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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陆宗达一生交游广泛，朋友很多。有些居京的朋友因来往方便，联系密切，我也常见，所知较多，如赵元方、马巽伯、汪绍楹、启功、朱家溍、吴晓铃等。有些知友则不在京城，如黄焯，在武汉；谭其骧，在上海；李述礼，在西安；牟润荪，在香港。这些友人与祖父的交情我也略知一二，择其可道者道来，以留逸史。
武汉大学的黄焯(字耀先)教授，是黄侃先生的侄子，与祖父往来非常之多。只是他居于武汉，只能靠书信往返。祖父与黄焯相识很早，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祖父曾往南京师从黄侃习小学，黄焯也一同上课，二人于那时相识订交。黄先生为人方正古板，刚肠嫉恶，做事一丝不苟，有时欠变通近于迂。有一年我去朱家涪先生家闲聊，朱先生说：“黄焯挺有个性。‘文革’末年，他整理黄侃的遗文，想将来出版。不过黄侃的一些东西保存在你爷爷那儿。他想借用，给你爷爷连去了几封信，你爷爷都没回。他火了，正好有个人来北京，也认识你爷爷，他就托这个人带了一封信。信上说，为整理遗作的事，我一连给你去了好几封信，你也不回。现在我派人再给你带去这封信，如果你还没有反应，我马上买火车票北上，到你家后直奔你的书房，将你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取下头本拿走，看你还有没有反应。这信他也让带信的人看了，为的是要给你爷爷说清楚。碰巧这人也跟我认识，到我这儿来，拿信给我一看，直发愁，说：‘这信我哪敢给陆先生看。’没想到他到你爷爷那儿，还没等他拿信，你爷爷就说：‘你不是从耀先(黄焯字耀先)那儿来吗?我正好有些书要给他。’说完到书架上把那些书拿给他。这人也乐坏了，后来到我这儿说，他把这信当宝贝藏起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爷爷手特别懒，没回信是手懒，心里还是当回事的。”我想从黄焯想出的“报复”祖父的方法、将祖父所有藏书的头一本统统拿走这点上看，黄先生真不愧读了一辈子书的书生，事实也正是如此。抗战时日寇轰炸武汉，天上飞机扔炸弹，地上大家跑防空，而黄先生仍端坐屋中，以朱笔一丝不苟地圈点《毛诗》，真是书生本色。所以到了晚年，除了以“书”治“人”外，也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黄侃先生的大量遗著均由黄焯编成出版，与祖父宣传弘扬章黄之学的努力南北呼应，终于使“章黄学派”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黄焯有开创之功，但功成不居，一定要让祖父担任会长。可见其淡于名利，又体现了书生本色。“文革”后，黄先生几次来京，通过祖父结识了赵元方先生，情投意合，成为好友。记得黄先生最后一次来京，祖父请他和赵先生到我家附近的上海餐馆“美味斋”吃饭，三人先去西单照相馆照了张合影，随后再赴菜市口吃饭。此次聚后两年，赵先生先离世了。黄先生听后很难受，他将赵先生与他的信件，凡是提到有关祖父的地方，全挑拣出来，用挂号寄给祖父，用意是看完后将这些信汇聚一起将来出版，“使天下知吾三人交情”。又过两年，黄先生也离世了。再两年，祖父下世。自他们最后北京相聚，6年之内，3位老朋友陆续离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祖父的老朋友。吴先生脾气较大，他有次在我家闲聊，说：“有一年罗常培(语言学家、社科院语言所所长)把我们这些弟子聚到一块儿，聊起来说，这些个学生中谁得了他什么什么(指继承了他哪个方面的学术。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有多方面学术造诣)。张三得了他这个，李四得了他那个，王五马六又得了他什么什么，最后拿手一指我，‘吴晓铃得了我这个脾气!”’祖父说，吴晓铃的父亲去世时，吴先生发来讣告，祖父本要去，可那天喝醉了，忘了。我曾祖去世时，祖父也给吴先生发了讣告，吴先生也没来。“这样扯平了。”祖父笑道。“文革”13年祖父没登讲堂，第一次讲课是在厂桥的北京电教馆。那天去了上千人，吴先生不知怎么得知消息，也来了，坐在台下。主持人请吴先生上台，吴先生不肯。台下观众以热烈掌声“施加压力”，吴先生迫不得已上了台，脸涨得通红，两手抱拳，向台下连连作揖。吴先生喜欢收藏，有时候送祖父有关语言学的书，有时请祖父在他得的书上写题跋。比如有次他跟我说，他曾得了黄侃的什么什么手迹，“我还请你爷爷在后边作了一段很长的跋。”他很得意地说。他也爱读林琴南的翻译作品，如我家的旧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他从我父亲处借书的借条，上写“今从陆敬处借得《说部丛书》八部”，下面依次开列“1、《歇洛克奇案的开场》，2、《金丝发》，3、《七星宝石》，4、《贼史》，5、《爱国二童子传》”等等。他也看杂书。张中行的《负暄琐谈》出版后，张先生送了祖父一本。我觉得好，推荐给吴先生看。几天后去取书时，吴先生说：“那天你走了，我拿着书上楼，一夜没睡，看完了。写得好。”祖父去世后。吴先生十分关心祖父遗著出版的情况，到处为我联系出版社，虽皆未成，但古道热肠，令人感动。
祖父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也是好朋友，不过谭其骧在上海，两人见面不多。有一年，好像是“文革”快结束时，谭先生由上海到北京开会，到家来看望祖父。那天他来时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的来访。他一进门，就在院中大喊大叫：“颖明，我来了!颖明，我来了!”我从窗户往外看，只见这个“我”是一老头儿，身材适中，腿脚敏捷，嗓音洪亮，神情激动。祖父也赶快从里屋迎出来，两人相见甚欢。他们说话时，我在祖父的书房看书。书房与外面客厅用两个红帐子隔开。我偶一抬头，吓了一跳，原来谭先生站在帐子外头，只将一个脑袋伸进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东张西望。见我抬头，还朝我笑，是有些顽皮的笑，尤其那一个脑袋夹在两个帐子之间的样子特别滑稽。我说：“您进来看吧。”他客气地说：“不用不用。”然后又返身和祖父谈天了。后来祖父说，谭其骧当年在北京常和祖父他们一群人聚会游乐，因为他性格外向急躁冲动，人送绰号“谭疯子”，他也不以为忤，欣然受之。只是除去这个圈里的朋友，别人是不知道的。不久，我就陪祖父、赵元方和几位硕果仅存的老人请谭其骧去吃饭，为他“洗尘”。饭桌上，谭先生高兴非常，讲了许多过去的事和老朋友的情况。
祖父还有一个青年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李述礼。大概为人古怪，人送其外号“老怪”。他们是北大同学，并一同在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四一二”之后，祖父的领导人被杀，他们这一支部的党员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而李述礼则去了湖北，并先后担任过四县县委书记。祖父与我闲谈中说：“大约28年左右，一天，我正在屋看书，一个人进了咱们院，进了大叫大嚷我的名字。我一瞧，这人一身煤末子，脸上也全是，衣服破破烂烂，我心想我不认识这么个人呀。他再一叫我，原来是‘老怪’。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四县党组织都被敌人破获了，他靠内线通知才跑掉。他坐运煤的车回到北京，想重新念书，去德国念德文，找我借些钱。以后他去德国学德语，和乔冠华同学。…‘老 怪”我也见过，但还是上小学时，祖父带我去香山休养，他和女儿来看我们，那时他已去了西安教书。他人不高。说话高腔大嗓，富有表情，笑声十分响亮。祖父60岁生日时，他托人从西安给祖父带了双象牙筷子。还刻上了祝愿的话。
如果说谭其骧在上海，李述礼住西安，离祖父更远而交情更深的当属牟润荪先生。牟润荪与祖父为辅仁大学同事，他学历史，是陈垣先生的高足，后来在香港教书。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头一件事就是看望祖父，祖父见了他也格外高兴，当即出去吃饭。牟润荪身材高大，魁梧健壮，脸膛红红的，一说话声音震耳朵，对我说：“我和你爷爷的交情那可深啦。他的事我全知道，我的事他也全知道。”说完还一阵“哈哈哈”。他是最早一届港澳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常来北京开会。他每次来，都要给祖父带雪茄烟和外国酒，有时他到家时带来，有时我去他下榻的饭店取。他还要祖父写文章寄他，然后由他拿去发表。我记得祖父在香港写了纪念黄侃先生的文章，就是在他力促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祖父有时不要他寄稿费，而是将稿费全买成当时国内见不到的外国雪茄，由他托人带来。我至今还记得牟先生几句话，“大陆人太穷了”，“改革开放好”，“你祖父的学问大，要继承”。祖父不爱写信，却惟与牟先生通信甚勤。几年功夫，家中就积有牟先生来信几十封之多，可见祖父的信也去得不少。这对祖父来说，是很难得的。
祖父一生性喜交游，且不拘一格，三教九流，四面八方，友朋甚多。曾与祖父契阔谈宴的人，当不止以上，此仅就我所知，大略记之。这些过去的人与事，已是昨日星辰，过往云烟。正如启功先生在回忆他们旧游时所作一诗中描写的景象和感慨。诗云：
灯火长廊自一时，画船笛韵夜行迟。
月波荡漾流歌板，花气回环逼酒卮。
人际尽随红烛焰，客心常系绿杨丝。
如今西压桥边路，添得铿然杖一枝。
此诗有荡气回肠、捧腹大笑和深沉幽远三个境界。“灯火长廊”、“画船笛韵”、“月波荡漾”、“花气回环”极言雅集之盛、人生之乐。然而人生无定，岁月沧桑，昔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学者才人今已垂垂老矣，于是苍茫夜色中，便传来“咚咚”的拐棍顿地声。至此，令人粲然。然诗中于此实有深意。人生中美好的事物总是匆匆一瞬，也正因其匆匆一瞬而成其美好，故诗于表面的笑谑中隐含了真正的伤怀，这便是那种“天若有情天亦老”式的悲凉。
不过伤怀虽是伤怀，留恋尽管留恋，现在的人们也不想再回到过去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细想，人生确如大江之水，在滚滚东逝中消解岁月，变换人间，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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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lO年1月，26.00元
这本书依据多方面史料，辑录“中研院”大事及组织规程，并配有八十余幅历史老照片。以追踪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郭沫若、董作宾、顾颉刚、吴晗、周一良、雷震、王世襄、费正清…一这些曾经与“中研院”有过缘分的读书人的典故和风范，生动讲述“中研院”这方清醇的学术天地，在世变大局里，历经什么样的曲折反复，才得以维存长续。
《那些中国人》萨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lo年1月。28.00元
这本书是萨苏的一部随笔集。书中，他以文人篇、军人篇、科人篇、伶人篇、凡人篇分别讲战争的故事，写科学院的故事，说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在他笔下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中国人。他通过叙述来竭力探寻同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和共性的东西。
武汉大学的黄焯(字耀先)教授，是黄侃先生的侄子，与祖父往来非常之多。只是他居于武汉，只能靠书信往返。祖父与黄焯相识很早，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祖父曾往南京师从黄侃习小学，黄焯也一同上课，二人于那时相识订交。黄先生为人方正古板，刚肠嫉恶，做事一丝不苟，有时欠变通近于迂。有一年我去朱家涪先生家闲聊，朱先生说：“黄焯挺有个性。‘文革’末年，他整理黄侃的遗文，想将来出版。不过黄侃的一些东西保存在你爷爷那儿。他想借用，给你爷爷连去了几封信，你爷爷都没回。他火了，正好有个人来北京，也认识你爷爷，他就托这个人带了一封信。信上说，为整理遗作的事，我一连给你去了好几封信，你也不回。现在我派人再给你带去这封信，如果你还没有反应，我马上买火车票北上，到你家后直奔你的书房，将你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取下头本拿走，看你还有没有反应。这信他也让带信的人看了，为的是要给你爷爷说清楚。碰巧这人也跟我认识，到我这儿来，拿信给我一看，直发愁，说：‘这信我哪敢给陆先生看。’没想到他到你爷爷那儿，还没等他拿信，你爷爷就说：‘你不是从耀先(黄焯字耀先)那儿来吗?我正好有些书要给他。’说完到书架上把那些书拿给他。这人也乐坏了，后来到我这儿说，他把这信当宝贝藏起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爷爷手特别懒，没回信是手懒，心里还是当回事的。”我想从黄焯想出的“报复”祖父的方法、将祖父所有藏书的头一本统统拿走这点上看，黄先生真不愧读了一辈子书的书生，事实也正是如此。抗战时日寇轰炸武汉，天上飞机扔炸弹，地上大家跑防空，而黄先生仍端坐屋中，以朱笔一丝不苟地圈点《毛诗》，真是书生本色。所以到了晚年，除了以“书”治“人”外，也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黄侃先生的大量遗著均由黄焯编成出版，与祖父宣传弘扬章黄之学的努力南北呼应，终于使“章黄学派”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黄焯有开创之功，但功成不居，一定要让祖父担任会长。可见其淡于名利，又体现了书生本色。“文革”后，黄先生几次来京，通过祖父结识了赵元方先生，情投意合，成为好友。记得黄先生最后一次来京，祖父请他和赵先生到我家附近的上海餐馆“美味斋”吃饭，三人先去西单照相馆照了张合影，随后再赴菜市口吃饭。此次聚后两年，赵先生先离世了。黄先生听后很难受，他将赵先生与他的信件，凡是提到有关祖父的地方，全挑拣出来，用挂号寄给祖父，用意是看完后将这些信汇聚一起将来出版，“使天下知吾三人交情”。又过两年，黄先生也离世了。再两年，祖父下世。自他们最后北京相聚，6年之内，3位老朋友陆续离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祖父的老朋友。吴先生脾气较大，他有次在我家闲聊，说：“有一年罗常培(语言学家、社科院语言所所长)把我们这些弟子聚到一块儿，聊起来说，这些个学生中谁得了他什么什么(指继承了他哪个方面的学术。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有多方面学术造诣)。张三得了他这个，李四得了他那个，王五马六又得了他什么什么，最后拿手一指我，‘吴晓铃得了我这个脾气!”’祖父说，吴晓铃的父亲去世时，吴先生发来讣告，祖父本要去，可那天喝醉了，忘了。我曾祖去世时，祖父也给吴先生发了讣告，吴先生也没来。“这样扯平了。”祖父笑道。“文革”13年祖父没登讲堂，第一次讲课是在厂桥的北京电教馆。那天去了上千人，吴先生不知怎么得知消息，也来了，坐在台下。主持人请吴先生上台，吴先生不肯。台下观众以热烈掌声“施加压力”，吴先生迫不得已上了台，脸涨得通红，两手抱拳，向台下连连作揖。吴先生喜欢收藏，有时候送祖父有关语言学的书，有时请祖父在他得的书上写题跋。比如有次他跟我说，他曾得了黄侃的什么什么手迹，“我还请你爷爷在后边作了一段很长的跋。”他很得意地说。他也爱读林琴南的翻译作品，如我家的旧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他从我父亲处借书的借条，上写“今从陆敬处借得《说部丛书》八部”，下面依次开列“1、《歇洛克奇案的开场》，2、《金丝发》，3、《七星宝石》，4、《贼史》，5、《爱国二童子传》”等等。他也看杂书。张中行的《负暄琐谈》出版后，张先生送了祖父一本。我觉得好，推荐给吴先生看。几天后去取书时，吴先生说：“那天你走了，我拿着书上楼，一夜没睡，看完了。写得好。”祖父去世后。吴先生十分关心祖父遗著出版的情况，到处为我联系出版社，虽皆未成，但古道热肠，令人感动。
祖父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也是好朋友，不过谭其骧在上海，两人见面不多。有一年，好像是“文革”快结束时，谭先生由上海到北京开会，到家来看望祖父。那天他来时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的来访。他一进门，就在院中大喊大叫：“颖明，我来了!颖明，我来了!”我从窗户往外看，只见这个“我”是一老头儿，身材适中，腿脚敏捷，嗓音洪亮，神情激动。祖父也赶快从里屋迎出来，两人相见甚欢。他们说话时，我在祖父的书房看书。书房与外面客厅用两个红帐子隔开。我偶一抬头，吓了一跳，原来谭先生站在帐子外头，只将一个脑袋伸进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东张西望。见我抬头，还朝我笑，是有些顽皮的笑，尤其那一个脑袋夹在两个帐子之间的样子特别滑稽。我说：“您进来看吧。”他客气地说：“不用不用。”然后又返身和祖父谈天了。后来祖父说，谭其骧当年在北京常和祖父他们一群人聚会游乐，因为他性格外向急躁冲动，人送绰号“谭疯子”，他也不以为忤，欣然受之。只是除去这个圈里的朋友，别人是不知道的。不久，我就陪祖父、赵元方和几位硕果仅存的老人请谭其骧去吃饭，为他“洗尘”。饭桌上，谭先生高兴非常，讲了许多过去的事和老朋友的情况。
祖父还有一个青年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李述礼。大概为人古怪，人送其外号“老怪”。他们是北大同学，并一同在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四一二”之后，祖父的领导人被杀，他们这一支部的党员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而李述礼则去了湖北，并先后担任过四县县委书记。祖父与我闲谈中说：“大约28年左右，一天，我正在屋看书，一个人进了咱们院，进了大叫大嚷我的名字。我一瞧，这人一身煤末子，脸上也全是，衣服破破烂烂，我心想我不认识这么个人呀。他再一叫我，原来是‘老怪’。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四县党组织都被敌人破获了，他靠内线通知才跑掉。他坐运煤的车回到北京，想重新念书，去德国念德文，找我借些钱。以后他去德国学德语，和乔冠华同学。…‘老 怪”我也见过，但还是上小学时，祖父带我去香山休养，他和女儿来看我们，那时他已去了西安教书。他人不高。说话高腔大嗓，富有表情，笑声十分响亮。祖父60岁生日时，他托人从西安给祖父带了双象牙筷子。还刻上了祝愿的话。
如果说谭其骧在上海，李述礼住西安，离祖父更远而交情更深的当属牟润荪先生。牟润荪与祖父为辅仁大学同事，他学历史，是陈垣先生的高足，后来在香港教书。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头一件事就是看望祖父，祖父见了他也格外高兴，当即出去吃饭。牟润荪身材高大，魁梧健壮，脸膛红红的，一说话声音震耳朵，对我说：“我和你爷爷的交情那可深啦。他的事我全知道，我的事他也全知道。”说完还一阵“哈哈哈”。他是最早一届港澳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常来北京开会。他每次来，都要给祖父带雪茄烟和外国酒，有时他到家时带来，有时我去他下榻的饭店取。他还要祖父写文章寄他，然后由他拿去发表。我记得祖父在香港写了纪念黄侃先生的文章，就是在他力促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祖父有时不要他寄稿费，而是将稿费全买成当时国内见不到的外国雪茄，由他托人带来。我至今还记得牟先生几句话，“大陆人太穷了”，“改革开放好”，“你祖父的学问大，要继承”。祖父不爱写信，却惟与牟先生通信甚勤。几年功夫，家中就积有牟先生来信几十封之多，可见祖父的信也去得不少。这对祖父来说，是很难得的。
祖父一生性喜交游，且不拘一格，三教九流，四面八方，友朋甚多。曾与祖父契阔谈宴的人，当不止以上，此仅就我所知，大略记之。这些过去的人与事，已是昨日星辰，过往云烟。正如启功先生在回忆他们旧游时所作一诗中描写的景象和感慨。诗云：
灯火长廊自一时，画船笛韵夜行迟。
月波荡漾流歌板，花气回环逼酒卮。
人际尽随红烛焰，客心常系绿杨丝。
如今西压桥边路，添得铿然杖一枝。
此诗有荡气回肠、捧腹大笑和深沉幽远三个境界。“灯火长廊”、“画船笛韵”、“月波荡漾”、“花气回环”极言雅集之盛、人生之乐。然而人生无定，岁月沧桑，昔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学者才人今已垂垂老矣，于是苍茫夜色中，便传来“咚咚”的拐棍顿地声。至此，令人粲然。然诗中于此实有深意。人生中美好的事物总是匆匆一瞬，也正因其匆匆一瞬而成其美好，故诗于表面的笑谑中隐含了真正的伤怀，这便是那种“天若有情天亦老”式的悲凉。
不过伤怀虽是伤怀，留恋尽管留恋，现在的人们也不想再回到过去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细想，人生确如大江之水，在滚滚东逝中消解岁月，变换人间，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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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lO年1月，26.00元
这本书依据多方面史料，辑录“中研院”大事及组织规程，并配有八十余幅历史老照片。以追踪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郭沫若、董作宾、顾颉刚、吴晗、周一良、雷震、王世襄、费正清…一这些曾经与“中研院”有过缘分的读书人的典故和风范，生动讲述“中研院”这方清醇的学术天地，在世变大局里，历经什么样的曲折反复，才得以维存长续。
《那些中国人》萨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lo年1月。28.00元
这本书是萨苏的一部随笔集。书中，他以文人篇、军人篇、科人篇、伶人篇、凡人篇分别讲战争的故事，写科学院的故事，说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在他笔下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中国人。他通过叙述来竭力探寻同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和共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