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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度量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中，相比于渗透性和效用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在众多传导途径中，验证了普惠金融藉由国际贸易渠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邻国的经济增长。上述结论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研究不但厘清了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而且为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推动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一帶一路”;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5-0076-09
一、引 言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作为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相对的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首次提出的，旨在为全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尤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但可以缓解沿线国家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且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的。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Gurley & Shaw、Patrick、Goldsmith 、Mckinnon等认为，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4]，这便是Patrick强调的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作用[2]。然而，此后的研究却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Greenwood & Jovanovic、Berthelemy & Varoudakis、Acemoglu & Zilibotti、Khan、Deidda等文献从理论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5-9];Deidda & Fattouh、Rousseau & Wachtel、Rioja & Valev、Lee & Wong、赵振全等、杨俊和刘珺、张天顶和李洁等实证研究也说明金融发展随一国的通货膨胀、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不同，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10-16]。
虽然既有研究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文献是基于金融发展的深度视角，即运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总量水平度量金融发展的程度。本文则着眼于金融发展的广度，研究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已在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17-21]，普惠金融与贫困问题[22-23]、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4]等方面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研究结果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ck et al.[25]指出普惠金融体系的缺失将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速放缓;Chattopadhyay[26]测算出缺乏包容性的银行体系会使得GDP损失1%;Kapoor[27]将普惠金融比作经济发展的均衡器，认为提升金融的包容性有助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上述研究结论与经济学直觉相符，但是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检验却给出了不同结论。李涛等[28]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分析了企业账户率等9个反映普惠金融水平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仅有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普惠金融指标并没有稳健而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初始人均GDP水平更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更长、法制水平更高、中小企业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中，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于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还是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类似，因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样本选取不同）而有所差异？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普惠金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溢出效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在度量与剖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既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收入层次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Rioja & Valev[12]认为，在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确定;在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虽然存在，但系数较小。Huang & Lin[29]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是正相关的，但较之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并未步入先进国家行列，收入水平也大多位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因此，普惠金融的推广可以有效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主要的区域特征是拥有悠久的陆路与海路的商业历史。因此，国际贸易与投资对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方面，普惠金融正是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便利经济主体的交易与结算，起到了扩大出口规模、改善出口结构、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从而从需求侧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还通过满足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增长。具体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如下。 （一）普惠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规模，而且优化了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从贸易的扩展边际上看，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出口企业在原来无法获得贸易信贷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固定成本方面的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地理范围;从贸易的集约边际上看，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到贸易结算和收付款时间的限制，也常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现象，普惠金融的实施有助于出口企业在已经出口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可变成本方面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出口规模[24]。此外，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广度的体现，其本身也是比较优势的一部分[30-32]，推广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贸易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二）普惠金融——资源配置——经济增长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排斥会导致缺乏抵押品、信用记录和社会关系的穷人和小微企业面临更加突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难以投资于高回报项目[25，33]。更为重要的是，金融约束还使得贫困家庭陷入高生育率和低教育水平的均衡[34-35]，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扩大金融体系的覆盖范围，帮助穷人和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缓解流动性约束，使他们更加注重子女教育，并可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从而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普惠金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与本国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关，还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Tedesse[36]的研究表明，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研发资本、长效的激励功能以及风险分散和利益共享的机会，从而促進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持续化。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方便中小微企业的资金融通，使它们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助力科创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上两种途径都可以提高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与假设2。
H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H2：普惠金融通过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相连、贸易互通，具有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这使得一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国乃至整个区域都会产生溢出效应。首先，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本身都具有“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尤其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趋同，使得金融包容性强的地区对其周边具有明显的辐射与带动效应[20]。其次，地理相连的区域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上具有天然的便利性，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等渠道缩小了地区差异，增加了经济互补，使得相对落后国家向相对发达国家趋同[37];第三，互联网金融、电子金融、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既有商业模式，进而影响到具有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间的投融资方式和经济效率，使得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表现出明显的正外部效应[21]。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从空间上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三、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
由于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概念，其参与者包括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个部门，因此单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本文借鉴国内外普惠金融度量方面的文献，并结合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实践，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3个维度，选取10个子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IFI（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其中，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开设个人账户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网上支付账单或购物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信用卡拥有比例、15岁以上人口使用数字支付方式的比例。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包括：每1 000平方公里的ATM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ATM数量、每1 000平方公里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金融服务的效用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的下个月内可获得占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的资金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指数构建
（三）结果剖析
表2给出了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其中，新加坡、以色列、克罗地亚、阿联酋、波兰名列前茅。尤其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在普惠金融的整体实力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塞拜疆、老挝的普惠金融水平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战乱影响，另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落后，金融基础设施缺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60个样本国家中排名26位，属于中间梯队，说明我国在增强金融服务渗透性、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服务效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的截面数据。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本文剔除了巴林、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共计60个有效样本。
在变量选择方面，就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而言，国内外文献通常采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rowth）作为度量指标。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性以及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借鉴李涛等[28]，运用各经济体2011～2016年的平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进行测度。 就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而言，除前文构造的普惠金融指数（IFI）之外，本文参考Levine & Barro[38]，选取了以下7个控制变量：①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实际GDP（GDPpc）;②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Tertiary）;③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Inflation）;④反映政府直接干预程度的政府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Govcons）;⑤反映贸易开放度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Trade）;⑥反映人口增长率的平均总生育率（Fertility）;⑦反映民主程度的个人享有政治权力（Political）。
本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包容数据库（Global Findex）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得性调查数据库（Financial Access Survey）。其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是度量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为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空间权重矩阵W为60×60阶对称矩阵。借鉴既有文献的经典做法，选取邻接关系型的空间权重矩阵。具体来说，国家i与国家j的距离w的取值如下：
（三）回归模型的设计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和误差项是地理空间因素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是由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体现，那么用于检验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应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Spatial Lag Model），具体形式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基于总体样本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人均GDP增长率均值约为3.04%，不及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人均GDP增长率（3.48%）;人均GDP的均值为11 041美元，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 736美元）。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属于高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位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区域。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为0.151 6，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去甚远，标准差也相对较大，说明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均值高达100.31%，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分析普惠金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需要首先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 I指数是检验空间自相关最常见的方法，用以衡量经济变量的空间聚集情况。表4给出了被解释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Growth）与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发展（IFI）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空间聚集特征。其他解释变量，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Inflation）外，也都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有必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和普惠金融都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且也通过贸易、结算等诸多途径，对临近国家产生间接影响。为充分度量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首先采用传统OLS方法得到模型的估计误差，然后检验其适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5给出了基于OLS回归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针对空间误差模型的3个检验中，仅在一种检验方法（Lagrange multiplier）下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而另外两种方法均无法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针对空间滞后模型的两个检验中，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较为合适。此外，为衡量普惠金融对邻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除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外，下文也会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出于便于比较的目的，表6给出了OLS、SLM、SEM和SDM四个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由SLM的回归结果可知，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586 4，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可见普惠金融确实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假设1得以驗证。普惠金融指数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二者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04 9，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进出口贸易是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而且这一渠道起到了正向作用，假设2得以验证。空间滞后回归系数为0.055 8，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依赖性，邻国的经济增长与本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符合预期。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故而人力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负向关系并不明显。政府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证明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经济增长更为强劲。平均总生育率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反映出生育率高的国家，人均GDP增速反而更加缓慢。个人享有政治权力的回归结果为正，却不显著，意味着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
SDM模型的回归结果与SLM类似。其中，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5.595 4，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体现出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再次证明了假设1。普惠金融指数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二者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03 8，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国际贸易，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假设2也再次得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W×IFI的回归系数为1.476 3，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一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利于邻国经济增速的提高，即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假设3得以验证。空间滞后回归系数为0.081 1，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同样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SLM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六、稳健性检验
采用2017年的截面数据，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李涛等[28]，用过去的普惠金融水平對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具体来说，在保持被解释变量数据不变的基础上（依旧采用2017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所有解释变量取2011～2016年的平均值。特别地，在计算普惠金融指数时，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效用性采用的是2011、2014和2017年的平均值（全球金融包容数据库每3年更新1次数据），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选取的是2011～2016年的平均值。在进行了基于Moran's I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基于OLS回归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后，回归方法仍旧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③
表7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杜宾模型，IFI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IFI×Trade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可见普惠金融确实借由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空间杜宾模型中，W×IF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周边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印证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文中3个假设依旧成立。此外，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前文类似，仅在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略有差异。
除此之外，本文还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3个维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回归结果列于表8。首先，IFI和IFI×Trade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3个维度，与人均GDP增长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一促进作用确实通过贸易渠道传导至经济增长。其次，W×IFI和W×Growth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证明不但各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普惠金融的3个维度都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三，相比于渗透性与效用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的回归系数更大（11.865 4>4.560 0>3.708 8），显著性也更强（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普惠金融的可得性维度在提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面更为重要。
七、结论和政策含义
普惠金融自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拥有悠久互联互通历史的经济合作伙伴，更加关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影响。虽然既有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健而显著的负向关系。但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强调金融的包容性，不仅有助于本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而且还对邻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外部性。
为厘清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着重阐述了普惠金融经由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第二，在度量普惠金融的3个维度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第三，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国际贸易，继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第四，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邻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上述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尤其是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偏远地区的金融分支机构数量，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鉴于普惠金融藉由国际贸易途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国应注重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在支付清算中的作用，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实现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共享式发展。
[注 释]
①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金融服务渗透性和效用性指标的数据年份为2017年，可得性指标为2016年。鉴于一年内ATM与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不会发生巨大改变，这一替代不会对普惠金融指数产生显著影响。
② 当样本中出现异常值时，如新加坡每1 000平方公里的ATM数量高达3 867.42，远高于样本均值130.47以及中位数46.30，本文参考Sarma[19]的方法，上限设为500（该指标排名第二的以色列为378.65），并令新加坡的值等于此上限。
③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最终回归结果，检验结果的相关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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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Li Mengyu
（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country dat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ies along B&R;（2）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comparing to pene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3） among many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inclusive finance stimulate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chann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4） there i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a country contribute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true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ies along B&R， bu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mutually benefit.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growt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责任编辑：蔡晓芹）
关键词普惠金融;“一帶一路”;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5-0076-09
一、引 言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作为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相对的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首次提出的，旨在为全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尤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但可以缓解沿线国家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且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的。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Gurley & Shaw、Patrick、Goldsmith 、Mckinnon等认为，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4]，这便是Patrick强调的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作用[2]。然而，此后的研究却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Greenwood & Jovanovic、Berthelemy & Varoudakis、Acemoglu & Zilibotti、Khan、Deidda等文献从理论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5-9];Deidda & Fattouh、Rousseau & Wachtel、Rioja & Valev、Lee & Wong、赵振全等、杨俊和刘珺、张天顶和李洁等实证研究也说明金融发展随一国的通货膨胀、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不同，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10-16]。
虽然既有研究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文献是基于金融发展的深度视角，即运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总量水平度量金融发展的程度。本文则着眼于金融发展的广度，研究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已在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17-21]，普惠金融与贫困问题[22-23]、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4]等方面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研究结果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ck et al.[25]指出普惠金融体系的缺失将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速放缓;Chattopadhyay[26]测算出缺乏包容性的银行体系会使得GDP损失1%;Kapoor[27]将普惠金融比作经济发展的均衡器，认为提升金融的包容性有助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上述研究结论与经济学直觉相符，但是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检验却给出了不同结论。李涛等[28]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分析了企业账户率等9个反映普惠金融水平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仅有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普惠金融指标并没有稳健而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初始人均GDP水平更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更长、法制水平更高、中小企业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中，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于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还是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类似，因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样本选取不同）而有所差异？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普惠金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溢出效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在度量与剖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既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收入层次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Rioja & Valev[12]认为，在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确定;在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虽然存在，但系数较小。Huang & Lin[29]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是正相关的，但较之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并未步入先进国家行列，收入水平也大多位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因此，普惠金融的推广可以有效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主要的区域特征是拥有悠久的陆路与海路的商业历史。因此，国际贸易与投资对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方面，普惠金融正是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便利经济主体的交易与结算，起到了扩大出口规模、改善出口结构、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从而从需求侧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还通过满足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增长。具体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如下。 （一）普惠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规模，而且优化了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从贸易的扩展边际上看，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出口企业在原来无法获得贸易信贷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固定成本方面的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地理范围;从贸易的集约边际上看，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到贸易结算和收付款时间的限制，也常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现象，普惠金融的实施有助于出口企业在已经出口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可变成本方面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出口规模[24]。此外，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广度的体现，其本身也是比较优势的一部分[30-32]，推广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贸易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二）普惠金融——资源配置——经济增长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排斥会导致缺乏抵押品、信用记录和社会关系的穷人和小微企业面临更加突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难以投资于高回报项目[25，33]。更为重要的是，金融约束还使得贫困家庭陷入高生育率和低教育水平的均衡[34-35]，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扩大金融体系的覆盖范围，帮助穷人和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缓解流动性约束，使他们更加注重子女教育，并可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从而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普惠金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与本国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关，还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Tedesse[36]的研究表明，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研发资本、长效的激励功能以及风险分散和利益共享的机会，从而促進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持续化。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方便中小微企业的资金融通，使它们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助力科创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上两种途径都可以提高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与假设2。
H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H2：普惠金融通过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相连、贸易互通，具有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这使得一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国乃至整个区域都会产生溢出效应。首先，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本身都具有“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尤其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趋同，使得金融包容性强的地区对其周边具有明显的辐射与带动效应[20]。其次，地理相连的区域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上具有天然的便利性，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等渠道缩小了地区差异，增加了经济互补，使得相对落后国家向相对发达国家趋同[37];第三，互联网金融、电子金融、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既有商业模式，进而影响到具有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间的投融资方式和经济效率，使得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表现出明显的正外部效应[21]。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从空间上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三、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
由于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概念，其参与者包括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个部门，因此单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本文借鉴国内外普惠金融度量方面的文献，并结合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实践，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3个维度，选取10个子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IFI（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其中，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开设个人账户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网上支付账单或购物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信用卡拥有比例、15岁以上人口使用数字支付方式的比例。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包括：每1 000平方公里的ATM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ATM数量、每1 000平方公里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金融服务的效用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的下个月内可获得占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的资金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指数构建
（三）结果剖析
表2给出了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其中，新加坡、以色列、克罗地亚、阿联酋、波兰名列前茅。尤其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在普惠金融的整体实力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塞拜疆、老挝的普惠金融水平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战乱影响，另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落后，金融基础设施缺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60个样本国家中排名26位，属于中间梯队，说明我国在增强金融服务渗透性、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服务效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的截面数据。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本文剔除了巴林、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共计60个有效样本。
在变量选择方面，就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而言，国内外文献通常采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rowth）作为度量指标。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性以及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借鉴李涛等[28]，运用各经济体2011～2016年的平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进行测度。 就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而言，除前文构造的普惠金融指数（IFI）之外，本文参考Levine & Barro[38]，选取了以下7个控制变量：①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实际GDP（GDPpc）;②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Tertiary）;③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Inflation）;④反映政府直接干预程度的政府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Govcons）;⑤反映贸易开放度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Trade）;⑥反映人口增长率的平均总生育率（Fertility）;⑦反映民主程度的个人享有政治权力（Political）。
本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包容数据库（Global Findex）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得性调查数据库（Financial Access Survey）。其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是度量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为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空间权重矩阵W为60×60阶对称矩阵。借鉴既有文献的经典做法，选取邻接关系型的空间权重矩阵。具体来说，国家i与国家j的距离w的取值如下：
（三）回归模型的设计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和误差项是地理空间因素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是由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体现，那么用于检验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应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Spatial Lag Model），具体形式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基于总体样本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人均GDP增长率均值约为3.04%，不及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人均GDP增长率（3.48%）;人均GDP的均值为11 041美元，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 736美元）。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属于高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位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区域。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为0.151 6，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去甚远，标准差也相对较大，说明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均值高达100.31%，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分析普惠金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需要首先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 I指数是检验空间自相关最常见的方法，用以衡量经济变量的空间聚集情况。表4给出了被解释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Growth）与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发展（IFI）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空间聚集特征。其他解释变量，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Inflation）外，也都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有必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和普惠金融都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且也通过贸易、结算等诸多途径，对临近国家产生间接影响。为充分度量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首先采用传统OLS方法得到模型的估计误差，然后检验其适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5给出了基于OLS回归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针对空间误差模型的3个检验中，仅在一种检验方法（Lagrange multiplier）下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而另外两种方法均无法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针对空间滞后模型的两个检验中，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较为合适。此外，为衡量普惠金融对邻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除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外，下文也会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出于便于比较的目的，表6给出了OLS、SLM、SEM和SDM四个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由SLM的回归结果可知，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586 4，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可见普惠金融确实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假设1得以驗证。普惠金融指数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二者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04 9，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进出口贸易是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而且这一渠道起到了正向作用，假设2得以验证。空间滞后回归系数为0.055 8，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依赖性，邻国的经济增长与本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符合预期。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故而人力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负向关系并不明显。政府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证明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经济增长更为强劲。平均总生育率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反映出生育率高的国家，人均GDP增速反而更加缓慢。个人享有政治权力的回归结果为正，却不显著，意味着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
SDM模型的回归结果与SLM类似。其中，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5.595 4，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体现出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再次证明了假设1。普惠金融指数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二者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03 8，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国际贸易，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假设2也再次得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W×IFI的回归系数为1.476 3，并且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一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利于邻国经济增速的提高，即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假设3得以验证。空间滞后回归系数为0.081 1，并且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同样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SLM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六、稳健性检验
采用2017年的截面数据，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李涛等[28]，用过去的普惠金融水平對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具体来说，在保持被解释变量数据不变的基础上（依旧采用2017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所有解释变量取2011～2016年的平均值。特别地，在计算普惠金融指数时，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效用性采用的是2011、2014和2017年的平均值（全球金融包容数据库每3年更新1次数据），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选取的是2011～2016年的平均值。在进行了基于Moran's I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基于OLS回归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后，回归方法仍旧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③
表7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杜宾模型，IFI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IFI×Trade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可见普惠金融确实借由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空间杜宾模型中，W×IF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周边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印证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文中3个假设依旧成立。此外，其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前文类似，仅在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略有差异。
除此之外，本文还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3个维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回归结果列于表8。首先，IFI和IFI×Trade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3个维度，与人均GDP增长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一促进作用确实通过贸易渠道传导至经济增长。其次，W×IFI和W×Growth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证明不但各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普惠金融的3个维度都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三，相比于渗透性与效用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的回归系数更大（11.865 4>4.560 0>3.708 8），显著性也更强（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普惠金融的可得性维度在提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面更为重要。
七、结论和政策含义
普惠金融自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拥有悠久互联互通历史的经济合作伙伴，更加关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影响。虽然既有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健而显著的负向关系。但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强调金融的包容性，不仅有助于本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而且还对邻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外部性。
为厘清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着重阐述了普惠金融经由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第二，在度量普惠金融的3个维度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第三，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国际贸易，继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第四，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邻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上述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尤其是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偏远地区的金融分支机构数量，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鉴于普惠金融藉由国际贸易途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国应注重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在支付清算中的作用，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实现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共享式发展。
[注 释]
①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金融服务渗透性和效用性指标的数据年份为2017年，可得性指标为2016年。鉴于一年内ATM与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不会发生巨大改变，这一替代不会对普惠金融指数产生显著影响。
② 当样本中出现异常值时，如新加坡每1 000平方公里的ATM数量高达3 867.42，远高于样本均值130.47以及中位数46.30，本文参考Sarma[19]的方法，上限设为500（该指标排名第二的以色列为378.65），并令新加坡的值等于此上限。
③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最终回归结果，检验结果的相关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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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Li Mengyu
（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country dat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ies along B&R;（2）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comparing to pene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3） among many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inclusive finance stimulate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chann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4） there i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a country contribute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true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ies along B&R， bu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mutually benefit.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growt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责任编辑：蔡晓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