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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算起，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为止，在这大约13年的时间里，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辉煌。
延安古城，宝塔屹立，延河襟带，极目远眺，风光无限。
7月20日，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报道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通过参访凤凰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宝塔山、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八一敬老院等地，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那段荡气回肠、气壮山河的红色岁月：枣园的灯光，照亮了长夜的征程；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回荡着毛泽东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南泥湾的老镢头，开出了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
重温历史，不忘初心；牢记历史，事业长青。报道组一行循着革命先辈的延安足迹，追寻那段光辉历程，揭秘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现场体验革命传统教育的所思所悟，感受延安人民传承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正能量。
走近延安，革命后来人会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和信念。
“和陕北人民一起，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月22日下午，报道组一行驱车近2个小时，来到了延安市吴起县。在吴起革命斗争史陈列展厅，我们被“1935年天津《大公报》、西安《西京日报》刊登的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报道”的展板吸引了。展板展示的是当年《大公报》《西京日报》通栏加粗大标题的新闻报道：“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刘匪子丹已伏诛”。
据史料记载，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数次选择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建立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在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云南扎西会议决定建立云贵川根据地；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正是由于毛泽东看到《大公报》《西京日报》等刊登的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报道后，中央红军落脚点才选择了陕北。
细读展板，我们更想详细了解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来龙去脉。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宽敞明亮的一间教室里，我们采访了教研部党性教育教研室主任王健教授。
“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是中央远见卓识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王健教授娓娓道来。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当时的哈达铺镇里有不少商店，还有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有两三千的居民。当地人把哈达铺称为“小岷县”。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收集报纸、杂志。在红军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7月份的旧《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后来，侦察连又在镇上邮政所找到了《大公报》等报纸，其中也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跋涉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7000人（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许多读者对陕甘边根据地了解不多，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记者问。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王健教授说，“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率领的红军晋西游击队会合后，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在此基础上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甘红军在以桥山为中心的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1933年4月，开辟了以耀县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1934年2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记者追问：“当时，中央是否了解那里的情况？”
王健教授介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大致了解。1934年1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后来由于敌人展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贾拓夫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报道，多次找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他详细汇报了中共陕北组织、陕北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他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那一带多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贫困，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中央原本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作出到陕北落脚的决定，就顺理成章了。”在哈达铺，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正式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王健教授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成为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骨干。虽然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后红军只剩下3萬多人，力量很小，但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由此重新起家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我们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和陕北人民一起，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7月21日上午9时许，灿烂的阳光洒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山腰间“为人民服务”5个红色大字耀眼夺目。张思德身背炭筐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屹立。刚毅的面容上，略带微笑。雕像左侧，赭色的壁板上镌刻着《为人民服务》全文，右侧的浮雕再现了张思德烧炭时的场面。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生前为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奉命到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不幸被塌落的炭窑埋住，壮烈牺牲，年仅29岁。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召开追悼会。9月8日，毛泽东亲自把花圈敬献在这个普通士兵灵前，挽带上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张思德的遗体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他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张思德精神，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凤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是倡导者，他和他的战友又是模范的实践者。”
走进人潮涌动的枣园革命旧址，讲解员袁剑丽的生动讲述，把报道组成员再次带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关心枣园群众生产生活的难忘岁月。
有一年的六月天，骄阳似火，晒得庄稼都打蔫儿了。这天下午，在枣园办公的任弼时走出窑洞，信步走向枣园的平川。他一边走一边看，只见满川的玉米被晒黄了叶子，糜子谷子也被晒弯了腰。焦灼不安的他便穿过田埂，朝田地中心走去，正好碰到几个枣园村的农民在浇地。
只见涓涓细水，在干旱的大田里渗流，半天也浇不了多少田。任弼时走上前问道：“老乡，在浇地啊？”
“天旱浇园子嘛！”老乡头也没抬，又说，“你看这细水像猫尿一样，这么旱的地，再浇也浇不来多少呀！”
任弼时听着农民的话，顺手把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这水原来就这么大吗？”
“不是的 。”老乡说，“这渠原来是枣园的一个大地主修的。刚修好的那阵儿渠水可大了，水势也好。后来因暴雨冲坏了渠道，加上又年久失修，现在到处渗漏，从莫家湾流经几里下来，水就不大了。”
任弼时又沉思道：“原来这样，水源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这坝是从莫家湾把西川河的水引过来的长流水，用之不竭的。”
任弼时听了说：“只要水源没有问题，那把渠重新修好，不就解决问题了。”
老乡无奈地说：“村里没有钱，年轻人去前线打仗，劳力也不足。”
“我去想办法，没劳力我去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助你们修！”任弼时答应着说。
任弼时赶到毛泽东住的院子，把枣园庄稼缺水受旱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动员中央机关干部，帮助枣园群众修渠抗旱，一切交你安排。”
毛泽东让任弼时先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联系，请建设厅技术人员来帮助勘探一下，看看这个计划行不行。
任弼时听后立刻给边区政府挂了电话，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与中央机关一起修建边区的第一条长渠——裴庄渠。
当时，陕甘宁边区还没有修过可灌溉的水渠，延安周围也没有一亩水浇地。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建设厅的同志非常高兴，立即派出工程师丁仲文勘探设计，提出在裴庄上边的河道上修一道拦水坝，就可以把西川河水引到枣园来。
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一笔专款用于引水工程。枣园乡、裴庄乡的人民也自愿组成水利合作社，筹集资金。
引水渠的基础工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并动员社会部、机要科、医务所、炊事班的人员与机关干部都参加修建。任弼时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从莫家湾到杨崖村划段包干，星夜修建。附近群众也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工地参加劳动。
在军民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第一条长达6公里的人工渠——裴庄渠引水工程很快就竣工了。枣园川道里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连年丰收，枣园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共产党、毛泽东给枣园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枣园人民决定把这条渠改名为“幸福渠”。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张毛泽东身穿补丁裤、双手前伸、站在黄土院子里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令参观者无不动容。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告诉我们，这张照片是当年毛泽东最满意的照片之一。随后，他给我们讲述了照片背后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肖劲光以为毛泽东病了，正要探问，毛泽东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着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来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
听到这里，肖劲光鼻子一酸，转身命令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劲光啊，我不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在延安的13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在什么工作中、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把自己对信仰的追求深深扎根在为人民服务的沃土之中，将信念的种子培植出璀璨的精神之花。张建儒館长告诉我们，延安期间，形成了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7种原生形态精神，而延安精神就是这些原生形态精神的凝聚、升华，也因此成为了共产党人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力量之源和精神支柱。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7月21下午两点半，报道组一行从延安市区启程前往南泥湾参观采访。宽敞平坦的包茂高速公路两侧，群山绵延不断，绿树葱茏、花草怒放。我们惊奇地问陪同采访的延安市委组织部干部王慧：“以前听说延安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如今就跟小江南一样？变化咋那么大呀？”王慧告诉我们，上个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16字方针。中央有政策，群众有劲头。1999年之后的4年，延安治理水土流失的成绩，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40年的总和。王慧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看过两张同一季节、不同年份拍摄的延安地区卫星遥感图：2000年的延安，灰黄扑面；2014年的延安，青翠满目。”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路畅行，当年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优美的曲调，一直在我们心中回荡着。
“南泥湾，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泥湾大生产，一段不老的传奇。”在位于原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解说员万晶晶轻快悦耳的讲解，把报道组带进了当年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万亩良田的场景。
抗战初期，方圆百里的南泥湾是一个人烟稀少、树木繁茂的荒僻之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用重兵进攻我千里河防，并派飞机轰炸延安，妄图动摇我抗日决心；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陈兵几十万，构筑五道封锁线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重重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春，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
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屯田”政策，迅速掀起开荒生产热潮。他们制订了边生产边训练的计划，农忙时生产，农闲时练兵。王震旅长提出“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
七一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
毛泽东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都要有革命的精神。”
三五九旅指战员，用挥舞的镢头唤醒沉睡百年的土地，用辛勤的汗水浇出万亩良田。1944年，战士们每人每月吃两斤肉，每人每天平均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会餐能吃鸡鸭、大米、白面。住上了平整、宽敞的窑洞，穿上了暖和的冬衣，盖上了厚实的被子。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3年10月，大地一片金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视察了南泥湾。看到三五九旅屯田垦荒的巨大成就，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延安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报道组在标有“毛泽东种过的地”字样的牌子前驻足。干练的解说员刘飞云指着牌子后的小菜地说，当时，中央生产委员会考虑到中央领导工作忙，没有给他们分配生产任务。对此，毛泽东很有意见。他说：“那怎么行。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也有我的生产任务嘛！”随后，毛泽东抽时间开垦了这块菜地，种了土豆、辣椒、西红柿等蔬菜，他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势非常好，夏秋两季，瓜菜满园。
在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菜地旁，刘飞云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至今在海外华侨中传颂的毛泽东招待陈嘉庚的故事。
1940年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劳军。当陈嘉庚来到杨家岭时，毛泽东从自己种植的菜地里摘回了青菜，招待陈嘉庚吃了一顿朴素而难忘的饭菜。当时，院中放一张没有油漆的方桌，桌子又矮又小，四周摆了幾个小凳子，桌上铺了一张报纸。毛泽东回窑洞取东西时，风把报纸吹跑了。吃饭时，桌上只有青菜、咸萝卜干，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他儿子生病都舍不得杀呀！”
吃饭时，陈嘉庚问毛泽东：“你这桌饭花多少钱？”毛泽东估算了一下说：“大概是两毛钱吧。”陈嘉庚说：“我来延安之前，蒋介石花800块大洋请我吃了一顿饭。一顿800块大洋的饭和一顿只花两毛钱的饭是没法比较的，但由此可以看到共产党人革命的真本色。”陈嘉庚回南洋后，在召集的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七月的延安，天高云淡，和风习习。
7月22日上午10点，报道组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采访。纪念馆坐北面南。纪念馆入口门廊和东西翼入口大门均采用拱形，和“窑洞墙”一起体现了延安地区建筑文化的风格。远观纪念馆，整栋建筑浑然一体，显得简朴、庄重。
入馆台阶分为三台，隐喻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纪念馆正门上方有郭沫若题写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金黄色馆名，苍劲有力，庄重醒目。 纪念馆前广场正中巍然耸立毛泽东的青铜像，周围花坛植有松、柏、牡丹、月季、龙爪槐等花木。花坛两侧，用花木组成了“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8个大字。
纪念馆前广场上，参观的人群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自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到党中央离开陕北，在延安的13年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如今已成为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延安革命旧址在全国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如今的延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更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成为万众向往的红色圣地。这些年，到延安和延安纪念馆参观的观众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学生多了，父母带着上学的孩子前来的多了，乡村党员干部多了。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前来追寻中国革命成功的密码和钥匙。
延安革命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7月1日。建馆60多年来，为把延安13年革命史展示好，馆址3次变迁，基本陈列经过9次大的调整。2009年8月28日，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并全面对外开放。目前，该馆藏有国家一级文物200余件，国家二级文物3000余件，国家三级文物10000余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等多项称号。其馆藏的“实事求是”石刻，被称为镇馆之宝。
“实事求是”石刻陈列在第四展厅，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解说员王雯告诉我们，毛泽东较少用楷体，而这四个字用的是略略变形的楷体，遒劲有力。
在王雯生动的解说中，时光回到了1943年。当时，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同志们感到建筑物很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
一说题词，大家就自然地想到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刻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后，饱蘸浓墨，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有力的大字。题词拿回后，学校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未能保留下来。“实事求是”石刻镶嵌在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增光辉，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大肆进犯延安时，党校师生为了使题字免遭敌人破坏，将四块石刻从墙壁上取出，埋入地下。解放后，在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延安师范学校。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又挖出了这四块石刻，并把它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参观间隙，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接受了报道组采访。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刻领悟和坚持的思想灵魂，也是延安精神的灵魂。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2年2月8日，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飯，靠科学吃饭”。在延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在坚持、实践和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青山绿水、秀美山川，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取得的翻天覆地变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精神的一个有力佐证。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向我们介绍：到2014年底，延安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00多万亩，占到全市面积的近1/5，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达到全市2/3，植被覆盖度升至67.7%。层层叠叠，满眼皆绿的树木花草给黄土高坡披上了一床厚实的“绿被子”，也使得延安的“小气候”发生了改变：1970年至1999年，延安市年平均扬沙天数为12天，2000年以来减为3天。全市年降水平均增加30毫米。2015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82天，比上年增加30天。
“花儿道出心中的眷恋，美了河流，醉了山脉。”悠扬婉转的陕北民歌《我从西边来》，唱出了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心。
薪火相传励后人
细雨蒙蒙中，我们走进了位于延安市枣园镇裴庄村的延安市八一敬老院。
敬老院始建于1959年，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八一”冠名的敬老院。先后经过李家洼、马家湾、东关向阳沟等多次迁建，2013年12月搬迁到现址。气魄宏伟、高大宽敞的敬老院占地面积50亩，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包括综合楼1栋、康复楼1栋、养老楼4栋及其他附属设施，设置床位446张。目前在院休养人员200余名。
敬老院内亭台廊道、花草树木是典型的中式园林特色，中间有音乐喷泉、小桥流水，给人幽静惬意之感。老年活动中心设有健身室、棋牌室、阅览室和书画室。
报道组走进1号养老楼一个房间，看到室内配有卫生间、中央空调、电视机等生活设施。院长徐建华介绍，为了让革命功臣在这里过得舒心，院里的关爱从细节入手，铺设的地砖是防滑的，设有无障碍通道，卫生间也装有扶手，房间有应急呼叫系统。
走出房间，报道组看到门外一侧设有小厨房和小餐厅，感到纳闷：老人们吃饭不是有专业厨师和集体餐厅吗？徐建华院长解释说：“小厨房和小餐厅主要是为老人的子女们提供方便。老人过生日了，子女来了可以下厨动手给老人包饺子、做长寿面，让老人们感受亲情。”听到这里，大家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为院里亲情化养老的做法喝彩。
来到健身场，一阵阵高亢铿锵的梆子唱腔吸引了报道组。循着声音望去，在门球场地东侧长椅上，一位身着戎装的老人正随着收音机中播放的梆子剧哼唱着。徐建华院长告诉报道组，老人叫郝战英，今年88岁，参加过抗美援朝。我们来到老人跟前问：“老人家，您这是唱的哪出戏？每天都这么高兴地唱吗？”老人操着浓浓的方言说：“唱的是《屠夫状元》，我们本地的秦腔，也叫梆子腔。在这里，吃得好、喝得好，娱乐活动也多，天天可高兴啦。我都想活100岁呢！”老人的话，引来大伙一阵笑声。 在院内中心花园，十几位身着绿军装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聊天。报道组连忙上前向他们问好。老人们一听是北京来的记者，都打开了话匣子。左胸佩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的85岁老人张黄功，挽起右裤腿，指着腿上的一个个伤痕说：“我参加了4年抗美援朝战争。这些都是打仗时留下的。今天的好日子，是千千万万烈士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不管啥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院内展板上，报道组看到一张照片：一位耄耋老人头戴八角帽，手持奥运火炬，神采奕奕地参加延安市火炬传递活动。徐建华院长给我们讲述起照片背后的故事来。
2008年7月2日。这一天是北京奥运圣火在延安传递的日子。8时10分，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安度晚年的92岁老红军刘天佑，头戴红军八角帽，作为陕西省第一棒奥运火炬手开始了火炬传递。
刘天佑，1916年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随后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过草地，1937年初到达延安，1944年12月因病退伍。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休养。2009年9月23日，刘天佑在延安安然辞世，享年94岁。
徐建华院长介绍，刘天佑老人的名字是一位红军领导给起的。1916年1月，刘天佑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母双亡，留下她和哥哥相依为命。一天，17岁的刘天佑去赶集，刚好碰见红军的宣传队伍，她就过去看，其中一名妇女主任向她问道：“小妹妹，你家里怎么样？”
刘天佑说：“谁也靠不上。要什么没什么。”
妇女主任说：“你愿意参加红军吗？”
刘天佑马上激动地说：“愿意。”
当时她并没有名字，红军一位领导给她起名叫“刘天佑”。1935年8月，刘天佑随部队长征，经历了千难万险，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敬老院里，她常常向青年人提及往事，以励后人不忘本：“过大渡河时，有3个女战士一下子就被水流冲走了，男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下水连成人墙，护送女战士过河。长征中每人发给5斤炒面，我舍不得吃，只是把口袋里备用的盐拿出一些放入碗里，在沼泽中舀点水，搅起来当饭吃，把节省下来的干粮分给战友们吃。”
徐建华院长话锋一转，又说起老人传递火炬中發生的故事：“本来，主办单位从刘天佑老人健康状况出发，计划让她坐轮椅，让人推着跑，但她执意要求自己完成。”徐建华院长回忆说：“老人得知自己成为奥运火炬手时，正因身体不适在接受治疗。但为了完成好自己这一棒，老人就开始有意识加强力量训练。火炬传递仪式开始后，老人稳当地走下主席台，开始慢跑起来，那场景真的令人慨叹。现场的人纷纷为老人叫好。活动结束后，老人对采访她的记者说，不管是办奥运会，还是抢险救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长征精神都不能丢。”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接力棒，也在延安人民中传递着。
登上宝塔山，拜谒巍巍宝塔这个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报道组一行无不心潮澎湃。在我们的采访行程即将结束时，一个稚嫩流利的解说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一位身着白衣蓝裙的小学生正在给一群游客讲解着宝塔山的故事。游客们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报以掌声。
报道组上前打听后得知，小姑娘叫白子彤，今年8岁，是延安创新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孩子的爸爸告诉报道组说，学校组建了“革命旧址小小讲解团”，每逢节假日，就组织小讲解员到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为游客义务导游和讲解。这个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学习生活，又使孩子们通过讲解革命传统，从小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根植下信念的种子。
红色信念的种子，深深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迸发出信仰的不竭力量。1944年，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在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译本名为《北行漫记》）。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我们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光辉，如永恒的星火，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始终照亮着我们胜利前行的征程。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辉煌。
延安古城，宝塔屹立，延河襟带，极目远眺，风光无限。
7月20日，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报道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通过参访凤凰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宝塔山、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八一敬老院等地，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那段荡气回肠、气壮山河的红色岁月：枣园的灯光，照亮了长夜的征程；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回荡着毛泽东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南泥湾的老镢头，开出了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
重温历史，不忘初心；牢记历史，事业长青。报道组一行循着革命先辈的延安足迹，追寻那段光辉历程，揭秘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现场体验革命传统教育的所思所悟，感受延安人民传承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正能量。
走近延安，革命后来人会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和信念。
“和陕北人民一起，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月22日下午，报道组一行驱车近2个小时，来到了延安市吴起县。在吴起革命斗争史陈列展厅，我们被“1935年天津《大公报》、西安《西京日报》刊登的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报道”的展板吸引了。展板展示的是当年《大公报》《西京日报》通栏加粗大标题的新闻报道：“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刘匪子丹已伏诛”。
据史料记载，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数次选择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建立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在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云南扎西会议决定建立云贵川根据地；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正是由于毛泽东看到《大公报》《西京日报》等刊登的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报道后，中央红军落脚点才选择了陕北。
细读展板，我们更想详细了解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来龙去脉。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宽敞明亮的一间教室里，我们采访了教研部党性教育教研室主任王健教授。
“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是中央远见卓识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王健教授娓娓道来。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当时的哈达铺镇里有不少商店，还有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有两三千的居民。当地人把哈达铺称为“小岷县”。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收集报纸、杂志。在红军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7月份的旧《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后来，侦察连又在镇上邮政所找到了《大公报》等报纸，其中也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跋涉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7000人（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许多读者对陕甘边根据地了解不多，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记者问。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王健教授说，“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率领的红军晋西游击队会合后，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在此基础上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甘红军在以桥山为中心的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1933年4月，开辟了以耀县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1934年2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记者追问：“当时，中央是否了解那里的情况？”
王健教授介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大致了解。1934年1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后来由于敌人展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贾拓夫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报道，多次找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他详细汇报了中共陕北组织、陕北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他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那一带多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贫困，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中央原本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作出到陕北落脚的决定，就顺理成章了。”在哈达铺，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正式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王健教授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成为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骨干。虽然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后红军只剩下3萬多人，力量很小，但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由此重新起家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我们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和陕北人民一起，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7月21日上午9时许，灿烂的阳光洒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山腰间“为人民服务”5个红色大字耀眼夺目。张思德身背炭筐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屹立。刚毅的面容上，略带微笑。雕像左侧，赭色的壁板上镌刻着《为人民服务》全文，右侧的浮雕再现了张思德烧炭时的场面。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生前为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奉命到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不幸被塌落的炭窑埋住，壮烈牺牲，年仅29岁。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召开追悼会。9月8日，毛泽东亲自把花圈敬献在这个普通士兵灵前，挽带上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张思德的遗体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他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张思德精神，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凤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是倡导者，他和他的战友又是模范的实践者。”
走进人潮涌动的枣园革命旧址，讲解员袁剑丽的生动讲述，把报道组成员再次带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关心枣园群众生产生活的难忘岁月。
有一年的六月天，骄阳似火，晒得庄稼都打蔫儿了。这天下午，在枣园办公的任弼时走出窑洞，信步走向枣园的平川。他一边走一边看，只见满川的玉米被晒黄了叶子，糜子谷子也被晒弯了腰。焦灼不安的他便穿过田埂，朝田地中心走去，正好碰到几个枣园村的农民在浇地。
只见涓涓细水，在干旱的大田里渗流，半天也浇不了多少田。任弼时走上前问道：“老乡，在浇地啊？”
“天旱浇园子嘛！”老乡头也没抬，又说，“你看这细水像猫尿一样，这么旱的地，再浇也浇不来多少呀！”
任弼时听着农民的话，顺手把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这水原来就这么大吗？”
“不是的 。”老乡说，“这渠原来是枣园的一个大地主修的。刚修好的那阵儿渠水可大了，水势也好。后来因暴雨冲坏了渠道，加上又年久失修，现在到处渗漏，从莫家湾流经几里下来，水就不大了。”
任弼时又沉思道：“原来这样，水源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这坝是从莫家湾把西川河的水引过来的长流水，用之不竭的。”
任弼时听了说：“只要水源没有问题，那把渠重新修好，不就解决问题了。”
老乡无奈地说：“村里没有钱，年轻人去前线打仗，劳力也不足。”
“我去想办法，没劳力我去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助你们修！”任弼时答应着说。
任弼时赶到毛泽东住的院子，把枣园庄稼缺水受旱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动员中央机关干部，帮助枣园群众修渠抗旱，一切交你安排。”
毛泽东让任弼时先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联系，请建设厅技术人员来帮助勘探一下，看看这个计划行不行。
任弼时听后立刻给边区政府挂了电话，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与中央机关一起修建边区的第一条长渠——裴庄渠。
当时，陕甘宁边区还没有修过可灌溉的水渠，延安周围也没有一亩水浇地。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建设厅的同志非常高兴，立即派出工程师丁仲文勘探设计，提出在裴庄上边的河道上修一道拦水坝，就可以把西川河水引到枣园来。
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一笔专款用于引水工程。枣园乡、裴庄乡的人民也自愿组成水利合作社，筹集资金。
引水渠的基础工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并动员社会部、机要科、医务所、炊事班的人员与机关干部都参加修建。任弼时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从莫家湾到杨崖村划段包干，星夜修建。附近群众也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工地参加劳动。
在军民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第一条长达6公里的人工渠——裴庄渠引水工程很快就竣工了。枣园川道里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连年丰收，枣园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共产党、毛泽东给枣园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枣园人民决定把这条渠改名为“幸福渠”。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张毛泽东身穿补丁裤、双手前伸、站在黄土院子里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令参观者无不动容。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告诉我们，这张照片是当年毛泽东最满意的照片之一。随后，他给我们讲述了照片背后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肖劲光以为毛泽东病了，正要探问，毛泽东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着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来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
听到这里，肖劲光鼻子一酸，转身命令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劲光啊，我不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在延安的13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在什么工作中、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把自己对信仰的追求深深扎根在为人民服务的沃土之中，将信念的种子培植出璀璨的精神之花。张建儒館长告诉我们，延安期间，形成了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7种原生形态精神，而延安精神就是这些原生形态精神的凝聚、升华，也因此成为了共产党人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力量之源和精神支柱。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7月21下午两点半，报道组一行从延安市区启程前往南泥湾参观采访。宽敞平坦的包茂高速公路两侧，群山绵延不断，绿树葱茏、花草怒放。我们惊奇地问陪同采访的延安市委组织部干部王慧：“以前听说延安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如今就跟小江南一样？变化咋那么大呀？”王慧告诉我们，上个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16字方针。中央有政策，群众有劲头。1999年之后的4年，延安治理水土流失的成绩，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40年的总和。王慧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看过两张同一季节、不同年份拍摄的延安地区卫星遥感图：2000年的延安，灰黄扑面；2014年的延安，青翠满目。”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路畅行，当年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优美的曲调，一直在我们心中回荡着。
“南泥湾，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泥湾大生产，一段不老的传奇。”在位于原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解说员万晶晶轻快悦耳的讲解，把报道组带进了当年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万亩良田的场景。
抗战初期，方圆百里的南泥湾是一个人烟稀少、树木繁茂的荒僻之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用重兵进攻我千里河防，并派飞机轰炸延安，妄图动摇我抗日决心；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陈兵几十万，构筑五道封锁线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重重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春，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
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屯田”政策，迅速掀起开荒生产热潮。他们制订了边生产边训练的计划，农忙时生产，农闲时练兵。王震旅长提出“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
七一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
毛泽东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都要有革命的精神。”
三五九旅指战员，用挥舞的镢头唤醒沉睡百年的土地，用辛勤的汗水浇出万亩良田。1944年，战士们每人每月吃两斤肉，每人每天平均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会餐能吃鸡鸭、大米、白面。住上了平整、宽敞的窑洞，穿上了暖和的冬衣，盖上了厚实的被子。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3年10月，大地一片金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视察了南泥湾。看到三五九旅屯田垦荒的巨大成就，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延安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报道组在标有“毛泽东种过的地”字样的牌子前驻足。干练的解说员刘飞云指着牌子后的小菜地说，当时，中央生产委员会考虑到中央领导工作忙，没有给他们分配生产任务。对此，毛泽东很有意见。他说：“那怎么行。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也有我的生产任务嘛！”随后，毛泽东抽时间开垦了这块菜地，种了土豆、辣椒、西红柿等蔬菜，他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势非常好，夏秋两季，瓜菜满园。
在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菜地旁，刘飞云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至今在海外华侨中传颂的毛泽东招待陈嘉庚的故事。
1940年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劳军。当陈嘉庚来到杨家岭时，毛泽东从自己种植的菜地里摘回了青菜，招待陈嘉庚吃了一顿朴素而难忘的饭菜。当时，院中放一张没有油漆的方桌，桌子又矮又小，四周摆了幾个小凳子，桌上铺了一张报纸。毛泽东回窑洞取东西时，风把报纸吹跑了。吃饭时，桌上只有青菜、咸萝卜干，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他儿子生病都舍不得杀呀！”
吃饭时，陈嘉庚问毛泽东：“你这桌饭花多少钱？”毛泽东估算了一下说：“大概是两毛钱吧。”陈嘉庚说：“我来延安之前，蒋介石花800块大洋请我吃了一顿饭。一顿800块大洋的饭和一顿只花两毛钱的饭是没法比较的，但由此可以看到共产党人革命的真本色。”陈嘉庚回南洋后，在召集的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七月的延安，天高云淡，和风习习。
7月22日上午10点，报道组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采访。纪念馆坐北面南。纪念馆入口门廊和东西翼入口大门均采用拱形，和“窑洞墙”一起体现了延安地区建筑文化的风格。远观纪念馆，整栋建筑浑然一体，显得简朴、庄重。
入馆台阶分为三台，隐喻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纪念馆正门上方有郭沫若题写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金黄色馆名，苍劲有力，庄重醒目。 纪念馆前广场正中巍然耸立毛泽东的青铜像，周围花坛植有松、柏、牡丹、月季、龙爪槐等花木。花坛两侧，用花木组成了“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8个大字。
纪念馆前广场上，参观的人群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自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到党中央离开陕北，在延安的13年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如今已成为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延安革命旧址在全国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如今的延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更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成为万众向往的红色圣地。这些年，到延安和延安纪念馆参观的观众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学生多了，父母带着上学的孩子前来的多了，乡村党员干部多了。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前来追寻中国革命成功的密码和钥匙。
延安革命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7月1日。建馆60多年来，为把延安13年革命史展示好，馆址3次变迁，基本陈列经过9次大的调整。2009年8月28日，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并全面对外开放。目前，该馆藏有国家一级文物200余件，国家二级文物3000余件，国家三级文物10000余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等多项称号。其馆藏的“实事求是”石刻，被称为镇馆之宝。
“实事求是”石刻陈列在第四展厅，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解说员王雯告诉我们，毛泽东较少用楷体，而这四个字用的是略略变形的楷体，遒劲有力。
在王雯生动的解说中，时光回到了1943年。当时，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同志们感到建筑物很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
一说题词，大家就自然地想到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刻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后，饱蘸浓墨，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有力的大字。题词拿回后，学校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未能保留下来。“实事求是”石刻镶嵌在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增光辉，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大肆进犯延安时，党校师生为了使题字免遭敌人破坏，将四块石刻从墙壁上取出，埋入地下。解放后，在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延安师范学校。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又挖出了这四块石刻，并把它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参观间隙，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接受了报道组采访。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刻领悟和坚持的思想灵魂，也是延安精神的灵魂。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2年2月8日，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飯，靠科学吃饭”。在延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在坚持、实践和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青山绿水、秀美山川，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取得的翻天覆地变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精神的一个有力佐证。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向我们介绍：到2014年底，延安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00多万亩，占到全市面积的近1/5，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达到全市2/3，植被覆盖度升至67.7%。层层叠叠，满眼皆绿的树木花草给黄土高坡披上了一床厚实的“绿被子”，也使得延安的“小气候”发生了改变：1970年至1999年，延安市年平均扬沙天数为12天，2000年以来减为3天。全市年降水平均增加30毫米。2015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82天，比上年增加30天。
“花儿道出心中的眷恋，美了河流，醉了山脉。”悠扬婉转的陕北民歌《我从西边来》，唱出了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心。
薪火相传励后人
细雨蒙蒙中，我们走进了位于延安市枣园镇裴庄村的延安市八一敬老院。
敬老院始建于1959年，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八一”冠名的敬老院。先后经过李家洼、马家湾、东关向阳沟等多次迁建，2013年12月搬迁到现址。气魄宏伟、高大宽敞的敬老院占地面积50亩，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包括综合楼1栋、康复楼1栋、养老楼4栋及其他附属设施，设置床位446张。目前在院休养人员200余名。
敬老院内亭台廊道、花草树木是典型的中式园林特色，中间有音乐喷泉、小桥流水，给人幽静惬意之感。老年活动中心设有健身室、棋牌室、阅览室和书画室。
报道组走进1号养老楼一个房间，看到室内配有卫生间、中央空调、电视机等生活设施。院长徐建华介绍，为了让革命功臣在这里过得舒心，院里的关爱从细节入手，铺设的地砖是防滑的，设有无障碍通道，卫生间也装有扶手，房间有应急呼叫系统。
走出房间，报道组看到门外一侧设有小厨房和小餐厅，感到纳闷：老人们吃饭不是有专业厨师和集体餐厅吗？徐建华院长解释说：“小厨房和小餐厅主要是为老人的子女们提供方便。老人过生日了，子女来了可以下厨动手给老人包饺子、做长寿面，让老人们感受亲情。”听到这里，大家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为院里亲情化养老的做法喝彩。
来到健身场，一阵阵高亢铿锵的梆子唱腔吸引了报道组。循着声音望去，在门球场地东侧长椅上，一位身着戎装的老人正随着收音机中播放的梆子剧哼唱着。徐建华院长告诉报道组，老人叫郝战英，今年88岁，参加过抗美援朝。我们来到老人跟前问：“老人家，您这是唱的哪出戏？每天都这么高兴地唱吗？”老人操着浓浓的方言说：“唱的是《屠夫状元》，我们本地的秦腔，也叫梆子腔。在这里，吃得好、喝得好，娱乐活动也多，天天可高兴啦。我都想活100岁呢！”老人的话，引来大伙一阵笑声。 在院内中心花园，十几位身着绿军装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聊天。报道组连忙上前向他们问好。老人们一听是北京来的记者，都打开了话匣子。左胸佩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的85岁老人张黄功，挽起右裤腿，指着腿上的一个个伤痕说：“我参加了4年抗美援朝战争。这些都是打仗时留下的。今天的好日子，是千千万万烈士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不管啥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院内展板上，报道组看到一张照片：一位耄耋老人头戴八角帽，手持奥运火炬，神采奕奕地参加延安市火炬传递活动。徐建华院长给我们讲述起照片背后的故事来。
2008年7月2日。这一天是北京奥运圣火在延安传递的日子。8时10分，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安度晚年的92岁老红军刘天佑，头戴红军八角帽，作为陕西省第一棒奥运火炬手开始了火炬传递。
刘天佑，1916年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随后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过草地，1937年初到达延安，1944年12月因病退伍。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休养。2009年9月23日，刘天佑在延安安然辞世，享年94岁。
徐建华院长介绍，刘天佑老人的名字是一位红军领导给起的。1916年1月，刘天佑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母双亡，留下她和哥哥相依为命。一天，17岁的刘天佑去赶集，刚好碰见红军的宣传队伍，她就过去看，其中一名妇女主任向她问道：“小妹妹，你家里怎么样？”
刘天佑说：“谁也靠不上。要什么没什么。”
妇女主任说：“你愿意参加红军吗？”
刘天佑马上激动地说：“愿意。”
当时她并没有名字，红军一位领导给她起名叫“刘天佑”。1935年8月，刘天佑随部队长征，经历了千难万险，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敬老院里，她常常向青年人提及往事，以励后人不忘本：“过大渡河时，有3个女战士一下子就被水流冲走了，男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下水连成人墙，护送女战士过河。长征中每人发给5斤炒面，我舍不得吃，只是把口袋里备用的盐拿出一些放入碗里，在沼泽中舀点水，搅起来当饭吃，把节省下来的干粮分给战友们吃。”
徐建华院长话锋一转，又说起老人传递火炬中發生的故事：“本来，主办单位从刘天佑老人健康状况出发，计划让她坐轮椅，让人推着跑，但她执意要求自己完成。”徐建华院长回忆说：“老人得知自己成为奥运火炬手时，正因身体不适在接受治疗。但为了完成好自己这一棒，老人就开始有意识加强力量训练。火炬传递仪式开始后，老人稳当地走下主席台，开始慢跑起来，那场景真的令人慨叹。现场的人纷纷为老人叫好。活动结束后，老人对采访她的记者说，不管是办奥运会，还是抢险救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长征精神都不能丢。”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接力棒，也在延安人民中传递着。
登上宝塔山，拜谒巍巍宝塔这个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报道组一行无不心潮澎湃。在我们的采访行程即将结束时，一个稚嫩流利的解说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一位身着白衣蓝裙的小学生正在给一群游客讲解着宝塔山的故事。游客们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报以掌声。
报道组上前打听后得知，小姑娘叫白子彤，今年8岁，是延安创新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孩子的爸爸告诉报道组说，学校组建了“革命旧址小小讲解团”，每逢节假日，就组织小讲解员到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为游客义务导游和讲解。这个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学习生活，又使孩子们通过讲解革命传统，从小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根植下信念的种子。
红色信念的种子，深深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迸发出信仰的不竭力量。1944年，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在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译本名为《北行漫记》）。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我们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光辉，如永恒的星火，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始终照亮着我们胜利前行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