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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财长姆博韦尼自2019年就任之后，每年出席预算审查的时候，都把一盆芦荟放在讲台上。这是南非很常见的一种多肉植物，特别适应少雨的环境。姆博韦尼意在期勉南非经济顽强而耐旱，在疫情肆虐之后更是如此。
很多人喜欢多肉植物，但未必知道南非是全球最大的多肉植物原产地。全世界约1万种多肉植物，大概有一半来自南非，其中又有很大部分来自南非西海岸的干旱地带。这块半沙漠区域，自古被当地原住民桑族人称作“卡鲁”地区，现在因为盛产多肉植物就干脆被称作“多肉卡鲁”。
南非盛产多肉植物，但是商业栽培并不发达，当地人只能被雇做廉价的采掘工作。卡鲁地区对世界各地的植物商贩来说，只是个盗采多肉植物的宝地，包括疫情期间也有不少案例。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坐拥天然资源却无法真正惠及大众的现象。
普通平民的社会正义
去年10月以来，南非新冠变种病毒的传染力与致死率，比普通新冠病毒有所增加，而且会降低部分疫苗的免疫效果，引发全球各地的恐惧。多国相继宣布禁止从南非起飞的航班入境。
变种病毒可能与南非贫民窟的防疫难题有关，因为棚屋的环境使得人们大多数时间必须出门活动，如此不受控制的群聚传播环境，就等于给予病毒更多的变异机会。
南非是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社会贫富两极的发展，也造成南非疫苗分配的病态现象。南非的富足让它不符合国际疫苗援助的标准，而贫穷也让它负担不起高价位疫苗。其国内研发或生产疫苗的计划迟迟不上路，而大众施打疫苗的效率也非常低。
去年年底，74岁的著名女性土改活动家恩古巴内不幸因新冠逝世。当时她的儿子确诊新冠、病情危急，意识到老母亲可能也已感染的他请求医疗人员前往母亲住所查看，结果防疫单位始终没有做出反应。时隔多日他出院后，才发现恩古巴内已经在家中过世。这一悲剧事件暴露出相关机构的颟顸无能，而南非最著名的土改推动者之一竟如此离开人世。
恩古巴内一直在南非東部的祖鲁地区生活。法律规定，祖鲁族地区的土地都归祖鲁王的“狮子信托基金”所有。近年来，许多农民发现信托公司突然开始向他们收租金，被威胁不缴纳就会被“开除祖鲁籍”。恩古巴内直到过世前不久，都在为这些农民争取权利，而她创立的“乡村女性运动”也争取让女性农民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可以独立于父权掌控生活。
南非的富足让它不符合国际疫苗援助的标准，而贫穷也让它负担不起高价位疫苗。
土改活动家无声无息地病逝，是南非改革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种族隔离政策早已被废除，但只占南非人口9%的白人直到今天，还拥有全国约70%的农业土地。无地的黑人农民，靠什么摆脱贫穷？
那么，强制没收白人的土地可取吗？即便可以找到法理依据，欠缺技术资源的黑人农民，又能否有效维持南非的农业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南非邻国津巴布韦，2000年推行土地改革，从白人手上夺回土地分给当地人，却令农作物产量大减，经济元气大伤，教训深刻。
虽然南非还有很多白人农场主，但更多的白人中产人士已经无奈离开这个犯罪率高涨的国家，去澳大利亚等国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比如，南非每年流失数以千计优秀师资，他们主要前往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工作。南非在其他产业，亦流失超过1万名技术性劳工，包括采矿业精英人才。
南非经济权力的最初转移，其实是始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晚期。
在南非的矿场，当白人管理者被赶走后，黑人工资短期内大幅度上升，甚至翻倍，这导致开采和加工成本大幅上升。当75%的矿场都陷入亏损，南非的黄金产量比1980年下降八成以上，也就不奇怪了。
上层阶级的成功故事
其实，从开头提到的多肉产业，就可以看出南非经济的困难在哪里：要出口多肉盆栽赚取利润，需要熟悉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能够筹募足够资金，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瞄准市场需求，还要跟国外的生产者竞争。这些对于发达国家的花卉企业不是难事，对南非的贫穷民众来说则是天方夜谭。
南非的资源不管是掌控在白人、祖鲁领袖，还是黑人新富阶层手中，反映出的都是严重的不平等将多数国民排除在丰富的国家资源之外。有时这些精英根本就已结盟，例如白人政权与祖鲁王的关系就挺不错，而黑人前总统祖马的3名家人，都曾在从印度移民南非后暴富的古普塔家族的企业任职。
新政府基于意识形态和裙带利益，把商业机会与企业岗位私相授受，这也有害于黑人企业家的积极性。包括去年年初以99岁之龄过世的南非“黑人商业之父”马蓬亚（Richard Maponya），也多次批评政策有害于企业家培养主动性。
马蓬亚早年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隔离社区，克服各种阻碍经营业务。当他开设的第一间衣物商店遭到白人当局禁止，曼德拉等活动家为他提供了法律支援，他也开始参与黑人运动。他回忆从白人企业辞职时，曾发誓自己从此不再替白人工作。到了晚年，他被尊称为“黑人商业之父”，广受南非各界尊崇。
然而，南非经济权力的最初转移，其实是始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晚期。当时南非经济深陷衰退，黑人运动日益壮大，白人政权惶惶不安，白人企业家就已开始跟黑人运动领导层私下谈判，使得经营权逐步转移到黑人企业家手中。这条历史道路不仅滋生了腐败，也并未让大多数的黑人平民获得经济利益。
曼德拉在1994年执政时，正是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进程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他也放弃探索社会主义模式，不再继承原有的国有经济体系，南非因此没有机会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提升底层黑人的经济、社会、教育基础。而黑人运动的一些领导者，則顺着政治渠道进入商界发展，这些新富的企业家越来越熟稔金钱与权力的VIP圈层，普通平民则只是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弃民。
新冠会将南非带向哪里？
深受社会不平等制约的南非，从2020年3月遭遇新冠冲击至今，已被病毒夺走超过5万人的生命。有专家估计，真正的死亡人数达到10万人。根据统计，南非去年经济萎缩了7%，人均GDP与就业率也需要相当时间来恢复。当然，南非肯定会逐渐走出疫情，但是否走得出疫情的后遗症？
南非媒体上的乐观言论不少，总统拉马福萨也期待南非走出新冠后能扭转乾坤，如同国花“帝王花”的枝叶被野火烧毁后总是由根部重生，在灾难中抖擞精神。他自就任以来，确实重点推动土改及反腐，可是目前距离扭转庞大的不平等结构还很漫长，疫情的冲击使政府握有的筹码更少了。
南非GDP排在世界30多名，在非洲落后于尼日利亚，却代表非洲占有了G20一席之地，说明其经济长期潜力仍被看好。问题在于，南非的政治文化像个大染缸。在新南非，接受政治献金被许多“非国大”干部认为理所当然。南非的工商业人士又很识“时务”，令“非国大”的不少高干因此“发家”。
假使南非经济在新冠之后长期无法走出低谷，那么20多年来由执政党“非国大”掌控的体制终将变得脆弱，或许整个社会将迎来动荡与变革。而最终结果如何，仍取决于能否赋权于大多数的底层黑人，使他们在经济、医疗、教育与生活各方面能摆脱贫困，发挥长年被束缚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