非典对农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将有所增加。
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已经障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拖了国家现代化的后腿。长此以往，不仅直接危及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随着日益增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封闭、半封闭被打破，农民将因为得不到起码的国民待遇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潜在的农村乃至城镇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会日益凸显。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迟缓，既有主观因素——发展指导思想的偏误，也有客观影响——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更有体制障碍——政府责任不清的效应。在发展战略上，先城市后农村、先生产后生活、先工交后农商，统筹协调的欠缺导致必然的畸重畸轻，加之国家经济状况也的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部门与部门分权难统，使得农民望眼欲穿的好事不得不慢办、缓办甚至拖而不办，以至多数农村社会面貌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毋庸置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社会事业落后，整个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难以提高。多年的发展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民，重点是农村。农村社会发展的诸多欠账问题已经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应将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农村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根据近期急需而且创造条件有可能办到的，除了继续努力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外，应像抓农村义务教育和计划生育那样，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狠抓落实，切实做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
当前，我国的非典疫情依然严峻，农村仍然存在着非典疫情扩散的隐患，绝不能掉以轻心。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深入贯彻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各项防治政策，确保防治工作所需资金，积极组织货源，满足农村各种消毒药剂、器械、防护用品、药物以及其他各种常用医疗用品的供应；动员农村基层医疗技术人员和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及时检测农村疫情，健全县乡村三级相结合、以村为基础的疫情监测体系，为农民提供防护和保健指导；采取城乡互动、多部门合作等方式控制疫情向农村扩散，有疫情的城市要控制有关人员向农村返回；农村应及时了解返回人员的情况，并进行跟踪监测；对新增外出人员要积极宣传有关防护知识，帮助其做好外出前的防护准备。因势利导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宣传教育，千方百计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增加投入，尽快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
目前制约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乡镇统筹费是基层卫生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乡镇统筹卫生经费将被取消，这给农村基层卫生事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必须理顺卫生财政投入体制，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2003年到2010年新增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等项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应尽快在巩固提高县级医院和重点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稳定并不断充实医疗技术人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就医难、住院难的问题；抓紧建立由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互助制度，保证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补贴足额到位。应适当限制并逐步缩小农村卫生服务组织有偿服务的范围，积极探索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
（三）统筹规划，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非典疫情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经过努力，终究是可以战胜的，然而多年来的欠账问题却暴露无遗。农村不仅在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对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隐患也要多于城市。因此，必须着力加强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健全包括农村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众望所归的德政工程，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系统工程，应由国务院协调有关部委研究制定《中国农村社会事业2004—2010年发展规划》，确定目标、重点、步骤、政策、措施等，坚持不懈地抓出成效。
——突出重点，急事先办。在抓紧建立健全三级卫生、医疗、保健网络的同时，应加大农村急需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期重点支持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等建设，大力推广户用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省柴节煤灶、生活污水沼气净化系统等实用技术，积极推进改水、改厕和村内道路硬化，努力改善农民家居、庭院、社区的生活和生态环境。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应当汲取过去几十年的“分散投资形不成拳头”和“常年投资见不到效果”的经验教训，建议整合资金渠道，统筹规划布局，综合配套建设，避免各行其是“打乱仗”。统筹协调从中央做起，发挥计划、财政、交通、水利、农业、林业、信息等主管部门的优势，实行“统一规划、渠道不变、部门指导、地方综合、乡村组织、农民参与”的运作方式，针对各地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和突破口，力争做到建得起、用得上、有实效。
——改革创新，建立机制。建议中央政府运用国债等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吸引、带动地方政府、集体、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中来。
为有效解决现有投资机制存在的中央、地方、农村集体、农民、企业等各方面的诸多矛盾，应当参照国内外有益经验，实行投入主体换位，改国家项目资金为国家补贴资金，按照“农民自愿，政府协调，综合配套，国家补贴”的运行机制，建立“以农民投入为前提，以政府补贴为支撑，整合社会各方面要素资源，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益”的投入机制，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凝聚起来，用办实事赢得民心、博取众望，重塑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威信。
——择点试验，以点带面。建议国家充分发挥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作用，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小康村建设、生态村建设等，开展百村社会发展综合试点，地方政府亦可参照择点试验，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有效途径，积累经验，并在面上陆续推开。据初步了解，一个中等规模村的社会事业发展大体需要国家补贴60万元左右，即可初具规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倘若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共同努力，奋斗7年，定可促使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在较短时间内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