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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思想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落后思想。因而，对于思想先进与否的衡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先进思想必须符合以下标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促使社会和谐。
〔关键词〕解放思想；先进思想；衡量标准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1006
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落后思想？对此问题的误读或误解，致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也致使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转型等过程进展缓慢。为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衡量思想先进与否的标准体系，以解决思想解放中的混乱、误读和迷茫，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
一、先进思想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思想先进与否的第一标准，这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也是人类历史长期实践的经验证明。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可能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上，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先进思想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是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一种思想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那么这样的思想就是落后思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思想包括如下内容：
1市场经济思想
从计划走向市场，中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解放之后近30年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相反，国民经济在1978年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中国不得以要进行改革，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然而，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改革初期我们并不知道目标在何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才决定搞市场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市场化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矫正“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1］以及体制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增量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年均GDP增长率970%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当然，市场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地方保护、国有企业垄断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思想，明晰产权，减少管制和垄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改革汇率形成制度等。
2地区竞争思想
在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密码”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地区竞争制度的形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五常［2］指出，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钱颖一［3］认为分权式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权的划分、分权式财政制度等）是中国地区竞争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周黎安和张军［4-5］则从地方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的角度来考察地区竞争制度的形成及地区竞争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见《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一文（周黎安，2007）和《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一文（张军、高远，200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地区竞争确实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分权化改革路径，保持地区竞争的强度，而不是削弱或抑制地区竞争。
3比较优势思想
林毅夫等［6］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经济体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确立适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才能够使国民经济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增长，才能够使人民享有发展的利益。因而，我们应该秉承比较优势思想，选择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适时地调整和升级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4可持续发展思想
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建设节约型社会。二是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 这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方面要不断优化外，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方面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含量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方面要越来越好。三是发展观念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为此，要改变旧有观念，把“增长是硬道理”转变为“发展是硬道理”，把“以速度为中心”转变为“以质量为中心”，寻找并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历史上很多制度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如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却未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先进思想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既是发现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又是分享和消费劳动成果的主体。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思想观念在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进思想是那些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思想，而落后思想则是有悖人性、侵害人权、不能尊重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不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哪些是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先进思想呢？
1提高人力资本的思想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投入到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中，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其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本增长速度快。再次，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资本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最后，人力资本天然属个人，与其自然主体密不可分；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7］。
2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是指以探索人的本质为出发点和中心，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哲学思想。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围绕对人的本质和对人的地位、价值这两个层面探讨的深入，人本思想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
在人本思想的论述上，我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有着精妙的论断。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以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一系列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各项事业的标准，并融入了人权和法治的要素，进一步提升了人本思想观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人本思想的内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党对人本思想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充分肯定了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要践行人本思想，我们还必须要明确以下几点：（1） 人本思想是以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人”为本，而非西方人本思潮中抽象的、一般性的以人为本；（2）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3）以人为本，是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4）人本思想的前提是尊重人性、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而不是扭曲和压抑人的基本需要；（5）尊重人在法律框架下的自由选择权，并不断拓展人的自由空间。
3代际公平思想
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个代际承接和延续的过程，只追求当代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不考虑后代人的解放和发展，那是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追求代际公平，通过代际公平来实现人的发展的承接性和延续性。
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际公平思想所主张的代际间利益平衡就是一种典型的人类共同利益的考量。它从当代人的全体出发，为实现保障后代人的整体利益而努力的目标，就是一种追求整体性人类共同利益的主张。这其中，既包括当代人类整体的利益，即代内公平，也包括后代人类整体的利益，即后代人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这样一个历时性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其理论主张具有了超越性的特质，它不仅在空间上，同时也在时间上体现了其普遍性［8］。然而，人类在追求代际公平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财富困境，即当代人为追求眼前利益或享乐最大化而留给后代人的债务负担或精神困境，如当代人为增加消费给后代人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或当代人为追求享乐而创作的文化垃圾对后代人的精神污染等。二是生态困境，即当代人的短视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使后代人的发展面临环境和资源的双重枷锁。
因而，如果当代人不能坚持代际公平思想所主张的发展观，那么后代人就无法得以解放和发展，人类的长期解放和发展就必然会遭受挫折。那么，为促进代际公平，当代人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代内公平是解决代际公平问题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代内公平问题不解决，代际公平就将最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难以付诸行动。其次，要实现代际公平，就必须破除“本代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最后，打破现代消费主义文化观，树立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是一种体现后代关怀意识的幸福观、体现节俭美德和代际公平的道德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9］。
三、先进思想能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
1机会主义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故意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扰乱或混淆，从而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签约前隐藏信息使契约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签约后隐藏行为，不遵守契约条款，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机会主义行为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是：
（1）人和组织的逐利本性。从经济学来看，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会借助各种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不惜损人利己。而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也是由理性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也会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利用组织来进行机会主义行为。
（2）人们拥有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或组织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人的有限理性使资源配置问题或效率问题被机会主义行为加重，市场交易活动因而变得十分复杂。此时，价格机制不再作为有效解决协调和激励问题的唯一手段而起作用，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满足程度最大化只能有限地做到，而且使得契约的设计和遵守、行为的量度和监察非常困难，效率损耗不可避免。 （3）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引起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分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时利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或隐蔽信息，交易一方掌握着交易的某些特性，而另一方却无法观察或试验，如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以签订利己的合同，故意扭曲事实真相。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被称为“逆向选择”。事后机会主义则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之后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合同，钻制度、政策及合同的空子，采取隐蔽行动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影响组织效率的不道德行为。交易的一方因观察监督困难无法观察另一方的行为，或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监督对方的行为，这通常被称作“道德风险”。
2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先进思想的内涵
机会主义行为会带来交易的无效率。为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出了许多富含效率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内涵有：
（1）明晰、保护私人产权思想。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现代产权理论表明产权的内容会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约束，而且他们会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这样，一般财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进而影响资源配置、产出构成和收入分配等。当私有产权遭到削弱时，会影响其所有者对他所投入的资产的使用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和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结果的交易的形式。对于产权结构的理解可以揭示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会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一般的，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产权的完整界定和保护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外部性以及交易费用，并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而在没有产权制度或产权不清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签约、合同的履行、交易者为解决冲突而付出的成本和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性等成本都有可能上升，而这些成本的增加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消耗了稀缺资源，而且使交易难以进行。
（2）有限政府思想。 政府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表明，政府也会“失灵”。因而道格拉斯·C诺思［10］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就长期经济绩效而言，政府的组织形式、选举程序及规则、政府规模、对政府的制约和对各级官僚的监督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些方面不能取得进步，一国的长期经济绩效必定低下。有限政府论认为，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强制性，能消除市场阻碍， 鼓励自由竞争， 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契约，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确保市场活动有序发展。但是政府本身又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只应在其边界内作为，而不能过多过滥地突破其有效边界。；它只是一种强化市场型政府，它不能强大到可以随时危害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奥尔森，1999）。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补充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政府的经济责任在于保证公平，而不是增长至上。换句话说，政府对于发展的最大贡献，无疑在于提供公平竞争的恰当的制度基础，而不是毫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
（3）信息公开、透明思想。信息公开、透明思想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首先，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样才能把相关信息体现到商品的价格上。如果一个市场的信息既不公开也不透明，或是公开而不透明，将会导致商品定价系统残缺，交易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达成。而市场交易的不平等，或是会导致交易市场萎缩，或是市场中的一部分人利用信息优势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掠夺。 因而，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持续公开信息，使投资者拥有知情权，从而减少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已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政府信息公开指行政机关通过公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公开其政务运作过程，有利于公众获取保护其权利的信息资源，允许用户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摘录、收听、观看等形式，依法利用各级政府部门所控制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适应了加入WTO透明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是现代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发展趋势，对于抑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各级政府也存在着观念障碍、内容和渠道局限以及缺少制度约束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矿难、预算使用等方面故意隐藏信息，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因而，信息公开、透明思想也是我们要坚守的一种先进思想。
四、先进思想能促进正义和公平，促使社会和谐
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谓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并没有出现，而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之一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多数人共享。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的吸毒、犯罪、仇视社会和政府以及阶层割裂和冲突等事情不断放大，而且腐败因为公平正义的缺乏日益泛滥，公平正义成为一种奢侈品，社会和谐成为空中楼阁。能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先进思想具有如下内涵：
1自由平等思想
自由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普世价值观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仅是人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本质，同时也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物存在的本质，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20世纪经济学的良心”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综合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以来的卓越成果写成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鲜明地提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自由在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自由同时还发挥手段性作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的自由不断得以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散化决策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意味着人的自由不断发展，由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会增强人的自由。伴随市场化进程而进行的政府权力的不断减缩和政府行为的逐渐规范、国有企业的收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来自民间力量的增强都会给人们带来实质性的自由。同时，民众实质性自由的增加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然而，中国还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对自由的管制甚至是侵犯，如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全国不统一、不流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对一些行业准入的身份限制，对新闻和舆论自由的过多、过深干涉，对民众参与政治的限制等。 就平等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和法人组织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没有人或组织具有超越他人或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二是机会的平等，即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在机会方面，人人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获得发展、带来利益的前提。如果缺乏平等，一是将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仇视，加大社会发展的成本。二是导致设租、寻租和腐败盛行，资源不能用于生产，而是浪费于非生产性领域。三是使贫困阶层丧失受教育的机会，使之缺乏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身体素质，从而导致大量的人力资源被浪费。就中国而言，目前存在诸多不平等，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投融资等方面的不平等，城市和农村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有方面的不平等，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收入的不平等。
2共创、共享、共容利益思想
改革的过程应是一个共创、共享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共容利益的过程。这其中，有三个方面必须坚持：
（1）就业第一思想。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就业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比较优势相违背，不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而是存在较高失业率的话，那么不仅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就业第一是改革中的共创要求。
（2）合理分配思想。就人类经济活动来说，公平正义首先体现在分配上，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公平正义的实现最为必要。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既要能调动公民劳动、技术发明、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要能促进更多的公民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保证低收入群体、广大群众普遍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顾及全体人民的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初次分配中要坚持以效率优先为主的分配原则；再分配中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分配原则；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的补充，是社会互助对政府调控的补充，即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者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和机制。这是改革中的共享要求。
（3）共容利益思想。改革中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和重新分配。每个利益集团都在给改革施加压力，想方设法“俘获”政府，使政府制定有助于实现其狭隘利益的法律法规或管制，或使政府对自己尽可能地补贴，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然而，利益有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之分，狭隘利益将只产生分配效果，导致经济和社会衰退，共容利益才能促进一国持久繁荣。政府有必要超越各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追求一种大多数人共创共享的共容利益。一旦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式的坏的市场经济”，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
然而，现实问题是，自1993年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的深入、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所得、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和官僚寻租腐败行为的泛滥，中国的政策制定日益受到狭隘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测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9扩大到2007年的048，表明中国的收入分化问题已很严重。同时，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和反对也在加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树立共创、共享、共容利益思想，以解决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3有限权力思想
英国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因权力过大或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和人类灾难已被历史所证明。因而，我们必须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成为一个受控的有限权力的政府，使政府及其各级官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以政府公权来侵犯私人的正当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避免政府各级官僚在公共品领域利用公权谋私利——即腐败。改革开放前，由于权力过大、过于集中以及缺乏对最高权力的制衡，中国走了很多弯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和权力、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乏力和拜金主义的腐蚀，一些官员腐败了，“权力腐败”、“权力寻租”成为近几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成为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因此，有限权力思想应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权力观念和对权力进行制约。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借助教育，又要依靠制度。邓小平说： “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 ［9］因此，给权力设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权力成为有限权力，避免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是完全必要的。
4平衡、协调发展思想
在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收敛假说，即初始起点低的落后区域或国家会更快地发展，而发达区域或国家其发展速度会变得比较慢，这样落后区域或国家会最终赶上发达区域或国家，不同区域或国家最终会走向共同的发达程度。然而，经验表明，不同区域或国家并不必然会走向收敛，发达区域或国家可能越来越发达，而落后区域或国家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落后。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为发展经济，我们提出不均衡发展思想和推行不均衡发展政策，即先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和发展起来，然后以先发展的带动后发展的。应该说，这种发展思想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是可行而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以及政府政治和民间诉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虽然中国在近几年相继推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战略以及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其他各项旨在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但中国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平衡、协调发展思想，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不平衡发展问题的解决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思想是否先进之衡量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唯有弄清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落后思想，解放思想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因此，对什么是先进思想这个问题的解答便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本文从经济学视角提出的衡量思想先进与否的四个标准，能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解放思想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钱颖一地方分权与财政激励：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EB/OL］http：//wwwgongfacom
［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5］张军，高远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11）：91-103
［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79
［8］吕忠梅，鄢斌代际公平理论法律化之可能性研究［J］法学评论，2003，（5）：144-152
［9］廖小平论代际公平何以可能［J］天津社会科学，2004，（6）：41-44
［10］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孙艳）
〔关键词〕解放思想；先进思想；衡量标准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1006
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落后思想？对此问题的误读或误解，致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也致使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转型等过程进展缓慢。为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衡量思想先进与否的标准体系，以解决思想解放中的混乱、误读和迷茫，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
一、先进思想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思想先进与否的第一标准，这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也是人类历史长期实践的经验证明。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可能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上，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先进思想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是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一种思想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那么这样的思想就是落后思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思想包括如下内容：
1市场经济思想
从计划走向市场，中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解放之后近30年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相反，国民经济在1978年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中国不得以要进行改革，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然而，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改革初期我们并不知道目标在何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才决定搞市场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市场化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矫正“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1］以及体制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增量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年均GDP增长率970%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当然，市场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地方保护、国有企业垄断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思想，明晰产权，减少管制和垄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改革汇率形成制度等。
2地区竞争思想
在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密码”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地区竞争制度的形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五常［2］指出，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钱颖一［3］认为分权式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权的划分、分权式财政制度等）是中国地区竞争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周黎安和张军［4-5］则从地方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的角度来考察地区竞争制度的形成及地区竞争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见《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一文（周黎安，2007）和《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一文（张军、高远，200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地区竞争确实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分权化改革路径，保持地区竞争的强度，而不是削弱或抑制地区竞争。
3比较优势思想
林毅夫等［6］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经济体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确立适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才能够使国民经济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增长，才能够使人民享有发展的利益。因而，我们应该秉承比较优势思想，选择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适时地调整和升级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4可持续发展思想
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建设节约型社会。二是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 这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方面要不断优化外，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方面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含量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方面要越来越好。三是发展观念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为此，要改变旧有观念，把“增长是硬道理”转变为“发展是硬道理”，把“以速度为中心”转变为“以质量为中心”，寻找并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历史上很多制度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如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却未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先进思想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既是发现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又是分享和消费劳动成果的主体。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思想观念在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进思想是那些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思想，而落后思想则是有悖人性、侵害人权、不能尊重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不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哪些是能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先进思想呢？
1提高人力资本的思想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投入到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中，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其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本增长速度快。再次，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资本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最后，人力资本天然属个人，与其自然主体密不可分；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7］。
2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是指以探索人的本质为出发点和中心，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哲学思想。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围绕对人的本质和对人的地位、价值这两个层面探讨的深入，人本思想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
在人本思想的论述上，我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有着精妙的论断。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以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一系列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各项事业的标准，并融入了人权和法治的要素，进一步提升了人本思想观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人本思想的内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党对人本思想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充分肯定了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要践行人本思想，我们还必须要明确以下几点：（1） 人本思想是以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人”为本，而非西方人本思潮中抽象的、一般性的以人为本；（2）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3）以人为本，是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4）人本思想的前提是尊重人性、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而不是扭曲和压抑人的基本需要；（5）尊重人在法律框架下的自由选择权，并不断拓展人的自由空间。
3代际公平思想
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个代际承接和延续的过程，只追求当代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不考虑后代人的解放和发展，那是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追求代际公平，通过代际公平来实现人的发展的承接性和延续性。
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际公平思想所主张的代际间利益平衡就是一种典型的人类共同利益的考量。它从当代人的全体出发，为实现保障后代人的整体利益而努力的目标，就是一种追求整体性人类共同利益的主张。这其中，既包括当代人类整体的利益，即代内公平，也包括后代人类整体的利益，即后代人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这样一个历时性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其理论主张具有了超越性的特质，它不仅在空间上，同时也在时间上体现了其普遍性［8］。然而，人类在追求代际公平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财富困境，即当代人为追求眼前利益或享乐最大化而留给后代人的债务负担或精神困境，如当代人为增加消费给后代人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或当代人为追求享乐而创作的文化垃圾对后代人的精神污染等。二是生态困境，即当代人的短视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使后代人的发展面临环境和资源的双重枷锁。
因而，如果当代人不能坚持代际公平思想所主张的发展观，那么后代人就无法得以解放和发展，人类的长期解放和发展就必然会遭受挫折。那么，为促进代际公平，当代人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代内公平是解决代际公平问题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代内公平问题不解决，代际公平就将最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难以付诸行动。其次，要实现代际公平，就必须破除“本代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最后，打破现代消费主义文化观，树立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是一种体现后代关怀意识的幸福观、体现节俭美德和代际公平的道德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9］。
三、先进思想能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
1机会主义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故意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扰乱或混淆，从而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签约前隐藏信息使契约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签约后隐藏行为，不遵守契约条款，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机会主义行为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是：
（1）人和组织的逐利本性。从经济学来看，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会借助各种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不惜损人利己。而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也是由理性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也会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利用组织来进行机会主义行为。
（2）人们拥有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或组织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人的有限理性使资源配置问题或效率问题被机会主义行为加重，市场交易活动因而变得十分复杂。此时，价格机制不再作为有效解决协调和激励问题的唯一手段而起作用，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满足程度最大化只能有限地做到，而且使得契约的设计和遵守、行为的量度和监察非常困难，效率损耗不可避免。 （3）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引起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分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时利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或隐蔽信息，交易一方掌握着交易的某些特性，而另一方却无法观察或试验，如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以签订利己的合同，故意扭曲事实真相。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被称为“逆向选择”。事后机会主义则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之后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合同，钻制度、政策及合同的空子，采取隐蔽行动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影响组织效率的不道德行为。交易的一方因观察监督困难无法观察另一方的行为，或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监督对方的行为，这通常被称作“道德风险”。
2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先进思想的内涵
机会主义行为会带来交易的无效率。为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出了许多富含效率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内涵有：
（1）明晰、保护私人产权思想。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现代产权理论表明产权的内容会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约束，而且他们会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这样，一般财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进而影响资源配置、产出构成和收入分配等。当私有产权遭到削弱时，会影响其所有者对他所投入的资产的使用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和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结果的交易的形式。对于产权结构的理解可以揭示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会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一般的，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产权的完整界定和保护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外部性以及交易费用，并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而在没有产权制度或产权不清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签约、合同的履行、交易者为解决冲突而付出的成本和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性等成本都有可能上升，而这些成本的增加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消耗了稀缺资源，而且使交易难以进行。
（2）有限政府思想。 政府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表明，政府也会“失灵”。因而道格拉斯·C诺思［10］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就长期经济绩效而言，政府的组织形式、选举程序及规则、政府规模、对政府的制约和对各级官僚的监督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些方面不能取得进步，一国的长期经济绩效必定低下。有限政府论认为，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强制性，能消除市场阻碍， 鼓励自由竞争， 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契约，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确保市场活动有序发展。但是政府本身又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只应在其边界内作为，而不能过多过滥地突破其有效边界。；它只是一种强化市场型政府，它不能强大到可以随时危害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奥尔森，1999）。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补充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政府的经济责任在于保证公平，而不是增长至上。换句话说，政府对于发展的最大贡献，无疑在于提供公平竞争的恰当的制度基础，而不是毫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
（3）信息公开、透明思想。信息公开、透明思想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首先，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样才能把相关信息体现到商品的价格上。如果一个市场的信息既不公开也不透明，或是公开而不透明，将会导致商品定价系统残缺，交易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达成。而市场交易的不平等，或是会导致交易市场萎缩，或是市场中的一部分人利用信息优势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掠夺。 因而，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持续公开信息，使投资者拥有知情权，从而减少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已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政府信息公开指行政机关通过公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公开其政务运作过程，有利于公众获取保护其权利的信息资源，允许用户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摘录、收听、观看等形式，依法利用各级政府部门所控制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适应了加入WTO透明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是现代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发展趋势，对于抑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各级政府也存在着观念障碍、内容和渠道局限以及缺少制度约束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矿难、预算使用等方面故意隐藏信息，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因而，信息公开、透明思想也是我们要坚守的一种先进思想。
四、先进思想能促进正义和公平，促使社会和谐
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谓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并没有出现，而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之一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多数人共享。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的吸毒、犯罪、仇视社会和政府以及阶层割裂和冲突等事情不断放大，而且腐败因为公平正义的缺乏日益泛滥，公平正义成为一种奢侈品，社会和谐成为空中楼阁。能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先进思想具有如下内涵：
1自由平等思想
自由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普世价值观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仅是人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本质，同时也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物存在的本质，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20世纪经济学的良心”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综合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以来的卓越成果写成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鲜明地提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自由在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自由同时还发挥手段性作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的自由不断得以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散化决策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意味着人的自由不断发展，由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会增强人的自由。伴随市场化进程而进行的政府权力的不断减缩和政府行为的逐渐规范、国有企业的收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来自民间力量的增强都会给人们带来实质性的自由。同时，民众实质性自由的增加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然而，中国还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对自由的管制甚至是侵犯，如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全国不统一、不流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对一些行业准入的身份限制，对新闻和舆论自由的过多、过深干涉，对民众参与政治的限制等。 就平等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和法人组织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没有人或组织具有超越他人或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二是机会的平等，即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在机会方面，人人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获得发展、带来利益的前提。如果缺乏平等，一是将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仇视，加大社会发展的成本。二是导致设租、寻租和腐败盛行，资源不能用于生产，而是浪费于非生产性领域。三是使贫困阶层丧失受教育的机会，使之缺乏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身体素质，从而导致大量的人力资源被浪费。就中国而言，目前存在诸多不平等，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投融资等方面的不平等，城市和农村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有方面的不平等，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收入的不平等。
2共创、共享、共容利益思想
改革的过程应是一个共创、共享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共容利益的过程。这其中，有三个方面必须坚持：
（1）就业第一思想。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就业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比较优势相违背，不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而是存在较高失业率的话，那么不仅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就业第一是改革中的共创要求。
（2）合理分配思想。就人类经济活动来说，公平正义首先体现在分配上，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公平正义的实现最为必要。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既要能调动公民劳动、技术发明、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要能促进更多的公民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保证低收入群体、广大群众普遍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顾及全体人民的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初次分配中要坚持以效率优先为主的分配原则；再分配中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分配原则；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的补充，是社会互助对政府调控的补充，即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者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和机制。这是改革中的共享要求。
（3）共容利益思想。改革中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和重新分配。每个利益集团都在给改革施加压力，想方设法“俘获”政府，使政府制定有助于实现其狭隘利益的法律法规或管制，或使政府对自己尽可能地补贴，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然而，利益有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之分，狭隘利益将只产生分配效果，导致经济和社会衰退，共容利益才能促进一国持久繁荣。政府有必要超越各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追求一种大多数人共创共享的共容利益。一旦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式的坏的市场经济”，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
然而，现实问题是，自1993年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的深入、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所得、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和官僚寻租腐败行为的泛滥，中国的政策制定日益受到狭隘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测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9扩大到2007年的048，表明中国的收入分化问题已很严重。同时，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和反对也在加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树立共创、共享、共容利益思想，以解决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3有限权力思想
英国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因权力过大或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和人类灾难已被历史所证明。因而，我们必须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成为一个受控的有限权力的政府，使政府及其各级官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以政府公权来侵犯私人的正当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避免政府各级官僚在公共品领域利用公权谋私利——即腐败。改革开放前，由于权力过大、过于集中以及缺乏对最高权力的制衡，中国走了很多弯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和权力、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乏力和拜金主义的腐蚀，一些官员腐败了，“权力腐败”、“权力寻租”成为近几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成为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因此，有限权力思想应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权力观念和对权力进行制约。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借助教育，又要依靠制度。邓小平说： “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 ［9］因此，给权力设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权力成为有限权力，避免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是完全必要的。
4平衡、协调发展思想
在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收敛假说，即初始起点低的落后区域或国家会更快地发展，而发达区域或国家其发展速度会变得比较慢，这样落后区域或国家会最终赶上发达区域或国家，不同区域或国家最终会走向共同的发达程度。然而，经验表明，不同区域或国家并不必然会走向收敛，发达区域或国家可能越来越发达，而落后区域或国家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落后。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为发展经济，我们提出不均衡发展思想和推行不均衡发展政策，即先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和发展起来，然后以先发展的带动后发展的。应该说，这种发展思想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是可行而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以及政府政治和民间诉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虽然中国在近几年相继推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战略以及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其他各项旨在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但中国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平衡、协调发展思想，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不平衡发展问题的解决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思想是否先进之衡量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唯有弄清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落后思想，解放思想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因此，对什么是先进思想这个问题的解答便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本文从经济学视角提出的衡量思想先进与否的四个标准，能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解放思想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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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