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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以来，国内银行业信用风险高发于长三角及海西地区。2013年以来，相关风险已呈现向内蒙、山东等其他区域蔓延之趋势。因此，对区域信用风险进行前瞻性研究，并针对性调整信贷投向及准入政策，以防范相关风险的持续扩散，成为当下国内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当地金融生态环境特征的研究应作为出发点
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这段话生动地阐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对企业这个经济组织而言，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样明显：事实证明，有的企业即使原先很“本分”，但在周边“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以及社会融资较易获得的“有利环境”下，也会变得越来越激进，将财务杠杆用到紧绷乃至断裂的程度。因此，对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特征的研究应作为我们了解一个区域信用风险潜在大小或未来趋势的首要出发点。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国情，决定了不同区域的金融生态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鲜明的地域色彩，讨论一个区域的金融生态特点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当地整体融资环境的松紧度
一是观察当地银行的数量、相互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一般情况下，银行越多、竞争越激烈，银行对客户的准入门槛就可能降得越低，客户获得银行融资乃至过度授信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而且很多时候，即使一家银行自以为只给予客户适当的授信额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方原因，多家银行“合理”的授信额度加总起来，也会使企业的真实杠杆率高到离谱的程度。这样的过度授信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往往就是银行贷款被挪用，而实践证明，银行多头授信、过度授信是不良贷款发生的普遍特征之一。在经济上升期，这类风险还可能被投资品市场的繁荣与企业的盈利所掩盖，而一旦经济步入萧条期，那些本不应获得贷款或本不应获得大额授信的资质较差的企业便会首当其冲，成为对银行资产质量进行冲击的“排头兵”。
这一方面可以参考的指标为当地银行信贷与GDP 之比重。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某一区域内银行业过度授信情况的严重性以及该区域的整体偿债能力。如从2012年末全国各省市贷款余额/GDP的指标情况可以看出，浙江省该指标仅次于北京、上海，位于全国第三位；而从时间序列来看，福建、山东、内蒙等几个省份该指标虽然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该指标数值一直呈上升趋势，即存在于经济下行期“加杠杆”的嫌疑。这些或都是造成当地近期银行信用风险集中发生的诱因之一。
其中，北京、上海情况较为特殊，部分原因可能是存在较多全国性企业集团总部原因，造成贷款余额/GDP的比值相对偏高。
二是考察当地民间借贷的活跃度。从理论上讲，如果当地民间借贷市场越活跃，则企业获得民间资金的便利性也越强，银行资金变相进入民间融资领域的可能性也越大。在经济上行期，民间借贷可以成为当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除银行体系之外的另一重要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民间借贷资金具有流向监测困难、风险隐患难以掌控、容易发生债务纠纷等天然缺陷，在经济下行期，一旦资金链条发生断裂，便会在“羊群效应”驱使下引发一系列联动效应，造成大批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同时，部分民间借贷资金本身就可能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会进一步加大银行资金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比如，我国的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历来均十分活跃，这些区域也成为近阶段银行信贷风险的高发地带。
对于此类情况，可以参考当地人民银行或其他机构的监测信息，重点关注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借贷期限、借贷用途等信息。
（二）当地银行信贷资金的外流程度
如果一个地区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外流，说明当地存在产业空心化趋势，且较多情况下，流向异地的银行资金会被挪用于投资或借贷用途，将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对此可观察某一区域的贷存比指标，若该地区贷款金额较大而存款金额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即说明该区域资金存在漏出银行体系或流向外地的可能性。
从2012年末全国各省市贷存比指标情况可以看出，福建、浙江、内蒙等省份的贷存比指标都较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银行资金外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三）当地是否具有较为深厚的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也是考察区域信用风险潜在大小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有的区域存在重诚信、讲信义的传统，企业之间讲究“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江湖文化，这对于银行的资产安全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正面保障。而一些区域的部分企业，或在历史上少数负面典型的示范作用下、存在对银行贷款能赖则赖的侥幸心理，或对自身诚信记录重要性的认识不够，银行介入时就需慎之又慎。
不过，文化因素只能作为软约束，而且事实屡次证明，在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到来之时，原先海枯石烂的誓言和保证也会变得苍白无力，在生存的压力和诚信的尊严之间，企业的选择往往是最现实的。比如，目前国内部分区域出现不良贷款后，部分企业开始还愿意为被担保企业代偿，但当越来越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时，便会明哲保身、甚至溜之大吉，造成担保链风险的不断蔓延。
因此，对文化因素的考察往往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真正决定是否可介入授信的，还是客户自身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否充分和稳定，以及抵押物是否足值等因素。
（四）政府在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有无作为
比如，政府是否准备或已经成立有专门的财政入股的担保机构，为当地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增信服务；在追讨不良贷款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发挥应有作用，法院能否及时、有效地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等等。
对当地企业经营理念特色的考察应作为落脚点
历史上，我国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曾形成了不同的商帮，到了近代，这种区域商业文化的区隔也非常明显。这些迥异的经营理念，造成了不同区域的企业家在面对风险或机遇时往往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比如，据国内学者研究，浙江商人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勇于开拓、思维解放，这促成了浙江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及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也造成了近年来浙江特别是温州地区民间资金大量外流、炒作房地产、农产品等资产的现象，使得当地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2012年以来，当地许多“热钱”因投资品价格下跌被套，导致众多企业链断裂而引发担保链风险，进而形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造成此次温州等区域风险集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又如，福建地区特别是闽南的民营企业主，有着“爱拼才会赢”的特性。许多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后往往进行大额投资，有的是增加生产线、有的把钱花在争取上市用途，更多的则是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风险较大的业务领域；还有一些资金则是想趁造船、航运等周期性行业处于“低谷”时“抄底”，结果却因踏错节奏而被套牢。这些大额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借贷和银行融资，使得相关企业财务杠杆率居高不下。在经济下行期，企业资金链极易断裂，最终引发一系列问题。
而珠三角此次之所以没有爆发像长三角、福建地区那样集中连片的风险事件，有观点认为，一是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对珠三角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其他区域，使该区域企业主整体趋向更为务实、更加嫌恶风险，对大规模投资于不熟悉的领域变得相对谨慎。二是广东地区尽管民间借贷也较为发达，但在相对审慎的经营理念驱使下，区域内民间借贷多用于银行贷款到期时的“过桥”，期限通常较短且金额不大，风险扩散性和危害性便也相对较弱；而温州等地区的民间借贷多被用于企业日常经营、扩大规模甚至其他投资活动，即在表内贷款之外又一次放大了财务杠杆，一旦发生风险，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打击程度以及风险扩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更为显著。
对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特点的分析应作为根本点
（一）当地三次产业构成及演变
从当地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比例关系及演化历史，可以看出其整体经济产业环境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从而为银行对其整体信用风险环境的判断提供依据。
如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温州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其工业总产值增速近年来也有明显下滑，2011年甚至出现负值，说明本地制造业地位在不断下降、制造业转移乃至空心化现象在逐步加剧。但与此同时，银行贷款增速却未见明显下降，由于当地银行贷款大部分投向仍为制造业，这说明要么银行贷款的实际用途存在较大疑问，要么贷款投向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及产业景气度之间出现了背离，信用风险在不断积累。
（二）当地的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这方面可参考的关键指标包括当地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层次或地位、当地的主要产业组织形态、当地的企业主体规模类型等。
比如，从产业层次看，我国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企业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本身存在与上下游相比话语权较小、产品附加价值偏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困难、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等问题。无疑，银行给予这类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也会随着其竞争力的下降而持续上升。
又如，从产业组织形态看，浙江地区经济的条块状分布特征较为明显，即相同产业往往集中分布，如温州的制鞋、眼镜、灯具等产业，海宁的皮革产业，乐清的低压电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贸易，永康的小五金等均是典型的例证。这种产业分布形式易形成“集聚效应”，利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完善和专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但从另一角度来讲，由于区域和行业结构相对集中，行业系统性风险不易分散；再加上银行在此类地区的贷款往往会由同一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互保、联保作为缓释手段，一旦发生风险，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
再如，从企业规模来看，浙江地区民营经济发达，经营主体也以中小企业为主，而中小企业本身即存在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经营失败风险相对较大等先天缺陷，银行贷款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以上几个产业结构方面的突出特点，也是此次浙江等地区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相对更为突出的重要原因。
（三）当地是否存在值得特别关注的风险较大的产业领域
例如，近年以来，受到欧美经济下行、需求减弱的影响，国内与外贸相关的行业普遍面临了较大的经营危机。从数据可以看出，此次信用风险较为突出的长三角和福建地区均属于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区域。而广东地区外贸依存度也很高，之所以未尚显现大规模的信用风险，据公开报道是广东很多中小企业主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即已经开始收缩战线、按单定产，“没有单就关厂，或停止生产，借钱上新项目和新生产线的比较少”。由于其较少使用银行贷款和民间资金进行高杠杆经营，因而即使因经营困难而倒闭，对金融领域造成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再如，长三角及海西地区处于钢贸及受经济波动影响较深的造船、航运等周期性行业的企业相对其他区域更为集中。在此次经济下行中，这些行业首当其冲。
与此类似，对于其他信用风险相对突出的敏感行业，银行也可以选取关键指标进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以求尽快发现行业风险更为突出的重点区域，及时对相关信贷政策采取针对性的调整举措。
对当地金融生态环境特征的研究应作为出发点
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这段话生动地阐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对企业这个经济组织而言，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样明显：事实证明，有的企业即使原先很“本分”，但在周边“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以及社会融资较易获得的“有利环境”下，也会变得越来越激进，将财务杠杆用到紧绷乃至断裂的程度。因此，对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特征的研究应作为我们了解一个区域信用风险潜在大小或未来趋势的首要出发点。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国情，决定了不同区域的金融生态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鲜明的地域色彩，讨论一个区域的金融生态特点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当地整体融资环境的松紧度
一是观察当地银行的数量、相互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一般情况下，银行越多、竞争越激烈，银行对客户的准入门槛就可能降得越低，客户获得银行融资乃至过度授信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而且很多时候，即使一家银行自以为只给予客户适当的授信额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方原因，多家银行“合理”的授信额度加总起来，也会使企业的真实杠杆率高到离谱的程度。这样的过度授信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往往就是银行贷款被挪用，而实践证明，银行多头授信、过度授信是不良贷款发生的普遍特征之一。在经济上升期，这类风险还可能被投资品市场的繁荣与企业的盈利所掩盖，而一旦经济步入萧条期，那些本不应获得贷款或本不应获得大额授信的资质较差的企业便会首当其冲，成为对银行资产质量进行冲击的“排头兵”。
这一方面可以参考的指标为当地银行信贷与GDP 之比重。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某一区域内银行业过度授信情况的严重性以及该区域的整体偿债能力。如从2012年末全国各省市贷款余额/GDP的指标情况可以看出，浙江省该指标仅次于北京、上海，位于全国第三位；而从时间序列来看，福建、山东、内蒙等几个省份该指标虽然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该指标数值一直呈上升趋势，即存在于经济下行期“加杠杆”的嫌疑。这些或都是造成当地近期银行信用风险集中发生的诱因之一。
其中，北京、上海情况较为特殊，部分原因可能是存在较多全国性企业集团总部原因，造成贷款余额/GDP的比值相对偏高。
二是考察当地民间借贷的活跃度。从理论上讲，如果当地民间借贷市场越活跃，则企业获得民间资金的便利性也越强，银行资金变相进入民间融资领域的可能性也越大。在经济上行期，民间借贷可以成为当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除银行体系之外的另一重要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民间借贷资金具有流向监测困难、风险隐患难以掌控、容易发生债务纠纷等天然缺陷，在经济下行期，一旦资金链条发生断裂，便会在“羊群效应”驱使下引发一系列联动效应，造成大批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同时，部分民间借贷资金本身就可能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会进一步加大银行资金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比如，我国的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历来均十分活跃，这些区域也成为近阶段银行信贷风险的高发地带。
对于此类情况，可以参考当地人民银行或其他机构的监测信息，重点关注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借贷期限、借贷用途等信息。
（二）当地银行信贷资金的外流程度
如果一个地区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外流，说明当地存在产业空心化趋势，且较多情况下，流向异地的银行资金会被挪用于投资或借贷用途，将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对此可观察某一区域的贷存比指标，若该地区贷款金额较大而存款金额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即说明该区域资金存在漏出银行体系或流向外地的可能性。
从2012年末全国各省市贷存比指标情况可以看出，福建、浙江、内蒙等省份的贷存比指标都较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银行资金外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三）当地是否具有较为深厚的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也是考察区域信用风险潜在大小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有的区域存在重诚信、讲信义的传统，企业之间讲究“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江湖文化，这对于银行的资产安全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正面保障。而一些区域的部分企业，或在历史上少数负面典型的示范作用下、存在对银行贷款能赖则赖的侥幸心理，或对自身诚信记录重要性的认识不够，银行介入时就需慎之又慎。
不过，文化因素只能作为软约束，而且事实屡次证明，在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到来之时，原先海枯石烂的誓言和保证也会变得苍白无力，在生存的压力和诚信的尊严之间，企业的选择往往是最现实的。比如，目前国内部分区域出现不良贷款后，部分企业开始还愿意为被担保企业代偿，但当越来越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时，便会明哲保身、甚至溜之大吉，造成担保链风险的不断蔓延。
因此，对文化因素的考察往往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真正决定是否可介入授信的，还是客户自身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否充分和稳定，以及抵押物是否足值等因素。
（四）政府在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有无作为
比如，政府是否准备或已经成立有专门的财政入股的担保机构，为当地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增信服务；在追讨不良贷款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发挥应有作用，法院能否及时、有效地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等等。
对当地企业经营理念特色的考察应作为落脚点
历史上，我国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曾形成了不同的商帮，到了近代，这种区域商业文化的区隔也非常明显。这些迥异的经营理念，造成了不同区域的企业家在面对风险或机遇时往往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比如，据国内学者研究，浙江商人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勇于开拓、思维解放，这促成了浙江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及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也造成了近年来浙江特别是温州地区民间资金大量外流、炒作房地产、农产品等资产的现象，使得当地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2012年以来，当地许多“热钱”因投资品价格下跌被套，导致众多企业链断裂而引发担保链风险，进而形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造成此次温州等区域风险集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又如，福建地区特别是闽南的民营企业主，有着“爱拼才会赢”的特性。许多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后往往进行大额投资，有的是增加生产线、有的把钱花在争取上市用途，更多的则是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风险较大的业务领域；还有一些资金则是想趁造船、航运等周期性行业处于“低谷”时“抄底”，结果却因踏错节奏而被套牢。这些大额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借贷和银行融资，使得相关企业财务杠杆率居高不下。在经济下行期，企业资金链极易断裂，最终引发一系列问题。
而珠三角此次之所以没有爆发像长三角、福建地区那样集中连片的风险事件，有观点认为，一是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对珠三角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其他区域，使该区域企业主整体趋向更为务实、更加嫌恶风险，对大规模投资于不熟悉的领域变得相对谨慎。二是广东地区尽管民间借贷也较为发达，但在相对审慎的经营理念驱使下，区域内民间借贷多用于银行贷款到期时的“过桥”，期限通常较短且金额不大，风险扩散性和危害性便也相对较弱；而温州等地区的民间借贷多被用于企业日常经营、扩大规模甚至其他投资活动，即在表内贷款之外又一次放大了财务杠杆，一旦发生风险，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打击程度以及风险扩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更为显著。
对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特点的分析应作为根本点
（一）当地三次产业构成及演变
从当地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比例关系及演化历史，可以看出其整体经济产业环境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从而为银行对其整体信用风险环境的判断提供依据。
如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温州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其工业总产值增速近年来也有明显下滑，2011年甚至出现负值，说明本地制造业地位在不断下降、制造业转移乃至空心化现象在逐步加剧。但与此同时，银行贷款增速却未见明显下降，由于当地银行贷款大部分投向仍为制造业，这说明要么银行贷款的实际用途存在较大疑问，要么贷款投向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及产业景气度之间出现了背离，信用风险在不断积累。
（二）当地的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这方面可参考的关键指标包括当地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层次或地位、当地的主要产业组织形态、当地的企业主体规模类型等。
比如，从产业层次看，我国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企业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本身存在与上下游相比话语权较小、产品附加价值偏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困难、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等问题。无疑，银行给予这类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也会随着其竞争力的下降而持续上升。
又如，从产业组织形态看，浙江地区经济的条块状分布特征较为明显，即相同产业往往集中分布，如温州的制鞋、眼镜、灯具等产业，海宁的皮革产业，乐清的低压电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贸易，永康的小五金等均是典型的例证。这种产业分布形式易形成“集聚效应”，利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完善和专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但从另一角度来讲，由于区域和行业结构相对集中，行业系统性风险不易分散；再加上银行在此类地区的贷款往往会由同一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互保、联保作为缓释手段，一旦发生风险，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
再如，从企业规模来看，浙江地区民营经济发达，经营主体也以中小企业为主，而中小企业本身即存在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经营失败风险相对较大等先天缺陷，银行贷款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以上几个产业结构方面的突出特点，也是此次浙江等地区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相对更为突出的重要原因。
（三）当地是否存在值得特别关注的风险较大的产业领域
例如，近年以来，受到欧美经济下行、需求减弱的影响，国内与外贸相关的行业普遍面临了较大的经营危机。从数据可以看出，此次信用风险较为突出的长三角和福建地区均属于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区域。而广东地区外贸依存度也很高，之所以未尚显现大规模的信用风险，据公开报道是广东很多中小企业主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即已经开始收缩战线、按单定产，“没有单就关厂，或停止生产，借钱上新项目和新生产线的比较少”。由于其较少使用银行贷款和民间资金进行高杠杆经营，因而即使因经营困难而倒闭，对金融领域造成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再如，长三角及海西地区处于钢贸及受经济波动影响较深的造船、航运等周期性行业的企业相对其他区域更为集中。在此次经济下行中，这些行业首当其冲。
与此类似，对于其他信用风险相对突出的敏感行业，银行也可以选取关键指标进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以求尽快发现行业风险更为突出的重点区域，及时对相关信贷政策采取针对性的调整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