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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金融挑战首先就是货币政策，既要照顾到适度的经济增长，又要控制好通胀。所以，今年货币政策的任务不轻松。
不久前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提出了2013年度货币政策的八项任务。其中，“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被放在了首位。这意味着，新的一年里，央行在政策的运用和把控方面，将在“稳健”的格调下，继续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应对今年经济环境的内在要求。
尽管2013年货币政策主基调依然以稳健为主，但与2012年相较， 今年货币政策环境已经产生新的变量，货币政策需要尽快培育适应新的货币投放机制的货币调控工具。
在风险释放加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宽松，以减轻调整可能带来的过大震荡。但如果经济复苏带动通胀快速反弹，又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足够的紧缩力度，及时收回市场上的过剩流动性。
货币投放机制已转向内需主导型
我国货币投放机制已发生变化，从输入主导型货币投放转向内需主导型。汇率制度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特征的重要因素。随着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质的变化。具体来看，2003年-2009年，外汇占款增加几乎是我国基础货币唯一的投放渠道，外汇占款增量/基础货币增加量均超过1，2005年更是达到3.24倍的水平。我国除了用央票回收过量的基础货币投放外，还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冻结市场上的基础货币，降低这些高能货币的货币创造能力。2010年开始，该比值开始小于1，我国开始投放历史上回收和冻结的基础货币。2012年前11个月，外汇占款仅增加2815亿元，占当年同期新增基础货币的27%，央票余额也降至1.58万亿元。这种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增加银行体系外的存款来源，银行的存贷比趋于恶化，制约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银行不得不加大非信贷资产扩张的力度，趋向表内多元化。货币调控需关注银行行为的可能变化。
市场型的融资能否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市场型的融资比重快速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不同市场加速融合，我国金融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增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2012年底已降到52.1%的历史低位。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占比快速上升，从2011年底的11.7%进一步上升到2012年底的16.3%。各类资产管理业务迅速膨胀。非银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突破7万亿元。小贷、担保公司、典当、P2P、票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虽然非金融企业的股票融资占比从2011年底的3.4%下降到2012年底的1.6%，但非金融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之和占比却持续上升，从2011年底的14%升到2012年底的15.9%。
市场型的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重要性快速上升。央行的数量调控工具的有效性下降，但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却并不顺畅，价格型调控工具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培育。
市场融资能否为民营企业经济注入活力？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2012年的贷款、货币供应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都相对宽松，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更加突出。相对市场型融资不那么发达时期，大量企业在流动性困难时期，可以从社会获得高成本资金，表现为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和调整较为缓慢。
另外，地方政府（城投债等）、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巨大，挤占了中小企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2012年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2.25万亿元，但新发行的城投债就达到1.25万亿元。2012年三季度，信托资产投向基础设施的比重就达到23%，达1.39万亿元。在公开和非公开发行的3.67万亿元主要信用债券中，国有企业发行总额达3.38万亿元。在贷款规模、存贷比和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受限，议价能力提高，贷款上浮比例提高。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实现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需要多个部门共同配合，需要深层次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与银行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行为主体从事的某种程度上两个互相有矛盾的事务。在实施整体货币政策抵御外来的风险的同时，有必要从结构和体制上给予民营经济在货币上的安排。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金融风险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而民间金融最多就是以几十亿、百亿的规模，服务的却是几亿农民和几亿中小民营企业。无论从社会影响来看，还是从实际呆坏账带来损失的角度来看，数量级完全不一样。应进一步放大民间金融空间，减少对金融行业过度管制；另外，还应把很多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让他们退出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领域，这是问题的根本之一了，如果这一块不改变的话，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里还存在，他们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经济的调整的障碍。
需要寻找新的有效资金需求
实体经济的内在趋势和杠杆率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发生变化，表现为结构性（非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24%以上，但2012年却下降到20%左右，特别是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与此相关，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不断下降，2012年底已降至18%左右，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更是连续两个月出现净减少。从2013年度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资金约束，房地产投资增速则存在趋势性下降压力。我国需要寻找新的有效资金需求。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快速提升，在经济内生动力尚未有效培育起来之前，负债扩张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加杠杆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间有限，但风险加大。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债务（银行贷款+信用债+未贴现商业票据）占GDP的比重超过114%，如果考虑应收账款，则比重超过130.8%。人行监测的5000家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底的58.29%，持续上升到2012年6月的61.6%，上升了3.3个百分点，突破了2001年-2007年期间较为稳定的57%-59%的区间。
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增长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一届政府货币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最直接的表现。
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今年下半年将出台，信贷等融资政策支持将是重要内容，相关部门在有关会议上已经着手部署。在去年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提出，未来要着力强化小企业金融服务。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利于扩大就业、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商业可持续的小微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继续深化差别监管，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同时推动加大财政税收扶持力度，力争小企业贷款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指出，未来信贷结构的微调很可能会发生，“定向宽松”应是下半年货币政策的看点。
不久前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提出了2013年度货币政策的八项任务。其中，“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被放在了首位。这意味着，新的一年里，央行在政策的运用和把控方面，将在“稳健”的格调下，继续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应对今年经济环境的内在要求。
尽管2013年货币政策主基调依然以稳健为主，但与2012年相较， 今年货币政策环境已经产生新的变量，货币政策需要尽快培育适应新的货币投放机制的货币调控工具。
在风险释放加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宽松，以减轻调整可能带来的过大震荡。但如果经济复苏带动通胀快速反弹，又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足够的紧缩力度，及时收回市场上的过剩流动性。
货币投放机制已转向内需主导型
我国货币投放机制已发生变化，从输入主导型货币投放转向内需主导型。汇率制度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特征的重要因素。随着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质的变化。具体来看，2003年-2009年，外汇占款增加几乎是我国基础货币唯一的投放渠道，外汇占款增量/基础货币增加量均超过1，2005年更是达到3.24倍的水平。我国除了用央票回收过量的基础货币投放外，还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冻结市场上的基础货币，降低这些高能货币的货币创造能力。2010年开始，该比值开始小于1，我国开始投放历史上回收和冻结的基础货币。2012年前11个月，外汇占款仅增加2815亿元，占当年同期新增基础货币的27%，央票余额也降至1.58万亿元。这种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增加银行体系外的存款来源，银行的存贷比趋于恶化，制约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银行不得不加大非信贷资产扩张的力度，趋向表内多元化。货币调控需关注银行行为的可能变化。
市场型的融资能否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市场型的融资比重快速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不同市场加速融合，我国金融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增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2012年底已降到52.1%的历史低位。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占比快速上升，从2011年底的11.7%进一步上升到2012年底的16.3%。各类资产管理业务迅速膨胀。非银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突破7万亿元。小贷、担保公司、典当、P2P、票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虽然非金融企业的股票融资占比从2011年底的3.4%下降到2012年底的1.6%，但非金融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之和占比却持续上升，从2011年底的14%升到2012年底的15.9%。
市场型的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重要性快速上升。央行的数量调控工具的有效性下降，但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却并不顺畅，价格型调控工具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培育。
市场融资能否为民营企业经济注入活力？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2012年的贷款、货币供应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都相对宽松，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更加突出。相对市场型融资不那么发达时期，大量企业在流动性困难时期，可以从社会获得高成本资金，表现为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和调整较为缓慢。
另外，地方政府（城投债等）、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巨大，挤占了中小企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2012年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2.25万亿元，但新发行的城投债就达到1.25万亿元。2012年三季度，信托资产投向基础设施的比重就达到23%，达1.39万亿元。在公开和非公开发行的3.67万亿元主要信用债券中，国有企业发行总额达3.38万亿元。在贷款规模、存贷比和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受限，议价能力提高，贷款上浮比例提高。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实现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需要多个部门共同配合，需要深层次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与银行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行为主体从事的某种程度上两个互相有矛盾的事务。在实施整体货币政策抵御外来的风险的同时，有必要从结构和体制上给予民营经济在货币上的安排。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金融风险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而民间金融最多就是以几十亿、百亿的规模，服务的却是几亿农民和几亿中小民营企业。无论从社会影响来看，还是从实际呆坏账带来损失的角度来看，数量级完全不一样。应进一步放大民间金融空间，减少对金融行业过度管制；另外，还应把很多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让他们退出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领域，这是问题的根本之一了，如果这一块不改变的话，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里还存在，他们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经济的调整的障碍。
需要寻找新的有效资金需求
实体经济的内在趋势和杠杆率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发生变化，表现为结构性（非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24%以上，但2012年却下降到20%左右，特别是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与此相关，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不断下降，2012年底已降至18%左右，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更是连续两个月出现净减少。从2013年度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资金约束，房地产投资增速则存在趋势性下降压力。我国需要寻找新的有效资金需求。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快速提升，在经济内生动力尚未有效培育起来之前，负债扩张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加杠杆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间有限，但风险加大。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债务（银行贷款+信用债+未贴现商业票据）占GDP的比重超过114%，如果考虑应收账款，则比重超过130.8%。人行监测的5000家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底的58.29%，持续上升到2012年6月的61.6%，上升了3.3个百分点，突破了2001年-2007年期间较为稳定的57%-59%的区间。
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增长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一届政府货币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最直接的表现。
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今年下半年将出台，信贷等融资政策支持将是重要内容，相关部门在有关会议上已经着手部署。在去年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提出，未来要着力强化小企业金融服务。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利于扩大就业、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商业可持续的小微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继续深化差别监管，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同时推动加大财政税收扶持力度，力争小企业贷款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指出，未来信贷结构的微调很可能会发生，“定向宽松”应是下半年货币政策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