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移民”（tourist migration）特指以移民为主体的旅游类型。“移民”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移民”就是民众的移动。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移动”是人类作为动物性（animalism）的基本认定。当然，我们所说的现代“旅游移民”是指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背景下，人群的移动空前加速，出现的特定“旅游移民”现象。
　　全球化的特性正是移动性（mobility），它被公认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属性。它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移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为单纯满足生计而进行的、遵循自然节律的移动和迁移，而是根据“全球化”需求所产生的生产、商品、交换、消费、信息、资本、技术、交通、安全、服务等全方位移动。所以，移动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方位移动旅游空间实践”的时代已经到来。这里的空间不仅指人民生活的固定居所，也指移民进行短期生活、观察、了解、体验的暂时居处。这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加速的社会融合。
　　鉴于这种新的社会移动属性的出现，笔者在总结相关学者理论表述的基础上，归纳出5种移动现象：（1）人群的移动。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人群移动现象。（2）文化的移动。人是文化的携带者，人群的移动必然帶动文化的移动。（3）科技的移动。当今的人群移动是建立在科技移动的基础上，特别是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大规模人群的快速移动得以实现。（4）财金的移动。资本的空前流通，加速了经济的流通和交流手段科技化的提升。（5）媒介的移动。现代通信手段、网络技术、智能科技等使得人们以快捷、全新的方式获得世界最新信息。从世界范围看，当代的“旅游移民”离不开上述5种移动现象。
　　考察学术界对“旅游移民”使用的概念线索，它大抵属于“舶来物”，即是从西方学术界搬运来的。根据西方学术界所使用的这一概念，大致分类为旅游劳工型移民和消费导向型旅游移民，其中包括诸如退休式移动、生活方式体验型移动、季节性交替性移动、多居住地交替移动等。笔者认为，在我国还有诸如反哺（父母异地、异国养老）、啃老（子女需要父母的“劳力”付出和经济支持）、隔代亲（爷孙辈的“老小”新型组合关系）的移动现象。当然，在使用这些事象的“旅游”概念时需要重新界定，毕竟它已经“突破”了人们认知中的“旅游”概念。比如旅游劳工移民（tourism labor migration， TLM），中国的农民工进城现象是否也可归入“旅游劳工移民”范畴，如果归入，其特点是什么？值得讨论。
　　表象上，移民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然而，“共相”中的“异质”是什么，这是需要追问的。于是，文明的类型与文化基因问题遂被提出。如果我们认定“移动”作为生物属性相对一致，那么“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移民”中就需要特别给予关注。在人类学家眼里，人类具备基本的二重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性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文明类型和文化背景中体现迥异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同样的移民表象，内涵或迥异。
　　西方的文明类型，特指以欧洲为代表的拉丁系文明，大致上属于海洋拓殖型文明，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这也决定了他们不仅擅长迁徙移动，而且因此成为混杂性的族群。在这样的文明类型中，社会融合以移民为基础，构成以“公民”为主导性社会群体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移民在文化根脉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特性。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人民的生产、生计和生活根植于土地。古代称为“社稷国家”，现代称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而“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乡土中国》）在这样的社会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否则为“不孝”。“移民”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就是背井离乡，是传统用于表述最“悲惨”的情状。所以，中西方“移民”在文化基因上存在着重大差异。
　　当然，说传统的中华文化缺乏“移动”因子也不准确。所谓“游必有方”为人的移动留下了一个“出口”。这体现了传统“家国天下”的特殊伦理体制。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家国”无疑存在一个“传统的发明”问题。对于传统而言，“家”的稳定永远是一个终极的归属性追求。在传统的意义上，“家”是一个固定的居所，是一个人们赖以为生的物质空间，是一个人们的心理依托，是一个以确定范围为核心的移动边界。中式的“家”更是一个亲属群体世代聚集的社会最小单位。然而在今天，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家”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新型的空间转换范式;家园不一定只是叶落归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个站点。
　　移动也是一种“离散”（diaspora）。“离散”有各种译法和表述形态，诸如飞散、游离、发散等。“离散”的词源来自希腊diaspeirein，首次使用则是在《旧约》中以大写出现。原意指植物通过花粉的飞散和种子的传播繁衍生长。今天，人群移动的空前快速、四处飞散，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具体空间转变成为一种特定文化的“离散形制”，即人们可以并非一定生活在祖籍地，而可以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今天的“地球村”越来越在消解地方性，却在文化之根上对自己的“家园”仍然存有一份忠诚感和认同感，否则，人类就成了没有根的种类。这种新时代的“无家”却“有家”，“我家”在“他乡”成了新的社会现象，促进社会新的融合。
　　旅游人类学家麦肯奈尔在《空聚场》（Empty Meeting Ground）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永久性的家居生活。这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逻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和社会秩序正是通过不停歇的“移动”方式获得的。这种悖论的表象却真实地体现了现代生活的全景：越移动越安稳，越不移动越不安定。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变化，全球化的加速到来，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很难囿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工作场地，许多工作的完成和生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移动。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在旅游、旅行中生活，由此也产生了空前的迁移行为和移动意识。
　　旅游移民涉及对“地方-非地方”的重新认识，也在新的语境中产生出新的“再生产”（reproduction）需要和能力。“空间生产”对传统“地方感”之间便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旅游移民”与“移民旅游”也因此成为“非地化”的现象学表述。更为重要的是，迁移本身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现代叙事形式。如果说，“旅游移民”侧重于突出移动的主体性，那么，“移民旅游”则更倾向于呈现旅游的客观性。“旅游移民-移民旅游”和集合概念无形中将“离散的地方”凸显。于是，一个的新问题随之提出：“旅游移民-移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态，与“观光旅游”存在重大差异，突出在目的地的定居行为，属于传统旅游关系建构中的一种介乎于“主客”之间的新型关系——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东道主，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客。
　　这也使得以农耕为本的地缘性生活方式受到挑战。全球化使地方产生自我分裂，出现诸如“无地（化）”“他地（化）”“再地（化）”（relocalization）现象。这对传统的“地方家园”情感结构将产生“松散效益”。同一地方由于旅游移民的出现而产生了文化异质化兼容现象，这成为新型社会融合的依据。所以，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兼容”，同一个地方就可能不同程度地成为“非地”“他地”和“再地化”。“移动性”产生一种由于“离散”而出现的“非地感”和“无地感”现象。比如移民、侨民等，祖籍地、家乡与所在地甚至所属地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松散”。所以，对故地（乡）的认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所在地+祖籍地”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结构。
　　全球化的移动属性也决定了一个新的职业方向：移动的业缘，对于我国传统的“安居乐业”无疑也是一个挑战。移民群体的扩大，特别是海外移居，使得传统的“华人性”出现了新质，超出了传统“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基本命题，而成为“全球地方性”（glocality）的新话语。移民不一定伴有国籍转变，包括随着当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短期人口迁徙和旅居身份的变化，他们越来越像是“地球村”的村民。而在“全球地方”，即在全球和地方两个概念的交错中重新建构人们的认同关系。“生活在他处”已然成为一个新型旅游业态的话题。
　　（作者系该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收稿日期：202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