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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一下变成了农民，是劳动改造的对象；高考后，我又从一个四川的农村人变成了广州的大学生。”
1976年，18岁的王辉耀只身来到了一个叫红沙村的地方，开始了他孤独的“下乡”生活。在这个远离成都市区的偏远乡村，每月分得的煤油只有半斤，即使在灯下读书，他也不敢把灯芯挑得太亮。
当时，同学们大都到“知青点”下乡，王辉耀却选择一个人到普通的农村插队。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清静的看书”、“不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扰”。
这个当时村中唯一从城里来的孩子，每天6点要和农民一起出工，回到小茅屋，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最难熬的是冬天，四川农村的冬天又湿又冷。为了暖和一点，王辉耀就给自己就调上一杯辣椒水喝下去。
“我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因为当时至少要在农村呆上两年，才有资格参军、被提干或者推荐上大学。”因此，王辉耀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吧。
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透过那盏小油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波三折
“当时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如今，身兼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的王辉耀回忆说，自己是从村里的大喇叭听到高考恢复这一消息的。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至今，王辉耀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当年在他心目中，“高考在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如果能够越过这个坎儿，那你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
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还要回到农村，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每天过着吃咸菜喝稀粥的日子。因此，只要能考上一所大学，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已经很满足了。王辉耀亦是如此。
盼望了多年，还没来得及高兴，77级的考生们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因为从得到消息到参加考试，这之间只有2个月的时间。
刚开始，王辉耀打算考理科。但回到成都的家中复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小两岁的弟弟比自己做题快多了。于是，他决定改考文科，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20多天了。
幸好王辉耀在中学时的基础打得不错，下乡后他也一直在读文、史、哲方面的书。就这样，他赶紧又把过去放在床下的课本找了出来，重新复习。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王辉耀一直对外语十分感兴趣，很早就跟着成都的广播讲座学习英语。因此在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英语专业，并报考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王辉耀觉得，“学习外语和国际文化，广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当年的考点设在了一个镇上。高考前夜，他步行30里，住到了一个朋友家中。直到进入考场的前一分钟，王辉耀还在背书。最后一刻，他把书包一扔，走进了考场。
终于，王辉耀的笔试通过了。没多久，他就被通知到成都市参加英语口试。来到成都市的一个中学操场上，王辉耀被当时的场面吓到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在叽哩呱啦地讲英文。当时的王辉耀口语还不太好，毫无准备的他心里一阵发颤。
其实，当时的口试难度并不大：要求用普通话念一篇中文稿，再用英语念一篇英文稿，最后用英文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总算又过一关。但王辉耀的体检却没有合格——由于血压偏高，王辉耀被要求复查。在父亲的陪伴下，王辉耀到了县医院，但他当天的血压还是有些高，最终，医生还是“手下留情”。事后他才知道，原来父亲把一个珍藏多年的烟斗送给了那位医生，他才得以顺利过关。
磕磕绊绊总算一路涉险过关了，急切等待的王辉耀却始终没有得到他的通知书。弟弟的通知书早在一周前就收到了，自己的却一直不见踪影。正当王辉耀重新买了很多复习书打算来年再战的时候，他的通知书飘然而至。
看到盼望已久的通知书，王辉耀抓过家里的自行车，兴奋地在成都的大街上狂骑了一大圈。
“下乡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一下变成了农民，是劳动改造的对象；高考后，我又从一个四川的农村人变成了广州的大学生。”王辉耀说，在那个变化莫测的年代，尽管年青人都在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但他无时无刻不深深感到，在那段历史洪流中，每个人始终是那么渺小。
不惧怕重新开始
不惧怕重新开始，也许是经历过文革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这点，在王辉耀身上又尤为明显。初进大学校园，王辉耀心中还抱着成为诗人的梦想。但当历史变革的大潮席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整个社会，调整自己的职业理想。
1979年的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走在通往食堂的小路上时，学校的大喇叭传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我一下就意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王辉耀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他相信英语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果然，当1982年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的国际经贸司工作之后，王辉耀拥有了一方施展拳脚的舞台。
在刚到外经贸部的半年中，王辉耀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外事接待。但是，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都会翻译一些国际资料，熟悉自己的老本行。有一天，世界银行要到外经贸部讲学，王辉耀等几个懂外语的年轻人被要求做翻译。
由于基础扎实，又一直没有间断学习，王辉耀在那次的翻译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之后几年，他频频主持国际合作司的许多外事翻译工作。
尽管频繁的翻译能开阔视野，但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王辉耀愈发觉得自己缺少专业的商业知识。1984年，王辉耀停薪留职，远赴加拿大求学，先后在温莎大学商学院以及西安大略大学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
学校出来后，王辉耀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通过努力，他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从助理经理、经理到董事经理的“三级跳”。SNC-Lavalin是一家跨国公司，咨询的工程项目范围远涉全球100多个国家。期间，王辉耀接触了大量的国际工程项目。
1990年，王辉耀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的聘用，任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地区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加拿大华裔外交官。“实际上这就是加拿大企业的推广部。”王辉耀如此形容这份工作。在他任职期间，魁北克对中国的贸易翻了一番，对香港的贸易翻了两番。优秀的成绩，令加拿大当地媒体称其为“财富的使者”。
“意见领袖”
在三年任期届满之后，王辉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独立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根据个人优势，将公司的主业锁定在商务咨询这个领域。期间，他的公司顺利完成了一系列商业项目咨询，例如帮助GE进入中国的水电市场，帮助北美第二大钢结构生产公司到中国投资办厂，完成了三峡工程的第一笔国际融资等。
随着公司的业务进展越来越顺利，王辉耀的朋友圈子也越来越广。1996年，他开始接触欧美同学会。2000年，欧美同学会中的商界人士数量急剧增加，这部分人需要一个针对性和交流性更强的组织。于是在2002年，王辉耀倡议并发起组织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
目前，商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2000人。为了“照顾不同圈子人群的需求”，他又和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王维嘉、赵民、傅军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意在打造一个高端的研讨交流平台，一个建言献策的智库。
“国外有一个说法叫做意见领袖，我们也需要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王辉耀说，尝试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是现阶段很少有人做的工作。他们希望2005委员会未来成长为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集体。如今，2005委员会已经凝聚了国内顶尖优秀的海归130多人，被誉为中国的“百人会”。
如今，已经身兼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的王辉耀，将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源于一本美国作家的新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作者指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
“做企业有意义，做社会工程更有意义”。事实上，王辉耀已经把50％的精力都放在了社团组织等工作上。同时，他每年都会受几所大学的邀请前去演讲。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等是几所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
由于经常外出讲座和授课，与年轻人接触多了，王辉耀不由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当年成长的环境差异太大了，他们现在的偶像已经和国际同步了。”
“知识分子要以国家为己任这种思想始终萦绕着我们。”王辉耀说，虽然他在国外学习、工作过很多年，按理说应该很“海派”，但很多传统的东西却始终在心中难以改变，而社会企业家既符合国际潮流，又兼顾了传统文化。
1976年，18岁的王辉耀只身来到了一个叫红沙村的地方，开始了他孤独的“下乡”生活。在这个远离成都市区的偏远乡村，每月分得的煤油只有半斤，即使在灯下读书，他也不敢把灯芯挑得太亮。
当时，同学们大都到“知青点”下乡，王辉耀却选择一个人到普通的农村插队。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清静的看书”、“不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扰”。
这个当时村中唯一从城里来的孩子，每天6点要和农民一起出工，回到小茅屋，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最难熬的是冬天，四川农村的冬天又湿又冷。为了暖和一点，王辉耀就给自己就调上一杯辣椒水喝下去。
“我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因为当时至少要在农村呆上两年，才有资格参军、被提干或者推荐上大学。”因此，王辉耀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吧。
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透过那盏小油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波三折
“当时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如今，身兼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的王辉耀回忆说，自己是从村里的大喇叭听到高考恢复这一消息的。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至今，王辉耀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当年在他心目中，“高考在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如果能够越过这个坎儿，那你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
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还要回到农村，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每天过着吃咸菜喝稀粥的日子。因此，只要能考上一所大学，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已经很满足了。王辉耀亦是如此。
盼望了多年，还没来得及高兴，77级的考生们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因为从得到消息到参加考试，这之间只有2个月的时间。
刚开始，王辉耀打算考理科。但回到成都的家中复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小两岁的弟弟比自己做题快多了。于是，他决定改考文科，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20多天了。
幸好王辉耀在中学时的基础打得不错，下乡后他也一直在读文、史、哲方面的书。就这样，他赶紧又把过去放在床下的课本找了出来，重新复习。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王辉耀一直对外语十分感兴趣，很早就跟着成都的广播讲座学习英语。因此在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英语专业，并报考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王辉耀觉得，“学习外语和国际文化，广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当年的考点设在了一个镇上。高考前夜，他步行30里，住到了一个朋友家中。直到进入考场的前一分钟，王辉耀还在背书。最后一刻，他把书包一扔，走进了考场。
终于，王辉耀的笔试通过了。没多久，他就被通知到成都市参加英语口试。来到成都市的一个中学操场上，王辉耀被当时的场面吓到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在叽哩呱啦地讲英文。当时的王辉耀口语还不太好，毫无准备的他心里一阵发颤。
其实，当时的口试难度并不大：要求用普通话念一篇中文稿，再用英语念一篇英文稿，最后用英文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总算又过一关。但王辉耀的体检却没有合格——由于血压偏高，王辉耀被要求复查。在父亲的陪伴下，王辉耀到了县医院，但他当天的血压还是有些高，最终，医生还是“手下留情”。事后他才知道，原来父亲把一个珍藏多年的烟斗送给了那位医生，他才得以顺利过关。
磕磕绊绊总算一路涉险过关了，急切等待的王辉耀却始终没有得到他的通知书。弟弟的通知书早在一周前就收到了，自己的却一直不见踪影。正当王辉耀重新买了很多复习书打算来年再战的时候，他的通知书飘然而至。
看到盼望已久的通知书，王辉耀抓过家里的自行车，兴奋地在成都的大街上狂骑了一大圈。
“下乡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一下变成了农民，是劳动改造的对象；高考后，我又从一个四川的农村人变成了广州的大学生。”王辉耀说，在那个变化莫测的年代，尽管年青人都在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但他无时无刻不深深感到，在那段历史洪流中，每个人始终是那么渺小。
不惧怕重新开始
不惧怕重新开始，也许是经历过文革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这点，在王辉耀身上又尤为明显。初进大学校园，王辉耀心中还抱着成为诗人的梦想。但当历史变革的大潮席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整个社会，调整自己的职业理想。
1979年的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走在通往食堂的小路上时，学校的大喇叭传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我一下就意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王辉耀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他相信英语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果然，当1982年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的国际经贸司工作之后，王辉耀拥有了一方施展拳脚的舞台。
在刚到外经贸部的半年中，王辉耀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外事接待。但是，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都会翻译一些国际资料，熟悉自己的老本行。有一天，世界银行要到外经贸部讲学，王辉耀等几个懂外语的年轻人被要求做翻译。
由于基础扎实，又一直没有间断学习，王辉耀在那次的翻译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之后几年，他频频主持国际合作司的许多外事翻译工作。
尽管频繁的翻译能开阔视野，但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王辉耀愈发觉得自己缺少专业的商业知识。1984年，王辉耀停薪留职，远赴加拿大求学，先后在温莎大学商学院以及西安大略大学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
学校出来后，王辉耀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通过努力，他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从助理经理、经理到董事经理的“三级跳”。SNC-Lavalin是一家跨国公司，咨询的工程项目范围远涉全球100多个国家。期间，王辉耀接触了大量的国际工程项目。
1990年，王辉耀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的聘用，任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地区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加拿大华裔外交官。“实际上这就是加拿大企业的推广部。”王辉耀如此形容这份工作。在他任职期间，魁北克对中国的贸易翻了一番，对香港的贸易翻了两番。优秀的成绩，令加拿大当地媒体称其为“财富的使者”。
“意见领袖”
在三年任期届满之后，王辉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独立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根据个人优势，将公司的主业锁定在商务咨询这个领域。期间，他的公司顺利完成了一系列商业项目咨询，例如帮助GE进入中国的水电市场，帮助北美第二大钢结构生产公司到中国投资办厂，完成了三峡工程的第一笔国际融资等。
随着公司的业务进展越来越顺利，王辉耀的朋友圈子也越来越广。1996年，他开始接触欧美同学会。2000年，欧美同学会中的商界人士数量急剧增加，这部分人需要一个针对性和交流性更强的组织。于是在2002年，王辉耀倡议并发起组织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
目前，商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2000人。为了“照顾不同圈子人群的需求”，他又和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王维嘉、赵民、傅军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意在打造一个高端的研讨交流平台，一个建言献策的智库。
“国外有一个说法叫做意见领袖，我们也需要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王辉耀说，尝试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是现阶段很少有人做的工作。他们希望2005委员会未来成长为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集体。如今，2005委员会已经凝聚了国内顶尖优秀的海归130多人，被誉为中国的“百人会”。
如今，已经身兼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的王辉耀，将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源于一本美国作家的新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作者指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
“做企业有意义，做社会工程更有意义”。事实上，王辉耀已经把50％的精力都放在了社团组织等工作上。同时，他每年都会受几所大学的邀请前去演讲。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等是几所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
由于经常外出讲座和授课，与年轻人接触多了，王辉耀不由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当年成长的环境差异太大了，他们现在的偶像已经和国际同步了。”
“知识分子要以国家为己任这种思想始终萦绕着我们。”王辉耀说，虽然他在国外学习、工作过很多年，按理说应该很“海派”，但很多传统的东西却始终在心中难以改变，而社会企业家既符合国际潮流，又兼顾了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