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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会2月13日通过历史性议案，为原住民过去承受的委屈与苦难正式向原住民道歉。全境原住民深受感动与安慰。
总理陆克文随后在国会发表讲话，表示要借正式道歉除去“澳洲国族灵魂上的一大污点”，为澳大利亚沉重的种族关系史揭开新页。他说：“历任国会与政府推行的法律与政策，为我们这些同胞带来深沉的忧伤、痛苦与损失。”陆克文道歉通过电视转播，原住民聚集在学校、公园和居住小区观看，无不表示欢迎。
被偷走的一代
澳洲土著社会常年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物质文化持续在有限的水平上。土著人不种庄稼，不养家畜家禽，专以狩猎为生。他们的食物主要有袋鼠、鸸鹋、鱼、蛇、蜥蜴及植物的块茎和浆果。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曾经立法强制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也称“白澳政策”）。当时的澳洲政府派出专门人员，到土著部落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将土著居民的子女从他们父母身边强行带走后送到育婴团，集体接受白人的抚养和教育。成千上万的土著儿童（10%-33%的比例）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很多部落的孩子在莫名其妙中就被政府派出的人员偷偷带走了，甚至他们的父母还在懵懂中认为孩子失踪。这些土著儿童不仅遭受身体虐待，而且被禁止说土著人语言，从此成为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不仅童年凄惨，成年之后的生活也始终伴随着悲惨的阴影。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出生于哪个家庭，不知道来自哪个部落，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他们为此而忍受着极大的折磨，往往感到生活没有乐趣，没有目标。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在远离文明的生活中才感到乐趣。苦闷之下，他们常常酗酒、吸毒。
1997年5月，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调查报告指出，那些被强制带离家园的土著儿童通常成年后更容易陷入贫穷，更容易犯罪，也更容易缺乏自信或者患上精神疾病。澳大利亚土著人领袖多德森认为，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带走土著儿童政策的后果，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变得畸形。土著人家庭支离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比澳大利亚青少年平均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体自杀率也是澳大利亚各个族群中最高的。多德森最后总结到：“每个故事都蕴含着各自小小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个世纪的种族歧视与“迫害”给土著群体所造成的伤害，确实难以用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冰释，也难以促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融合与认同，但陆克文的道歉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问题虽然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吊诡的是，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利用政治才能解决。
不只是一个人
就陆克文正式向原住民道歉这个历史性事件来说，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土著权利代表认为陆克文的道歉（sorry）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歉（apologize）；有的分析家认为陆克文重道歉轻赔偿，霍华德之所以在10年执政期间拒绝道歉，最根本的考虑就是害怕道歉的“石头”扔出之后，会激起巨额赔偿的无限波澜。当然，大部分的分析家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溶解澳大利亚种族之间的坚冰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然而，很多分析家却对这样一个问题避而不谈：为什么陆克文需要道歉？很多分析家都将陆克文的道歉当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举动，为什么陆克文的道歉会是“理所当然”的呢？在霍华德看来，向土著居民道歉是不可接受的事，自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
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将陆克文当成一个平凡的澳大利亚公民，他自然不需要道歉。当土著居民惨遭白人阶层的歧视与迫害时，陆克文并没有在场，他也没有参与制定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他甚至还没有出生。对他而言，土著人今天所承受的灾难并不是他一手造成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伤害都与他无关。所以从这个维度出发，陆克文与霍华德一样，他并不需要道歉与忏悔赔罪。可是，如果从历史延续性这个维度来看，以文明人对历史所持有的敬畏来看，陆克文有必要道歉。的确，陆克文并不是这场罪恶中的罪犯，但他的先辈们也许曾经就是“罪犯”之一，尽管他们已经入土为安。他们从始到终没有说过“道歉”，他们从头到尾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但陆克文从道义与良心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有必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
即便是他的先辈根本没有犯错，陆克文也有必要道歉。在我看来，陆克文道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这个身份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的国家。在“国家人格化”的过程中，陆克文有必要尊重这个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尽管强制同化政策不是陆克文这届政府做出的，他似乎没有必要道歉——前任总理霍华德就对这个灾难避而不提。可是，霍华德或许忘记了，他有没有继承他前任政府的“遗产”呢？凭什么前任的“遗产”他就堂而皇之并理所当然的继承而不说一声“我们没有资格继承”呢？
尊重历史
客观而言，无论是遗产是负债，从尊重“国家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出发，就算这届政府一清二白，但作为国家的代表，他都有义务对那些曾经遭受不公政策对待的群体乃至个人道歉，这是一个真正文明国家的代表应有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总统阿登纳给犹太人受害者发放补偿金，为什么布朗德在华沙的纪念碑前谦卑的跪下——尽管无论是阿登纳还是布朗德都不是犹太人大屠杀之历史惨案的罪犯。尽管这些例子未必具有可比性，但他们所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尽管我们不能更改历史，但我们有必要尊重历史（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的连续性。一旦我们开创了斩断历史连续性的先河，故意绕开真实的历史，甚至杜撰虚假的历史，那这个国家除了怯懦与道德伦理沦丧之外，别无其它。
德国经济学博士汤玛斯曾经对德国人无休止承担历史罪孽反问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当陆克文终于勇敢的说出了许许多多人不想说或不敢说的“道歉”时，我突然间明白，在政治高压锅中，这两个简单的字承受了多大的“重量”，然而正因为此，这个道歉具有了耀眼夺目的价值。
总理陆克文随后在国会发表讲话，表示要借正式道歉除去“澳洲国族灵魂上的一大污点”，为澳大利亚沉重的种族关系史揭开新页。他说：“历任国会与政府推行的法律与政策，为我们这些同胞带来深沉的忧伤、痛苦与损失。”陆克文道歉通过电视转播，原住民聚集在学校、公园和居住小区观看，无不表示欢迎。
被偷走的一代
澳洲土著社会常年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物质文化持续在有限的水平上。土著人不种庄稼，不养家畜家禽，专以狩猎为生。他们的食物主要有袋鼠、鸸鹋、鱼、蛇、蜥蜴及植物的块茎和浆果。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曾经立法强制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也称“白澳政策”）。当时的澳洲政府派出专门人员，到土著部落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将土著居民的子女从他们父母身边强行带走后送到育婴团，集体接受白人的抚养和教育。成千上万的土著儿童（10%-33%的比例）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很多部落的孩子在莫名其妙中就被政府派出的人员偷偷带走了，甚至他们的父母还在懵懂中认为孩子失踪。这些土著儿童不仅遭受身体虐待，而且被禁止说土著人语言，从此成为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不仅童年凄惨，成年之后的生活也始终伴随着悲惨的阴影。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出生于哪个家庭，不知道来自哪个部落，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他们为此而忍受着极大的折磨，往往感到生活没有乐趣，没有目标。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在远离文明的生活中才感到乐趣。苦闷之下，他们常常酗酒、吸毒。
1997年5月，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调查报告指出，那些被强制带离家园的土著儿童通常成年后更容易陷入贫穷，更容易犯罪，也更容易缺乏自信或者患上精神疾病。澳大利亚土著人领袖多德森认为，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带走土著儿童政策的后果，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变得畸形。土著人家庭支离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比澳大利亚青少年平均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体自杀率也是澳大利亚各个族群中最高的。多德森最后总结到：“每个故事都蕴含着各自小小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个世纪的种族歧视与“迫害”给土著群体所造成的伤害，确实难以用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冰释，也难以促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融合与认同，但陆克文的道歉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问题虽然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吊诡的是，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利用政治才能解决。
不只是一个人
就陆克文正式向原住民道歉这个历史性事件来说，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土著权利代表认为陆克文的道歉（sorry）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歉（apologize）；有的分析家认为陆克文重道歉轻赔偿，霍华德之所以在10年执政期间拒绝道歉，最根本的考虑就是害怕道歉的“石头”扔出之后，会激起巨额赔偿的无限波澜。当然，大部分的分析家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溶解澳大利亚种族之间的坚冰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然而，很多分析家却对这样一个问题避而不谈：为什么陆克文需要道歉？很多分析家都将陆克文的道歉当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举动，为什么陆克文的道歉会是“理所当然”的呢？在霍华德看来，向土著居民道歉是不可接受的事，自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
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将陆克文当成一个平凡的澳大利亚公民，他自然不需要道歉。当土著居民惨遭白人阶层的歧视与迫害时，陆克文并没有在场，他也没有参与制定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他甚至还没有出生。对他而言，土著人今天所承受的灾难并不是他一手造成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伤害都与他无关。所以从这个维度出发，陆克文与霍华德一样，他并不需要道歉与忏悔赔罪。可是，如果从历史延续性这个维度来看，以文明人对历史所持有的敬畏来看，陆克文有必要道歉。的确，陆克文并不是这场罪恶中的罪犯，但他的先辈们也许曾经就是“罪犯”之一，尽管他们已经入土为安。他们从始到终没有说过“道歉”，他们从头到尾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但陆克文从道义与良心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有必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
即便是他的先辈根本没有犯错，陆克文也有必要道歉。在我看来，陆克文道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这个身份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的国家。在“国家人格化”的过程中，陆克文有必要尊重这个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尽管强制同化政策不是陆克文这届政府做出的，他似乎没有必要道歉——前任总理霍华德就对这个灾难避而不提。可是，霍华德或许忘记了，他有没有继承他前任政府的“遗产”呢？凭什么前任的“遗产”他就堂而皇之并理所当然的继承而不说一声“我们没有资格继承”呢？
尊重历史
客观而言，无论是遗产是负债，从尊重“国家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出发，就算这届政府一清二白，但作为国家的代表，他都有义务对那些曾经遭受不公政策对待的群体乃至个人道歉，这是一个真正文明国家的代表应有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总统阿登纳给犹太人受害者发放补偿金，为什么布朗德在华沙的纪念碑前谦卑的跪下——尽管无论是阿登纳还是布朗德都不是犹太人大屠杀之历史惨案的罪犯。尽管这些例子未必具有可比性，但他们所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尽管我们不能更改历史，但我们有必要尊重历史（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的连续性。一旦我们开创了斩断历史连续性的先河，故意绕开真实的历史，甚至杜撰虚假的历史，那这个国家除了怯懦与道德伦理沦丧之外，别无其它。
德国经济学博士汤玛斯曾经对德国人无休止承担历史罪孽反问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当陆克文终于勇敢的说出了许许多多人不想说或不敢说的“道歉”时，我突然间明白，在政治高压锅中，这两个简单的字承受了多大的“重量”，然而正因为此，这个道歉具有了耀眼夺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