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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初试探究性学习
１．初试探究性学习，１９８２年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有的效果出现了。
２．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象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３００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象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老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面对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 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他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农业灌溉，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第八章高考必将做出重大变革
８．谁在左右学生命运
……我们再次领略，理论上还争论不清的事，往往实践会告诉你。浙江的老师在实践中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我从浙江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夏真所著《大写教育》一书中读到这样一个课案，这堂课是宁波市鄞州实验小学顾月祥老师上的《曹冲称象》。
那天，顾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比曹冲更好的称象的办法吗？
这是个已经传颂千秋的故事，我们少年时也曾经对曹冲的办法佩服不已，没想过还有什么比曹冲更聪明的办法。现在顾老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让今天的鄞州少年挑战曹冲，会有什么结果？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曹冲用石头称象不方便，我用泥土，泥土河边就有，把泥土就近一担担挑到船里，等船沉到画线的地方，一称泥土就知道了。
这发言顿时让大家心里一亮。又一个同学说：用泥土也不够方便，我就用水，拿小桶把水一桶桶舀进船里，记下桶数，也不用称船里的水，到时候就称称一桶水有多重，用乘法就可以算出大象的重量了。
又一个学生说：泥土和水搬进搬出都不方便，曹操有的是兵，我就用那些兵，喊上就上，喊下就下，最方便了。
这时同学们都激动了，谁曾想过这个被称颂千载的故事，顷刻间被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此这般地讲出新意，难道我们比曹冲更聪明？
老师也激动了。这节课的本意就在于要少年善于开动脑筋，但从前的教法是要你感受曹冲有多么聪明，很少有老师问还有没有比曹冲更好的办法，同学们的思索也就没往那里去，好像少年曹冲就是我们少年时代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谁知老师这么一问，就像启动了一个开关，学生们头脑里的聪明一下子就令人惊奇地释放出来了！
这个开关，就是探究性学习。这只是波澜壮阔的浙江课改中的一朵浪花。老师这么去做了，学生这么去做了，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就会受到自己释放出来的聪明才智的鼓励，就会从不适应变成适应，变成喜爱。浙江课改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第十一章放下成才观念 培育生存能力
８．北京四中为何享誉京都
北京的家长说到四中的学生，常说：“没法儿比！”
北京四中只有高中。中考５科满分６５０（含体育３０），四中的录取线通常在６１０分上下浮动。高分有考到６２５分的。就是说除了体育分拿满之外，那５科的卷面总共只有２５分到４０分左右的差错。
考进四中的分数线常常是北京中考的最高分数线，四中高考平均分常常雄夺北京之冠，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在人们印象中，四中的学生就像做题机器，什么题都会做。尽管人们说四中的学生没法儿比，但对四中学生，乃至四中学生的笔记本、习题和试卷，都很关注。
四中有个“科技俱乐部”，被吸收进这个俱乐部的学生被认为是尖子中的尖子。主持这个俱乐部的老师叫李京燕，她是有资格骄傲的，然而她那么谦逊地时常跑到石景山来向王能智老师请教。我是从王能智老师那儿认识她的。此前，我以为北京四中是个应试教育搞得特别有经验的学校，认识李京燕后我才知道，北京四中多年坚持的主要并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教法，这使我不无吃惊。
“何以见得？”我问。
“学生进四中，在高一上学期普遍不适应。”她说。
“怎么不适应？”
李京燕描述，学生们忽然困惑：四中怎么下午３点半就放学了？老师怎么不留作业，那我们回家干什么？怎么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补课？一个单元了，老师说，回去把这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梳理一下，把自己的笔记本整理好，或者建议同学们去阅读某篇文学作品，同学们照办了，可是也没有人说要交，作品读没读老师也不检查，这算怎么回事？在学生们看来，要交的作业才叫作业，不交的就不算。那我们怎么学呢？老师干吗去了？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是各校的尖子，是在老师的特别关注下长大的，平时考试哪怕丢了１分，老师也要问：“你怎么啦？”到这儿没人问了。而且高分对高分，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一个班有２０多人初中时当班长，这些“班长”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等到老师发下卷子一考，都傻了，分数普遍掉下去了。是不会考还是不会学？
“是不会学。”李京燕说。
她接着描述道：“普遍是习惯了等别人来喂食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等别人嚼碎了给自己，不嚼碎我就不咽。四中认为，一个不去自己寻食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长大。四中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完成从非自主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的转变。”
我问，这要花去多少时间？
她说，得有一个学期才能转过来。
李京燕把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称为“控制下的学习”，高中被控制得更严，直至你被送进大学，或者被高考淘汰。一个孩子被控制到１８岁，跟不上的就厌学，跟上的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四中做的，是在高中阶段把他们的自主学习重新激活。
我渐渐看到了，四中学生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而是在高一完成了学习方式的重要转变，考进大学后就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学习，而其他许多大学生则要在大一才发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难得的是，这些并非国家要求素质教育后四中才有的变化，而是四中的传统，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得知，北京四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由顺天府在西什库创办，初名为顺天中学堂，招收所辖２４县平民子弟进京学习新学。１９１２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仍多招收平民子弟，并日益形成教学讲求务实的传统。这使我隐约感到，平民子弟多带着谋求生活出路的愿望来读书，其中便有与宁波人观念相通的地方。
四中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最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２０世纪初便针对国人体质弱而积极开展体育教育。这延续下来，迄今四中男女篮球、游泳等运动的赛绩，在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四中从前是男校，“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男女合校，１９８８年改为纯高中校。今天的四中学生似乎都在奔拔尖人才而去，不像是为谋求生活出路而读书。但四中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传统坚持了下来，尤重学生自主学习。
今日四中学生的优势，已不在于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每年新生入学，在入学教育时，有一个半小时是向全体新生介绍本校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李京燕老师就要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考上你们喜欢的重点大学，还要思索考上以后如何建立更高远的目标和志向，未来的路如何延伸。所以今天就要改变你们初中阶段的学习方式。要学会主动去学习。能不能主动去学习，将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能把事业做得多深、多大。”
１．初试探究性学习，１９８２年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有的效果出现了。
２．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象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３００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象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老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面对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 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他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农业灌溉，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第八章高考必将做出重大变革
８．谁在左右学生命运
……我们再次领略，理论上还争论不清的事，往往实践会告诉你。浙江的老师在实践中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我从浙江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夏真所著《大写教育》一书中读到这样一个课案，这堂课是宁波市鄞州实验小学顾月祥老师上的《曹冲称象》。
那天，顾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比曹冲更好的称象的办法吗？
这是个已经传颂千秋的故事，我们少年时也曾经对曹冲的办法佩服不已，没想过还有什么比曹冲更聪明的办法。现在顾老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让今天的鄞州少年挑战曹冲，会有什么结果？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曹冲用石头称象不方便，我用泥土，泥土河边就有，把泥土就近一担担挑到船里，等船沉到画线的地方，一称泥土就知道了。
这发言顿时让大家心里一亮。又一个同学说：用泥土也不够方便，我就用水，拿小桶把水一桶桶舀进船里，记下桶数，也不用称船里的水，到时候就称称一桶水有多重，用乘法就可以算出大象的重量了。
又一个学生说：泥土和水搬进搬出都不方便，曹操有的是兵，我就用那些兵，喊上就上，喊下就下，最方便了。
这时同学们都激动了，谁曾想过这个被称颂千载的故事，顷刻间被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此这般地讲出新意，难道我们比曹冲更聪明？
老师也激动了。这节课的本意就在于要少年善于开动脑筋，但从前的教法是要你感受曹冲有多么聪明，很少有老师问还有没有比曹冲更好的办法，同学们的思索也就没往那里去，好像少年曹冲就是我们少年时代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谁知老师这么一问，就像启动了一个开关，学生们头脑里的聪明一下子就令人惊奇地释放出来了！
这个开关，就是探究性学习。这只是波澜壮阔的浙江课改中的一朵浪花。老师这么去做了，学生这么去做了，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就会受到自己释放出来的聪明才智的鼓励，就会从不适应变成适应，变成喜爱。浙江课改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第十一章放下成才观念 培育生存能力
８．北京四中为何享誉京都
北京的家长说到四中的学生，常说：“没法儿比！”
北京四中只有高中。中考５科满分６５０（含体育３０），四中的录取线通常在６１０分上下浮动。高分有考到６２５分的。就是说除了体育分拿满之外，那５科的卷面总共只有２５分到４０分左右的差错。
考进四中的分数线常常是北京中考的最高分数线，四中高考平均分常常雄夺北京之冠，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在人们印象中，四中的学生就像做题机器，什么题都会做。尽管人们说四中的学生没法儿比，但对四中学生，乃至四中学生的笔记本、习题和试卷，都很关注。
四中有个“科技俱乐部”，被吸收进这个俱乐部的学生被认为是尖子中的尖子。主持这个俱乐部的老师叫李京燕，她是有资格骄傲的，然而她那么谦逊地时常跑到石景山来向王能智老师请教。我是从王能智老师那儿认识她的。此前，我以为北京四中是个应试教育搞得特别有经验的学校，认识李京燕后我才知道，北京四中多年坚持的主要并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教法，这使我不无吃惊。
“何以见得？”我问。
“学生进四中，在高一上学期普遍不适应。”她说。
“怎么不适应？”
李京燕描述，学生们忽然困惑：四中怎么下午３点半就放学了？老师怎么不留作业，那我们回家干什么？怎么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补课？一个单元了，老师说，回去把这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梳理一下，把自己的笔记本整理好，或者建议同学们去阅读某篇文学作品，同学们照办了，可是也没有人说要交，作品读没读老师也不检查，这算怎么回事？在学生们看来，要交的作业才叫作业，不交的就不算。那我们怎么学呢？老师干吗去了？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是各校的尖子，是在老师的特别关注下长大的，平时考试哪怕丢了１分，老师也要问：“你怎么啦？”到这儿没人问了。而且高分对高分，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一个班有２０多人初中时当班长，这些“班长”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等到老师发下卷子一考，都傻了，分数普遍掉下去了。是不会考还是不会学？
“是不会学。”李京燕说。
她接着描述道：“普遍是习惯了等别人来喂食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等别人嚼碎了给自己，不嚼碎我就不咽。四中认为，一个不去自己寻食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长大。四中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完成从非自主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的转变。”
我问，这要花去多少时间？
她说，得有一个学期才能转过来。
李京燕把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称为“控制下的学习”，高中被控制得更严，直至你被送进大学，或者被高考淘汰。一个孩子被控制到１８岁，跟不上的就厌学，跟上的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四中做的，是在高中阶段把他们的自主学习重新激活。
我渐渐看到了，四中学生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而是在高一完成了学习方式的重要转变，考进大学后就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学习，而其他许多大学生则要在大一才发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难得的是，这些并非国家要求素质教育后四中才有的变化，而是四中的传统，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得知，北京四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由顺天府在西什库创办，初名为顺天中学堂，招收所辖２４县平民子弟进京学习新学。１９１２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仍多招收平民子弟，并日益形成教学讲求务实的传统。这使我隐约感到，平民子弟多带着谋求生活出路的愿望来读书，其中便有与宁波人观念相通的地方。
四中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最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２０世纪初便针对国人体质弱而积极开展体育教育。这延续下来，迄今四中男女篮球、游泳等运动的赛绩，在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四中从前是男校，“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男女合校，１９８８年改为纯高中校。今天的四中学生似乎都在奔拔尖人才而去，不像是为谋求生活出路而读书。但四中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传统坚持了下来，尤重学生自主学习。
今日四中学生的优势，已不在于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每年新生入学，在入学教育时，有一个半小时是向全体新生介绍本校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李京燕老师就要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考上你们喜欢的重点大学，还要思索考上以后如何建立更高远的目标和志向，未来的路如何延伸。所以今天就要改变你们初中阶段的学习方式。要学会主动去学习。能不能主动去学习，将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能把事业做得多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