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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血液里的“战争印记”
今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前，日本女作家、南京大屠殺历史研究学者松冈环去了东北。她在大连举办了一场名为“正视历史”的讲座。讲座低调，没有惊动当地媒体。如今的她奉行“行动是金”，加快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证人证言的脚步，因为“越来越多的亲历者正在逝去”。
在更早的8月6日，松冈环还在北京出席了她的著作《南京：被撕裂的记忆》中文版权的签约仪式。今年早些时候，该书英文版在加拿大出版发行，引起了西方读者广泛热议。
在日本国内，松冈环听得最多的一句指责就是“你不是一个日本人！”右翼分子污蔑她“收了中国人的钱”。她还曾两天接到100多个谩骂电话，充斥各种难堪词语的邮件塞满了她的邮箱，右翼宣传车还会到工作和集会场所闹事，“我都习以为常了，我把日本右翼的这种愤怒，理解为对我的鼓励！右翼势力是有点惧怕我的，因为我掌握真相。他们只能鼓噪，因为找不到我的短处。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历史检验的重要性。”松冈环说。
松冈环年近70，身材娇小。只有看她的文字，才能意识到她内心的强大。为了真实记录那段残酷的历史，她不惜与自己国家背向而行，这种“抗战”持续了近30年。
1947年，松冈环出生在大阪，是典型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她的家人也有人参战。松冈环父亲曾在1944年末被征召，作为海军派往朝鲜半岛。她曾听父亲回忆，那时他36岁了，因此没有去前线，只是被分配去做一些修理的活儿。
而松冈环的舅舅去了中国，她对战争的最初记忆正是来自于舅舅的一张照片。那时她5岁。照片中的舅舅穿着军服，拿着刺刀，耀武扬威。“第一感觉是很害怕。”松冈环说，后来从大人讳莫如深的谈话中，她隐约感觉到，“似乎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我并不能确定。”
战败后的日本人，心态复杂。一方面，城市满目疮痍，人们充满了富强国家的斗志；一方面，对于那场不光彩的战争，很多老兵选择沉默，家人也视之为耻辱，绝口不提。
在松冈环成长的过程中，对战争最直接的记忆是贫困。“父亲说，他派往朝鲜的时候连军服都没有，一直穿便服。小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非常穷。”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告诉国人战争的真相。“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战争说法，都是说败给了盟军，从没有提过侵略中国。”她说。
对于战争罪行的遮掩，导致战后成长的一代日本人，无法理解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愤怒。松冈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
放弃做“老师”只为寻真相
松冈环结婚后，做了10年的全职主妇。后来，她通过培训，成了大阪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80年代中期，松冈环担任班主任的班里有很多中国孩子。在教授历史课时，她发现教科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轻描淡写一句话：“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有责任搞清楚真相，并且要让孩子们懂得：做错事要勇于承认和改正。”1988年，松冈环动身去了南京。
在南京，松冈环见到了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年，李秀英身怀六甲，遭到日军强奸，还被刺了37刀。当她被拉到南京鼓楼医院救治时，一位牧师在治疗现场拍下的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彼时，李秀英拉着松冈环的手噙泪说：“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青年人。”松冈环郑重承诺下来。她说，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得这位幸存者的眼神和泪水，这份承诺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
松冈环由此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路：探索、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并传播给日本民众。
她不光在南京调查，还到华东、华北、东北等日军占领区走访，掌握了日军屠杀平民、强奸等暴行的大量证据。在日本，松冈环加入了“铭心会”，会名取自“刻骨铭心”，意为应正视并牢记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这几年，她通過集会、出版、制作播放纪录片等方式，向日本民众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呼吁日本政府深刻反省。另外，她每年都到南京参加祭奠仪式，慰问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是老兵的“禁忌”
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仅仅有受害者的证言是不够的。松冈环决定找当年攻打南京的日军侵华士兵访问，但多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年，曾有近20万日军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战役，但战后这些老兵却没人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松冈环感到很费解。1997年10月，松冈环联合其他人，在东京、金泽、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6市连续3天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电话征集活动。“我们接到130个电话，13名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寄来了资料，终于打开了寻找当事老兵的突破口。”
“南京大屠杀是禁忌。老兵一听‘想问一下南京的事情’，往往就此闭口，甚至将我赶走。”松冈环后来回忆，她被迫改变策略，假装路过顺便带点小礼物，从战争的苦难聊起，慢慢取得信任。最多一家去过20多次，才让老兵敞开了心扉。就这样，松冈环访问了住在三重、奈良、岐阜、爱知、大阪、京都等地的许多老兵。
“到现在，我们共听取250名原士兵的证言。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听取了第三、第九、第十六、第六师团和南京第二碇泊所司令部等部队士兵的讲述。”这些加害者当事人提供了大量证言：在长江南京段沿岸，日军向数千平民扫射，把平民赶进几个仓库烧死，以征用的名义抓走女人强奸……这些日军士兵的证言印证了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的史实。
几乎同时，松冈环加快了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步伐，最终形成包括300多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言。“加害者证言与被害者证言比对，能够相互印证，众多屠杀、强奸、放火等日军的暴行，双方证言时间、场所等核心要素惊人吻合。”松冈环说。
但是，“在我能找到的250个日本兵里，对战争有反省的不超过4人。”松冈环说，其中，已经去世的老兵松村芳治是对那段战争反省最彻底的。
让她难以忘怀的是，松村芳治多年一直坦言自己杀人的罪行，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吐露，自己也曾在中国强奸过妇女。虽然只是一句话，已经让松村芳治痛苦地再也无法说下去。
菊与刀，是日本人精神内核的两面。松冈环也不例外，一如她表现出来的柔软和坚硬。她妆容精致，声音柔和，说起话来不时伴随着鞠躬的动作。然而，由于个子娇小，她总是站得笔直，眼神直视别人；她从不在公众面前落泪，或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李秀英曾对松冈环坦言：“我到现在看到日本人，都觉得不舒服。”松冈环认为，这可能是许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真实看法。正因为如此，她格外珍惜受害者对她的信任。她开始学习中文，如今已经能简单交流。
渐渐地，不少战争受害者将松冈环视为“一个日本妹妹”。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分，还是会想起她。松冈环印象最深的是，88岁的张秀玉老人在去世前一个月，拉着她的手，再三让她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日本人。
近几年，松冈环来中国的次数从一年3次提高到6次，调查结果也愈发厚重。至今，她已经完成了《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南京的松村伍长》等3部纪录片，出版了6本日、中、英文书籍或图片集。预计明年出版的中文版《南京：被撕裂的记忆》里，收录的证言从英文版的22人扩充到了38人，图片也更为“密集”。
对此，松冈环说：“我所做的事业，不仅仅是为了澄清历史，更是为了罪恶的战争不再发生，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日本，更是为了两国的下一代。”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与松冈环一样，在日本国内一批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始终在为还原历史真相而努力。
比如日本友人大东仁曾向纪念馆捐赠了超过1000件证物；山内小叶子曾是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多年来，她不断对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历史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抗议。她说：“日本应该学习德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向受害国真诚道歉，而不是在否认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前，日本女作家、南京大屠殺历史研究学者松冈环去了东北。她在大连举办了一场名为“正视历史”的讲座。讲座低调，没有惊动当地媒体。如今的她奉行“行动是金”，加快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证人证言的脚步，因为“越来越多的亲历者正在逝去”。
在更早的8月6日，松冈环还在北京出席了她的著作《南京：被撕裂的记忆》中文版权的签约仪式。今年早些时候，该书英文版在加拿大出版发行，引起了西方读者广泛热议。
在日本国内，松冈环听得最多的一句指责就是“你不是一个日本人！”右翼分子污蔑她“收了中国人的钱”。她还曾两天接到100多个谩骂电话，充斥各种难堪词语的邮件塞满了她的邮箱，右翼宣传车还会到工作和集会场所闹事，“我都习以为常了，我把日本右翼的这种愤怒，理解为对我的鼓励！右翼势力是有点惧怕我的，因为我掌握真相。他们只能鼓噪，因为找不到我的短处。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历史检验的重要性。”松冈环说。
松冈环年近70，身材娇小。只有看她的文字，才能意识到她内心的强大。为了真实记录那段残酷的历史，她不惜与自己国家背向而行，这种“抗战”持续了近30年。
1947年，松冈环出生在大阪，是典型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她的家人也有人参战。松冈环父亲曾在1944年末被征召，作为海军派往朝鲜半岛。她曾听父亲回忆，那时他36岁了，因此没有去前线，只是被分配去做一些修理的活儿。
而松冈环的舅舅去了中国，她对战争的最初记忆正是来自于舅舅的一张照片。那时她5岁。照片中的舅舅穿着军服，拿着刺刀，耀武扬威。“第一感觉是很害怕。”松冈环说，后来从大人讳莫如深的谈话中，她隐约感觉到，“似乎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我并不能确定。”
战败后的日本人，心态复杂。一方面，城市满目疮痍，人们充满了富强国家的斗志；一方面，对于那场不光彩的战争，很多老兵选择沉默，家人也视之为耻辱，绝口不提。
在松冈环成长的过程中，对战争最直接的记忆是贫困。“父亲说，他派往朝鲜的时候连军服都没有，一直穿便服。小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非常穷。”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告诉国人战争的真相。“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战争说法，都是说败给了盟军，从没有提过侵略中国。”她说。
对于战争罪行的遮掩，导致战后成长的一代日本人，无法理解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愤怒。松冈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
放弃做“老师”只为寻真相
松冈环结婚后，做了10年的全职主妇。后来，她通过培训，成了大阪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80年代中期，松冈环担任班主任的班里有很多中国孩子。在教授历史课时，她发现教科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轻描淡写一句话：“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有责任搞清楚真相，并且要让孩子们懂得：做错事要勇于承认和改正。”1988年，松冈环动身去了南京。
在南京，松冈环见到了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年，李秀英身怀六甲，遭到日军强奸，还被刺了37刀。当她被拉到南京鼓楼医院救治时，一位牧师在治疗现场拍下的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彼时，李秀英拉着松冈环的手噙泪说：“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青年人。”松冈环郑重承诺下来。她说，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得这位幸存者的眼神和泪水，这份承诺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
松冈环由此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路：探索、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并传播给日本民众。
她不光在南京调查，还到华东、华北、东北等日军占领区走访，掌握了日军屠杀平民、强奸等暴行的大量证据。在日本，松冈环加入了“铭心会”，会名取自“刻骨铭心”，意为应正视并牢记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这几年，她通過集会、出版、制作播放纪录片等方式，向日本民众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呼吁日本政府深刻反省。另外，她每年都到南京参加祭奠仪式，慰问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是老兵的“禁忌”
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仅仅有受害者的证言是不够的。松冈环决定找当年攻打南京的日军侵华士兵访问，但多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年，曾有近20万日军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战役，但战后这些老兵却没人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松冈环感到很费解。1997年10月，松冈环联合其他人，在东京、金泽、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6市连续3天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电话征集活动。“我们接到130个电话，13名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寄来了资料，终于打开了寻找当事老兵的突破口。”
“南京大屠杀是禁忌。老兵一听‘想问一下南京的事情’，往往就此闭口，甚至将我赶走。”松冈环后来回忆，她被迫改变策略，假装路过顺便带点小礼物，从战争的苦难聊起，慢慢取得信任。最多一家去过20多次，才让老兵敞开了心扉。就这样，松冈环访问了住在三重、奈良、岐阜、爱知、大阪、京都等地的许多老兵。
“到现在，我们共听取250名原士兵的证言。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听取了第三、第九、第十六、第六师团和南京第二碇泊所司令部等部队士兵的讲述。”这些加害者当事人提供了大量证言：在长江南京段沿岸，日军向数千平民扫射，把平民赶进几个仓库烧死，以征用的名义抓走女人强奸……这些日军士兵的证言印证了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的史实。
几乎同时，松冈环加快了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步伐，最终形成包括300多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言。“加害者证言与被害者证言比对，能够相互印证，众多屠杀、强奸、放火等日军的暴行，双方证言时间、场所等核心要素惊人吻合。”松冈环说。
但是，“在我能找到的250个日本兵里，对战争有反省的不超过4人。”松冈环说，其中，已经去世的老兵松村芳治是对那段战争反省最彻底的。
让她难以忘怀的是，松村芳治多年一直坦言自己杀人的罪行，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吐露，自己也曾在中国强奸过妇女。虽然只是一句话，已经让松村芳治痛苦地再也无法说下去。
菊与刀，是日本人精神内核的两面。松冈环也不例外，一如她表现出来的柔软和坚硬。她妆容精致，声音柔和，说起话来不时伴随着鞠躬的动作。然而，由于个子娇小，她总是站得笔直，眼神直视别人；她从不在公众面前落泪，或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李秀英曾对松冈环坦言：“我到现在看到日本人，都觉得不舒服。”松冈环认为，这可能是许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真实看法。正因为如此，她格外珍惜受害者对她的信任。她开始学习中文，如今已经能简单交流。
渐渐地，不少战争受害者将松冈环视为“一个日本妹妹”。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分，还是会想起她。松冈环印象最深的是，88岁的张秀玉老人在去世前一个月，拉着她的手，再三让她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日本人。
近几年，松冈环来中国的次数从一年3次提高到6次，调查结果也愈发厚重。至今，她已经完成了《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南京的松村伍长》等3部纪录片，出版了6本日、中、英文书籍或图片集。预计明年出版的中文版《南京：被撕裂的记忆》里，收录的证言从英文版的22人扩充到了38人，图片也更为“密集”。
对此，松冈环说：“我所做的事业，不仅仅是为了澄清历史，更是为了罪恶的战争不再发生，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日本，更是为了两国的下一代。”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与松冈环一样，在日本国内一批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始终在为还原历史真相而努力。
比如日本友人大东仁曾向纪念馆捐赠了超过1000件证物；山内小叶子曾是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多年来，她不断对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历史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抗议。她说：“日本应该学习德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向受害国真诚道歉，而不是在否认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