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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帮会的口碑一向不好，这可以理解，毕竟干的事情大多不是什么正道，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多数帮会大佬的表现却是出人意料，他们的热情和决心甚至比一般官员都大，当然也有道貌岸然、卖主求荣的家伙。了解一下帮会在抗战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很有意思的。
本文摘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及其学生李国庆所著《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7月），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帮会作为长期游离于正统之外、生存于社会各个角落之中的群体，一到混乱时期，其头目容易召集人马，控制地方，甚至聚集起一股股武装力量，继而被各方政治势力瞧上眼。抗战时期，日本人和国共两党对于帮会的基本态度都是拉拢利用，共产党方面则会进一步改造帮会。当然，不听话的也会施以打击。换个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使得帮会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身手，至于头目选择站在哪一边使劲，只能是人各有志了。
一
帮会成员能够参与抗日，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他们。第一条应该是对“忠”“义”观念的追求。进入民国后，帮会的许多规矩逐渐变形，但帮中的很多传统观念却依然保存下来，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第二条可以说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国破家亡，不反抗更待何时。帮会中的一些大佬能够抗日，也是个面子问题，怕别人骂他们不仗义，被别人指指点点。当初“反清复明”，洪门讲的是忠心义气，把满人当作异族看待，非要“驱除鞑虏”不可，现在倭寇欺负到家门口，同样要发挥民族大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青帮讲究“义气千秋”，也是这个理。
除了忠义观念和民族危机的契合之外，帮会抗日，也关系到利益的问题。和普通百姓不同，帮会利益是和国民党、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的。1932年十九路军和日军打仗的时候，青帮很积极地为国军摇旗呐喊，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知道，上海一旦落入日军手里，国民党这棵大树倒下，青帮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杜月笙将生意和爱国热情结合起来的常用方法，不但能够赚个爱国的名头，还可趁机多挣点钱。所以，在“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王晓籁和杜月笙等一众人物，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协会参与抗战。他们的热情比许多国民党官员可高多了，不仅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救护伤兵，天天叫着要老蒋振兵增援，而且搞得越来越像市政府，救济难民，维持治安，保障经济秩序。稍后，维持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因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选为会长，他对抗日依然不敢马虎，在日本进逼华北之时，不断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中国军队。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打了起来，地方协会联合上海其他团体，先是筹措十万元送到前线，然后又派黄炎培、陆京士等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到绥远慰问，鼓励前方将士为国效力。
二
在抗日战争中，帮会及其武装作为民间的或半民间的力量不容忽略，投靠日伪的帮会及其武装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抗日的。后者凭借以往拼勇斗狠的技能，参加军队，参与暗杀，或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大后方，总能看到帮会活跃的抗日身影。帮会的抗日行动，大体分拿枪上前线和支援大后方两种，出钱出力，形式多样。
帮会组建联合社团是他们常用的法子，人多力量大，一发号召，就算募捐也能凑个大数。
二十年代成立的洪帮五圣山，最初目的是反对北洋军阀，从“九一八”直至抗战时期，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和日本人较劲。1934年，在上海的几个五圣山会员成立了一个新的洪帮山堂，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侵略，特别针对东北的伪满洲国。像“五行山”这类洪帮山堂还有不少，如“太华山”“天龙山”“长白山”“群贤山”等等，不一而足。
全面抗战爆发前，“五行山”的抗日活动主要是进行募捐，这类帮会团体做得最多的，就是募捐钱物，支援正在华北和日军打仗的国军，以及受灾的百姓。“五行山”的一个首领崔锡麟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经担任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专职工作就是募集钱款，他先在社会中募得大洋，然后托人购买军需物资，再送到前线。仅一个月，经崔锡麟押送的物资就有二十多卡车。青帮方面的杜月笙也经常干这项工作，那些十分紧俏的药品、医疗器械，不少都是由他设法筹集送到军队手上的。
直接参战也是帮会为抗日效力的常用手段。帮会成员参军具备先天优势，太平天国时期的洪门不必说，清末民初之时，洪帮青帮也都有积极参军的传统。不得不说，帮会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法和正规军比，但比普通百姓强多了。
1937年，戴笠请求蒋介石批准组建一支游击武装，作为国民党正规军的补充，在敌后给日本人制造麻烦，杀汉奸，扒铁轨，烧仓库。当时正值“八一三”淞滬抗战，中日军队在上海鏖战正酣，蒋介石提了一个条件，要戴笠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拉起一支一万人的武装，直接参加战斗，否则免谈。如果不是杜月笙帮忙，戴笠的想法只能化为泡影。杜月笙利用青帮中的关系，又找了他的几个徒弟帮忙，很快就组建了由工人和帮会成员构成的部队，连一部分武器都是杜月笙他们凑钱买的。
帮会的抗战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他们多半扮演着从旁协助的角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帮会的抗战热情。海外洪门一向关注国内的政治动态，他们的抗日态度很是鲜明。洪门支援国内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动员海外华侨与洪门兄弟回国参战；二是发动募捐，捐钱捐物，就像当初支持孙中山搞革命一样；三是利用洪门关系掩护抗战人士，特别是致公党（包括致公堂、安良堂等堂口）的香港总部，简直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交通站。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一直关心国内政局，对反抗日本侵略更是尽心竭力，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辞去其他职务，专门负责募捐。经他手中募集的华侨捐款就有五千四百多万美元，认购的国债更是多达数亿，比起辛亥革命那会儿，洪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时候，司徒美堂甚至带着捐款和物资亲自从美国赶来，送到他们手上。司徒美堂从一开始就主张抗战到底。如果说，国内帮会的抗日行动还可能掺杂其他利益因素，那么海外洪门的举动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动机，华侨远离故土，深知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 三
抗战属于非常时期，有人愿意吃糠咽菜，也有人只想着喝酒吃肉，至于跟谁吃，那就不在考虑范围了。帮会在抗战时期的分化，人品是一方面，客观环境也是影响因素。就算帮会中人不想投敌，日本人也会主动凑到跟前，拿糖果诱惑，拿手枪逼迫。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处事原则，待在占领区的帮会大佬及其徒众，很多人就经不住软磨硬泡。
投敌的帮会分几个层级。有的成员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被逼妥协，尽管有日本人撑腰，也没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有人虽然跟着日本人，心里却惦记着国民党，这类双料人物，不但替日军做事混饭吃，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也会把日军的情报泄露出去，国民党在占领区制造麻烦，通常有他们的份。当然，还有一些是鐵杆汉奸。
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上贼船的帮会大佬越来越多。帮会的寄生属性和立场不坚定，让不少沦陷区的帮会大佬最终倒向日本人的怀抱，他们以原本拥有的关系网和实力，为日本人卖命，在帮会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以前帮会和国民党有某些不对头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当上汉奸，和全中国人作对，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抗战时的暗杀汉奸，所在多有，基本都由军统负责。名声越大，投敌之后被暗杀的可能性就越大。拿汪精卫来说，搞了半辈子革命，孙中山先生器重有加，还曾打算让他接班。一朝投敌，最后还是死于1935年被人行刺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那次应该属于王亚樵的个人刺杀行为）。
帮会头目最担心的就是被军统偷偷干掉。黄金荣打死不投敌，其中—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前脚刚迈进日本人的大门，后脚要命的就跟进来了。
抗战时期，被暗杀的汉奸很多，其中有帮会身份的不少，张啸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张啸林是浙江宁波人，进过武备学堂，后来结识季云卿，随他来到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张为人做事，敢打敢拼，是个狠角色。他和江浙一带的军阀很是要好，靠着这棵大树，逐渐在上海的帮会中站稳脚跟。在生意方面，他利用军阀的关系，为杜月笙、黄金荣的鸦片贩销提供安全保障。混着混着，三个人的名头越发响亮，特别是“四一二”政变后，他们与国民党携手并进，不断扩展势力，三人成了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亨”。
他们虽然是把兄弟，但矛盾却不见得比一般人少，尤其是张啸林比较郁闷。黄金荣出道早，站在他前面理所应当，杜月笙的发迹蹿红却让他心生嫉妒。作为三大亨的最后一名，张啸林觉得自己一直被他们压制着，喘不过气。
严格来讲，张啸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投敌的打算，甚至开始的时候还没少干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的时候他积极参加，甚至当国民党敌后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张啸林还是其中一位委员。张啸林之所以做这些，也是形势使然。至于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感情，远没有杜月笙他们那样深厚。帮会的抗日或是亲日，除了看是否能够坚守民族道义之外，一般是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后者也是帮会的固有思维。上海沦陷之后，张啸林开始盘算自己的最终去向。
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大亨给日本人做事，曾经极力劝他们去香港避避，杜月笙先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听从了劝告。黄金荣认为自己年纪太大，经不起折腾，但他向蒋介石保证，不会给党国添麻烦。张啸林也已经拿定主意，有奶便是娘，管他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后，带着手下门徒组建了“新亚和平促进会”，表面上是做宣传活动，实际上主要业务是替日军征购军需物资，棉花、粮食、药品，只要是打仗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运，这样既能讨好日本人，又可以趁机发横财。由于张啸林表现突出，日本人终于决定给他一个当官的机会，任命他为“浙江省省长”。
张啸林是上海青帮大亨，他的投敌，可谓影响恶劣。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遂有命令戴笠干掉张啸林之事。可是杀了张啸林几次，不是被他躲开，就是有人成了枪下冤魂。最终，军统成功策反其贴身保镖林怀部，射杀张啸林。
除了张啸林之外，被军统暗杀的帮会头目不在少数，上海的尤其居多。抗战时，国民党对待帮会是泾渭分明，只要不添乱子，老实做点事，国民党也就不怎么理会他们；对于投靠日本人的帮会中人，那自然是不客气的，一旦上了黑名单，就在劫难逃了。
本文摘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及其学生李国庆所著《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7月），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帮会作为长期游离于正统之外、生存于社会各个角落之中的群体，一到混乱时期，其头目容易召集人马，控制地方，甚至聚集起一股股武装力量，继而被各方政治势力瞧上眼。抗战时期，日本人和国共两党对于帮会的基本态度都是拉拢利用，共产党方面则会进一步改造帮会。当然，不听话的也会施以打击。换个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使得帮会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身手，至于头目选择站在哪一边使劲，只能是人各有志了。
一
帮会成员能够参与抗日，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他们。第一条应该是对“忠”“义”观念的追求。进入民国后，帮会的许多规矩逐渐变形，但帮中的很多传统观念却依然保存下来，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第二条可以说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国破家亡，不反抗更待何时。帮会中的一些大佬能够抗日，也是个面子问题，怕别人骂他们不仗义，被别人指指点点。当初“反清复明”，洪门讲的是忠心义气，把满人当作异族看待，非要“驱除鞑虏”不可，现在倭寇欺负到家门口，同样要发挥民族大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青帮讲究“义气千秋”，也是这个理。
除了忠义观念和民族危机的契合之外，帮会抗日，也关系到利益的问题。和普通百姓不同，帮会利益是和国民党、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的。1932年十九路军和日军打仗的时候，青帮很积极地为国军摇旗呐喊，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知道，上海一旦落入日军手里，国民党这棵大树倒下，青帮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杜月笙将生意和爱国热情结合起来的常用方法，不但能够赚个爱国的名头，还可趁机多挣点钱。所以，在“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王晓籁和杜月笙等一众人物，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协会参与抗战。他们的热情比许多国民党官员可高多了，不仅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救护伤兵，天天叫着要老蒋振兵增援，而且搞得越来越像市政府，救济难民，维持治安，保障经济秩序。稍后，维持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因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选为会长，他对抗日依然不敢马虎，在日本进逼华北之时，不断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中国军队。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打了起来，地方协会联合上海其他团体，先是筹措十万元送到前线，然后又派黄炎培、陆京士等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到绥远慰问，鼓励前方将士为国效力。
二
在抗日战争中，帮会及其武装作为民间的或半民间的力量不容忽略，投靠日伪的帮会及其武装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抗日的。后者凭借以往拼勇斗狠的技能，参加军队，参与暗杀，或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大后方，总能看到帮会活跃的抗日身影。帮会的抗日行动，大体分拿枪上前线和支援大后方两种，出钱出力，形式多样。
帮会组建联合社团是他们常用的法子，人多力量大，一发号召，就算募捐也能凑个大数。
二十年代成立的洪帮五圣山，最初目的是反对北洋军阀，从“九一八”直至抗战时期，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和日本人较劲。1934年，在上海的几个五圣山会员成立了一个新的洪帮山堂，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侵略，特别针对东北的伪满洲国。像“五行山”这类洪帮山堂还有不少，如“太华山”“天龙山”“长白山”“群贤山”等等，不一而足。
全面抗战爆发前，“五行山”的抗日活动主要是进行募捐，这类帮会团体做得最多的，就是募捐钱物，支援正在华北和日军打仗的国军，以及受灾的百姓。“五行山”的一个首领崔锡麟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经担任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专职工作就是募集钱款，他先在社会中募得大洋，然后托人购买军需物资，再送到前线。仅一个月，经崔锡麟押送的物资就有二十多卡车。青帮方面的杜月笙也经常干这项工作，那些十分紧俏的药品、医疗器械，不少都是由他设法筹集送到军队手上的。
直接参战也是帮会为抗日效力的常用手段。帮会成员参军具备先天优势，太平天国时期的洪门不必说，清末民初之时，洪帮青帮也都有积极参军的传统。不得不说，帮会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法和正规军比，但比普通百姓强多了。
1937年，戴笠请求蒋介石批准组建一支游击武装，作为国民党正规军的补充，在敌后给日本人制造麻烦，杀汉奸，扒铁轨，烧仓库。当时正值“八一三”淞滬抗战，中日军队在上海鏖战正酣，蒋介石提了一个条件，要戴笠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拉起一支一万人的武装，直接参加战斗，否则免谈。如果不是杜月笙帮忙，戴笠的想法只能化为泡影。杜月笙利用青帮中的关系，又找了他的几个徒弟帮忙，很快就组建了由工人和帮会成员构成的部队，连一部分武器都是杜月笙他们凑钱买的。
帮会的抗战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他们多半扮演着从旁协助的角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帮会的抗战热情。海外洪门一向关注国内的政治动态，他们的抗日态度很是鲜明。洪门支援国内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动员海外华侨与洪门兄弟回国参战；二是发动募捐，捐钱捐物，就像当初支持孙中山搞革命一样；三是利用洪门关系掩护抗战人士，特别是致公党（包括致公堂、安良堂等堂口）的香港总部，简直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交通站。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一直关心国内政局，对反抗日本侵略更是尽心竭力，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辞去其他职务，专门负责募捐。经他手中募集的华侨捐款就有五千四百多万美元，认购的国债更是多达数亿，比起辛亥革命那会儿，洪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时候，司徒美堂甚至带着捐款和物资亲自从美国赶来，送到他们手上。司徒美堂从一开始就主张抗战到底。如果说，国内帮会的抗日行动还可能掺杂其他利益因素，那么海外洪门的举动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动机，华侨远离故土，深知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 三
抗战属于非常时期，有人愿意吃糠咽菜，也有人只想着喝酒吃肉，至于跟谁吃，那就不在考虑范围了。帮会在抗战时期的分化，人品是一方面，客观环境也是影响因素。就算帮会中人不想投敌，日本人也会主动凑到跟前，拿糖果诱惑，拿手枪逼迫。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处事原则，待在占领区的帮会大佬及其徒众，很多人就经不住软磨硬泡。
投敌的帮会分几个层级。有的成员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被逼妥协，尽管有日本人撑腰，也没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有人虽然跟着日本人，心里却惦记着国民党，这类双料人物，不但替日军做事混饭吃，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也会把日军的情报泄露出去，国民党在占领区制造麻烦，通常有他们的份。当然，还有一些是鐵杆汉奸。
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上贼船的帮会大佬越来越多。帮会的寄生属性和立场不坚定，让不少沦陷区的帮会大佬最终倒向日本人的怀抱，他们以原本拥有的关系网和实力，为日本人卖命，在帮会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以前帮会和国民党有某些不对头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当上汉奸，和全中国人作对，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抗战时的暗杀汉奸，所在多有，基本都由军统负责。名声越大，投敌之后被暗杀的可能性就越大。拿汪精卫来说，搞了半辈子革命，孙中山先生器重有加，还曾打算让他接班。一朝投敌，最后还是死于1935年被人行刺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那次应该属于王亚樵的个人刺杀行为）。
帮会头目最担心的就是被军统偷偷干掉。黄金荣打死不投敌，其中—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前脚刚迈进日本人的大门，后脚要命的就跟进来了。
抗战时期，被暗杀的汉奸很多，其中有帮会身份的不少，张啸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张啸林是浙江宁波人，进过武备学堂，后来结识季云卿，随他来到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张为人做事，敢打敢拼，是个狠角色。他和江浙一带的军阀很是要好，靠着这棵大树，逐渐在上海的帮会中站稳脚跟。在生意方面，他利用军阀的关系，为杜月笙、黄金荣的鸦片贩销提供安全保障。混着混着，三个人的名头越发响亮，特别是“四一二”政变后，他们与国民党携手并进，不断扩展势力，三人成了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亨”。
他们虽然是把兄弟，但矛盾却不见得比一般人少，尤其是张啸林比较郁闷。黄金荣出道早，站在他前面理所应当，杜月笙的发迹蹿红却让他心生嫉妒。作为三大亨的最后一名，张啸林觉得自己一直被他们压制着，喘不过气。
严格来讲，张啸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投敌的打算，甚至开始的时候还没少干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的时候他积极参加，甚至当国民党敌后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张啸林还是其中一位委员。张啸林之所以做这些，也是形势使然。至于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感情，远没有杜月笙他们那样深厚。帮会的抗日或是亲日，除了看是否能够坚守民族道义之外，一般是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后者也是帮会的固有思维。上海沦陷之后，张啸林开始盘算自己的最终去向。
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大亨给日本人做事，曾经极力劝他们去香港避避，杜月笙先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听从了劝告。黄金荣认为自己年纪太大，经不起折腾，但他向蒋介石保证，不会给党国添麻烦。张啸林也已经拿定主意，有奶便是娘，管他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后，带着手下门徒组建了“新亚和平促进会”，表面上是做宣传活动，实际上主要业务是替日军征购军需物资，棉花、粮食、药品，只要是打仗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运，这样既能讨好日本人，又可以趁机发横财。由于张啸林表现突出，日本人终于决定给他一个当官的机会，任命他为“浙江省省长”。
张啸林是上海青帮大亨，他的投敌，可谓影响恶劣。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遂有命令戴笠干掉张啸林之事。可是杀了张啸林几次，不是被他躲开，就是有人成了枪下冤魂。最终，军统成功策反其贴身保镖林怀部，射杀张啸林。
除了张啸林之外，被军统暗杀的帮会头目不在少数，上海的尤其居多。抗战时，国民党对待帮会是泾渭分明，只要不添乱子，老实做点事，国民党也就不怎么理会他们；对于投靠日本人的帮会中人，那自然是不客气的，一旦上了黑名单，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