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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彩票市场，资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境外资本
6月6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向民政部党组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其中提及：“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存在问题。”此消息一出，“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
6月初，“中彩在線总经理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披露。消息称，4月底，贺文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妻子武京京也在数天后被带走调查，但具体被哪个部门带走的尚不清楚。
一位了解此案的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贺文确实被带走，带走的原因是“协助调查”。
贺文及中彩在线进入公众视野，是缘于2015年5月《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的一篇报道：《福彩曝黑幕 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
这篇报道揭露：“作为福彩重要票种之一的‘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其独家运营商北京中彩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由名义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悄然转变为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该公司高管被指利用职权隐瞒监管部门向‘关联方’暗存利益输送，涉及金额数十亿元。”
报道之后，曾引发轩然大波，贺文先后到法院起诉《经济参考报》及王文志本人。在贺文被带走的消息传出后，“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是否已经沦为个人利益输送的工具”再次引发关注，舆论期待就此揭开盖子。
而上述知情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案背后“水太浑”，抑或是利益纷争。
一篇报道引发的官司
发表在2015年5月15日《经济参考报》上的这篇文章，成为整个事件的源头。
这篇题为《福彩曝黑幕 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的文章，署名记者为王文志、肖波、张彬。
文章称：“《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通过控制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总经理贺文个人曲线掌控。”
“中彩在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中彩在线公司每年从中福在线项目收取彩票总销量约5%（前三年为6%）的报酬，减去中彩在线付给下家设备供应商的约1.7%，还余约3.3%，自运营以来粗略计算，到2014年底中彩在线已收取了约40亿元的收入，根据股权比例，贺文掌控的公司对应的权益高达20多亿元。”
报道还对中彩在线终端机供应商的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取得项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005年6月，中彩在线规避招投标程序，在总经理贺文的操控下，与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签署合同，该合同规定由天意公司向中彩在线独家供应中福在线项目的终端机，合作报酬为彩票总销量的2%（2012年改为1.7%）。”
这篇两千余字的报道像颗深水炸弹，再次引爆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彩票资金去向不明的担忧和质疑。
2015年5月21日的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又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宫蒲光回应称，有关中国福利彩票被媒体曝出的黑幕问题，此事正在调查，调查结果出来后，将做专项发布。
不久，贺文一纸诉状将《经济参考报》告上法庭。要求该报就“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报道一事向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500万元。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这份起诉书中，原告贺文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认为报道“主观臆断、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以及“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诋毁原告”。
“开庭之后，双方进行了质证，但没有进行法庭辩论。”《经济参考报》的代理律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一方在质证环节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中福在线销售数额的下降。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这份销售数额证明材料中，原告方贺文提出，“从3月23日至报道刊发前的5月15日，中福在线的销售额为66亿5千余万。在报道刊发后，从5月16日至7月8日，中福在线的销售额为62亿3千余万元，销售额下降了4亿多元。”
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还据此提出，销售额下降给他个人造成的损失是5077947元，“由此提出索赔500万元”。
不过，案件的审理并没有进行下去。在开庭前，王文志向民政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就福彩黑幕的调查结果予以公开。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民政部对王文志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称，“我们正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你所申请的信息暂不存在。”
据此，作为被告方的经济参考报社向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并得到了法院的采纳。
举报信再起风波
没过多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5年7月16日，王文志以个人名义向财政部实名举报“中福在线”彩票严重违规运营，涉及彩票数据管理、中奖管理、投注资金归集等三方面问题。
在举报信中，王文志称，通过对“中福在线”彩票和中彩在线公司历时半年的深入调查，发现被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个人把持的“中福在线”彩票在系统管理、销售数据和中奖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严重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与上一篇公开报道相比，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更有“爆炸性”，列举了中彩在线的三大罪状：“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彩票数据管理，埋下重大隐患”“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中奖管理，隐藏重大风险”“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投注资金归集，危及资金安全”。
一些指控让人极为震惊，例如，“十余年来，中彩在线公司既负责‘中福在线’系统开发测试和供应，又负责该生产系统的运营管理，集双重角色于一身。本该由中国福彩中心承担的系统管理和数据管理的重大职责，全部假手于贺文实际掌控的中彩在线公司。” “据反映，多年来，不论是福彩中心技术部门，还是市场部门专职管理技术人员，都没有明确对‘中福在线’实施日常管理职责，他们几乎进不了中彩在线公司数据中心机房。如此‘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彩在线公司及其独家运营的‘中福在线’票种，事实上沦为贺文的‘私人领地’。”举报信说。
王文志在举报信中还称，“贺文是盘踞在彩票行业多年的‘彩霸’，其違规经营模式，是国家彩票创办28年来最为荒唐的经营管理范例。”
王文志在举报信被曝光后对媒体表示，他并非“公开举报”。他称，这封信是以快递的形式寄往财政部，因为深感压力巨大，并没有选择公开举报，对于目前该内容的曝光，他自己也感到十分诧异。
曝光的举报信再次让贺文愤怒，他又将王文志本人告上法庭，认为王文志是“以举报之名，行公开侮辱、诽谤原告之实”，要求赔偿100万元。
在贺文的起诉书中，列举了10条理由对举报信中的内容进行否认和驳斥，认为王文志“无中生有”“妄称”“捏造”“中伤原告”等。
不过，王文志的这封举报信很快得到了财政部信访办公室的回复，“我部决定受理，并将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于是，王文志的代理律师王才良和李金平以“财政部已介入涉案举报的调查”为由，再一次申请中止审理，要求待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行审理，得到了法庭的采纳。
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两次起诉中，贺文一方主要提交了两方面证据，一是报道本身和报道被转载的公证书，想证明报道存在并被广泛传播。第二就是中福在线彩票销售额的数据，证明报道出来后销售额下降。
另一位代理律师王才良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今年5月初，案件更换了审理法官。新法官打电话给李金平通知此事，同时还询问了案件是否有进展，希望王文志能询问一下相关部门，调查是否有进展，再给法院方面一个答复。
“在贺文报道出来被带走之前，5月底，王文志说，听说贺文正在被调查，但没有确切消息。”李金平说，他把原话转述给了法官，并建议，“跟对方的代理律师核实一下可能比较清楚。”
几天之后，关于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开始大范围转载。
《中国新闻周刊》在向贺文代理律师、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求证贺文的消息时，邱宝昌以“不清楚”作为回应。
变相控股引发质疑
贺文案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强烈质疑，最核心之处在于股权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权争议。
2002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福彩中心），与北京银都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都新天地”）、北京华运中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中兴”）三方共同发起成立中彩在线，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40%、33%和27%，董事长由中国福彩中心委派。
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福彩中心看似是最大股东。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公开的工商信息显示，银都新天地的股东构成为：北京恒益正兴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益正兴”）持股77.8%，贺文持股17.8%，武京京持股3.3%，邵波持股1.1%。华运中兴的股东构成是：北京家和智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家和智业”）持股55.56%，银都新天地持股25.92%，北京和合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8.52%。
而银都新天地的控股股东恒益正兴的股权结构为：贺文持股70%，家和智业持股20%，武京京持股10%。华运中兴的控股股东家和智业的股权结构为：武京京持股80%，贺文持股20%。
层层穿透之后，贺文、武京京夫妇几乎牢牢掌握了中彩在线剩余六成的股份。
股权结构信息全部来自公开可查的工商登记资料，这一点毫无争议，在贺文的两次起诉案中，也并没有就这一点提出疑义。
王文志在报道中，对这种股权结构分析后提出：“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通过控制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总经理贺文个人曲线掌控。”
不过，贺文方面对这种股权结构却另有一番解释。
在报道引发波澜后不久，中彩在线董事之一熊杨武约见媒体，并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在这份说明里，解释公司现有股权结构的原因是：“当时，即开型彩票发行前景并不明确，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中彩中心很难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前景不明的项目中。”
前述知情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也提供了类似说法，“刚开始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因为前期投入比较大，但是前景不太明确。贺文也希望中国福彩中心控股，但福彩中心出于风险考虑，最后占股40%。”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者却对这种股权结构导致的控制权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曾任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李晓鹏认为这是“用混合所有制掏空国有资产的经典案例”，甚至认为“中彩在线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家私营彩票企业，福彩中心只是参股股东”。
而熊杨武给出的说明中，对控制权问题的解释是：“中彩中心一直对中彩在线公司的运营决策具有主导权和实际控制权……中彩中心关于中福在线即开票和中彩在线公司的所有决定，中彩在线公司至今均无条件执行。”
王文志的报道还对贺文由此产生的收益进行了估算，“中彩在线公司每年从中福在线项目收取彩票总销量约5%（前三年为6%）的报酬，减去中彩在线付给下家设备供应商的约1.7%，还余约3.3%，自运营以来粗略计算，到2014年底中彩在线已收取了约40亿元的收入，根据股权比例，贺文掌控的公司对应的权益高达20多亿元。”
报道中提到这一消息来源于“中彩在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王文志代理律师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贺文的起诉和双方质证中，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质疑。
这种算法大致根据股权比例算得。截至2014年年底，中彩在线公司运营的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收入高达1371亿元，按照3.3%的提取比例，中彩在线从中获得收益为45亿元。 按照四六开的股权比例分配，中彩在线公司的名义控股股东福彩中心仅获得18亿元，而贺文个人控制的银都新天地和华运中兴则获得了27亿元。
甚至有人进一步推算，中福在线2015年的彩票销售收入为450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彩在线公司将获得近15亿元收入，而贺文通过其控制的两家公司则可获得9亿元，每天进账250万元。
不过，前述业内人士却对这种算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按照这个比例算出来，是彩票的发行费。彩票资金的使用，都应该受到严格监管的，包括发行费。这27个亿，是装进贺文腰包里，还是在公司账上？”
而在熊杨武给媒体的说明中，对公司经营状况的解释是，“2007年中彩在线第一次进行股东分红，这时距两家企业投资研发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已有8年之久。”
说明还对公司分红给出了具体数字，“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彩中心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累计获得管理费及分红净收益超过18亿元，两家民营企业累计分红7亿元左右。”
根据中国现行彩票管理体制，彩票资金是一个总体概念，指彩票销售实现后取得的资金，由彩票公益金、返奖奖金和发行经费三部分组成。
按照国家规定，福利彩票资金的分配比例为：网点即开票返奖奖金不低于65%，公益金不低于20%，发行费不高于15%;电脑福利彩票等其他票种返奖奖金不低于50%，公益金不低于35%，发行费不高于15%。
彩票销售额的15%为发行费用。其中，约一半为销售人员的代销费用（各地比例不尽相同，大部分省份为销售额的7%?8%），其余纳入各级财政部门专户管理，用于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日常销售业务所需的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以及对下级机构补助支出。主要包括：彩票的印制、运输、仓储、检验、电脑彩票投注单和热敏纸、广告、宣传、技术开发支持、系统运行维护、专线通讯费、公证费、代销点经费、尾票核销等费用。
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彩票机构业务费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实行分级管理。
按照这种管理方式，中彩在线的收入也应属于彩票机构业务费范畴，按规定应该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不过，王文志却在给财政部的举报信中提出，“中国福彩中心也设有财务处，却无权对‘中福在线’的业务费用实施管理。据反映，由于资金管理失范，中彩在线公司账户常年沉淀着数十亿元左右的发行费和奖池资金等重要彩票资金，贺文利用职权动辄调动数亿元资金，帮助相关领导干部的親属揽储，使其从银行获取巨额利益分成。”
他还举了体彩资金管理的例子作为参照。体彩的资金管理由中国体彩中心财务处负责，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投注资金先上缴市级中心，通过银行归集到省级中心账户，最后进入体彩中心财务处的总归集账户。然后按照固定周期，由体彩中心财务处将应该支付的系统服务费用，分别支付给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体骏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不过，熊杨武否认了这些指责，认为“报道中公布的中彩在线收入是没有扣除成本的业务收入额”。
对于中彩在线业务不受监管的质疑，熊杨武则称，向股东的每一笔分红都需经中彩在线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所以并不存在利益非法流入个人手中的概念。
熊杨武称，在中彩在线提取的5%综合服务费用中，早期要将其中的40%（相当于彩票销售额的2%）支付给天意电子作为终端设备费和维修服务费，近两年该比例降低至1.7%。按这一比例计算，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彩在线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累计获得管理费及分红收益共计超过18亿元，银都新天地和华运中兴累计分红约7亿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彩票问题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对贺文的质疑主要是认为通过变相控股侵吞了国有资产。他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挥舞大棒要把人打死”。
“彩票的管理体制下，不管发行了多少，彩票参与方都会获得发行佣金。除了为了维系这套系统的运转、研发的投入外，发行佣金结余的，应该是股份公司分成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上述学者表示，就此认为贺文侵吞国有资产，他并不赞同，“那我要反问一下，如果福彩中心占股51%，贺文占股49%，按这个比例进行佣金结余的分红，是不是就不算侵吞了呢？”
在他看来，贺文通过众多关联公司，实际上取得了中彩在线的控股地位，这是否违法，是一个矛盾的焦点。在涉及彩票发行的股份制公司中，民营资本控股这个公司是否合法，这是根本问题。控股之后，所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利益可以获取多大？这些都是核心问题。“现在还要看有关方面如何定性。”
贺文其人
从2002年组建中彩在线，一直到2015年被曝光，贺文长期担任中彩在线公司总经理。不过，却极少在媒体露面。
但事实上，他并非无名之辈。“贺文也是个传奇人物。”前述知情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他。
贺文毕业于北大，早期的兜兜转转都与北大的资源分不开，其中最出名的是与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上演了一场分分合合。
这一段历史被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知名作家凌志军详细记录在其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一书中。
王志东的事业，始于1992年成立的北京市海淀区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下称“新天地研究所”），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而当时的创业伙伴，正是其北大校友贺文。
在这个新公司里，贺文任总经理，王志东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个公司成立的最核心产品，就是当时横空出世的中文软件平台“中文之星”。
贺文曾接受过《软件世界》杂志的采访，这篇文章被发表在该杂志1994年的第一期上。贺文在接受采访时说，“新天地是1992年4月份成立的，是一家民办高科技企业，也是方正集团的成员企业。新天地的主要产品，也是第一个产品，就是‘中文之星’。” “中文之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同时支持Windows 3.0和Windows 3.1的中文平台，解决了中文软件和西文软件之间互相兼容的障碍。一时间，中文之星受到业内的广泛追捧。
贺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1992年4月份推出“中文之星”1.0版后不久，就拓开了市场，新天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一年多时间，公司员工已从当初的十多人增加到七十多人。企业注册资金也从15万增加到440万。并且在包头、郑州、合肥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在北京还有两家分公司。
正当公司业务走上快车道时，贺文和王志东却产生了“宫斗”。
凌志军在书中写道：“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
争吵的缘由是：“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
凌志军在书中记述，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
王志东对贺文有过一句评价，“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在两人分道扬镳不久之后，贺文又卷入了北大方正集團的高层争斗。
方正高层变动之频繁，在当时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所罕见。1995年，创业者之一的晏懋洵出局，总工宋再生被撤，张玉峰走上前台，做了集团总裁。
不过，在1996年，正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博的贺文却突然被张玉峰推上了台，成为方正集团总裁。
据不少当时的知情者记录，这一选择遭到了方正创始人王选的极力反对。
不过，贺文的方正总裁职位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三个月后，张玉峰将他撤换。
对于很快又把贺文换掉，张玉峰后来回答：“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验。”
尽管如此，贺文此后的人生轨迹与张玉峰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玉峰在方正集团夺权失利后，和梁万春从方正集团出走，创办了高阳科技。而高阳科技北京总部就设立在北京银都大厦里。
事实上，北京银都大厦是贺文控制的一众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从1992的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开始，公司注册地就位于银都大厦。1996年5月，法人邵波在银都大厦注册了北京方正新天地软件公司，而邵波则持有中彩在线股东之一、银都新天地的股份。
围绕着贺文的“新天地”系，都出自北京银都大厦。不仅如此，被贺文及妻子武京京所控制、占有中彩在线公司股份的众多公司，都源自于银都大厦。
北京银都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银都大厦9层，法人是贺文。北京和合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是银都大厦8层，法人是李海秀。北京家和智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银都大厦9层，法人是武京京。
这三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01年2月14日，2002年9月28日和2002年10月22日。而这一时段，正是贺文彩票生涯的开始。
关联公司成独家供应商
贺文是在什么时间点，因为什么缘由发现了彩票行业的商机，现在已经很难追溯。
中彩在线董事熊杨武曾透露，1999年，贺文组织研发团队，“借鉴国际彩票发行经验，结合我国彩票行业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采用数据大集中模式，自行研发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统一发行的，我国第一套即开型彩票销售系统和相应的游戏品种”，即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的原型。
根据中彩在线官网的介绍，中福在线是一种视频即开型彩票，“突出了彩票娱乐功能，填补了我国彩票市场的一个空白。”
相对于传统彩票，这种视频彩票的特点是即开即兑、无纸化、视频互动，同时不像电脑彩票那样分散销售，而是采用销售大厅形式集中联网销售。
对于这种彩票种类，彩票终端机是最重要的工具，而这也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
王文志的报道中披露：“2005年6月，中彩在线规避招投标程序，在总经理贺文的操控下，与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签署合同，该合同规定由天意公司向中彩在线独家供应中福在线项目的终端机，合作报酬为彩票总销量的2%（2012年改为1.7%）。
颇为诡异的是，在2005年，被中彩在线授予独家终端机供应商的天意公司只是一家注册资本800万港元，10余名员工，既无技术研发队伍，也无生产厂房的‘空壳公司’，股东为境外公司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
熊杨武如此解释天意电子的由来，“2003年6年，银都新天地将投注终端业务分拆，成立了广东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专注投注终端的研发、生产、推广和服务……贺文是天意电子的早期主要股东，但从未参与过天意电子的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
熊杨武承认，贺文确实是天意电子的股东，而天意电子又在2005年成为了中福在线终端机的独家供应商，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生疑。
王文志质疑的依据是，《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购符合标准的彩票设备和技术服务。按此规定，彩票销售终端机项目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和国内竞争性谈判采购。
不过，事实上，《彩票管理条例》是2009年4月22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从2009年7月1日才开始实施。在2005年并无此类规定。
熊杨武对此解释称，2005年6月29日，中彩在线和天意电子签订了独家供应的合同，“所达成的合作条件，是在当时市场环境下，中彩在线能够获得的最公允、最有利的合作条件。”并称，“协议的签署经过所有董事的一致同意。” “实质是刘婷和贺文的较量”
在拿下中福在线终端机的独家供应合同后，不到一年，天意电子进行了一次资本运作。这次运作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根据王文志报道的爆料，2006年，天意电子的股东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以9.8亿港元的价格在境外将50%的股份（即对应天意公司50%的股份）出售给香港上市公司华彩控股，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股东方保留了另外50%的股份。
王文志在报道中描述，“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除天意公司之外几无其余资产，仅凭一纸中彩在线独家终端机供应商合同，天意公司估值就实现了从800万港元到约19.6亿港元的‘财富传奇’。”
报道中透露，谈判双方主要为中彩在线公司总经理贺文和华彩控股董事局主席刘婷，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收购协议，“贺文以天意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姿态参与谈判。”
熊杨武也对媒体回应了这次股权转让，称：“目前，华彩控股是天意电子的最大股东，贺文仍是天意电子的股东之一。上述情况，中彩中心很多当时人知情、了解。”
不过，这份合作却在十年之后横生变数。
2015年6月，一条名为《中福在线第四代投注终端机研发成功 即将在全国部署》的新闻广为传播。其中提到，“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福在线第四代投注终端机研发成功……使系统安全得到进一步增强，成本大幅降低，预计每台成本不超过11000元，彩民体验得到全面提升。”
报道还称，“经中彩中心同意，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并形成决议，在与东莞天意电子合同2015年6月28日到期后，中彩在线公司将自行生产第四代投注终端机，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
这篇稿件对华彩控股显然不是利好。华彩控股2015年度视频彩票业务的收入为约港币4.347亿元，占集團总收入的68%。服务于中福在线项目的41500台视频彩票终端机是华彩控股的主要收入来源。
华彩控股在随后的2015年6月8日作出澄清公告，指公司于知悉有关新闻后，已即时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及北京中彩在线相关负责人作出询问，相关负责人对有关新闻的发布以及中彩在线公司将自行生产第四代投注终端机，均表示不知情。
“集团澄清，由2014年起与中彩在线公司及其主管单位中彩中心，就中福在线投注终端机续约问题进行磋商，并了解到新的中福在线投注终端机的供应合约，必须按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和流程实施，任何公司都需经过政府采购程序，才能取得投注终端机供应商资格。”
就华彩控股的表态，中彩在线在2015年6月22日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关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投注终端机事项的声明》，对此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回应中称，华彩控股的声明为“不实表述”。
这份回应提到，“我公司分别于2005年6月29日、2012年6月5日就投注终端机合作事项与天意电子签署《合作合同》及《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合作期间截止至2015年6月28日。在上述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间结束后，上述合同关系即告终止。”
“我公司已于2014年11月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自行生产投注终端机，与天意电子的合作期满后不再续约，并已将该决定告知对方。2015年6月5日，我公司针对上述事项以函件形式再次向天意电子做出明确告知，天意电子已收到并予以回复。”
对于是否与华彩控股继续合作，这份回应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我们注意到华彩控股一直在虚构有可能与我公司续约的事实，并可能对市场和相关投资者形成误导。为此，我公司再次重申，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天意电子进行合作。双方讨论的只是合同到期后的善后处理问题，而非华彩控股所称的续约商谈问题，希望各方人士知悉。”
双方的矛盾就此公开化。在贺文被调查消息传出后，《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华彩控股北京办公室，提出就此事进行采访。华彩控股市场部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要向上级请示。”截至发稿前，仍没有收到华彩控股方面的回复。
事件的另一方为华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刘婷。据公开报道，刘婷今年60岁，出生在扬州，20多年前到香港发展。
根据华彩公司官网介绍，华彩于2001年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2004年由互联网金属电子交易业务转型投身中国彩票行业。
华彩是唯一一家为中国福利彩票两个全国性票种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包括长期独家供应视频彩票“中福在线/VLT”的终端设备，以及长期独家供应基诺型彩票“开乐彩/KENO”的系统、游戏和终端设备。
华彩控股2005年7月与中彩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为中福彩中心建立及发展全国第一个适用于中国全国性彩票营运的统一平台，获得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提供“开乐彩/KENO”系统、游戏、终端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独家全国性合约。通过并购持有拥有独家终端机合约的天意电子50%股权，并占董事会控制性席位。
前述知情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贺文和刘婷都有接触和了解，在他看来，整个事件背后，实质是“刘婷和贺文的较量”。
“合同到期之后，终端机的归属和是否续约问题是个导火索，背后是贺文和刘婷的矛盾。”这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分析此前的相关报道甚至充当了二者利益冲突的工具，“后面应该是有人为报道提供弹药进行发难。”
“刘婷的能量可不小。”这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政部为华彩控股特批了江苏手游彩。
手游彩是国家财政部2014年正式批准，由中国体育彩票发行的手机即开游戏彩票，并在江苏省进行试点销售。这是一款可通过智能手机自动完成投注、游戏和兑奖等全过程的新型、互动彩票游戏产品。
2015年5月30日，在有关中彩在线的质疑报道曝光后，“中福在线”法务负责人吴剑飞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当天辞职，并向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胡忠勇发出七个问题，其中五项均直指江苏体彩新近获批的“手游彩”，认为该游戏违背相关法规。
吴剑飞在第五个问题中质问“手游彩”代销商提点批准依据是什么。他自己写道：“北京赛宝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赛宝通）作为手游彩项目的代销商，享受了异常优厚的提取比例。其中赛宝通代销费为销售额的6%（远高于通常的3%，记者备注），华彩控股作为系统供应商获得销售额的3%。华彩控股作为赛宝通的实际控制方直接获得了9%的收益，这在财政部以往对彩票行业的管理过程中前所未有。”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手游彩”背后的相关获益方，正是华彩控股。
而王文志则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据他了解，吴剑飞目前并未从中彩在线离职。
“在中国彩票市场，资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境外资本。”前述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对事件的来龙去脉都有所了解，“里面非常复杂，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对于更多的细节，在贺文调查结果出来前，他不愿透露更多，只表示资本对监管机构也有渗透，可能还会牵扯到其他事情。”
有消息称，贺文是在今年4月28日就被带走。而前述知名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贺文被带走是“协助调查”。
而此前不久，从2月29日到4月29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对民政部进行了专项巡视。
6月6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向民政部党组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其中提及：“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存在问题。”此消息一出，“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
6月初，“中彩在線总经理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披露。消息称，4月底，贺文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妻子武京京也在数天后被带走调查，但具体被哪个部门带走的尚不清楚。
一位了解此案的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贺文确实被带走，带走的原因是“协助调查”。
贺文及中彩在线进入公众视野，是缘于2015年5月《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的一篇报道：《福彩曝黑幕 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
这篇报道揭露：“作为福彩重要票种之一的‘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其独家运营商北京中彩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由名义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悄然转变为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该公司高管被指利用职权隐瞒监管部门向‘关联方’暗存利益输送，涉及金额数十亿元。”
报道之后，曾引发轩然大波，贺文先后到法院起诉《经济参考报》及王文志本人。在贺文被带走的消息传出后，“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是否已经沦为个人利益输送的工具”再次引发关注，舆论期待就此揭开盖子。
而上述知情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案背后“水太浑”，抑或是利益纷争。
一篇报道引发的官司
发表在2015年5月15日《经济参考报》上的这篇文章，成为整个事件的源头。
这篇题为《福彩曝黑幕 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的文章，署名记者为王文志、肖波、张彬。
文章称：“《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通过控制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总经理贺文个人曲线掌控。”
“中彩在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中彩在线公司每年从中福在线项目收取彩票总销量约5%（前三年为6%）的报酬，减去中彩在线付给下家设备供应商的约1.7%，还余约3.3%，自运营以来粗略计算，到2014年底中彩在线已收取了约40亿元的收入，根据股权比例，贺文掌控的公司对应的权益高达20多亿元。”
报道还对中彩在线终端机供应商的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取得项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005年6月，中彩在线规避招投标程序，在总经理贺文的操控下，与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签署合同，该合同规定由天意公司向中彩在线独家供应中福在线项目的终端机，合作报酬为彩票总销量的2%（2012年改为1.7%）。”
这篇两千余字的报道像颗深水炸弹，再次引爆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彩票资金去向不明的担忧和质疑。
2015年5月21日的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又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宫蒲光回应称，有关中国福利彩票被媒体曝出的黑幕问题，此事正在调查，调查结果出来后，将做专项发布。
不久，贺文一纸诉状将《经济参考报》告上法庭。要求该报就“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报道一事向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500万元。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这份起诉书中，原告贺文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认为报道“主观臆断、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以及“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诋毁原告”。
“开庭之后，双方进行了质证，但没有进行法庭辩论。”《经济参考报》的代理律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一方在质证环节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中福在线销售数额的下降。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这份销售数额证明材料中，原告方贺文提出，“从3月23日至报道刊发前的5月15日，中福在线的销售额为66亿5千余万。在报道刊发后，从5月16日至7月8日，中福在线的销售额为62亿3千余万元，销售额下降了4亿多元。”
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文还据此提出，销售额下降给他个人造成的损失是5077947元，“由此提出索赔500万元”。
不过，案件的审理并没有进行下去。在开庭前，王文志向民政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就福彩黑幕的调查结果予以公开。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民政部对王文志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称，“我们正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你所申请的信息暂不存在。”
据此，作为被告方的经济参考报社向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并得到了法院的采纳。
举报信再起风波
没过多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5年7月16日，王文志以个人名义向财政部实名举报“中福在线”彩票严重违规运营，涉及彩票数据管理、中奖管理、投注资金归集等三方面问题。
在举报信中，王文志称，通过对“中福在线”彩票和中彩在线公司历时半年的深入调查，发现被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个人把持的“中福在线”彩票在系统管理、销售数据和中奖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严重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与上一篇公开报道相比，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更有“爆炸性”，列举了中彩在线的三大罪状：“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彩票数据管理，埋下重大隐患”“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中奖管理，隐藏重大风险”“中彩在线公司全面把持投注资金归集，危及资金安全”。
一些指控让人极为震惊，例如，“十余年来，中彩在线公司既负责‘中福在线’系统开发测试和供应，又负责该生产系统的运营管理，集双重角色于一身。本该由中国福彩中心承担的系统管理和数据管理的重大职责，全部假手于贺文实际掌控的中彩在线公司。” “据反映，多年来，不论是福彩中心技术部门，还是市场部门专职管理技术人员，都没有明确对‘中福在线’实施日常管理职责，他们几乎进不了中彩在线公司数据中心机房。如此‘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彩在线公司及其独家运营的‘中福在线’票种，事实上沦为贺文的‘私人领地’。”举报信说。
王文志在举报信中还称，“贺文是盘踞在彩票行业多年的‘彩霸’，其違规经营模式，是国家彩票创办28年来最为荒唐的经营管理范例。”
王文志在举报信被曝光后对媒体表示，他并非“公开举报”。他称，这封信是以快递的形式寄往财政部，因为深感压力巨大，并没有选择公开举报，对于目前该内容的曝光，他自己也感到十分诧异。
曝光的举报信再次让贺文愤怒，他又将王文志本人告上法庭，认为王文志是“以举报之名，行公开侮辱、诽谤原告之实”，要求赔偿100万元。
在贺文的起诉书中，列举了10条理由对举报信中的内容进行否认和驳斥，认为王文志“无中生有”“妄称”“捏造”“中伤原告”等。
不过，王文志的这封举报信很快得到了财政部信访办公室的回复，“我部决定受理，并将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于是，王文志的代理律师王才良和李金平以“财政部已介入涉案举报的调查”为由，再一次申请中止审理，要求待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行审理，得到了法庭的采纳。
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两次起诉中，贺文一方主要提交了两方面证据，一是报道本身和报道被转载的公证书，想证明报道存在并被广泛传播。第二就是中福在线彩票销售额的数据，证明报道出来后销售额下降。
另一位代理律师王才良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今年5月初，案件更换了审理法官。新法官打电话给李金平通知此事，同时还询问了案件是否有进展，希望王文志能询问一下相关部门，调查是否有进展，再给法院方面一个答复。
“在贺文报道出来被带走之前，5月底，王文志说，听说贺文正在被调查，但没有确切消息。”李金平说，他把原话转述给了法官，并建议，“跟对方的代理律师核实一下可能比较清楚。”
几天之后，关于贺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开始大范围转载。
《中国新闻周刊》在向贺文代理律师、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求证贺文的消息时，邱宝昌以“不清楚”作为回应。
变相控股引发质疑
贺文案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强烈质疑，最核心之处在于股权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权争议。
2002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福彩中心），与北京银都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都新天地”）、北京华运中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中兴”）三方共同发起成立中彩在线，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40%、33%和27%，董事长由中国福彩中心委派。
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福彩中心看似是最大股东。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公开的工商信息显示，银都新天地的股东构成为：北京恒益正兴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益正兴”）持股77.8%，贺文持股17.8%，武京京持股3.3%，邵波持股1.1%。华运中兴的股东构成是：北京家和智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家和智业”）持股55.56%，银都新天地持股25.92%，北京和合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8.52%。
而银都新天地的控股股东恒益正兴的股权结构为：贺文持股70%，家和智业持股20%，武京京持股10%。华运中兴的控股股东家和智业的股权结构为：武京京持股80%，贺文持股20%。
层层穿透之后，贺文、武京京夫妇几乎牢牢掌握了中彩在线剩余六成的股份。
股权结构信息全部来自公开可查的工商登记资料，这一点毫无争议，在贺文的两次起诉案中，也并没有就这一点提出疑义。
王文志在报道中，对这种股权结构分析后提出：“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通过控制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总经理贺文个人曲线掌控。”
不过，贺文方面对这种股权结构却另有一番解释。
在报道引发波澜后不久，中彩在线董事之一熊杨武约见媒体，并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在这份说明里，解释公司现有股权结构的原因是：“当时，即开型彩票发行前景并不明确，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中彩中心很难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前景不明的项目中。”
前述知情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也提供了类似说法，“刚开始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因为前期投入比较大，但是前景不太明确。贺文也希望中国福彩中心控股，但福彩中心出于风险考虑，最后占股40%。”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者却对这种股权结构导致的控制权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曾任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李晓鹏认为这是“用混合所有制掏空国有资产的经典案例”，甚至认为“中彩在线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家私营彩票企业，福彩中心只是参股股东”。
而熊杨武给出的说明中，对控制权问题的解释是：“中彩中心一直对中彩在线公司的运营决策具有主导权和实际控制权……中彩中心关于中福在线即开票和中彩在线公司的所有决定，中彩在线公司至今均无条件执行。”
王文志的报道还对贺文由此产生的收益进行了估算，“中彩在线公司每年从中福在线项目收取彩票总销量约5%（前三年为6%）的报酬，减去中彩在线付给下家设备供应商的约1.7%，还余约3.3%，自运营以来粗略计算，到2014年底中彩在线已收取了约40亿元的收入，根据股权比例，贺文掌控的公司对应的权益高达20多亿元。”
报道中提到这一消息来源于“中彩在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王文志代理律师李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贺文的起诉和双方质证中，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质疑。
这种算法大致根据股权比例算得。截至2014年年底，中彩在线公司运营的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收入高达1371亿元，按照3.3%的提取比例，中彩在线从中获得收益为45亿元。 按照四六开的股权比例分配，中彩在线公司的名义控股股东福彩中心仅获得18亿元，而贺文个人控制的银都新天地和华运中兴则获得了27亿元。
甚至有人进一步推算，中福在线2015年的彩票销售收入为450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彩在线公司将获得近15亿元收入，而贺文通过其控制的两家公司则可获得9亿元，每天进账250万元。
不过，前述业内人士却对这种算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按照这个比例算出来，是彩票的发行费。彩票资金的使用，都应该受到严格监管的，包括发行费。这27个亿，是装进贺文腰包里，还是在公司账上？”
而在熊杨武给媒体的说明中，对公司经营状况的解释是，“2007年中彩在线第一次进行股东分红，这时距两家企业投资研发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已有8年之久。”
说明还对公司分红给出了具体数字，“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彩中心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累计获得管理费及分红净收益超过18亿元，两家民营企业累计分红7亿元左右。”
根据中国现行彩票管理体制，彩票资金是一个总体概念，指彩票销售实现后取得的资金，由彩票公益金、返奖奖金和发行经费三部分组成。
按照国家规定，福利彩票资金的分配比例为：网点即开票返奖奖金不低于65%，公益金不低于20%，发行费不高于15%;电脑福利彩票等其他票种返奖奖金不低于50%，公益金不低于35%，发行费不高于15%。
彩票销售额的15%为发行费用。其中，约一半为销售人员的代销费用（各地比例不尽相同，大部分省份为销售额的7%?8%），其余纳入各级财政部门专户管理，用于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日常销售业务所需的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以及对下级机构补助支出。主要包括：彩票的印制、运输、仓储、检验、电脑彩票投注单和热敏纸、广告、宣传、技术开发支持、系统运行维护、专线通讯费、公证费、代销点经费、尾票核销等费用。
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彩票机构业务费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实行分级管理。
按照这种管理方式，中彩在线的收入也应属于彩票机构业务费范畴，按规定应该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不过，王文志却在给财政部的举报信中提出，“中国福彩中心也设有财务处，却无权对‘中福在线’的业务费用实施管理。据反映，由于资金管理失范，中彩在线公司账户常年沉淀着数十亿元左右的发行费和奖池资金等重要彩票资金，贺文利用职权动辄调动数亿元资金，帮助相关领导干部的親属揽储，使其从银行获取巨额利益分成。”
他还举了体彩资金管理的例子作为参照。体彩的资金管理由中国体彩中心财务处负责，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投注资金先上缴市级中心，通过银行归集到省级中心账户，最后进入体彩中心财务处的总归集账户。然后按照固定周期，由体彩中心财务处将应该支付的系统服务费用，分别支付给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体骏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不过，熊杨武否认了这些指责，认为“报道中公布的中彩在线收入是没有扣除成本的业务收入额”。
对于中彩在线业务不受监管的质疑，熊杨武则称，向股东的每一笔分红都需经中彩在线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所以并不存在利益非法流入个人手中的概念。
熊杨武称，在中彩在线提取的5%综合服务费用中，早期要将其中的40%（相当于彩票销售额的2%）支付给天意电子作为终端设备费和维修服务费，近两年该比例降低至1.7%。按这一比例计算，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彩在线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累计获得管理费及分红收益共计超过18亿元，银都新天地和华运中兴累计分红约7亿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彩票问题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对贺文的质疑主要是认为通过变相控股侵吞了国有资产。他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挥舞大棒要把人打死”。
“彩票的管理体制下，不管发行了多少，彩票参与方都会获得发行佣金。除了为了维系这套系统的运转、研发的投入外，发行佣金结余的，应该是股份公司分成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上述学者表示，就此认为贺文侵吞国有资产，他并不赞同，“那我要反问一下，如果福彩中心占股51%，贺文占股49%，按这个比例进行佣金结余的分红，是不是就不算侵吞了呢？”
在他看来，贺文通过众多关联公司，实际上取得了中彩在线的控股地位，这是否违法，是一个矛盾的焦点。在涉及彩票发行的股份制公司中，民营资本控股这个公司是否合法，这是根本问题。控股之后，所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利益可以获取多大？这些都是核心问题。“现在还要看有关方面如何定性。”
贺文其人
从2002年组建中彩在线，一直到2015年被曝光，贺文长期担任中彩在线公司总经理。不过，却极少在媒体露面。
但事实上，他并非无名之辈。“贺文也是个传奇人物。”前述知情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他。
贺文毕业于北大，早期的兜兜转转都与北大的资源分不开，其中最出名的是与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上演了一场分分合合。
这一段历史被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知名作家凌志军详细记录在其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一书中。
王志东的事业，始于1992年成立的北京市海淀区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下称“新天地研究所”），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而当时的创业伙伴，正是其北大校友贺文。
在这个新公司里，贺文任总经理，王志东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个公司成立的最核心产品，就是当时横空出世的中文软件平台“中文之星”。
贺文曾接受过《软件世界》杂志的采访，这篇文章被发表在该杂志1994年的第一期上。贺文在接受采访时说，“新天地是1992年4月份成立的，是一家民办高科技企业，也是方正集团的成员企业。新天地的主要产品，也是第一个产品，就是‘中文之星’。” “中文之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同时支持Windows 3.0和Windows 3.1的中文平台，解决了中文软件和西文软件之间互相兼容的障碍。一时间，中文之星受到业内的广泛追捧。
贺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1992年4月份推出“中文之星”1.0版后不久，就拓开了市场，新天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一年多时间，公司员工已从当初的十多人增加到七十多人。企业注册资金也从15万增加到440万。并且在包头、郑州、合肥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在北京还有两家分公司。
正当公司业务走上快车道时，贺文和王志东却产生了“宫斗”。
凌志军在书中写道：“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
争吵的缘由是：“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
凌志军在书中记述，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
王志东对贺文有过一句评价，“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在两人分道扬镳不久之后，贺文又卷入了北大方正集團的高层争斗。
方正高层变动之频繁，在当时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所罕见。1995年，创业者之一的晏懋洵出局，总工宋再生被撤，张玉峰走上前台，做了集团总裁。
不过，在1996年，正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博的贺文却突然被张玉峰推上了台，成为方正集团总裁。
据不少当时的知情者记录，这一选择遭到了方正创始人王选的极力反对。
不过，贺文的方正总裁职位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三个月后，张玉峰将他撤换。
对于很快又把贺文换掉，张玉峰后来回答：“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验。”
尽管如此，贺文此后的人生轨迹与张玉峰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玉峰在方正集团夺权失利后，和梁万春从方正集团出走，创办了高阳科技。而高阳科技北京总部就设立在北京银都大厦里。
事实上，北京银都大厦是贺文控制的一众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从1992的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开始，公司注册地就位于银都大厦。1996年5月，法人邵波在银都大厦注册了北京方正新天地软件公司，而邵波则持有中彩在线股东之一、银都新天地的股份。
围绕着贺文的“新天地”系，都出自北京银都大厦。不仅如此，被贺文及妻子武京京所控制、占有中彩在线公司股份的众多公司，都源自于银都大厦。
北京银都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银都大厦9层，法人是贺文。北京和合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是银都大厦8层，法人是李海秀。北京家和智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银都大厦9层，法人是武京京。
这三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01年2月14日，2002年9月28日和2002年10月22日。而这一时段，正是贺文彩票生涯的开始。
关联公司成独家供应商
贺文是在什么时间点，因为什么缘由发现了彩票行业的商机，现在已经很难追溯。
中彩在线董事熊杨武曾透露，1999年，贺文组织研发团队，“借鉴国际彩票发行经验，结合我国彩票行业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采用数据大集中模式，自行研发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统一发行的，我国第一套即开型彩票销售系统和相应的游戏品种”，即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的原型。
根据中彩在线官网的介绍，中福在线是一种视频即开型彩票，“突出了彩票娱乐功能，填补了我国彩票市场的一个空白。”
相对于传统彩票，这种视频彩票的特点是即开即兑、无纸化、视频互动，同时不像电脑彩票那样分散销售，而是采用销售大厅形式集中联网销售。
对于这种彩票种类，彩票终端机是最重要的工具，而这也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
王文志的报道中披露：“2005年6月，中彩在线规避招投标程序，在总经理贺文的操控下，与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签署合同，该合同规定由天意公司向中彩在线独家供应中福在线项目的终端机，合作报酬为彩票总销量的2%（2012年改为1.7%）。
颇为诡异的是，在2005年，被中彩在线授予独家终端机供应商的天意公司只是一家注册资本800万港元，10余名员工，既无技术研发队伍，也无生产厂房的‘空壳公司’，股东为境外公司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
熊杨武如此解释天意电子的由来，“2003年6年，银都新天地将投注终端业务分拆，成立了广东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专注投注终端的研发、生产、推广和服务……贺文是天意电子的早期主要股东，但从未参与过天意电子的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
熊杨武承认，贺文确实是天意电子的股东，而天意电子又在2005年成为了中福在线终端机的独家供应商，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生疑。
王文志质疑的依据是，《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购符合标准的彩票设备和技术服务。按此规定，彩票销售终端机项目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和国内竞争性谈判采购。
不过，事实上，《彩票管理条例》是2009年4月22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从2009年7月1日才开始实施。在2005年并无此类规定。
熊杨武对此解释称，2005年6月29日，中彩在线和天意电子签订了独家供应的合同，“所达成的合作条件，是在当时市场环境下，中彩在线能够获得的最公允、最有利的合作条件。”并称，“协议的签署经过所有董事的一致同意。” “实质是刘婷和贺文的较量”
在拿下中福在线终端机的独家供应合同后，不到一年，天意电子进行了一次资本运作。这次运作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根据王文志报道的爆料，2006年，天意电子的股东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以9.8亿港元的价格在境外将50%的股份（即对应天意公司50%的股份）出售给香港上市公司华彩控股，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股东方保留了另外50%的股份。
王文志在报道中描述，“Toward Plan Investment Ltd除天意公司之外几无其余资产，仅凭一纸中彩在线独家终端机供应商合同，天意公司估值就实现了从800万港元到约19.6亿港元的‘财富传奇’。”
报道中透露，谈判双方主要为中彩在线公司总经理贺文和华彩控股董事局主席刘婷，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收购协议，“贺文以天意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姿态参与谈判。”
熊杨武也对媒体回应了这次股权转让，称：“目前，华彩控股是天意电子的最大股东，贺文仍是天意电子的股东之一。上述情况，中彩中心很多当时人知情、了解。”
不过，这份合作却在十年之后横生变数。
2015年6月，一条名为《中福在线第四代投注终端机研发成功 即将在全国部署》的新闻广为传播。其中提到，“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福在线第四代投注终端机研发成功……使系统安全得到进一步增强，成本大幅降低，预计每台成本不超过11000元，彩民体验得到全面提升。”
报道还称，“经中彩中心同意，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并形成决议，在与东莞天意电子合同2015年6月28日到期后，中彩在线公司将自行生产第四代投注终端机，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
这篇稿件对华彩控股显然不是利好。华彩控股2015年度视频彩票业务的收入为约港币4.347亿元，占集團总收入的68%。服务于中福在线项目的41500台视频彩票终端机是华彩控股的主要收入来源。
华彩控股在随后的2015年6月8日作出澄清公告，指公司于知悉有关新闻后，已即时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及北京中彩在线相关负责人作出询问，相关负责人对有关新闻的发布以及中彩在线公司将自行生产第四代投注终端机，均表示不知情。
“集团澄清，由2014年起与中彩在线公司及其主管单位中彩中心，就中福在线投注终端机续约问题进行磋商，并了解到新的中福在线投注终端机的供应合约，必须按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和流程实施，任何公司都需经过政府采购程序，才能取得投注终端机供应商资格。”
就华彩控股的表态，中彩在线在2015年6月22日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关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投注终端机事项的声明》，对此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回应中称，华彩控股的声明为“不实表述”。
这份回应提到，“我公司分别于2005年6月29日、2012年6月5日就投注终端机合作事项与天意电子签署《合作合同》及《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合作期间截止至2015年6月28日。在上述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间结束后，上述合同关系即告终止。”
“我公司已于2014年11月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自行生产投注终端机，与天意电子的合作期满后不再续约，并已将该决定告知对方。2015年6月5日，我公司针对上述事项以函件形式再次向天意电子做出明确告知，天意电子已收到并予以回复。”
对于是否与华彩控股继续合作，这份回应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我们注意到华彩控股一直在虚构有可能与我公司续约的事实，并可能对市场和相关投资者形成误导。为此，我公司再次重申，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天意电子进行合作。双方讨论的只是合同到期后的善后处理问题，而非华彩控股所称的续约商谈问题，希望各方人士知悉。”
双方的矛盾就此公开化。在贺文被调查消息传出后，《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华彩控股北京办公室，提出就此事进行采访。华彩控股市场部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要向上级请示。”截至发稿前，仍没有收到华彩控股方面的回复。
事件的另一方为华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刘婷。据公开报道，刘婷今年60岁，出生在扬州，20多年前到香港发展。
根据华彩公司官网介绍，华彩于2001年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2004年由互联网金属电子交易业务转型投身中国彩票行业。
华彩是唯一一家为中国福利彩票两个全国性票种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包括长期独家供应视频彩票“中福在线/VLT”的终端设备，以及长期独家供应基诺型彩票“开乐彩/KENO”的系统、游戏和终端设备。
华彩控股2005年7月与中彩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为中福彩中心建立及发展全国第一个适用于中国全国性彩票营运的统一平台，获得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提供“开乐彩/KENO”系统、游戏、终端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独家全国性合约。通过并购持有拥有独家终端机合约的天意电子50%股权，并占董事会控制性席位。
前述知情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贺文和刘婷都有接触和了解，在他看来，整个事件背后，实质是“刘婷和贺文的较量”。
“合同到期之后，终端机的归属和是否续约问题是个导火索，背后是贺文和刘婷的矛盾。”这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分析此前的相关报道甚至充当了二者利益冲突的工具，“后面应该是有人为报道提供弹药进行发难。”
“刘婷的能量可不小。”这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政部为华彩控股特批了江苏手游彩。
手游彩是国家财政部2014年正式批准，由中国体育彩票发行的手机即开游戏彩票，并在江苏省进行试点销售。这是一款可通过智能手机自动完成投注、游戏和兑奖等全过程的新型、互动彩票游戏产品。
2015年5月30日，在有关中彩在线的质疑报道曝光后，“中福在线”法务负责人吴剑飞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当天辞职，并向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胡忠勇发出七个问题，其中五项均直指江苏体彩新近获批的“手游彩”，认为该游戏违背相关法规。
吴剑飞在第五个问题中质问“手游彩”代销商提点批准依据是什么。他自己写道：“北京赛宝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赛宝通）作为手游彩项目的代销商，享受了异常优厚的提取比例。其中赛宝通代销费为销售额的6%（远高于通常的3%，记者备注），华彩控股作为系统供应商获得销售额的3%。华彩控股作为赛宝通的实际控制方直接获得了9%的收益，这在财政部以往对彩票行业的管理过程中前所未有。”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手游彩”背后的相关获益方，正是华彩控股。
而王文志则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据他了解，吴剑飞目前并未从中彩在线离职。
“在中国彩票市场，资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境外资本。”前述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对事件的来龙去脉都有所了解，“里面非常复杂，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对于更多的细节，在贺文调查结果出来前，他不愿透露更多，只表示资本对监管机构也有渗透，可能还会牵扯到其他事情。”
有消息称，贺文是在今年4月28日就被带走。而前述知名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贺文被带走是“协助调查”。
而此前不久，从2月29日到4月29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对民政部进行了专项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