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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印度棉业市场的独霸地位逐渐遭遇来自日本的挑战。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英国采取了种种策略；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份额，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反击。于是，双方在印度棉业市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至1935年，英日在印度棉业市场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键词]日本，英国，印度，棉业市场，博弈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8-0063-07
印度是世界上植棉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棉纺织品不仅用来满足本国人民的衣被需求，而且曾一度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直至18世纪末，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兴起，印度转而成为英国的原棉供应国。此后，英国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独霸印度市场。然而，英国在印度棉业市场上的这种绝对优势因一战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当英国忙于争夺欧洲霸权之时，其盟友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噬着他在印度棉业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成为“英国最可怕的对手”。1935年。英日在印度棉业市场的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1913～1930日英在印度棉业市场力量消长概况
1913～1914年，在印度棉纱总进口中，英日两国所占份额完全处于不对等状态。1911年以前，日本每年输往印度的棉纱不足1000包，到1913年也不过3000包，而1917年已突增至7800万包。虽然在一战后印度对棉纱的需求略有增加，但由于印度本国内的棉纱产量也有一定的增长，因此，印度对本土以外的棉纱需求量较一战前并无大的差别，故日本纱对印度出口的增加，意味着英国纱对印度的出口在逐渐减少。
上表清晰地显示了从1913年到1930年日英在印度棉纱市场上势力的消长情况。在1913～1914年度，英国纱占印度输入棉纱总量的90％，日本纱只占2％，英国基本垄断印度棉纱市场；1918～1919年，由于英国忙于一战，日本纱对印度的出口达到空前的数字；尽管一战结束后在英国商人的努力下，英国对印度的棉纱出口有所恢复，使日本纱在印度棉纱进口中的份额稍受抑制，但是直到1926～1927年，日本始终保持着一半左右的份额。
棉布方面，由于一战后印度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布的产量增加，以及经济不景气，社会消费能力减弱等原因，印度的棉布进口量较战前大为跌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对印度棉布出口量的增长速度却非常快。1913～1914年，印度棉布进口总量为319700万码，日本的对印出口量仅为900万码，但是到了1918～1919年，当印度棉布进口总量降为112200万码时，日本却增长到了23800万码，到1929～1930年，更是增长到56200万码，而英国的棉布却从310400万码降至124800万码。日本出口印度的棉布以本色布为最多，彩色印花布次之，而在漂白布这部分的增长速度则是十分有限的。英国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见表二)。在上等棉布和衬衫衣料方面，英国在1924～1925年印度的总进口中占70.6％，到1928～1929年下降到19％，日本则由28.9％上升至76％。英日在此项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彻底颠倒。被单料子和家用织物方面，英国在1924～1925年的对印出口就微乎其微，至1928～1929年几近为零了。粗斜纹布和斜纹布方面，日本也一直保持着对印出口的优势；只有在优质的薄棉布方面。由于优质商品的购买者都是印度的中层或上层人物，即使价格较高，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购买质量上乘的布料，英国还能够像其预期的那样仍然占据垄断。
纵观印度棉业市场，在16年的时间里，日本布输入量增长了近62倍，日本棉布在印度棉布总进口中的份额由1913～1914年不足0.3％增加到接近30％，英国在印度棉布总进口中的份额由1913～1914年的97％降至65.5％。
日本棉货成功进入印度市场并逐步挑战英国在印度棉纱、棉布进口中的地位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1 准确的市场定位
印度的棉纱进口总体上分为两类：31～40支的本色粗纱和中纱、41支以上的本色细纱和各种加工纱，其中，31～40支的棉纱几乎一直是印度棉纱进口中数量最大的。印度的棉布进口主要有三种：本色布、漂白布、彩色印花布。其中，本色布是印度民众最需要的，也是消费量最大的，在印度进口棉布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日本商人敏锐地判断出印度棉纱棉布市场对粗制品的大量需求，并快速地作出市场定位，即以对印出口本色粗纱和本色布为主。幸运的是，日本主要的原料来源国印度和中国的棉花正好是纺粗纱的材料，客观上成全了日本。
印度31～40支的本色粗纱市场在一战前完全由英国垄断，但到了1925～1926年度，英国纱只占有7.3％，而日本纱已经占到92.5％(见表一)。日本的本色布在印度进口本色布中的份额百分比也逐年上升，1913～1914年仅占0.5％，1929～1930年已增至42.5％(见表二)。长久以来，英国兰开夏的商人们将其在印度市场的损失归咎于战争，认为日本棉制品对印度出口的增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当战争的影响过去，英国将重获战前的贸易份额。但是，在31～40支的本色纱市场上。英国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在印度本色布市场的份额也越来越少。
2 绝佳的契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给很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却是日本经济发展中一个绝佳的契机。由于英国忙于欧战，棉货出口因原料的缺少和运输的困难而大幅度地减少，兰开夏的棉纱因战事几乎无法东来，远东棉业市场出现极大的利益空间，日本乘虚而入，对远东地区进行大量的棉货出口，并开始逐步挑战英国在远东棉业市场的地位。非但如此，日本还将其势力伸人到巴尔干半岛、非洲和南美洲等地，战事终了之时竟是日本大获厚利之日，据统计，“棉工业是日本在欧战中获利最厚的部门”，此后日本棉业迅速发展。
与日本在一战中所获得的丰厚利益相比，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显得那么得不偿失。英国物质损失按凯恩斯的估计达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一战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向国外购买军需物资和居民生活资料的开支让英国的财政赤字剧增，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棉纺织品等传统出口品的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一战非但没有让英国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却给英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英国由战前的债权国变成战后的债务国，英镑的稳定地位发生动摇，出口量大幅下降，由于缺乏大量资金去更新固定资本，传统的棉工业逐渐趋于衰落。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帝国”。
3 业界的齐心合力
日本棉业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棉业组织——大日本纺织联合会，这是个握有支配大部分纺织公司权力的机构。这个联合会从建立之日起就试图借助这个形式全方位调度日本棉业的原料、制 与日本前几年所占有的份额差不多。事实上，尽管英印当局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仍未能对日本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额锐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受到严重打击。1931年，日本的出口额比1929年下降47％。随着英美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12月，日本政府也下令实行“金禁止”政策。此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1931年100日元约合49美元强，到了1933年下降到30美元强，约下降了40％。对美元汇率的大幅下降，使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随之降低，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日本政府加大出口力度，实行廉价输出的倾销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全中国发起排斥日货的运动，迫使日本的棉业加大了对中国以外市场的棉货输出，即采取极速倾销的方式向印度及英国在亚洲的其他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西南亚、非洲开始扩张以转嫁危机。由于日棉布的价格几乎与原棉相等，因此很快抢去了印度的一部分市场。至1931年底，日本的贸易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1932年8月，日本纺织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由于日本出口的增加“并非来自世界购买力的增大，而是靠侵蚀其他国家的市场而实现的”旧㈣，致使日英矛盾升级，英国开始寻求新的对策以抵制日本的倾销。
从1931年11月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和《1931年农产品法》，次年又颁布《进口税法》，放弃了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对输入英国的商品的征税品种，并提高了征收的税率。在英国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实行差额关税制度，对从英国和日本进口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率，以抵制日本商品的倾销。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英印当局于1931年再次提高棉纺织业的保护关税，对非英货税率提高到31％，英货25％。英国另一个举措是联合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在货币和贸易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1932年7月，英国组织其自治领、殖民地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帝国会议，商讨互惠关税的问题，继而建立了英国与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具有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英国对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予以关税优待，并保证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作为回报，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在进口英国工业品时也要相应的给予优惠待遇，与此同时，要对从英国以外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自治领和殖民地在拟定关税政策时，要接受英国的建议。
同年，印度对非英进口的棉纺织品的关税升到50％。1933年，英政府又宣布废止1911年日英通商条约在西非殖民地的应用，在英属西非殖民地对日制品进行抵制。日本对西非的棉布出口不足其出口总量的1％，因此，英政府认为此举不会引发日本强烈的情绪波动，且又可以给日本以警告，不失为两全其美之举。但是，兰开夏的业界人士并不满足这种贸易差别，要求在世界最大的棉布进口国印度享有进一步的特惠。鉴于印度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来自印度棉工业的挑战，英国政府决定逐步满足兰开夏业界的要求。由于印度自身的棉业也面临着日本的竞争问题，当英国提出希望在印度市场提高棉制品的进口关税时，印度欣然接受。于是，1933年4月，印度宣布废弃1904年的日印通商条约；6月，印度宣布对英国棉制品征收25％的关税，对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棉织品征收75％的关税。根据渥太华协定，印度的这两个声明必须要征得英国的认同方可发表，因此日本商界愤怒地认为“印度的关税不表示印日冲突，而意味着英国工业和资本与日本工业和资本的冲突”，立刻表示：不买印棉以作抵制。日本东棉公司随即向土耳其订购了棉花500包以代替印货。日英在印度的棉业战争日趋尖锐。日本确信，如果日本不购买印度的棉花，印度的棉花栽培者将受到极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日本业界的一些人士还呼吁不买英帝国所有的商品，例如加拿大的小麦和木材，澳大利亚的肉和羊毛等。日英关系已达安全边缘。
三、西姆拉会议
1933年秋天，鉴于这种对峙是两败俱伤之举，日本和英印政府为谋求调和之道，开始了“西姆拉会商”。在日英关系逐渐恶化的形势下，双方都很重视这次交涉，日方派出外交官泽田节藏作为首席代表，印方的首席代表是商务官卜亚。泽田临行前谒见天皇时，内大臣牧野伸显提醒他这次赴印交涉不仅仅是贸易谈判，而是一次具有一等重要政治性的出使，因为日英已经处于两国关系的岔路口。日本政府希望此次交涉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印度方面同样希望交涉能够成功，部分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印度举行的国际会议，更多是因为德里已经处于日本不买印棉的困难立场。英国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形容此次即将进行的会议是“三角贸易战”——日本试图维持出口贸易，印度希望保护本国市场，兰开夏想要夺回失去的市场。
会议之初，交涉在业界和政府两个层面进行。印度和日本的政府代表、英国和日本的工业代表分别举行了会议。兰开夏和孟买工业家的交涉也同时在孟买进行着。业界的会谈很快以决裂而告终，交涉的责任落到日本和印度政府代表的肩上。官方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持续了大概7个月。
日本方面要求印度减低关税，印度方面要求日本撤回不买印棉的决议。双方都希望制定日印间新的通商条约。具体的交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将日本棉布输印量与印度棉花的输日量联系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日本棉布输入印度的品种比例问题。前者引起了日本棉业者的反对，日本的棉业者认为“买印棉与卖棉布，皆为实际之商业行为，不能蔑视市场行市而交易”。日方的提案是印方将关税降至50％，日本购买一定数量的印棉。此时，印度已经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印度代表团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日本的联合抵制、国内的棉花种植者以及兰开夏的压力。如果交涉不成立，日本持续不买印棉运动，原定出口日本的250万包棉花将成为积压产品。更糟糕的是，印度本打算在1933年向日本输出25万吨的铣铁，如果印日交涉破裂，将引发更大范围的关税战。迫于压力，印度开始考虑接受日本的要求。英国得知这种情况后，非常重视，在12月初由英内阁成立了5人组成的“印度棉花委员会”，专门研究此问题。经过讨论，“印度棉花委员会”决定给印度一个明确的保证，即对印度在市场上面临的150万包棉花的损失予以补偿，以此来换取印度不改变目前的立场。委员会很自信地认为，如果印度保持目前的态度，日本将自己放下对印度的有力武器——联合抵制。除此以外，委员会还保证如果发生关税战，英国将采用各种方式施压于日本。英政府的这种态度使印度代表团摆脱了在与日本对话中的不利状态。印度有了英国的支持和承诺，立刻对日方的代表泽田重新表明了印度的要求，并透露如果需要，印度政厅将对印度的棉花栽培者进行财政支援。此间，日本方面的棉花输入者以及棉丝棉布 输出者们在大阪集会，对于撤回业界代表表示强烈的不满。态度最为强硬的是钟渊纺织会社的会长津田信吾。为了与业界进行对话，日本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屡次前往大阪，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日本的业界人士强调进行友好交涉的重要性，试图让业界人士接受印度方面提出的要求。最终，日本业界人士勉强同意由日本政府来处理与印度的交涉。12月末。印度方面最后通告日本，如果日本在10天内终止不买印棉运动，印度方面也将作以轻微的让步，即将漂白布和分边白布的输入份额由10％提高至20％。
1934年7月12日，日印两国代表在伦敦正式签署日印间新的商约，有效期到1937年的3月31日。根据新的条约，“日印两国相互间容许最惠国待遇”，“印度政府对日本棉布之关税，不得超过下率，即平织未加工布从价5成，或1磅5安拉四分之一，其他棉布从价5成”，“棉布年度输出印度之日本棉布基准比率为4亿2千5百万码，且与棉花年度对日本输出之印度棉花百万包相关联”，“棉布分配量品种区别。分为平织未加工4成5分，印花未加工1成三分，晒8分。色货其他3成4分”。日本和英印间的贸易战争就此告一段落。日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西姆拉会议暂时得以缓解。但是，日英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兰开夏的业界人士对条约中下调日本制品输印关税的条文极为不满。因为新的商约施行后，仅印度和日本的商品即可满足印度市场，英国的棉制品几乎没有进入的余地。英国并没有因此获得巨大的利益。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日本也同样心存芥蒂，认为在这个围绕印度市场英日棉工业产业资本间的分割协定中，英国通过导入棉布品种分配数量制阻止了日本向高级棉布市场的渗入。
1883年，日本成为英国棉制品的亚洲消费国之一，日本从英国进口的棉制品占英国棉制品对亚洲出口份额的3.8％。直至1913年，日本一直是英国棉制品的好顾客。但是从1913年后，日本逐渐从英国棉制品的消费者变成其强有力的竞争者，20年间，日英在围绕印度棉业市场的角逐中，你来我往，互有胜负，硝烟弥漫于运筹帷幄间。最终，日本于1935年，以对印度输出棉布55亿7千万平方码，超出英国1亿4千万平方码的优势。在印度棉布市场大获全胜，英国独霸印度棉业市场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日本，英国，印度，棉业市场，博弈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8-0063-07
印度是世界上植棉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棉纺织品不仅用来满足本国人民的衣被需求，而且曾一度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直至18世纪末，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兴起，印度转而成为英国的原棉供应国。此后，英国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独霸印度市场。然而，英国在印度棉业市场上的这种绝对优势因一战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当英国忙于争夺欧洲霸权之时，其盟友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噬着他在印度棉业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成为“英国最可怕的对手”。1935年。英日在印度棉业市场的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1913～1930日英在印度棉业市场力量消长概况
1913～1914年，在印度棉纱总进口中，英日两国所占份额完全处于不对等状态。1911年以前，日本每年输往印度的棉纱不足1000包，到1913年也不过3000包，而1917年已突增至7800万包。虽然在一战后印度对棉纱的需求略有增加，但由于印度本国内的棉纱产量也有一定的增长，因此，印度对本土以外的棉纱需求量较一战前并无大的差别，故日本纱对印度出口的增加，意味着英国纱对印度的出口在逐渐减少。
上表清晰地显示了从1913年到1930年日英在印度棉纱市场上势力的消长情况。在1913～1914年度，英国纱占印度输入棉纱总量的90％，日本纱只占2％，英国基本垄断印度棉纱市场；1918～1919年，由于英国忙于一战，日本纱对印度的出口达到空前的数字；尽管一战结束后在英国商人的努力下，英国对印度的棉纱出口有所恢复，使日本纱在印度棉纱进口中的份额稍受抑制，但是直到1926～1927年，日本始终保持着一半左右的份额。
棉布方面，由于一战后印度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布的产量增加，以及经济不景气，社会消费能力减弱等原因，印度的棉布进口量较战前大为跌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对印度棉布出口量的增长速度却非常快。1913～1914年，印度棉布进口总量为319700万码，日本的对印出口量仅为900万码，但是到了1918～1919年，当印度棉布进口总量降为112200万码时，日本却增长到了23800万码，到1929～1930年，更是增长到56200万码，而英国的棉布却从310400万码降至124800万码。日本出口印度的棉布以本色布为最多，彩色印花布次之，而在漂白布这部分的增长速度则是十分有限的。英国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见表二)。在上等棉布和衬衫衣料方面，英国在1924～1925年印度的总进口中占70.6％，到1928～1929年下降到19％，日本则由28.9％上升至76％。英日在此项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彻底颠倒。被单料子和家用织物方面，英国在1924～1925年的对印出口就微乎其微，至1928～1929年几近为零了。粗斜纹布和斜纹布方面，日本也一直保持着对印出口的优势；只有在优质的薄棉布方面。由于优质商品的购买者都是印度的中层或上层人物，即使价格较高，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购买质量上乘的布料，英国还能够像其预期的那样仍然占据垄断。
纵观印度棉业市场，在16年的时间里，日本布输入量增长了近62倍，日本棉布在印度棉布总进口中的份额由1913～1914年不足0.3％增加到接近30％，英国在印度棉布总进口中的份额由1913～1914年的97％降至65.5％。
日本棉货成功进入印度市场并逐步挑战英国在印度棉纱、棉布进口中的地位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1 准确的市场定位
印度的棉纱进口总体上分为两类：31～40支的本色粗纱和中纱、41支以上的本色细纱和各种加工纱，其中，31～40支的棉纱几乎一直是印度棉纱进口中数量最大的。印度的棉布进口主要有三种：本色布、漂白布、彩色印花布。其中，本色布是印度民众最需要的，也是消费量最大的，在印度进口棉布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日本商人敏锐地判断出印度棉纱棉布市场对粗制品的大量需求，并快速地作出市场定位，即以对印出口本色粗纱和本色布为主。幸运的是，日本主要的原料来源国印度和中国的棉花正好是纺粗纱的材料，客观上成全了日本。
印度31～40支的本色粗纱市场在一战前完全由英国垄断，但到了1925～1926年度，英国纱只占有7.3％，而日本纱已经占到92.5％(见表一)。日本的本色布在印度进口本色布中的份额百分比也逐年上升，1913～1914年仅占0.5％，1929～1930年已增至42.5％(见表二)。长久以来，英国兰开夏的商人们将其在印度市场的损失归咎于战争，认为日本棉制品对印度出口的增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当战争的影响过去，英国将重获战前的贸易份额。但是，在31～40支的本色纱市场上。英国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在印度本色布市场的份额也越来越少。
2 绝佳的契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给很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却是日本经济发展中一个绝佳的契机。由于英国忙于欧战，棉货出口因原料的缺少和运输的困难而大幅度地减少，兰开夏的棉纱因战事几乎无法东来，远东棉业市场出现极大的利益空间，日本乘虚而入，对远东地区进行大量的棉货出口，并开始逐步挑战英国在远东棉业市场的地位。非但如此，日本还将其势力伸人到巴尔干半岛、非洲和南美洲等地，战事终了之时竟是日本大获厚利之日，据统计，“棉工业是日本在欧战中获利最厚的部门”，此后日本棉业迅速发展。
与日本在一战中所获得的丰厚利益相比，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显得那么得不偿失。英国物质损失按凯恩斯的估计达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一战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向国外购买军需物资和居民生活资料的开支让英国的财政赤字剧增，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棉纺织品等传统出口品的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一战非但没有让英国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却给英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英国由战前的债权国变成战后的债务国，英镑的稳定地位发生动摇，出口量大幅下降，由于缺乏大量资金去更新固定资本，传统的棉工业逐渐趋于衰落。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帝国”。
3 业界的齐心合力
日本棉业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棉业组织——大日本纺织联合会，这是个握有支配大部分纺织公司权力的机构。这个联合会从建立之日起就试图借助这个形式全方位调度日本棉业的原料、制 与日本前几年所占有的份额差不多。事实上，尽管英印当局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仍未能对日本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额锐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受到严重打击。1931年，日本的出口额比1929年下降47％。随着英美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12月，日本政府也下令实行“金禁止”政策。此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1931年100日元约合49美元强，到了1933年下降到30美元强，约下降了40％。对美元汇率的大幅下降，使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随之降低，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日本政府加大出口力度，实行廉价输出的倾销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全中国发起排斥日货的运动，迫使日本的棉业加大了对中国以外市场的棉货输出，即采取极速倾销的方式向印度及英国在亚洲的其他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西南亚、非洲开始扩张以转嫁危机。由于日棉布的价格几乎与原棉相等，因此很快抢去了印度的一部分市场。至1931年底，日本的贸易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1932年8月，日本纺织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由于日本出口的增加“并非来自世界购买力的增大，而是靠侵蚀其他国家的市场而实现的”旧㈣，致使日英矛盾升级，英国开始寻求新的对策以抵制日本的倾销。
从1931年11月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和《1931年农产品法》，次年又颁布《进口税法》，放弃了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对输入英国的商品的征税品种，并提高了征收的税率。在英国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实行差额关税制度，对从英国和日本进口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率，以抵制日本商品的倾销。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英印当局于1931年再次提高棉纺织业的保护关税，对非英货税率提高到31％，英货25％。英国另一个举措是联合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在货币和贸易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1932年7月，英国组织其自治领、殖民地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帝国会议，商讨互惠关税的问题，继而建立了英国与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具有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英国对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予以关税优待，并保证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作为回报，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在进口英国工业品时也要相应的给予优惠待遇，与此同时，要对从英国以外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自治领和殖民地在拟定关税政策时，要接受英国的建议。
同年，印度对非英进口的棉纺织品的关税升到50％。1933年，英政府又宣布废止1911年日英通商条约在西非殖民地的应用，在英属西非殖民地对日制品进行抵制。日本对西非的棉布出口不足其出口总量的1％，因此，英政府认为此举不会引发日本强烈的情绪波动，且又可以给日本以警告，不失为两全其美之举。但是，兰开夏的业界人士并不满足这种贸易差别，要求在世界最大的棉布进口国印度享有进一步的特惠。鉴于印度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来自印度棉工业的挑战，英国政府决定逐步满足兰开夏业界的要求。由于印度自身的棉业也面临着日本的竞争问题，当英国提出希望在印度市场提高棉制品的进口关税时，印度欣然接受。于是，1933年4月，印度宣布废弃1904年的日印通商条约；6月，印度宣布对英国棉制品征收25％的关税，对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棉织品征收75％的关税。根据渥太华协定，印度的这两个声明必须要征得英国的认同方可发表，因此日本商界愤怒地认为“印度的关税不表示印日冲突，而意味着英国工业和资本与日本工业和资本的冲突”，立刻表示：不买印棉以作抵制。日本东棉公司随即向土耳其订购了棉花500包以代替印货。日英在印度的棉业战争日趋尖锐。日本确信，如果日本不购买印度的棉花，印度的棉花栽培者将受到极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日本业界的一些人士还呼吁不买英帝国所有的商品，例如加拿大的小麦和木材，澳大利亚的肉和羊毛等。日英关系已达安全边缘。
三、西姆拉会议
1933年秋天，鉴于这种对峙是两败俱伤之举，日本和英印政府为谋求调和之道，开始了“西姆拉会商”。在日英关系逐渐恶化的形势下，双方都很重视这次交涉，日方派出外交官泽田节藏作为首席代表，印方的首席代表是商务官卜亚。泽田临行前谒见天皇时，内大臣牧野伸显提醒他这次赴印交涉不仅仅是贸易谈判，而是一次具有一等重要政治性的出使，因为日英已经处于两国关系的岔路口。日本政府希望此次交涉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印度方面同样希望交涉能够成功，部分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印度举行的国际会议，更多是因为德里已经处于日本不买印棉的困难立场。英国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形容此次即将进行的会议是“三角贸易战”——日本试图维持出口贸易，印度希望保护本国市场，兰开夏想要夺回失去的市场。
会议之初，交涉在业界和政府两个层面进行。印度和日本的政府代表、英国和日本的工业代表分别举行了会议。兰开夏和孟买工业家的交涉也同时在孟买进行着。业界的会谈很快以决裂而告终，交涉的责任落到日本和印度政府代表的肩上。官方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持续了大概7个月。
日本方面要求印度减低关税，印度方面要求日本撤回不买印棉的决议。双方都希望制定日印间新的通商条约。具体的交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将日本棉布输印量与印度棉花的输日量联系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日本棉布输入印度的品种比例问题。前者引起了日本棉业者的反对，日本的棉业者认为“买印棉与卖棉布，皆为实际之商业行为，不能蔑视市场行市而交易”。日方的提案是印方将关税降至50％，日本购买一定数量的印棉。此时，印度已经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印度代表团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日本的联合抵制、国内的棉花种植者以及兰开夏的压力。如果交涉不成立，日本持续不买印棉运动，原定出口日本的250万包棉花将成为积压产品。更糟糕的是，印度本打算在1933年向日本输出25万吨的铣铁，如果印日交涉破裂，将引发更大范围的关税战。迫于压力，印度开始考虑接受日本的要求。英国得知这种情况后，非常重视，在12月初由英内阁成立了5人组成的“印度棉花委员会”，专门研究此问题。经过讨论，“印度棉花委员会”决定给印度一个明确的保证，即对印度在市场上面临的150万包棉花的损失予以补偿，以此来换取印度不改变目前的立场。委员会很自信地认为，如果印度保持目前的态度，日本将自己放下对印度的有力武器——联合抵制。除此以外，委员会还保证如果发生关税战，英国将采用各种方式施压于日本。英政府的这种态度使印度代表团摆脱了在与日本对话中的不利状态。印度有了英国的支持和承诺，立刻对日方的代表泽田重新表明了印度的要求，并透露如果需要，印度政厅将对印度的棉花栽培者进行财政支援。此间，日本方面的棉花输入者以及棉丝棉布 输出者们在大阪集会，对于撤回业界代表表示强烈的不满。态度最为强硬的是钟渊纺织会社的会长津田信吾。为了与业界进行对话，日本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屡次前往大阪，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日本的业界人士强调进行友好交涉的重要性，试图让业界人士接受印度方面提出的要求。最终，日本业界人士勉强同意由日本政府来处理与印度的交涉。12月末。印度方面最后通告日本，如果日本在10天内终止不买印棉运动，印度方面也将作以轻微的让步，即将漂白布和分边白布的输入份额由10％提高至20％。
1934年7月12日，日印两国代表在伦敦正式签署日印间新的商约，有效期到1937年的3月31日。根据新的条约，“日印两国相互间容许最惠国待遇”，“印度政府对日本棉布之关税，不得超过下率，即平织未加工布从价5成，或1磅5安拉四分之一，其他棉布从价5成”，“棉布年度输出印度之日本棉布基准比率为4亿2千5百万码，且与棉花年度对日本输出之印度棉花百万包相关联”，“棉布分配量品种区别。分为平织未加工4成5分，印花未加工1成三分，晒8分。色货其他3成4分”。日本和英印间的贸易战争就此告一段落。日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西姆拉会议暂时得以缓解。但是，日英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兰开夏的业界人士对条约中下调日本制品输印关税的条文极为不满。因为新的商约施行后，仅印度和日本的商品即可满足印度市场，英国的棉制品几乎没有进入的余地。英国并没有因此获得巨大的利益。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日本也同样心存芥蒂，认为在这个围绕印度市场英日棉工业产业资本间的分割协定中，英国通过导入棉布品种分配数量制阻止了日本向高级棉布市场的渗入。
1883年，日本成为英国棉制品的亚洲消费国之一，日本从英国进口的棉制品占英国棉制品对亚洲出口份额的3.8％。直至1913年，日本一直是英国棉制品的好顾客。但是从1913年后，日本逐渐从英国棉制品的消费者变成其强有力的竞争者，20年间，日英在围绕印度棉业市场的角逐中，你来我往，互有胜负，硝烟弥漫于运筹帷幄间。最终，日本于1935年，以对印度输出棉布55亿7千万平方码，超出英国1亿4千万平方码的优势。在印度棉布市场大获全胜，英国独霸印度棉业市场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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