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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在一次与友人的交谈中诙谐地提到,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就是指传奇将军许世友,“牧师”则是指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许世友将军早已家喻户晓,但知道董健吾的人却不多。
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县人,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少年时代即入基督教。1914年董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1924年董回圣约翰大学供职,受五四运动影响,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董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董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在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8年,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底,董在上海创办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大同幼稚园”。解放初期,董健吾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杨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释放。1962年6月,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后,董健吾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1970年12月病逝于上海。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为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作证,使其冤情得以平反,名誉得以恢复。
董健吾以牧师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为党办了许多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三件奇事。
送密信沟通国共两党高层联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给蒋介石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此间,蒋虽依然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但是,他在一面继续“围剿”红军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于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对苏交涉” 的具体做法是蒋介石派陈立夫坐船到苏联,商谈对日军事同盟事宜,结果无功而返。如何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呢?蒋介石认为,第一步就是要尽快跟共产党建立联系。
国共两党自1927年后已经中断联系近10年之久,两党两军红白相隔,形同水火,要想建立联系谈何容易。1936年1月,蒋指派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莫斯科会面,邓文仪还会见了王明,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达成共识。王建议邓回国去与中共中央直接会谈。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和曾养甫等在国内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渠道。陈、曾二人与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取得了联系。周小舟去南京与陈立夫会晤并交换了国共建立联系的意见,但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1936年1月,宋子文、陈立夫通过“国母”宋庆龄找到了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作为秘密信使去陕北苏区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希望与中共建立和改善关系的信息,这样通过董建吾这位“红色牧师”,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被打通了。
蒋介石是通过非常曲折的方式才找到董健吾作为国共的信使的。首先通过“国舅”宋子文的关系,然后,通过宋子文去求“国母”宋庆龄。宋子文与大姐宋庆龄虽政见不同,但姐弟俩的个人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宋子文知道大姐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就去找她,表达国民党蒋介石有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希望改善两党关系,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抗日御侮的想法,请求大姐帮忙。听了宋子文的这个想法,宋庆龄心想: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呀。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应允了弟弟的请求,答应找人去送信。宋庆龄经过一番思考,很快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宋庆龄平时深居简出,亲自出面活动的情况不多,很多公开活动都是通过其他的社会人士出面帮她做的,这些社会人士当中就有以牧师身份公开活动其实乃中共地下党员的董健吾。董健吾有个女儿,宋庆龄叫她小罗茜,小罗茜当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去玩,实际上是宋庆龄和董健吾之间的信使。于是,宋庆龄就叫小罗茜把她爸爸叫到自己家里来。董健吾问宋夫人有什么事情,她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办,宋子文有一封信想送到陕北去。”她接下来与董健吾谈了事情的起因和信的重要性。董健吾何其聪明和灵活,马上坚定地回答说:“可以啊,我可以做这事。”董答应了以后,宋子文就亲自出面了,他邀请董与他单独会谈,宋、董二人本来就是大学同学,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怎么交往,现在一见面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宋对董谈了这封信的重要性,希望他把信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宋子文还补充解释了大姐为什么想到要他作为信使去陕北的原因。宋说:“老同学,大姐认为你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办这个事是最合适的,大家都知道作为牧师的你是比较超脱的,你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你在为上帝办事情,尤其是你与我大姐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大姐觉得你是比较进步的……”董健吾说:“老同学放心,即使没有你的提醒,‘国母’交给我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办好的,更何况这关系到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拒绝的!”
接受了送信的任务后,董健吾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专心去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36年1月,董健吾首先坐火车到西安,找到他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当时在西北国民政府里担任禁烟负责人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董就住在他家里。住下来以后,董健吾思考着如何去陕北苏区。董健吾的“使命”是非常秘密的,真实的情况既不能让张学良知道,也不能让杨虎城知道,更不能让特务知道。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雪,把山路都封了,如果这时坐汽车去的话,可能完不成任务了,因为,宋庆龄要求他一个月内一定要把信送到。面对这样的情况,董健吾非常着急,他就找那位朋友商量,朋友就跟他说:“你不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直接跟少帅(张学良)讲。可能是有希望的,他是一个汉子,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情,张学良可能会答应的,虽然有点冒险,但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于是,董健吾就请他朋友介绍,到张公馆去见了张学良。董健吾跟张学良说:“副总司令,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张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可以直说啊。”“我要向您借一架飞机,从西安飞到肤施(现在的延安)。”张大吃一惊道:“你去那里干什么啊?”董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共产党。”张以为是别人来试探他,就正色说:“那不是私通红军吗?就凭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董说:“少帅您不会的。”然后他就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都跟张说了,尤其强调这件事是“国母”孙夫人所托,张学良对宋庆龄是非常敬佩的,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就答应了。最后,张学良直率地问道:“周(董健吾此行的化名是周继吾)先生是共产党员吧?” 董不无幽默地说:“我只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接下来,董健吾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接飞到延安,再坐了六天的车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共方面早做好了积极的接待准备,而且规格颇高。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战事恰巧不在瓦窑堡,接待他的是博古、林伯渠等。看了董带来的信以后,博、林等人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博、林要求董在延安暂住几天等待回复。博、林等人立即将信送往在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了七八天终于拿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回信。得信后,董健吾返回到肤施,依然坐张学良的飞机回到西安,再回到上海复命,这件事情做得很漂亮,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此前,还从来没有人敢向张学良借他的私人飞机飞到苏区去,更何况董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呢?
送斯诺去延安采访毛泽东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国际友人。斯诺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就听说:中国西北有一些人有一些战士,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有的报道和传闻说他们(指共产党人)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有的人说他们和蔼可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弄清楚真相,他就要亲自去看一看。当时,还没有一家国外媒体的记者进去过,因为进去是非常困难的,要冒风险的:当时红军是国军“围剿”的对象,要到达延安,就必须要穿越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加上路途遥远,山高坡陡,土匪横行,十分不安全,更何况对红军的真实面貌也是一无所知,如果真像传闻的那样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倒好,但是,如果是一伙“青面獠牙”的,那可就危险了。
正当斯诺为去延安之事一筹莫展而苦恼时,他北平的朋友告诉他:“我劝你最好不要去西北采访,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一定要找孙夫人帮忙。”于是,斯诺马上去上海找到了宋庆龄。斯诺请她帮忙设法联系红军。宋庆龄心想:你来得真巧,我刚刚派了董健吾把一封信送到那边去了,还挺顺利的,这事能办,我也同样可以叫董健吾来帮他。宋庆龄立即向斯诺推荐了董健吾。为什么选择董呢?前文已经写明,董健吾曾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充当密使去过延安,向毛泽东传递过蒋介石方面的密信,对延安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他还持有孔祥熙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1936年1月的一天晚上,董健吾去宋的住处见宋庆龄,宋微笑着对董说:“最近陕北传来一信,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有一名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冲破新闻封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问:“两位人选是否物色好?”宋说:“人选已经确定,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现在上海,斯诺现在北平,前些天他专程来上海,要求去陕北访问,并请求我帮忙。但是去陕北的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希望你能护送他们一趟,因你曾去过陕北,情况熟悉,与张学良成了好朋友,少帅也许可以帮你,你看如何?”董健吾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宋庆龄把联络的暗语和物证告诉了他,又送给他200元钱作路费。
宋庆龄在与董健吾见面的第二天再一次约见了斯诺。宋庆龄对斯诺说:“记者先生去延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四月份,你到西安的一个宾馆里等王牧师(董健吾此次去西安的化名),他会协助你们去苏区。”。宋庆龄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保密,还特别拿了一张名片出来,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字,再把名片一分为二,对斯诺说:“你拿一半,我把另外一半名片交给送你去的人,你跟着他一定能平安到达苏区,完成你采访的心愿。”斯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名片,并马上着手动身前往西北。斯诺和马海德两个人先于董到达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董健吾比斯诺、马海德二人晚到西安几天。董到西安后,立刻前往西京招待所(实为中共联络站)。见面后,董用流利的英语向两位问好,并自我介绍:“我姓王,是孙夫人的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原来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马海德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董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接头信物:半张名片,斯诺忙取出另半张,拼到了一起,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董健吾去见张学良,把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张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我一定帮忙。”董向张提出要求:“孙夫人的意见,如上次那样,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座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张说:“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之后不再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张建议,先与西安中共地下党联系,通知中共派人来接,由他提供军车,并出具通行证,护送两人去苏区。董表示同意。董立刻找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商量,决定坐东北军的军车直接到延安。就这样,在董的护送下,斯诺、马海德通过重重封锁线,离开西安,辗转到达延安。这次陕北之行后,“王牧师”的名字也随着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流传海内外了。
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学习
1930年底,董健吾在上海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管理而实际上靠宋庆龄资助和他本人卖田产筹款维持的“大同幼稚园”,该园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该幼稚园曾收养过蔡和森的儿子,李求实的孩子,澎湃的孩子,杨殷的孩子,还有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这些革命者的后代只是暂时被收养保护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有的孩子被亲戚领去了,有的孩子则送到另外的地下党员那儿收养保护起来,当然,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最安全的就是将这些孩子送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去。毛泽东忙于中国革命,一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杨开慧牺牲以后,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就更没人照看了,一段时间他们流落上海街头,受尽磨难,幸得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的收养,情况才有所好转。董为此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他东藏西藏,东搬家西搬家,后来董把岸英兄弟三人送到前妻的家里,才算比较安全。但是,董健吾还是觉得不妥:岸英、岸青(岸龙后来不幸夭折)长期寄养,生活清苦,又不能上学,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在上海还有很大的危险。董健吾老在想,如能将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那无疑将是最理想的,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想办法将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去。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逗留数日,并多次邀请他到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十分喜爱的明代花瓶,赵四小姐玩赏时不慎打碎了一个,他们很心疼。董将此事记在心里,此后不久,董健吾发现他西安的一位朋友珍藏着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乃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做了一番恳谈,他的朋友终于愿意以成本价将这套彩瓷卖给他。董健吾买下后立马叫人给张学良送去。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董健吾以重金,董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要回上海,便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问董有何要求,董说:“阁下如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一再追问董有何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董馈赠古玩给他一事心感不安,总觉得欠董一个人情。董见张如此诚意,也就不再推辞,便提出要求:“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张将军照顾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他日学成归国,也好为国效劳,我将万分感激。”张学良稍作思索便微笑着答应了。
回上海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董健吾突然接到张学良的一个电话,张告知自己已到上海,强调这次来沪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的,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去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原来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老朋友李杜(东北军重要将领),并想办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想请李杜顺便把董建吾所说的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接到张的电话后,立即向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后迅速决定:同意岸英、岸青、寿琪(董健吾次子)三个孩子赴苏;派刘仲华(中共与董的单线联系人)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的那家法国酒吧。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等人要绕道法国去苏联一趟,打算把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回国内抗日,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的安排,董和刘表示同意。张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董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不久,董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转移到法租界李杜将军家中。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去苏联考察。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他们到马赛后,换乘火车来到法国首都巴黎。随后又过了数月,岸英、岸青才辗转来到莫斯科。随即岸英、岸青兄弟进入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昵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关注到董健吾,后来由于斯诺的提醒(斯诺曾两次向毛提出要见‘王牧师’),毛泽东才了解董健吾其人其事。1960年,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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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县人,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少年时代即入基督教。1914年董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1924年董回圣约翰大学供职,受五四运动影响,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董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董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在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8年,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底,董在上海创办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大同幼稚园”。解放初期,董健吾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杨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释放。1962年6月,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后,董健吾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1970年12月病逝于上海。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为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作证,使其冤情得以平反,名誉得以恢复。
董健吾以牧师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为党办了许多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三件奇事。
送密信沟通国共两党高层联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给蒋介石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此间,蒋虽依然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但是,他在一面继续“围剿”红军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于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对苏交涉” 的具体做法是蒋介石派陈立夫坐船到苏联,商谈对日军事同盟事宜,结果无功而返。如何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呢?蒋介石认为,第一步就是要尽快跟共产党建立联系。
国共两党自1927年后已经中断联系近10年之久,两党两军红白相隔,形同水火,要想建立联系谈何容易。1936年1月,蒋指派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莫斯科会面,邓文仪还会见了王明,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达成共识。王建议邓回国去与中共中央直接会谈。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和曾养甫等在国内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渠道。陈、曾二人与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取得了联系。周小舟去南京与陈立夫会晤并交换了国共建立联系的意见,但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1936年1月,宋子文、陈立夫通过“国母”宋庆龄找到了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作为秘密信使去陕北苏区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希望与中共建立和改善关系的信息,这样通过董建吾这位“红色牧师”,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被打通了。
蒋介石是通过非常曲折的方式才找到董健吾作为国共的信使的。首先通过“国舅”宋子文的关系,然后,通过宋子文去求“国母”宋庆龄。宋子文与大姐宋庆龄虽政见不同,但姐弟俩的个人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宋子文知道大姐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就去找她,表达国民党蒋介石有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希望改善两党关系,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抗日御侮的想法,请求大姐帮忙。听了宋子文的这个想法,宋庆龄心想: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呀。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应允了弟弟的请求,答应找人去送信。宋庆龄经过一番思考,很快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宋庆龄平时深居简出,亲自出面活动的情况不多,很多公开活动都是通过其他的社会人士出面帮她做的,这些社会人士当中就有以牧师身份公开活动其实乃中共地下党员的董健吾。董健吾有个女儿,宋庆龄叫她小罗茜,小罗茜当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去玩,实际上是宋庆龄和董健吾之间的信使。于是,宋庆龄就叫小罗茜把她爸爸叫到自己家里来。董健吾问宋夫人有什么事情,她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办,宋子文有一封信想送到陕北去。”她接下来与董健吾谈了事情的起因和信的重要性。董健吾何其聪明和灵活,马上坚定地回答说:“可以啊,我可以做这事。”董答应了以后,宋子文就亲自出面了,他邀请董与他单独会谈,宋、董二人本来就是大学同学,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怎么交往,现在一见面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宋对董谈了这封信的重要性,希望他把信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宋子文还补充解释了大姐为什么想到要他作为信使去陕北的原因。宋说:“老同学,大姐认为你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办这个事是最合适的,大家都知道作为牧师的你是比较超脱的,你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你在为上帝办事情,尤其是你与我大姐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大姐觉得你是比较进步的……”董健吾说:“老同学放心,即使没有你的提醒,‘国母’交给我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办好的,更何况这关系到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拒绝的!”
接受了送信的任务后,董健吾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专心去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36年1月,董健吾首先坐火车到西安,找到他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当时在西北国民政府里担任禁烟负责人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董就住在他家里。住下来以后,董健吾思考着如何去陕北苏区。董健吾的“使命”是非常秘密的,真实的情况既不能让张学良知道,也不能让杨虎城知道,更不能让特务知道。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雪,把山路都封了,如果这时坐汽车去的话,可能完不成任务了,因为,宋庆龄要求他一个月内一定要把信送到。面对这样的情况,董健吾非常着急,他就找那位朋友商量,朋友就跟他说:“你不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直接跟少帅(张学良)讲。可能是有希望的,他是一个汉子,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情,张学良可能会答应的,虽然有点冒险,但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于是,董健吾就请他朋友介绍,到张公馆去见了张学良。董健吾跟张学良说:“副总司令,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张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可以直说啊。”“我要向您借一架飞机,从西安飞到肤施(现在的延安)。”张大吃一惊道:“你去那里干什么啊?”董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共产党。”张以为是别人来试探他,就正色说:“那不是私通红军吗?就凭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董说:“少帅您不会的。”然后他就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都跟张说了,尤其强调这件事是“国母”孙夫人所托,张学良对宋庆龄是非常敬佩的,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就答应了。最后,张学良直率地问道:“周(董健吾此行的化名是周继吾)先生是共产党员吧?” 董不无幽默地说:“我只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接下来,董健吾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接飞到延安,再坐了六天的车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共方面早做好了积极的接待准备,而且规格颇高。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战事恰巧不在瓦窑堡,接待他的是博古、林伯渠等。看了董带来的信以后,博、林等人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博、林要求董在延安暂住几天等待回复。博、林等人立即将信送往在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了七八天终于拿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回信。得信后,董健吾返回到肤施,依然坐张学良的飞机回到西安,再回到上海复命,这件事情做得很漂亮,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此前,还从来没有人敢向张学良借他的私人飞机飞到苏区去,更何况董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呢?
送斯诺去延安采访毛泽东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国际友人。斯诺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就听说:中国西北有一些人有一些战士,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有的报道和传闻说他们(指共产党人)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有的人说他们和蔼可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弄清楚真相,他就要亲自去看一看。当时,还没有一家国外媒体的记者进去过,因为进去是非常困难的,要冒风险的:当时红军是国军“围剿”的对象,要到达延安,就必须要穿越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加上路途遥远,山高坡陡,土匪横行,十分不安全,更何况对红军的真实面貌也是一无所知,如果真像传闻的那样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倒好,但是,如果是一伙“青面獠牙”的,那可就危险了。
正当斯诺为去延安之事一筹莫展而苦恼时,他北平的朋友告诉他:“我劝你最好不要去西北采访,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一定要找孙夫人帮忙。”于是,斯诺马上去上海找到了宋庆龄。斯诺请她帮忙设法联系红军。宋庆龄心想:你来得真巧,我刚刚派了董健吾把一封信送到那边去了,还挺顺利的,这事能办,我也同样可以叫董健吾来帮他。宋庆龄立即向斯诺推荐了董健吾。为什么选择董呢?前文已经写明,董健吾曾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充当密使去过延安,向毛泽东传递过蒋介石方面的密信,对延安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他还持有孔祥熙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1936年1月的一天晚上,董健吾去宋的住处见宋庆龄,宋微笑着对董说:“最近陕北传来一信,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有一名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冲破新闻封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问:“两位人选是否物色好?”宋说:“人选已经确定,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现在上海,斯诺现在北平,前些天他专程来上海,要求去陕北访问,并请求我帮忙。但是去陕北的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希望你能护送他们一趟,因你曾去过陕北,情况熟悉,与张学良成了好朋友,少帅也许可以帮你,你看如何?”董健吾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宋庆龄把联络的暗语和物证告诉了他,又送给他200元钱作路费。
宋庆龄在与董健吾见面的第二天再一次约见了斯诺。宋庆龄对斯诺说:“记者先生去延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四月份,你到西安的一个宾馆里等王牧师(董健吾此次去西安的化名),他会协助你们去苏区。”。宋庆龄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保密,还特别拿了一张名片出来,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字,再把名片一分为二,对斯诺说:“你拿一半,我把另外一半名片交给送你去的人,你跟着他一定能平安到达苏区,完成你采访的心愿。”斯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名片,并马上着手动身前往西北。斯诺和马海德两个人先于董到达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董健吾比斯诺、马海德二人晚到西安几天。董到西安后,立刻前往西京招待所(实为中共联络站)。见面后,董用流利的英语向两位问好,并自我介绍:“我姓王,是孙夫人的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原来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马海德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董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接头信物:半张名片,斯诺忙取出另半张,拼到了一起,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董健吾去见张学良,把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张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我一定帮忙。”董向张提出要求:“孙夫人的意见,如上次那样,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座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张说:“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之后不再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张建议,先与西安中共地下党联系,通知中共派人来接,由他提供军车,并出具通行证,护送两人去苏区。董表示同意。董立刻找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商量,决定坐东北军的军车直接到延安。就这样,在董的护送下,斯诺、马海德通过重重封锁线,离开西安,辗转到达延安。这次陕北之行后,“王牧师”的名字也随着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流传海内外了。
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学习
1930年底,董健吾在上海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管理而实际上靠宋庆龄资助和他本人卖田产筹款维持的“大同幼稚园”,该园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该幼稚园曾收养过蔡和森的儿子,李求实的孩子,澎湃的孩子,杨殷的孩子,还有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这些革命者的后代只是暂时被收养保护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有的孩子被亲戚领去了,有的孩子则送到另外的地下党员那儿收养保护起来,当然,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最安全的就是将这些孩子送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去。毛泽东忙于中国革命,一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杨开慧牺牲以后,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就更没人照看了,一段时间他们流落上海街头,受尽磨难,幸得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的收养,情况才有所好转。董为此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他东藏西藏,东搬家西搬家,后来董把岸英兄弟三人送到前妻的家里,才算比较安全。但是,董健吾还是觉得不妥:岸英、岸青(岸龙后来不幸夭折)长期寄养,生活清苦,又不能上学,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在上海还有很大的危险。董健吾老在想,如能将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那无疑将是最理想的,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想办法将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去。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逗留数日,并多次邀请他到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十分喜爱的明代花瓶,赵四小姐玩赏时不慎打碎了一个,他们很心疼。董将此事记在心里,此后不久,董健吾发现他西安的一位朋友珍藏着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乃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做了一番恳谈,他的朋友终于愿意以成本价将这套彩瓷卖给他。董健吾买下后立马叫人给张学良送去。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董健吾以重金,董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要回上海,便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问董有何要求,董说:“阁下如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一再追问董有何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董馈赠古玩给他一事心感不安,总觉得欠董一个人情。董见张如此诚意,也就不再推辞,便提出要求:“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张将军照顾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他日学成归国,也好为国效劳,我将万分感激。”张学良稍作思索便微笑着答应了。
回上海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董健吾突然接到张学良的一个电话,张告知自己已到上海,强调这次来沪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的,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去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原来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老朋友李杜(东北军重要将领),并想办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想请李杜顺便把董建吾所说的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接到张的电话后,立即向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后迅速决定:同意岸英、岸青、寿琪(董健吾次子)三个孩子赴苏;派刘仲华(中共与董的单线联系人)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的那家法国酒吧。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等人要绕道法国去苏联一趟,打算把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回国内抗日,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的安排,董和刘表示同意。张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董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不久,董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转移到法租界李杜将军家中。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去苏联考察。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他们到马赛后,换乘火车来到法国首都巴黎。随后又过了数月,岸英、岸青才辗转来到莫斯科。随即岸英、岸青兄弟进入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昵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关注到董健吾,后来由于斯诺的提醒(斯诺曾两次向毛提出要见‘王牧师’),毛泽东才了解董健吾其人其事。1960年,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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