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共东京支部是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开展海外革命活动，选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在日本东京创建的旅日早期党组织。从近年来日本馆藏档案解密资料来看，日本政府给留日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打上了“过激派中国人”的标签，并对他们进行秘密跟踪监视，施存统就是被重点监视的对象。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创始人，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有着特殊关系，基于这一原因，他时常受到日本警察的骚扰，在这种境况下，仍然带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通过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加强与上海党组织的合作，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参加“远东大会”，为中共东京支部的创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中共东京支部;施存统;创建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24-08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在上海、北京、日本东京等国内外城市已组织了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日本东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共东京支部。中共东京支部直属国内共产党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秘密组织。这个海外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秘密创建起来的，因而遗存下来的相关档案资料较少。由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选编的被列为重大党史题材的《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的出版，使被尘封了80年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该书通过大量的回忆资料，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共东京支部在日本的活动。但中共东京支部在初创时期的史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鲜为人知。要对这一领域展开深入研究，那些收藏在日本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档案史料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证据。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近年来日本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资料的考证，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述中共东京支部的主要创建者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的关系，他是如何在“秘密组织”的指导下创建中共东京支部，又是如何在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视下开展革命活动的，进而探寻海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国家谋独立、为民族谋解放的革命历程和艰辛的斗争实践。
一、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防卫省以及警视厅对中国早期党组织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关注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行踪，对他们的言行举动都记录在案，形成密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与这一组织保持联络的留日学生施存统等人成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常以“需注意”“必须注意”“继续跟踪”等词语作为密件标题，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据1921年12月22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解密，“上海秘密组织了‘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大学校’以及俄国过激派宣传支部‘民主俱乐部’等”，并披露施存统与这些组织有关联，同时他还与在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保持联络，不失时机地宣传共产主义。
解密档案中提到的“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正是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创建的党组织、团组织以及旨在培养革命青年的外国语学社。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旧式里弄被称为“渔阳里”，一端朝向环龙路，一端朝向霞飞路。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习惯称为“老渔阳里”，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飞路渔阳里（现淮海中路567弄），亦称为“渔阳里”，为区别两处“渔阳里”，依照建成先后在口头上以新老区别，在旧上海同属法租界。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当属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创建于老渔阳里2号，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8人名单中，施存统赫然在列。此时的施存统实际上不在上海，而是在日本留学，他的行踪已经被日本警视厅严密监视，甚至对他在国内的言行也进行了秘密侦查。据1921年1月10日日本档案馆解密档案记载，出生在中国浙江省金华县的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以《非孝》为题的文章，提出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此文只是施存统对封建旧传统的有感而发，令他没想到的是，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被当局视为“大逆不道”，称《浙江新潮》“败坏风俗”，要求政府查禁，施存统也被所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开除，并被当局逐出杭州。
被迫离开杭州的施存统去了北京，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名将，并加入了推行半工半读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该社团解散后，他打算经上海再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和浙江同乡俞秀松找到曾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沈玄庐，并在他的引荐下认识了戴季陶和陈独秀，他们都对这个敢于对封建伦理进行抗争的青年大加赞赏，介绍其进入《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邀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商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陈望道回忆：“一九二〇年我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社团之一。他们大多在渔阳里街区附近居住，经常在陈独秀的寓所召开座谈会。石川祯浩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先进知识分子在留学日本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的兴趣，“因而在回國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
的文献”。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据施存统回忆：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陈独秀家里开会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张申府回忆此事时这样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的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时就已经考虑到革命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在上海党组织成立的同时，也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8人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时年21岁的俞秀松任书记。施存统后来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 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上海早期党团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储备党的后备干部，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选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这就是日本解密档案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大学校”，这里并非是秘密组织的办学机构，而是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来掩护革命活动。据当时在此学习的学生回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就挂在6号门墙上，是黑底白字还是白底黑字记不起了。字是魏碑体书写的。”“记得弄堂口有一个烟纸店，包打听曾在店里监视我们。弄堂底的小铁门是不通行的，进出都从淮海路（当时叫霞飞路）走，我们多数从后门进出。”外国语学社是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旨在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袁振英回忆：“我担任英文一科，我又与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早期党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革命教育活动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觉，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7月，早期党组织决定由张太雷等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提出在正式中央机关未成立之前，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8月，外国语学社宣告结束。外国语学社存在的时间尽管不到一年，却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后备力量。
由此可见，施存统不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还积极参与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当然，并不排除通过书信的形式参与其中。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道：上海成立共产党的会结束不久，“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了一份纲领”。于是，施存统带着这份自己亲自誊写的党纲来到异国他乡，开始了他孤悬海外创建中共东京支部的革命历程。
二、施存统负责秘密创建中共东京支部
1920年6月，施存统在戴季陶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宫崎龙介父子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寄居在宫崎龙介在东京的家中，一边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一边经常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联络。施存统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了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视。据日本档案馆解密档案记载：“借住在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号三埼馆的需要注意中国人施存统的行动事宜，该人在东京同文书院上学的同时，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他还和目前行踪不明、被认为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汉俊（别名？）一起，和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并且还提到与在上海的社会主义者鹤有联系，“目前对上述汉俊的行踪及已在进行暗中侦查的施存统的行动，正在严密注意、秘密侦查”。
解密档案中提到的“汉俊”与“鹤”正是比施存统更早留学日本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李汉俊和李达，留学期间和回国后，他们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日本《外事警察报》报道，汉俊就是“留日学生总会副会长，李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故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的亲弟弟”。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档案新闻通讯件记录，“神田区三埼町一丁目五番地，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湖南人李达（当年二十九岁）……用鹤或天放的笔名”。从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档案资料记载情况来看，赴日的进步留学生大多都受到严密监视，尤其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联系频繁的革命党人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1920年12月，堺利彦、大杉荣等还在日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为促进旅日留学生在日本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施存统曾在上海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等党的早期主要创建者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成为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创建中共东京支部的最佳人选。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施存统根据陈独秀指示，成为小组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讲道：“我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实际上，周佛海早于施存统到日本，他于1917年就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鹿儿岛市第七高等学校，在日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章，并经常翻译和撰写这类文章投给国内的《解放与改造》等刊物。該刊的主编是张东荪，经张东荪的介绍，周佛海认识了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达。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给同在日本的施存统发去一封信，传达了陈独秀要求组建东京支部的意愿，信是这样写的：“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周佛海在信中还谈到自己在偏僻的鹿儿岛，与日人联络不方便，是当前开展革命活动面临的困难。1921年4月下旬，施存统和周佛海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
据1921年4月2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施存统“与居住在鹿儿岛的中国人周佛海好像有深厚的关系”，在补充记录中还提到“该文件提到的‘C’杂志，可以确认是他们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机关杂志，为此，正在对现在居住在东京的留日中国学生进行严密的秘密侦查”。“C”杂志正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公开了党的旗帜，由李达任主编，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日本警视厅拆封的周佛海给施存统的信中就讲道：“C杂志第5号原稿尚未收集完成，拜托你赐稿，我也尽力。”在另一封信中，周佛海写道：“我将山川均撰写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劳动组合》翻译为中文后，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李达翻译了河上肇的部分文字，应是刊登在C杂志。希望兄发来稿件。”《共产党》月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建党思想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情况，也对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进行猛烈的抨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信念，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刊物。 由于施存统频繁开展活动，被日本方面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与日本共产主义者有交往的嫌疑，强制要求他对日本警视厅外事课员进行陈述。不久，日本内务省第九九八号致警视总监的训令写道：“中国人施存统的行动扰乱了帝国之安宁秩序，因此，本大臣命令施存统，限其于今日起十日之内，根据贵总监发放的通行权规定的路线，离开帝国领土。”施存统遂于1921年12月27日晚8时30分在两名警视厅警官的押送下，乘坐“亚利桑那号”汽船从横滨出发回上海。
三、中共东京支部开展的革命活动
施存統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和主要代表，时常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和骚扰。在日本警视厅私自拆封的施存统给上海邵力子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的病好像仍然没有好，并且加上各种烦闷，读个几十分钟的书，头就混乱，每天静坐实在困难。……当然我近来每天都被日本警察骚扰，真的是噩梦。”施存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主持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并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的解密文件中提到施存统在日本秘密结社，并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认定“去年六月左右曾与宫崎滔天一同在我国行动”。的确，施存统1920年6月来到日本从事党的革命工作，当时就借住在宫崎滔天在东京的家中，在宫崎滔天的引荐下认识了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经常保持联络。1921年4月的一份解密档案中记录，施存统和“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有情况表明，他们翻译刊登其著作的该主义宣传杂志以及其他印刷物，介绍给中国内地的人”。尽管施存统在上海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为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但当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入，在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中，特别是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后，施存统告别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期间，施存统精心翻译了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等文章，在国内《新青年》《民国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思考和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并把自己撰写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日本警视厅的解密档案记录，施存统在被驱逐时乘坐的“亚利桑那号”船上与警员作了如下的谈话：“以上学为名，与本国的共产主义者李达、王仲甫、陈独秀、戴天仇等一起宣传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与日本被监视人物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宫崎龙介等往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我认为第一人是堺利彦，其次是山川均。大杉荣太过激了，跟我主义不同，我不崇拜，但在主义的研究上我常常购买他的著作。”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施存统在日本期间，共计翻译了11篇文章，发表长短文章50多篇。这些文章大多都发表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等杂志上面。施存统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把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
中共东京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积极在日本留学生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力量。施存统在后来的回忆中讲道：“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彭湃同志。”彭湃1919年参加早稻田大学激进青年组织——建设者同盟。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在日留学生中组织“赤心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他还参加了由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人在东京发起组织的“Cosmo-Club”（可思母俱乐部）。在日留学期间思想活跃，积极参加社会组织，后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参与创办“赤心社”的还有李春涛和杨嗣震等进步学生，施存统与这个社团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发展该社的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一度发展到数十人。由于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列在“必须注意的中国人”的名单上，其行踪受到监视，甚至还时常被问询，对东京支部壮大党组织的队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1921年底，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以传播过激言论、危害治安为由逮捕，并要求限期离境。中共东京支部的另一位创建者周佛海于1922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跟随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毕业后却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后来脱离共产党，走向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施存统回到上海，标志着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由施存统等人创建的中共东京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8个党组织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的两个海外支部之一，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三）加强与上海党组织的合作
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述概要中坦言，上海的社会主义团体与他有关系的是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都是秘密结社。上海的共产党有两种：一是陈独秀创立的奉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另外是黄界民一派，奉行马克思主义加无政府主义，他与前者有关。在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多次提到施存统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汉俊、李达联系密切。在1922年7月8日《上海木下内务事务官报》上刊登的“与上海共产党有关的、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人员”列表中，陈独秀是“上海共产党首领”，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李达是“著作家，上海共产党干部”。由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核心成员，早年都曾留学日本，他们的举动格外受到日本警视厅的关注。在1920年1月，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中就记录了李达为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较精通日本的情况，该人一直就有排日思想。日本警视厅反复要求，要严密监视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与在东京的“必须特别注意的中国人”施存统的行踪。中共东京支部成立后三个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未曾回国，便派周佛海代表中共东京支部出席这次会议。施存统后来回忆道：“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表，最后由周出席。” （四）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参加“远东大会”
在日本外务省馆藏档案中详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接受上海的俄国“过激派”代表“S”的指令来到日本，欲向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交付“赤化”宣传运动经费1000元，而作为经费交接的中间人正是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施存统，他还与堺利彦、高津正道、宫崎龙介等人有交往。解密档案中提到的俄国“过激派”代表“S”就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代表马林，他与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于1921年6月先后到达上海开展工作。马林（Maring）是他在中国时所用的名字之一，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鉴于施存统与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关系，1921年10月，马林派张太雷来到东京，施存统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接待了秘密访日的张太雷。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没有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就想出了经由中国派遣人员与日本共产主义人士接触。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受马林委托秘密访日，推动日本方面派人参加预定在1921年底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施存统的积极帮助下，促成了日本共产主义者确认派遣代表出席這次“远东大会”。据马林讲，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无疑，施存统的联络工作是出色的，正是在他的促成下才使张太雷完成了这次重要的任务。
四、结语
中共东京支部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开展海外革命活动，选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在日本东京创建的旅日早期党组织。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通过擅自拆封施存统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确认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施存统，表面上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实则是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来日开展革命活动。从1921年4月中共广东支部开始创建到1921年12月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遣返回国，在这段艰辛历程中，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打上了“过激派中国人”的标签，始终被日本警察跟踪和监视，甚至还时常遭到盘查和审问，直至逮捕并遣返回国。对此，就连日本人宫崎滔天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决定不让这个邻国青年再次入国，这样的处分是否过于狭隘？如果我是执政者，绝对不会如此处置，中国人一定也会指责这样的做法。”对进步青年的打击，甚至不择手段的迫害，终究是徒劳的，无法阻挡革命洪流，这也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对革命运动和革命活动的极度恐惧。施存统在异国他乡、孤悬海外开展建党活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仍然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创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俞秀松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松江行政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中共东京支部;施存统;创建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24-08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在上海、北京、日本东京等国内外城市已组织了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日本东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共东京支部。中共东京支部直属国内共产党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秘密组织。这个海外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秘密创建起来的，因而遗存下来的相关档案资料较少。由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选编的被列为重大党史题材的《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的出版，使被尘封了80年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该书通过大量的回忆资料，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共东京支部在日本的活动。但中共东京支部在初创时期的史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鲜为人知。要对这一领域展开深入研究，那些收藏在日本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档案史料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证据。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近年来日本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资料的考证，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述中共东京支部的主要创建者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的关系，他是如何在“秘密组织”的指导下创建中共东京支部，又是如何在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视下开展革命活动的，进而探寻海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国家谋独立、为民族谋解放的革命历程和艰辛的斗争实践。
一、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防卫省以及警视厅对中国早期党组织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关注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行踪，对他们的言行举动都记录在案，形成密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与这一组织保持联络的留日学生施存统等人成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常以“需注意”“必须注意”“继续跟踪”等词语作为密件标题，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据1921年12月22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解密，“上海秘密组织了‘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大学校’以及俄国过激派宣传支部‘民主俱乐部’等”，并披露施存统与这些组织有关联，同时他还与在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保持联络，不失时机地宣传共产主义。
解密档案中提到的“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正是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创建的党组织、团组织以及旨在培养革命青年的外国语学社。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旧式里弄被称为“渔阳里”，一端朝向环龙路，一端朝向霞飞路。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习惯称为“老渔阳里”，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飞路渔阳里（现淮海中路567弄），亦称为“渔阳里”，为区别两处“渔阳里”，依照建成先后在口头上以新老区别，在旧上海同属法租界。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当属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创建于老渔阳里2号，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8人名单中，施存统赫然在列。此时的施存统实际上不在上海，而是在日本留学，他的行踪已经被日本警视厅严密监视，甚至对他在国内的言行也进行了秘密侦查。据1921年1月10日日本档案馆解密档案记载，出生在中国浙江省金华县的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以《非孝》为题的文章，提出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此文只是施存统对封建旧传统的有感而发，令他没想到的是，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被当局视为“大逆不道”，称《浙江新潮》“败坏风俗”，要求政府查禁，施存统也被所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开除，并被当局逐出杭州。
被迫离开杭州的施存统去了北京，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名将，并加入了推行半工半读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该社团解散后，他打算经上海再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和浙江同乡俞秀松找到曾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沈玄庐，并在他的引荐下认识了戴季陶和陈独秀，他们都对这个敢于对封建伦理进行抗争的青年大加赞赏，介绍其进入《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邀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商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陈望道回忆：“一九二〇年我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社团之一。他们大多在渔阳里街区附近居住，经常在陈独秀的寓所召开座谈会。石川祯浩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先进知识分子在留学日本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的兴趣，“因而在回國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
的文献”。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据施存统回忆：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陈独秀家里开会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张申府回忆此事时这样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的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时就已经考虑到革命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在上海党组织成立的同时，也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8人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时年21岁的俞秀松任书记。施存统后来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 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上海早期党团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储备党的后备干部，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选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这就是日本解密档案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大学校”，这里并非是秘密组织的办学机构，而是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来掩护革命活动。据当时在此学习的学生回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就挂在6号门墙上，是黑底白字还是白底黑字记不起了。字是魏碑体书写的。”“记得弄堂口有一个烟纸店，包打听曾在店里监视我们。弄堂底的小铁门是不通行的，进出都从淮海路（当时叫霞飞路）走，我们多数从后门进出。”外国语学社是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旨在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袁振英回忆：“我担任英文一科，我又与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早期党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革命教育活动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觉，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7月，早期党组织决定由张太雷等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提出在正式中央机关未成立之前，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8月，外国语学社宣告结束。外国语学社存在的时间尽管不到一年，却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后备力量。
由此可见，施存统不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还积极参与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当然，并不排除通过书信的形式参与其中。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道：上海成立共产党的会结束不久，“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了一份纲领”。于是，施存统带着这份自己亲自誊写的党纲来到异国他乡，开始了他孤悬海外创建中共东京支部的革命历程。
二、施存统负责秘密创建中共东京支部
1920年6月，施存统在戴季陶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宫崎龙介父子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寄居在宫崎龙介在东京的家中，一边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一边经常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联络。施存统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了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视。据日本档案馆解密档案记载：“借住在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号三埼馆的需要注意中国人施存统的行动事宜，该人在东京同文书院上学的同时，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他还和目前行踪不明、被认为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汉俊（别名？）一起，和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并且还提到与在上海的社会主义者鹤有联系，“目前对上述汉俊的行踪及已在进行暗中侦查的施存统的行动，正在严密注意、秘密侦查”。
解密档案中提到的“汉俊”与“鹤”正是比施存统更早留学日本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李汉俊和李达，留学期间和回国后，他们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日本《外事警察报》报道，汉俊就是“留日学生总会副会长，李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故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的亲弟弟”。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档案新闻通讯件记录，“神田区三埼町一丁目五番地，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湖南人李达（当年二十九岁）……用鹤或天放的笔名”。从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档案资料记载情况来看，赴日的进步留学生大多都受到严密监视，尤其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联系频繁的革命党人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1920年12月，堺利彦、大杉荣等还在日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为促进旅日留学生在日本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施存统曾在上海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等党的早期主要创建者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成为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创建中共东京支部的最佳人选。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施存统根据陈独秀指示，成为小组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讲道：“我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实际上，周佛海早于施存统到日本，他于1917年就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鹿儿岛市第七高等学校，在日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章，并经常翻译和撰写这类文章投给国内的《解放与改造》等刊物。該刊的主编是张东荪，经张东荪的介绍，周佛海认识了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达。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给同在日本的施存统发去一封信，传达了陈独秀要求组建东京支部的意愿，信是这样写的：“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周佛海在信中还谈到自己在偏僻的鹿儿岛，与日人联络不方便，是当前开展革命活动面临的困难。1921年4月下旬，施存统和周佛海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
据1921年4月2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施存统“与居住在鹿儿岛的中国人周佛海好像有深厚的关系”，在补充记录中还提到“该文件提到的‘C’杂志，可以确认是他们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机关杂志，为此，正在对现在居住在东京的留日中国学生进行严密的秘密侦查”。“C”杂志正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公开了党的旗帜，由李达任主编，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日本警视厅拆封的周佛海给施存统的信中就讲道：“C杂志第5号原稿尚未收集完成，拜托你赐稿，我也尽力。”在另一封信中，周佛海写道：“我将山川均撰写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劳动组合》翻译为中文后，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李达翻译了河上肇的部分文字，应是刊登在C杂志。希望兄发来稿件。”《共产党》月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建党思想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情况，也对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进行猛烈的抨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信念，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刊物。 由于施存统频繁开展活动，被日本方面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与日本共产主义者有交往的嫌疑，强制要求他对日本警视厅外事课员进行陈述。不久，日本内务省第九九八号致警视总监的训令写道：“中国人施存统的行动扰乱了帝国之安宁秩序，因此，本大臣命令施存统，限其于今日起十日之内，根据贵总监发放的通行权规定的路线，离开帝国领土。”施存统遂于1921年12月27日晚8时30分在两名警视厅警官的押送下，乘坐“亚利桑那号”汽船从横滨出发回上海。
三、中共东京支部开展的革命活动
施存統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和主要代表，时常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和骚扰。在日本警视厅私自拆封的施存统给上海邵力子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的病好像仍然没有好，并且加上各种烦闷，读个几十分钟的书，头就混乱，每天静坐实在困难。……当然我近来每天都被日本警察骚扰，真的是噩梦。”施存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主持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并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的解密文件中提到施存统在日本秘密结社，并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认定“去年六月左右曾与宫崎滔天一同在我国行动”。的确，施存统1920年6月来到日本从事党的革命工作，当时就借住在宫崎滔天在东京的家中，在宫崎滔天的引荐下认识了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经常保持联络。1921年4月的一份解密档案中记录，施存统和“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有情况表明，他们翻译刊登其著作的该主义宣传杂志以及其他印刷物，介绍给中国内地的人”。尽管施存统在上海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为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但当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入，在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中，特别是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后，施存统告别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期间，施存统精心翻译了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等文章，在国内《新青年》《民国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思考和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并把自己撰写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日本警视厅的解密档案记录，施存统在被驱逐时乘坐的“亚利桑那号”船上与警员作了如下的谈话：“以上学为名，与本国的共产主义者李达、王仲甫、陈独秀、戴天仇等一起宣传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与日本被监视人物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宫崎龙介等往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我认为第一人是堺利彦，其次是山川均。大杉荣太过激了，跟我主义不同，我不崇拜，但在主义的研究上我常常购买他的著作。”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施存统在日本期间，共计翻译了11篇文章，发表长短文章50多篇。这些文章大多都发表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等杂志上面。施存统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把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
中共东京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积极在日本留学生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力量。施存统在后来的回忆中讲道：“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彭湃同志。”彭湃1919年参加早稻田大学激进青年组织——建设者同盟。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在日留学生中组织“赤心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他还参加了由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人在东京发起组织的“Cosmo-Club”（可思母俱乐部）。在日留学期间思想活跃，积极参加社会组织，后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参与创办“赤心社”的还有李春涛和杨嗣震等进步学生，施存统与这个社团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发展该社的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一度发展到数十人。由于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列在“必须注意的中国人”的名单上，其行踪受到监视，甚至还时常被问询，对东京支部壮大党组织的队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1921年底，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以传播过激言论、危害治安为由逮捕，并要求限期离境。中共东京支部的另一位创建者周佛海于1922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跟随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毕业后却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后来脱离共产党，走向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施存统回到上海，标志着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由施存统等人创建的中共东京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8个党组织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的两个海外支部之一，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三）加强与上海党组织的合作
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述概要中坦言，上海的社会主义团体与他有关系的是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都是秘密结社。上海的共产党有两种：一是陈独秀创立的奉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另外是黄界民一派，奉行马克思主义加无政府主义，他与前者有关。在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多次提到施存统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汉俊、李达联系密切。在1922年7月8日《上海木下内务事务官报》上刊登的“与上海共产党有关的、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人员”列表中，陈独秀是“上海共产党首领”，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李达是“著作家，上海共产党干部”。由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核心成员，早年都曾留学日本，他们的举动格外受到日本警视厅的关注。在1920年1月，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中就记录了李达为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较精通日本的情况，该人一直就有排日思想。日本警视厅反复要求，要严密监视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与在东京的“必须特别注意的中国人”施存统的行踪。中共东京支部成立后三个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未曾回国，便派周佛海代表中共东京支部出席这次会议。施存统后来回忆道：“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表，最后由周出席。” （四）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参加“远东大会”
在日本外务省馆藏档案中详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接受上海的俄国“过激派”代表“S”的指令来到日本，欲向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交付“赤化”宣传运动经费1000元，而作为经费交接的中间人正是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施存统，他还与堺利彦、高津正道、宫崎龙介等人有交往。解密档案中提到的俄国“过激派”代表“S”就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代表马林，他与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于1921年6月先后到达上海开展工作。马林（Maring）是他在中国时所用的名字之一，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鉴于施存统与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关系，1921年10月，马林派张太雷来到东京，施存统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接待了秘密访日的张太雷。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没有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就想出了经由中国派遣人员与日本共产主义人士接触。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受马林委托秘密访日，推动日本方面派人参加预定在1921年底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施存统的积极帮助下，促成了日本共产主义者确认派遣代表出席這次“远东大会”。据马林讲，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无疑，施存统的联络工作是出色的，正是在他的促成下才使张太雷完成了这次重要的任务。
四、结语
中共东京支部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开展海外革命活动，选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在日本东京创建的旅日早期党组织。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通过擅自拆封施存统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确认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施存统，表面上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实则是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来日开展革命活动。从1921年4月中共广东支部开始创建到1921年12月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遣返回国，在这段艰辛历程中，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打上了“过激派中国人”的标签，始终被日本警察跟踪和监视，甚至还时常遭到盘查和审问，直至逮捕并遣返回国。对此，就连日本人宫崎滔天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决定不让这个邻国青年再次入国，这样的处分是否过于狭隘？如果我是执政者，绝对不会如此处置，中国人一定也会指责这样的做法。”对进步青年的打击，甚至不择手段的迫害，终究是徒劳的，无法阻挡革命洪流，这也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对革命运动和革命活动的极度恐惧。施存统在异国他乡、孤悬海外开展建党活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仍然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东京支部的创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俞秀松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松江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