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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方面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把握？对此，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仇保兴：降大城市杠杆，去三四线城市库存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房地产健康发展方面涉及得比较多，共有5个方面。
第一，找准了问题。当前房地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风险，炒房比较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仇保兴强调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准了。
第二，明确了定位。房地产的调控应该服务于防控资产性泡沫，而不是用来稳增长、保增长的，要通过削减房地产泡沫来消除风险点。
第三，提出了原则。既要遏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大起大落；既要降低大城市的房地产杠杆，又要关注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以往我们对房地产泡沫一般采取3种态度，一是放任不管，让市场去调节；二是赶快止住，让房地产价格回落到老百姓买得起的水平；三是抓住机会，逐步烫平，让房价收入比在若干年后恢复正常。”在仇保興看来，第三种方法是最切实可行的。
第四，落实了责任。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分化非常严重，大起大落的成因也非常复杂，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利益密切相关，解铃仍须系铃人，必须由地方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否则只能隔靴搔痒。
第五，交代了办法。一方面，中央出台符合国情的、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遏制泡沫产生。同时要区别对待，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地方，增加土地供给，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刀切——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停止供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泡沫都是在特大城市积累的”；多渠道解决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问题，加快骨干交通建设，提高教育、卫生、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水平。
许善达：公共服务要均衡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这是第一次提到‘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住房国情是什么？”在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公共服务不均衡：越是上级政府，集中的财政资源就越多；越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越好。人们的收入一旦增加，就要到公共服务好的上级城市生活。“为什么要在北京买房子，因为老人可以更好地看病，小孩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做生意的环境也比小城市、县城要好得多。这是人之常情。”
与中国相比，欧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城市的分布也星罗棋布。“我去过很多大公司，总部都不在首都、大城市，可口可乐的总部就在一个镇上。”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必须要符合这个国情。“为什么2015年提去库存时没有分一二三四线城市，这次就分了？因为一二线城市并没有那么多库存要去，甚至还不够，还要增加土地供给。”
在房地产税方面，许善达也建议要符合中国国情。“很多人要拷贝外国的房地产税，全国人大曾经请北大一个机构搜集了很多国家的房地产税法律文本，翻译过来一看，都是土地私有制的，而我国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对国有土地征收财产税，在法理上是相悖的。”他认为，房地产税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
陈文玲：“三减”振兴实体经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文玲认为，振兴实体经济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水中月镜中花，像一匹脱疆野马，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使整个经济走向脱实向虚。振兴实体经济，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她看来，实体经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税负重，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总税负占商业利润的68%，在全球190个经济体里，位列十二。二是成本高，劳动力成本、土壤成本、水电气暖成本、资源成本都在上升。三是融资难，企业债务高企。四是新旧实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旧的实体经济遭到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实体经济再造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挑战，应该怎么办？陈文玲认为要做到“三减”。
第一，减税。特朗普曾表示，要把美国的企业税收从35%减到15%，这将导致资本、产业、财富向美国回流、集聚，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她呼吁，“减税，要实实在在地减，要整体设计”。
第二，减压。我国企业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费等，政府要适当承担，给企业减压。
第三，减债。如果企业发展处于上升趋势时，特别是有市场的企业，负有部分债务是可以的，不要把它们都变成“僵尸企业”，可以挂账停息，注入资本，让其活起来。
迟京东：既要淘汰落后产能，又要遏制无序新增产能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表示，2016年钢铁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前11个月全国粗钢产量7.48亿吨，同比增长1.1%；出口钢材1亿吨，同比下降1%；进口钢材1200万吨，同比增长3.6%；国内粗钢角钢消费6.45亿吨，同比增长1.5%。1-10月份，钢铁行业利润达到286.66亿，由2015年的全行业亏损变为全行业盈利。
迟京东预测，2017年钢铁需求将保持平稳运行，国内钢材消费将与2016年持平。但同时他也提醒，钢铁供大于求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燃料价格在大涨、企业持续盈利难以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如果2017年完成不了任务，钢铁行业的关键发展期就有可能失去。
他认为，保持平稳运行，避免大起大落是钢铁行业的关键。“2016年效益最好的是5月份，全行业利润达80多个亿，但到了10月份，钢材价格涨上去了，利润却只有28个亿了。事实证明，提价不一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因为随着钢材价格的上涨，铁矿石价格也上涨得非常迅猛，从一吨50多美元涨到80多美元，利润都被矿山公司拿去了。”
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这是钢铁行业有序发展、规范经营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重大举措。迟京东表示，效益好转后，企业在原有的发展思维惯性下，规模扩张的欲望仍然存在，落后产能也在死灰复燃，这都将给化解过剩产能带来障碍，必须坚决遏制无序新增钢铁产能，否则会让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大打折扣。
宗良：市场化、法治化、合理化去杠杆
为什么要去杠杆？不去行不行？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去杠杆是化解金融风险和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
去杠杆的主要难点和障碍在哪里？“一方面关系复杂，不是说降就能降的。”宗良举例道，“如果政府杠杆降多了，又要地方土地收入上去，房地产就会又火起来，企业资金也会流向这个行业，社会资金肯定会向虚。”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利，不能随便“去”。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平稳，但与过去相比还是呈现了一定的下行，又与去产能交织在一起，如果杠杆去得、降得不合理，就容易把本来不是不良的，给弄成不良的。
此外，内在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内在激励约束机制实际就是公司治理机制，“有的企业可能趁机惦记，能不能像当年那样把欠的钱给还了，一旦如此就助长了道德风险，要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处理。”
要怎么去？宗良认为应该关注4点。第一点，采取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一部分债继续留下来，一部分将来可在适当的时候转成股份，根据不同的债务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第二点，降杠杆与转杠杆有机结合。如果企业的杠杆过高，而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相对较低，就要适度地控制杠杆水平，而不是简单地降总杠杆率。个人杠杆可以适当加一点，政府也可以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加一些，把降转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短期来看，是控制债务水平；从长远来讲，是稳步推动杠杆率的持续下降。
第三点，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适当扩大需求，我国的存款较多，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消费增长动力。
第四点，加强股权融资，完善企业的治理和经营机制。这意味着在新的时期，股市需要通过改革取得发展，出现一定的转机，这样才能取得效果。期待未来通过降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仇保兴：降大城市杠杆，去三四线城市库存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房地产健康发展方面涉及得比较多，共有5个方面。
第一，找准了问题。当前房地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风险，炒房比较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仇保兴强调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准了。
第二，明确了定位。房地产的调控应该服务于防控资产性泡沫，而不是用来稳增长、保增长的，要通过削减房地产泡沫来消除风险点。
第三，提出了原则。既要遏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大起大落；既要降低大城市的房地产杠杆，又要关注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以往我们对房地产泡沫一般采取3种态度，一是放任不管，让市场去调节；二是赶快止住，让房地产价格回落到老百姓买得起的水平；三是抓住机会，逐步烫平，让房价收入比在若干年后恢复正常。”在仇保興看来，第三种方法是最切实可行的。
第四，落实了责任。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分化非常严重，大起大落的成因也非常复杂，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利益密切相关，解铃仍须系铃人，必须由地方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否则只能隔靴搔痒。
第五，交代了办法。一方面，中央出台符合国情的、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遏制泡沫产生。同时要区别对待，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地方，增加土地供给，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刀切——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停止供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泡沫都是在特大城市积累的”；多渠道解决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问题，加快骨干交通建设，提高教育、卫生、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水平。
许善达：公共服务要均衡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这是第一次提到‘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住房国情是什么？”在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公共服务不均衡：越是上级政府，集中的财政资源就越多；越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越好。人们的收入一旦增加，就要到公共服务好的上级城市生活。“为什么要在北京买房子，因为老人可以更好地看病，小孩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做生意的环境也比小城市、县城要好得多。这是人之常情。”
与中国相比，欧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城市的分布也星罗棋布。“我去过很多大公司，总部都不在首都、大城市，可口可乐的总部就在一个镇上。”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必须要符合这个国情。“为什么2015年提去库存时没有分一二三四线城市，这次就分了？因为一二线城市并没有那么多库存要去，甚至还不够，还要增加土地供给。”
在房地产税方面，许善达也建议要符合中国国情。“很多人要拷贝外国的房地产税，全国人大曾经请北大一个机构搜集了很多国家的房地产税法律文本，翻译过来一看，都是土地私有制的，而我国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对国有土地征收财产税，在法理上是相悖的。”他认为，房地产税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
陈文玲：“三减”振兴实体经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文玲认为，振兴实体经济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水中月镜中花，像一匹脱疆野马，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使整个经济走向脱实向虚。振兴实体经济，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她看来，实体经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税负重，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总税负占商业利润的68%，在全球190个经济体里，位列十二。二是成本高，劳动力成本、土壤成本、水电气暖成本、资源成本都在上升。三是融资难，企业债务高企。四是新旧实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旧的实体经济遭到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实体经济再造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挑战，应该怎么办？陈文玲认为要做到“三减”。
第一，减税。特朗普曾表示，要把美国的企业税收从35%减到15%，这将导致资本、产业、财富向美国回流、集聚，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她呼吁，“减税，要实实在在地减，要整体设计”。
第二，减压。我国企业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费等，政府要适当承担，给企业减压。
第三，减债。如果企业发展处于上升趋势时，特别是有市场的企业，负有部分债务是可以的，不要把它们都变成“僵尸企业”，可以挂账停息，注入资本，让其活起来。
迟京东：既要淘汰落后产能，又要遏制无序新增产能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表示，2016年钢铁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前11个月全国粗钢产量7.48亿吨，同比增长1.1%；出口钢材1亿吨，同比下降1%；进口钢材1200万吨，同比增长3.6%；国内粗钢角钢消费6.45亿吨，同比增长1.5%。1-10月份，钢铁行业利润达到286.66亿，由2015年的全行业亏损变为全行业盈利。
迟京东预测，2017年钢铁需求将保持平稳运行，国内钢材消费将与2016年持平。但同时他也提醒，钢铁供大于求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燃料价格在大涨、企业持续盈利难以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如果2017年完成不了任务，钢铁行业的关键发展期就有可能失去。
他认为，保持平稳运行，避免大起大落是钢铁行业的关键。“2016年效益最好的是5月份，全行业利润达80多个亿，但到了10月份，钢材价格涨上去了，利润却只有28个亿了。事实证明，提价不一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因为随着钢材价格的上涨，铁矿石价格也上涨得非常迅猛，从一吨50多美元涨到80多美元，利润都被矿山公司拿去了。”
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这是钢铁行业有序发展、规范经营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重大举措。迟京东表示，效益好转后，企业在原有的发展思维惯性下，规模扩张的欲望仍然存在，落后产能也在死灰复燃，这都将给化解过剩产能带来障碍，必须坚决遏制无序新增钢铁产能，否则会让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大打折扣。
宗良：市场化、法治化、合理化去杠杆
为什么要去杠杆？不去行不行？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去杠杆是化解金融风险和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
去杠杆的主要难点和障碍在哪里？“一方面关系复杂，不是说降就能降的。”宗良举例道，“如果政府杠杆降多了，又要地方土地收入上去，房地产就会又火起来，企业资金也会流向这个行业，社会资金肯定会向虚。”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利，不能随便“去”。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平稳，但与过去相比还是呈现了一定的下行，又与去产能交织在一起，如果杠杆去得、降得不合理，就容易把本来不是不良的，给弄成不良的。
此外，内在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内在激励约束机制实际就是公司治理机制，“有的企业可能趁机惦记，能不能像当年那样把欠的钱给还了，一旦如此就助长了道德风险，要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处理。”
要怎么去？宗良认为应该关注4点。第一点，采取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一部分债继续留下来，一部分将来可在适当的时候转成股份，根据不同的债务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第二点，降杠杆与转杠杆有机结合。如果企业的杠杆过高，而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相对较低，就要适度地控制杠杆水平，而不是简单地降总杠杆率。个人杠杆可以适当加一点，政府也可以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加一些，把降转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短期来看，是控制债务水平；从长远来讲，是稳步推动杠杆率的持续下降。
第三点，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适当扩大需求，我国的存款较多，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消费增长动力。
第四点，加强股权融资，完善企业的治理和经营机制。这意味着在新的时期，股市需要通过改革取得发展，出现一定的转机，这样才能取得效果。期待未来通过降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