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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有一些诗引来许多注意的目光。譬如这首题目叫“弓”的诗，就是这些被注意的诗当中的一首。
爷爷的背，
不是生来就驼。
那是日子——
从生命树上飘落下来的纷纷扬扬；
那是血爱——
在长年流淌的脉管里淙淙涓涓；
那是光溜溜的锄把和弯弯的山路——
是铁皮般的手面和脚掌。
无泪的坚韧，
把自己做成了一张弓，
将儿孙
一个一个
嗖嗖地射出去。
这样的诗，我用不着“作”，因是我心里本来就有，只是忽然有一个从心里往外释放的机会，诗写成就在挥手之间。
我生长在一个农人家里。我的家不算很穷。我是我们家的头一个男孩。父母在我身上所灌注的爱，在我身上寄托的厚望，是不需说的。但是父母爱我，却从来不娇宠我。我六岁就被父母送进学校去，算是上学了。年纪太小，做学生实在也做得懵懂。我们家养着一头耕牛，除了自家的田地由我父亲耕犁，本族农家的一些田地耕犁也包在我父亲手里。牛在我们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母亲童年缠过几年脚，又要操持家务，所以牛自然归我照管。于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一回到家，我就是“看牛佬”。我的家乡把“放牛娃”叫作“看牛佬”。我是读书人中的放牛娃，是放牛娃中的读书人。暑假里，牛要耕田耙地，我就得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去割青草来喂牛。寒假里，我得给牛喂玉米秸秆。干这项农活应不算是太辛苦，但是要有点技术才能把牛伺候饱。七八岁，我就学会当牛粗糙的长舌把我喂进它嘴里的秸秆往外推搡时，把我的右手大拇指从牛嘴的左侧塞进去，死死挡住牛舌正往外推搡的秸秆。想想，牛牙有多宽大，多厉害！把拇指伸进牛嘴里而不被牛咬到，这在今天的孩子看来算得上一个绝技动作了。我就从伺候牛开始学做所有的农家活，包括用双手抓着畜圈粪肥往田畦上撒。我这也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母一时也不闲着，我能做的就该去做，不可以推托，不可以耍滑，不可以偷懒。
似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特别经得起挫折，受得住磨难。
1947年冬天，我13岁，去县城考初中。向晚时分，我正从县城往回家路上走，才走出县城几步，就下起了雪，祸不单行的是我的草鞋又破烂得不能穿了，只好扔掉了，这就只得光着脚板在沉沉的夜色中行走了。雪越下越大。雪不是悠悠荡荡飘下来，而是棉团似的翻滚几下，便无声地落在我眼前的地面。雪越积越厚，一片白光光。路旁不是没有村落，因为是寒冬腊月，家家都门窗紧闭。远远传来几声狗吠，只徒然增添我的孤凄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我麻木的腿脚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从积雪里插出一个新雪坑。不知怎么的，还走错了路。好像是老天存心跟我为难，这茫茫雪夜里，看来我是死定了。但事实上没有。后来，我考取了初中，我的用功和努力就超乎凡常了——我当然懂得该怎样倍加珍惜我好不容易挣来的求学机会。
上大学，我进了我国最大的都市。可一到假期，我就回家去代我的母亲出工。我干农活，得干得毫不逊于我母亲才行，我得让生产队给我母亲记应得的工分。后来我到大学里去当了老师，从昆明回到浙江，我照样二话不说，回到家就去替我母亲出工。一个读书人，能替妈妈出工，我不只是兴致勃勃，还很自豪。母亲表扬我说：离家这多年，我大儿子的蹄子还像小时候一样结实呢。这表扬声里，我能觉出，从天边回到妈妈身边的我，仍还是她的儿子。更后来，到我65岁从教授岗位上退下来，67岁的我还回家替92岁的老父亲去挖了一块花生地，供我父亲种菜。
没有一样农活我不会干，这种隐在的本领平时不太看得出。我学外国语不但不弱于城里人，翻译文章也不弱，因为我汉语文字语言的修炼比同班所有同学都强些，就常常可以借用汉语规律与外国语规律的迥然相异，去学习和记忆外国语的语法和词汇，形成了我自己的独特优势。有几门功课，譬如翻译课，我那时就觉得这将是我未来的看家本领，就学得格外用心，所以一直保持在全班最前列。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因为我农家的“土”就适应不了大上海的“洋”。我会干农活的隐在本领，到我大学毕业前夕还亮了一回“剑”。那时我们大学接到上海市的命令，毕业班同学都去上海郊县金山县支援农村夏收夏种。会干农活的同学为数稀少，其中有一项农活是踩水车，人爬到车架上去把水从塘里车上岸来浇地。乌央乌央几百人，站到水车上去踩高跷似的悬空赤脚踩水车轮子，没有人敢，没有人会，而我对这项农活在少年时就是拿手好戏。我上去，就一口气踩了两三个钟头，结果回校做劳动总结时，给我评了个“劳动模范”。我不重视这个评模和评模的结果，但我自己重视具有多侧向的生存技能——不只是会读书，读书以外的许多事也能行，这就意味着到社会上去独立生存能力强，能经受得了风雨——纵然是狂风暴雨毫无先兆地突然来袭。
我说这些，我是想说，现在的孩子被娇宠，而且是长期地被娇宠，时间一久，就必然是一个会做的事少、对社会贡献小的人。所以我的主张是：让娇宠只是父母那一方的事，孩子自己一方可以拒绝娇宠，为独立生存早做准备。
我就是我诗里写的，父母把自己做成一张弓后，将我从农家射出去的一支箭。我的诗，我的文，我的专业著作，都是这箭的锋芒和光亮。
爷爷的背，
不是生来就驼。
那是日子——
从生命树上飘落下来的纷纷扬扬；
那是血爱——
在长年流淌的脉管里淙淙涓涓；
那是光溜溜的锄把和弯弯的山路——
是铁皮般的手面和脚掌。
无泪的坚韧，
把自己做成了一张弓，
将儿孙
一个一个
嗖嗖地射出去。
这样的诗，我用不着“作”，因是我心里本来就有，只是忽然有一个从心里往外释放的机会，诗写成就在挥手之间。
我生长在一个农人家里。我的家不算很穷。我是我们家的头一个男孩。父母在我身上所灌注的爱，在我身上寄托的厚望，是不需说的。但是父母爱我，却从来不娇宠我。我六岁就被父母送进学校去，算是上学了。年纪太小，做学生实在也做得懵懂。我们家养着一头耕牛，除了自家的田地由我父亲耕犁，本族农家的一些田地耕犁也包在我父亲手里。牛在我们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母亲童年缠过几年脚，又要操持家务，所以牛自然归我照管。于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一回到家，我就是“看牛佬”。我的家乡把“放牛娃”叫作“看牛佬”。我是读书人中的放牛娃，是放牛娃中的读书人。暑假里，牛要耕田耙地，我就得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去割青草来喂牛。寒假里，我得给牛喂玉米秸秆。干这项农活应不算是太辛苦，但是要有点技术才能把牛伺候饱。七八岁，我就学会当牛粗糙的长舌把我喂进它嘴里的秸秆往外推搡时，把我的右手大拇指从牛嘴的左侧塞进去，死死挡住牛舌正往外推搡的秸秆。想想，牛牙有多宽大，多厉害！把拇指伸进牛嘴里而不被牛咬到，这在今天的孩子看来算得上一个绝技动作了。我就从伺候牛开始学做所有的农家活，包括用双手抓着畜圈粪肥往田畦上撒。我这也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母一时也不闲着，我能做的就该去做，不可以推托，不可以耍滑，不可以偷懒。
似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特别经得起挫折，受得住磨难。
1947年冬天，我13岁，去县城考初中。向晚时分，我正从县城往回家路上走，才走出县城几步，就下起了雪，祸不单行的是我的草鞋又破烂得不能穿了，只好扔掉了，这就只得光着脚板在沉沉的夜色中行走了。雪越下越大。雪不是悠悠荡荡飘下来，而是棉团似的翻滚几下，便无声地落在我眼前的地面。雪越积越厚，一片白光光。路旁不是没有村落，因为是寒冬腊月，家家都门窗紧闭。远远传来几声狗吠，只徒然增添我的孤凄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我麻木的腿脚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从积雪里插出一个新雪坑。不知怎么的，还走错了路。好像是老天存心跟我为难，这茫茫雪夜里，看来我是死定了。但事实上没有。后来，我考取了初中，我的用功和努力就超乎凡常了——我当然懂得该怎样倍加珍惜我好不容易挣来的求学机会。
上大学，我进了我国最大的都市。可一到假期，我就回家去代我的母亲出工。我干农活，得干得毫不逊于我母亲才行，我得让生产队给我母亲记应得的工分。后来我到大学里去当了老师，从昆明回到浙江，我照样二话不说，回到家就去替我母亲出工。一个读书人，能替妈妈出工，我不只是兴致勃勃，还很自豪。母亲表扬我说：离家这多年，我大儿子的蹄子还像小时候一样结实呢。这表扬声里，我能觉出，从天边回到妈妈身边的我，仍还是她的儿子。更后来，到我65岁从教授岗位上退下来，67岁的我还回家替92岁的老父亲去挖了一块花生地，供我父亲种菜。
没有一样农活我不会干，这种隐在的本领平时不太看得出。我学外国语不但不弱于城里人，翻译文章也不弱，因为我汉语文字语言的修炼比同班所有同学都强些，就常常可以借用汉语规律与外国语规律的迥然相异，去学习和记忆外国语的语法和词汇，形成了我自己的独特优势。有几门功课，譬如翻译课，我那时就觉得这将是我未来的看家本领，就学得格外用心，所以一直保持在全班最前列。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因为我农家的“土”就适应不了大上海的“洋”。我会干农活的隐在本领，到我大学毕业前夕还亮了一回“剑”。那时我们大学接到上海市的命令，毕业班同学都去上海郊县金山县支援农村夏收夏种。会干农活的同学为数稀少，其中有一项农活是踩水车，人爬到车架上去把水从塘里车上岸来浇地。乌央乌央几百人，站到水车上去踩高跷似的悬空赤脚踩水车轮子，没有人敢，没有人会，而我对这项农活在少年时就是拿手好戏。我上去，就一口气踩了两三个钟头，结果回校做劳动总结时，给我评了个“劳动模范”。我不重视这个评模和评模的结果，但我自己重视具有多侧向的生存技能——不只是会读书，读书以外的许多事也能行，这就意味着到社会上去独立生存能力强，能经受得了风雨——纵然是狂风暴雨毫无先兆地突然来袭。
我说这些，我是想说，现在的孩子被娇宠，而且是长期地被娇宠，时间一久，就必然是一个会做的事少、对社会贡献小的人。所以我的主张是：让娇宠只是父母那一方的事，孩子自己一方可以拒绝娇宠，为独立生存早做准备。
我就是我诗里写的，父母把自己做成一张弓后，将我从农家射出去的一支箭。我的诗，我的文，我的专业著作，都是这箭的锋芒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