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上映前几天，导演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除了票房，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另外的标准更适合衡量一部电影”，照此来看，陈可辛的确成功了，《中国合伙人》的火爆票房表明了他对内地影市的精准拿捏。
　　对一位香港导演来说，拍《中国合伙人》这样的电影风险其实不小，这是一个本土性极强的故事，片中的主要演员悉数来自内地，陈可辛几乎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在独力讲述这个故事，但从观影效果来看，全片毫无“违和”感—一来说明内地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与海外接轨”；二来还是说明了陈可辛本人的努力，那么多香港导演北上，但能拍出《中国合伙人》这类作品的港导，一时无两。
　　《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一群时下商界精英的发家经历，坊间认为就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企业史—这是一家以提供出国英语考试培训而闻名的教育企业，虽然有当事人撰文明确否认，但故事、人物，乃至剧本的缘起都与新东方密不可分，陈可辛虽然做了很多艺术再加工，其故事蓝本却毋庸讳言。
　　不过，在收获高票房和普通观众良好口碑的同时，《中国合伙人》也遭遇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激烈批评—争议焦点在于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批评者普遍认为，《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一个虚伪的励志故事，用蛊惑人心的“成功学”粉饰现实、麻醉观众。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从主旨上看，可以说《中国合伙人》就是给“成功人士”树碑立传的，虽然人物有些缺点，但总体来看都是正面、向上的，在爱情和事业中往往以受害者的面貌示人，唯一的冲突就是关于上市的争议—这显然是轻描淡写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片中主人公大展拳脚的1990年代，内地的人文知识分子们也掀开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于市场价值、工具理性、拜金主义等问题，都有过深入（但现在看来有些不了了之）的探讨，这场大讨论也带来了对于“半张脸神话”的反思—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成功人士”在公众面前总是只露出“迷人”的“半张脸”，成为被艳羡和追慕的生活符号，而另外可能有些丑陋的“半张脸”则被悄然隐去了—照此理路，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合伙人》看作是描摹“成功人士”那迷人“半张脸”的银幕神话。当然，影片也提供了不少对三位“成功人士”成长背景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但无非是给他们营造道德悲情和人性内涵，“半张脸”的宗旨颠扑不破（片尾出现的企业家群像最终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半张脸”不仅出现在人物塑造上，对于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貌，影片也（只能）视而不见—如果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是当下中国的普遍状况，表现在历史叙述中，便是“去历史化的历史”：《中国合伙人》用一个校园诗人烧诗、痛哭、剪去长发来表征1980年代的消逝，或多或少暗示着1980年代末大学生们彻底的心路转变—不少人跟三位主人公一样，从此放弃理想主义，或出国或经商，一生命运也由此改变。
　　影片的英文名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所谓“美国梦在中国”，倒是精妙诠释了影片的另一层含义：三位主人公之所以能创业成功，核心消费需求就是内地大学生的“美国梦”，而三位主人公因侵犯知识产权而与美方对峙，在片中则被巧妙偷换成“质疑中国学生能力”的命题，明显的违法者却成了“为国争光”的英雄，其间又吊诡地蕴含着某种民族主义意趣。
　　话说回来，励志题材的商业电影几乎总是“成功学”式的，就算坊间常与《中国合伙人》对比的《社交网络》，其实也是塑造了硅谷精英的“半张脸神话”—只不过Geek兮兮的罢了。所以，自觉的批评者们对于《中国合伙人》的争论，更多还是反映出了当下社会价值观认同的分裂，以及对于财富的纠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