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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没有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承认，从事或涉足出版活动的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处境尴尬，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好比没有正式户口的黑孩子，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游走于政策与市场之间，在夹缝中艰难行走。
［关键词］民营出版 政策环境 出版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兴起了一种新的经济成分——民营书业。目前我国民营书业包括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民营发行和“民营出版”。民营发行已经合法化，而“民营出版”仍然是个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作为国有资本以外的一种社会资本介入出版早已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国家又明确规定，不允许非国有资本办出版社，民营资本不得进入出版。由于没有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承认，从事或涉足出版活动的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处境尴尬，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好比没有正式户口的黑孩子，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游走于政策与市场之间，在夹缝中艰难行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现在，到了该给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正名的时候了，到了该给它们名分的时候了。
一、逐步地、有限制地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是务实、稳妥而又积极的举措
“民营出版”没有名分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导致“民营出版”从业人员气难顺、心难沉、志难远；导致书号买卖屡禁不止；导致政府对出版的管理出现真空、漏洞。消除危害的办法有很多，但关键要治本。笔者以为，只有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才是治本之法。例如，买卖书号20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走出治标的误区，对违反禁令者进行罚款、处罚（行政的或法律的处罚）、撤销出版社等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买卖书号屡禁不止，向我们传递了需要开放出版资本市场的信息。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民营资本向出版业的流动是无法阻挡的潜流。滔滔江水，其势汹汹，可疏不可堵。当今之时，政府决策管理部门必须考虑以疏导之法，从密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出版政策，积极面对，因势利导，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民营资本一旦找到了流向出版活动的正当渠道，买卖书号就会从源头上、根本上自然消失。不言而喻，给予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以合法的出版权，还可以减少管理盲区，提高管理透明度，也可以让“民营出版”从业人员吃下定心丸，积极规划长远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不宜一步到位，不宜操之过急，应该逐步地、有限制地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具体说，可以将教辅、生活与休闲三类选题优先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尤其可以首先开放教辅书的出版权。理由有二：
第一，教辅、生活与休闲三类选题的意识形态性相对比较弱。教辅是与教材密切配套的，教辅编写的舆论导向、思想倾向、内容取舍是以教材为蓝本的，而教材经过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审定。生活类选题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休闲类选题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与政党、政府、国家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不很紧密。换句话说，开放这三类选题（尤其是教辅）出版权的政治风险最小。
第二，教辅、生活与休闲是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优势板块。在教辅书（特别是中小学教辅书）出版领域，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已经占有绝对优势。2005年，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策划出版的图书品种中85%为教辅书，民营书业企业发行的教辅书占了全国教辅书市场的40%。在民营教辅书领域，销售码洋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约有40家，有的达到10亿元的规模。［2］ 在中小学教辅书领域，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3］在目前国内的教辅书品牌中，除龙门书局的“三点一测”是由国有出版社策划出版之外，其他几乎都是由民营文化公司策划出版的，如志鸿教育集团的“优化设计”、金星国际教育集团的“教材全解”、荣德兴业公司的“点拨”、九州英才公司的“轻巧夺冠”、方洲公司的“方洲作文”、天利公司的“38套卷”等。其中最畅销的是“优化设计”，到2000年该丛书的销售额高达1亿元；到2003年，该丛书发展为15个系列、约1500个品种，销售近5亿册。国有出版社由于改企转制，加之人心不稳，教辅书市场竞争加剧，故在教辅书出版上以防守为主。一些原来出版教辅书实力较强的出版社在不放弃教辅书出版的同时，开始调整产品结构，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转向少儿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发人文社会科学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职业教育教材，这样就给民营文化公司的教辅书出版发行留下了更多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姜革文不禁感叹：“出版社集体溃退教辅出版！”［4］ 在大众出版领域，民营文化公司也占有相当优势，它们已经策划出版的图书涉及社科、文艺、少儿、经管、励志等类别，其中有不少畅销的品牌。大众出版涵盖的选题范围十分宽泛，可以考虑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的只能是其中意识形态性相对弱的板块，主要是生活类（如旅游、饮食、家居装饰、美容、养生保健）、休闲类（非政治题材的漫画与图文书、时尚、网络文学）。
二、开放“民营出版”的政策环境日趋良好
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陆续出台。民营书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律上获得了依法发展的基础保障，在政策上获得了政府的鼓励与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民营书业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环境。2003年9月1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正式生效，使民营发行企业享有与国有发行企业几乎同等的国民待遇，民营发行企业从此甩掉了“二渠道”的帽子。特别是2009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14条是迄今为止关于“民营出版”的政策最为松动的一段文字，包含三个含义：第一，把实际上从事出版活动的民营工作室称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并表示要“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政府决策层对“民营出版”不再掩耳盗铃，这是开始“正名”的举措；第二，明确表示，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并“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表明政府决策层准备从根本上解决“民营出版”的名分问题；第三，明确表态，要“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这为事实上早已普遍存在的国有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合作从政策层面予以肯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一些人对这种合作的忧虑。
可见，政府决策管理层对“民营出版”已经不再回避，而是正视其客观存在。政府决策管理层的务实态度、理性思考、宏观视野与长远眼光，为解决“民营出版”的关键性问题创造了基本前提。
三、政府决策管理层迟迟未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的原因
政府决策管理层迟迟未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很可能有两个顾虑：
1. 担心出版权向民营资本开放之后会有一部分国有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因而出于保护国有出版社的需要，不愿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
对此，笔者有三点想法：
第一，这种观念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权思想、垄断意识在作怪，是思想仍未解放的反映。在目前体制下，国有出版社除非出现严重政治问题而被撤销，否则，不会让其退出。民营书业企业可进可出，为何国有出版社只能进不能出？对那些不思进取、经营无方、严重亏损，特别是个别被严重“空壳化”的出版社，应该也必须让其退出。目前尚难做到国有与民营在进入出版方面的一律平等，但完全可以做到在退出出版方面的一视同仁。建立相应的出版退出机制十分迫切。
第二，国有出版社经过30年的改革考验，经过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洗礼，整体上已经适应了竞争，承担、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日益增强。第三，就算有一些国有出版社在竞争中倒闭了，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人才市场机制和人们抗风险的心理准备都已具备容纳破产的空间和消解风险的能力。国有非文化企业的下岗职工都可以被化解被释放，何况国有出版社里的文化人呢？
2. 担心民营书业从业人员在获得出版权之后违法乱纪，因而出于维护意识形态、坚守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考虑，不敢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
对此，笔者也有三点想法：
第一，这种顾虑并非多余，完全可以理解。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不时发生的撞线违规事件，蓄意侵权、粗制滥造、制作伪书、不守诚信等不良行为，形成了政府决策管理层对“民营出版”从业人员的不良印象，这是部分“民营出版”从业人员自毁形象所致。
第二，对“民营出版”从业人员要看其发展、看其整体。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书商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主要靠剪刀加糨糊拼凑做书，目标就是挣钱，人称“金钱诉求者”。他们所做的书除了教辅，主要是以性爱题材为主的海外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生活实用书、政治上敏感的纪实读物。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大批学人、知识精英加盟“民营出版”，形成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校师生为代表的学院派，格外引人注目，业内人士称之为“人大现象”和“北大现象”。他们开始将商业运作与文化理想结合起来，重视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可谓“思想文化诉求者”。［5］ 21世纪以来是第三阶段，大浪淘沙之后，“民营出版”队伍更精干，素质更高，文化理性更强。如今的“民营出版”从业人员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例如，北京光明书架文化有限公司的严平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西方哲学博士，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汤小明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生，北京全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肖忠远原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师。还有在海外留学、工作过的海归派，如策划出版《另类丛书》（以《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为代表）的石涛是在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出版界有过多年从业经验的海归派。有些原来就是国有出版发行单位的业务骨干，是出版职业操盘手，如北京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林言椒原来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的江奇勇原来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绝大部分“民营出版”从业人员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有文化良知、有文化理性。其中不少人策划运作了一批有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例如，“草原部落图书创作室”（现为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贺雄飞策划了以《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为代表的《黑马文丛》；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陈子寒策划了《在北大听讲座》系列。金星国际教育集团重视质量，每推出一套新教辅，都要经过2—3年的调研期；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每年只策划出版10—20种图书，对每本图书都精耕细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民营文化公司选择专业出版，如龙之媒广告人书店的徐智明坚持“只要不赔钱，在经济价值大和社会价值大的两种书中，选社会价值大的”，［6］他策划出版了《国际化背景下媒介产业化研究》、《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与《广告媒体研究》等学术著作；北京迪赛纳图书有限公司专门引进建筑、设计类图书，目标客户主要是建筑设计师，从长计议，埋头苦干，不跟风，不凑热闹。概言之，“民营出版”从业人员今非昔比，当刮目相看。
第三，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违规现象和不正当经营行为之所以不时发生，既有其自身的原因，更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与整个出版行业的不完全竞争密切相关。与民营书业企业相比，其他行业（如家电、IT等）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产业准入的开放，以及由此形成的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加速了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成熟。也就是说，政府对出版权的严格控制，使出版产业没有形成完全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从而影响了出版产业的成长与成熟。没有成熟的出版产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先天处于弱势的民营书业尤其是“民营出版”出现诸多问题更是不足为奇。有民营书商认为：“出版社的旧有机制与政府对出版市场的长期垄断，才真正是出版业的危机所在”、“只有国家在不远的将来放开出版市场，降低出版的准入门槛，使民营图书工作室与出版社的竞争建立在充分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对我国出版业的最好保护。”［7］
综上所述，出版向民营资本开放是迟早的事情，但被动开放不如主动开放，现在开放正当其时；首先开放教辅类、生活类与休闲类（尤其是教辅类）的出版权，务实、稳妥而又积极。（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论语•子路》，载乌恩溥译注：《四书译注》，第15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8月。
2．郝振省：《2005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第27页，第31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6月。
3．韦英平、宋迎秋、翁昌寿：《民营工作室面临收编规范》，《出版人》，2005年第23期
4．姜革文：《出版社集体溃退教辅出版？》，《中华读书报》，2004-06-02。
5．徐晓：《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载刘革学，刘芳编：《中国民营书业调查——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第8-12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1月。
6．钟晓明：《民营书业的学院派：人大现象和北大现象》，《中国图书商报》，2004-03-19。
7．贾妍妍：《理性看待书商与出版社的合作》，载刘革学，刘芳编：《中国民营书业调查——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第165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1月。
［关键词］民营出版 政策环境 出版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兴起了一种新的经济成分——民营书业。目前我国民营书业包括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民营发行和“民营出版”。民营发行已经合法化，而“民营出版”仍然是个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作为国有资本以外的一种社会资本介入出版早已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国家又明确规定，不允许非国有资本办出版社，民营资本不得进入出版。由于没有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承认，从事或涉足出版活动的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处境尴尬，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好比没有正式户口的黑孩子，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游走于政策与市场之间，在夹缝中艰难行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现在，到了该给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正名的时候了，到了该给它们名分的时候了。
一、逐步地、有限制地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是务实、稳妥而又积极的举措
“民营出版”没有名分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导致“民营出版”从业人员气难顺、心难沉、志难远；导致书号买卖屡禁不止；导致政府对出版的管理出现真空、漏洞。消除危害的办法有很多，但关键要治本。笔者以为，只有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才是治本之法。例如，买卖书号20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走出治标的误区，对违反禁令者进行罚款、处罚（行政的或法律的处罚）、撤销出版社等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买卖书号屡禁不止，向我们传递了需要开放出版资本市场的信息。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民营资本向出版业的流动是无法阻挡的潜流。滔滔江水，其势汹汹，可疏不可堵。当今之时，政府决策管理部门必须考虑以疏导之法，从密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出版政策，积极面对，因势利导，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民营资本一旦找到了流向出版活动的正当渠道，买卖书号就会从源头上、根本上自然消失。不言而喻，给予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以合法的出版权，还可以减少管理盲区，提高管理透明度，也可以让“民营出版”从业人员吃下定心丸，积极规划长远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不宜一步到位，不宜操之过急，应该逐步地、有限制地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具体说，可以将教辅、生活与休闲三类选题优先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尤其可以首先开放教辅书的出版权。理由有二：
第一，教辅、生活与休闲三类选题的意识形态性相对比较弱。教辅是与教材密切配套的，教辅编写的舆论导向、思想倾向、内容取舍是以教材为蓝本的，而教材经过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审定。生活类选题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休闲类选题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与政党、政府、国家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不很紧密。换句话说，开放这三类选题（尤其是教辅）出版权的政治风险最小。
第二，教辅、生活与休闲是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优势板块。在教辅书（特别是中小学教辅书）出版领域，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已经占有绝对优势。2005年，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策划出版的图书品种中85%为教辅书，民营书业企业发行的教辅书占了全国教辅书市场的40%。在民营教辅书领域，销售码洋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约有40家，有的达到10亿元的规模。［2］ 在中小学教辅书领域，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3］在目前国内的教辅书品牌中，除龙门书局的“三点一测”是由国有出版社策划出版之外，其他几乎都是由民营文化公司策划出版的，如志鸿教育集团的“优化设计”、金星国际教育集团的“教材全解”、荣德兴业公司的“点拨”、九州英才公司的“轻巧夺冠”、方洲公司的“方洲作文”、天利公司的“38套卷”等。其中最畅销的是“优化设计”，到2000年该丛书的销售额高达1亿元；到2003年，该丛书发展为15个系列、约1500个品种，销售近5亿册。国有出版社由于改企转制，加之人心不稳，教辅书市场竞争加剧，故在教辅书出版上以防守为主。一些原来出版教辅书实力较强的出版社在不放弃教辅书出版的同时，开始调整产品结构，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转向少儿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发人文社会科学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职业教育教材，这样就给民营文化公司的教辅书出版发行留下了更多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姜革文不禁感叹：“出版社集体溃退教辅出版！”［4］ 在大众出版领域，民营文化公司也占有相当优势，它们已经策划出版的图书涉及社科、文艺、少儿、经管、励志等类别，其中有不少畅销的品牌。大众出版涵盖的选题范围十分宽泛，可以考虑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的只能是其中意识形态性相对弱的板块，主要是生活类（如旅游、饮食、家居装饰、美容、养生保健）、休闲类（非政治题材的漫画与图文书、时尚、网络文学）。
二、开放“民营出版”的政策环境日趋良好
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陆续出台。民营书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律上获得了依法发展的基础保障，在政策上获得了政府的鼓励与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民营书业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环境。2003年9月1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正式生效，使民营发行企业享有与国有发行企业几乎同等的国民待遇，民营发行企业从此甩掉了“二渠道”的帽子。特别是2009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14条是迄今为止关于“民营出版”的政策最为松动的一段文字，包含三个含义：第一，把实际上从事出版活动的民营工作室称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并表示要“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政府决策层对“民营出版”不再掩耳盗铃，这是开始“正名”的举措；第二，明确表示，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并“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表明政府决策层准备从根本上解决“民营出版”的名分问题；第三，明确表态，要“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这为事实上早已普遍存在的国有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合作从政策层面予以肯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一些人对这种合作的忧虑。
可见，政府决策管理层对“民营出版”已经不再回避，而是正视其客观存在。政府决策管理层的务实态度、理性思考、宏观视野与长远眼光，为解决“民营出版”的关键性问题创造了基本前提。
三、政府决策管理层迟迟未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的原因
政府决策管理层迟迟未向民营资本开放出版权，很可能有两个顾虑：
1. 担心出版权向民营资本开放之后会有一部分国有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因而出于保护国有出版社的需要，不愿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
对此，笔者有三点想法：
第一，这种观念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权思想、垄断意识在作怪，是思想仍未解放的反映。在目前体制下，国有出版社除非出现严重政治问题而被撤销，否则，不会让其退出。民营书业企业可进可出，为何国有出版社只能进不能出？对那些不思进取、经营无方、严重亏损，特别是个别被严重“空壳化”的出版社，应该也必须让其退出。目前尚难做到国有与民营在进入出版方面的一律平等，但完全可以做到在退出出版方面的一视同仁。建立相应的出版退出机制十分迫切。
第二，国有出版社经过30年的改革考验，经过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洗礼，整体上已经适应了竞争，承担、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日益增强。第三，就算有一些国有出版社在竞争中倒闭了，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人才市场机制和人们抗风险的心理准备都已具备容纳破产的空间和消解风险的能力。国有非文化企业的下岗职工都可以被化解被释放，何况国有出版社里的文化人呢？
2. 担心民营书业从业人员在获得出版权之后违法乱纪，因而出于维护意识形态、坚守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考虑，不敢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
对此，笔者也有三点想法：
第一，这种顾虑并非多余，完全可以理解。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不时发生的撞线违规事件，蓄意侵权、粗制滥造、制作伪书、不守诚信等不良行为，形成了政府决策管理层对“民营出版”从业人员的不良印象，这是部分“民营出版”从业人员自毁形象所致。
第二，对“民营出版”从业人员要看其发展、看其整体。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书商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主要靠剪刀加糨糊拼凑做书，目标就是挣钱，人称“金钱诉求者”。他们所做的书除了教辅，主要是以性爱题材为主的海外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生活实用书、政治上敏感的纪实读物。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大批学人、知识精英加盟“民营出版”，形成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校师生为代表的学院派，格外引人注目，业内人士称之为“人大现象”和“北大现象”。他们开始将商业运作与文化理想结合起来，重视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可谓“思想文化诉求者”。［5］ 21世纪以来是第三阶段，大浪淘沙之后，“民营出版”队伍更精干，素质更高，文化理性更强。如今的“民营出版”从业人员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例如，北京光明书架文化有限公司的严平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西方哲学博士，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汤小明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生，北京全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肖忠远原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师。还有在海外留学、工作过的海归派，如策划出版《另类丛书》（以《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为代表）的石涛是在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出版界有过多年从业经验的海归派。有些原来就是国有出版发行单位的业务骨干，是出版职业操盘手，如北京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林言椒原来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的江奇勇原来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绝大部分“民营出版”从业人员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有文化良知、有文化理性。其中不少人策划运作了一批有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例如，“草原部落图书创作室”（现为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贺雄飞策划了以《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为代表的《黑马文丛》；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陈子寒策划了《在北大听讲座》系列。金星国际教育集团重视质量，每推出一套新教辅，都要经过2—3年的调研期；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每年只策划出版10—20种图书，对每本图书都精耕细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民营文化公司选择专业出版，如龙之媒广告人书店的徐智明坚持“只要不赔钱，在经济价值大和社会价值大的两种书中，选社会价值大的”，［6］他策划出版了《国际化背景下媒介产业化研究》、《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与《广告媒体研究》等学术著作；北京迪赛纳图书有限公司专门引进建筑、设计类图书，目标客户主要是建筑设计师，从长计议，埋头苦干，不跟风，不凑热闹。概言之，“民营出版”从业人员今非昔比，当刮目相看。
第三，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违规现象和不正当经营行为之所以不时发生，既有其自身的原因，更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与整个出版行业的不完全竞争密切相关。与民营书业企业相比，其他行业（如家电、IT等）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产业准入的开放，以及由此形成的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加速了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成熟。也就是说，政府对出版权的严格控制，使出版产业没有形成完全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从而影响了出版产业的成长与成熟。没有成熟的出版产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先天处于弱势的民营书业尤其是“民营出版”出现诸多问题更是不足为奇。有民营书商认为：“出版社的旧有机制与政府对出版市场的长期垄断，才真正是出版业的危机所在”、“只有国家在不远的将来放开出版市场，降低出版的准入门槛，使民营图书工作室与出版社的竞争建立在充分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对我国出版业的最好保护。”［7］
综上所述，出版向民营资本开放是迟早的事情，但被动开放不如主动开放，现在开放正当其时；首先开放教辅类、生活类与休闲类（尤其是教辅类）的出版权，务实、稳妥而又积极。（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论语•子路》，载乌恩溥译注：《四书译注》，第15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8月。
2．郝振省：《2005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第27页，第31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6月。
3．韦英平、宋迎秋、翁昌寿：《民营工作室面临收编规范》，《出版人》，2005年第23期
4．姜革文：《出版社集体溃退教辅出版？》，《中华读书报》，2004-06-02。
5．徐晓：《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载刘革学，刘芳编：《中国民营书业调查——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第8-12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1月。
6．钟晓明：《民营书业的学院派：人大现象和北大现象》，《中国图书商报》，2004-03-19。
7．贾妍妍：《理性看待书商与出版社的合作》，载刘革学，刘芳编：《中国民营书业调查——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第165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