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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喜好田野考古的人，无人不晓陕西巡抚毕沅的。
这位江苏太仓籍的灵岩山人，最后是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辞世的，但是在三秦大地上移步游览，想避开毕沅两个字几乎不可能，几乎有点名气的古迹都留有毕沅维护过的痕迹，平日里见得多了，就不由地想探寻这位巡抚的人生轨迹，然而稍一搜寻就发现这位已经作古两百多年的清朝官吏，在文化上的杰作远远大于他入仕的记录，尤其当我见到那本厚厚的《关中胜迹图志》，便对书稿上一位额上横纹深刻的清代官吏愈发钦佩了。
那本厚重如古砖的志书，是毕沅担任陕西巡抚期间，利用视察民情的机会，白天勘察，晚上提笔，对三秦大地上的名山大川、古寺道观、历史遗存做了细致描绘，他在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本里这样描述：“陕省自周而后，秦汉隋唐，代建国都，是以胜迹名踪，甲于他省。臣本庸才，仰承恩命，简任封圻，计今六年于兹。其间名山大泽，每因公务，车尘马迹，大半经行。至于故宫旧苑，废刹遗墟，率多湮没。臣不揣固陋，辙迹经由，于邮亭候馆中，咨询抄录。”也就是说毕沅在办理公务之余，不顾鞍马劳顿，倾心为各处的古迹绘图立传，著下这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读着那发自肺腑的文字，一种中国士大夫为国分忧的心绪便跃然纸上了。乾隆阅毕书稿也为之感动挥毫朱批：“收录入四库全书，钦此。”从此这本倾注毕沅数年心血的陕西文物古迹大全，就这样被永远地保存下来，成为人们追寻历史文化的一本重要典籍。
饶有趣味的是，这位巡抚大人不但将陕西境内的文物遗存悉数记载，还拨公银予以维修，那气势恢宏的西安城墙和西岳庙能完整保持至今，就是在他任内主持了大规模修缮，才使得我们今天见到的古迹依然形制如初，纾展着古老神秘的风采。而且这位巡抚大人还喜欢在每处遗迹前立碑勒石，以致关中大地上座座帝陵，无一遗漏都立有毕沅的墨迹。甚至历代达官名士的封土，毕沅也都只身前往详为考证，遇有破损即添土维护，随后也一一竖起高耸的碑石。那韩城的司马迁，耀州的柳公权，长安的杜牧，慈恩寺的玄奘，简直多得不胜枚举。
不过那些碑上的字体似显平庸，但依然透着雍容圆润，似乎还透着一位封建士大夫的得意与执着。后来我才知晓毕沅曾因书法功力差池而得福，当年他在朝廷军机处草拟文告，衙内有三人通过了会试，明日要去参加殿试，两位同僚直言毕沅楷书欠佳考也无望，最好晚上留下值班，毕沅成人之美应允了，晚间则收到新疆屯田的奏报。没曾想第二天殿试题目正是征询边陲屯田之策，毕沅便答得从容不迫，被那乾隆皇帝一眼看中擢为状元，且让那两位同僚好生后悔。后来毕沅便再不顾及自己的书法风度了，笔墨挥洒得三秦大地随处可觅，也许就期盼着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惊喜。
略加搜寻方知这位巡抚还是位金石经史无所不通之士，传他一生著述颇丰。公务之余竟撰写了《道德经考》《吕氏春秋注》等等大作，还一连著录了四部《金石志》。尤其是那《续资治通鉴》，更是一部耗费了他半生精力的鸿篇巨制，浩浩两百二十卷，是与《资治通鉴》相连续的金元明通史，以期能够接续司马光身后的空档。只遗憾他那十卷本的诗抄今日没有听闻喝彩，尚不知他的史著在学术界可有反响。但这些书稿摞起来恐怕早已著作等身矣，似感觉古代文人入仕常常会伴有意外产生。
不过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手捧巡抚大人著述的《关中胜迹图志》按文索骥，你会禁不住感慨连连了，文物古迹大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痕迹零星荡然无存，有的也只剩下可怜的残壁，早已不见当年的风采。当然有些今人臆造的“古迹”不伦不类，率性随意地招摇过市，当与胜迹图相去甚远，目睹此景不禁唏嘘不已。当然，受条件的限制，毕沅的考证也不无遗憾之处，最大的硬伤就是标错了秦二世的墓冢。想那秦二世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秦朝末代皇帝，朝野上下没人会把他的陵寝当真整修的，以致留存今日竟然不知所踪了。后来还是今日考古人在曲江湖畔找到一处封土，认定为秦二世的墓茔，才使得一段文史公案偃旗息鼓。
的确，毕沅赴陕上任时只是一位布政使，相等于一省的财税主管，四年后跃升为一把手，在三秦大地做了八年巡抚。似乎当时的街头巷尾没有这位大人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传闻。后来毕沅做到湖广总督的位置，更是权倾一朝的封疆大吏，兴修水利，注重稼桑，百姓殷实，安居乐业，坊间也很少泛出有关毕沅的微词。反倒是毕沅与一位老僧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一次毕沅路过一座破败的寺院，见住持是位老僧上前问道：“可知一部《法华经》有多少阿弥陀佛。”老僧听罢微笑应答：“我一介破庙老衲，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却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可知一部四书有多少子曰？”毕沅佩服老僧思维敏捷风雅，随即添置香火修葺旧庙，留下了巡抚的慈悲名声。
然而这毕沅仕途也多有波折，一生走来也是磕磕绊绊，只是斯人好古好书。尤其丁忧期间，常常以文会友，趣味甚是高雅，留下颇多文人佳话，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门前车马喧嚣，是绝不输与贵胄的。然而当毕沅驾鹤归去之后，两件难堪的事紧紧地缠上了这位灵岩山人。一是朝廷在查没一代贪吏和珅时，起获的金银珠宝胜过朝廷一年的收入，而让毕沅尴尬的是还发现了和珅四十岁生日时，他写给的颂词和送过的金石礼品。二是朝廷又发现毕沅在任湖广总督的最后几年，曾挪用税银补充军饷，尽管事出有因，但这在当时可是令皇上无法容忍的大逆不道，严查下来更有许多尴尬隐匿其中。于是嘉庆皇帝下旨，剥夺毕沅所有功名，取消后代袭禄，查没全部家产。这次行动究竟查抄了毕家多少宝物银两，坊间似找不到任何记载，好像已经悄然淹没在史海中了。
可是，今年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展”拉开帷幕，展品几乎均是故宫的镇馆之宝，当是奉献给大众的一个特殊礼物。随即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有一幅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柜前天天被观众挤爆，只好加派警力专守这幅大作，却依然让举办者心惊肉跳。这帧名副其实的国宝是长达五米多的长卷，绘有北宋时汴京的盛景，图中有一千六百多个人物，两百多匹牲畜，内容精细得叹为观止，能亲睹一面真乃三生有幸矣。然而，我不经意间在一份报纸的角落发现，这幅绝世珍宝竟然是查抄毕沅家产时收到宫中的，当时没有大加渲染，后被清宫束之高阁了。后来清末曾被末代皇帝偷出宫去，廉价出卖，颠沛流离，又懵懵懂懂收回文物部门。后来还是一位鉴定大腕慧眼识珠，从一大堆旧物中发现拣出，方使得国宝又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了湟湟故宫引以为傲的宝物。
那么，这幅宝物究竟是怎样传到毕沅手上的却少有记述，传说此画乃是一位同僚临终前遗赠毕沅。如今已无法考究真实过程了。可能是那人知晓灵岩山人通晓金石经史，笃信宝物在他手上会得到妥善保管。果然，毕沅对这帧珍宝宠爱有加，画幅还留下了毕沅赏画的钤印。这方钤印虽是押在一个边角，但细瞅起来清晰可辨。今天看来毕沅当年的收藏可能存有瑕疵，但作为最后一位《清明上河图》的收藏者，没有让稀世珍宝流落八荒，消弭在漫漫长河里，也让人稍稍感到些许欣慰呢。
当然，我想这位毕沅大人也是老谋深算，那些竖立于荒野的碑石会因古迹的声望而世代流传，那《清明上河图》上的钤印也会让后人费尽思量，于是那个被称为毕沅的灵岩山人也就怀抱琵琶半遮半掩地走出来了……
这位江苏太仓籍的灵岩山人，最后是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辞世的，但是在三秦大地上移步游览，想避开毕沅两个字几乎不可能，几乎有点名气的古迹都留有毕沅维护过的痕迹，平日里见得多了，就不由地想探寻这位巡抚的人生轨迹，然而稍一搜寻就发现这位已经作古两百多年的清朝官吏，在文化上的杰作远远大于他入仕的记录，尤其当我见到那本厚厚的《关中胜迹图志》，便对书稿上一位额上横纹深刻的清代官吏愈发钦佩了。
那本厚重如古砖的志书，是毕沅担任陕西巡抚期间，利用视察民情的机会，白天勘察，晚上提笔，对三秦大地上的名山大川、古寺道观、历史遗存做了细致描绘，他在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本里这样描述：“陕省自周而后，秦汉隋唐，代建国都，是以胜迹名踪，甲于他省。臣本庸才，仰承恩命，简任封圻，计今六年于兹。其间名山大泽，每因公务，车尘马迹，大半经行。至于故宫旧苑，废刹遗墟，率多湮没。臣不揣固陋，辙迹经由，于邮亭候馆中，咨询抄录。”也就是说毕沅在办理公务之余，不顾鞍马劳顿，倾心为各处的古迹绘图立传，著下这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读着那发自肺腑的文字，一种中国士大夫为国分忧的心绪便跃然纸上了。乾隆阅毕书稿也为之感动挥毫朱批：“收录入四库全书，钦此。”从此这本倾注毕沅数年心血的陕西文物古迹大全，就这样被永远地保存下来，成为人们追寻历史文化的一本重要典籍。
饶有趣味的是，这位巡抚大人不但将陕西境内的文物遗存悉数记载，还拨公银予以维修，那气势恢宏的西安城墙和西岳庙能完整保持至今，就是在他任内主持了大规模修缮，才使得我们今天见到的古迹依然形制如初，纾展着古老神秘的风采。而且这位巡抚大人还喜欢在每处遗迹前立碑勒石，以致关中大地上座座帝陵，无一遗漏都立有毕沅的墨迹。甚至历代达官名士的封土，毕沅也都只身前往详为考证，遇有破损即添土维护，随后也一一竖起高耸的碑石。那韩城的司马迁，耀州的柳公权，长安的杜牧，慈恩寺的玄奘，简直多得不胜枚举。
不过那些碑上的字体似显平庸，但依然透着雍容圆润，似乎还透着一位封建士大夫的得意与执着。后来我才知晓毕沅曾因书法功力差池而得福，当年他在朝廷军机处草拟文告，衙内有三人通过了会试，明日要去参加殿试，两位同僚直言毕沅楷书欠佳考也无望，最好晚上留下值班，毕沅成人之美应允了，晚间则收到新疆屯田的奏报。没曾想第二天殿试题目正是征询边陲屯田之策，毕沅便答得从容不迫，被那乾隆皇帝一眼看中擢为状元，且让那两位同僚好生后悔。后来毕沅便再不顾及自己的书法风度了，笔墨挥洒得三秦大地随处可觅，也许就期盼着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惊喜。
略加搜寻方知这位巡抚还是位金石经史无所不通之士，传他一生著述颇丰。公务之余竟撰写了《道德经考》《吕氏春秋注》等等大作，还一连著录了四部《金石志》。尤其是那《续资治通鉴》，更是一部耗费了他半生精力的鸿篇巨制，浩浩两百二十卷，是与《资治通鉴》相连续的金元明通史，以期能够接续司马光身后的空档。只遗憾他那十卷本的诗抄今日没有听闻喝彩，尚不知他的史著在学术界可有反响。但这些书稿摞起来恐怕早已著作等身矣，似感觉古代文人入仕常常会伴有意外产生。
不过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手捧巡抚大人著述的《关中胜迹图志》按文索骥，你会禁不住感慨连连了，文物古迹大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痕迹零星荡然无存，有的也只剩下可怜的残壁，早已不见当年的风采。当然有些今人臆造的“古迹”不伦不类，率性随意地招摇过市，当与胜迹图相去甚远，目睹此景不禁唏嘘不已。当然，受条件的限制，毕沅的考证也不无遗憾之处，最大的硬伤就是标错了秦二世的墓冢。想那秦二世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秦朝末代皇帝，朝野上下没人会把他的陵寝当真整修的，以致留存今日竟然不知所踪了。后来还是今日考古人在曲江湖畔找到一处封土，认定为秦二世的墓茔，才使得一段文史公案偃旗息鼓。
的确，毕沅赴陕上任时只是一位布政使，相等于一省的财税主管，四年后跃升为一把手，在三秦大地做了八年巡抚。似乎当时的街头巷尾没有这位大人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传闻。后来毕沅做到湖广总督的位置，更是权倾一朝的封疆大吏，兴修水利，注重稼桑，百姓殷实，安居乐业，坊间也很少泛出有关毕沅的微词。反倒是毕沅与一位老僧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一次毕沅路过一座破败的寺院，见住持是位老僧上前问道：“可知一部《法华经》有多少阿弥陀佛。”老僧听罢微笑应答：“我一介破庙老衲，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却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可知一部四书有多少子曰？”毕沅佩服老僧思维敏捷风雅，随即添置香火修葺旧庙，留下了巡抚的慈悲名声。
然而这毕沅仕途也多有波折，一生走来也是磕磕绊绊，只是斯人好古好书。尤其丁忧期间，常常以文会友，趣味甚是高雅，留下颇多文人佳话，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门前车马喧嚣，是绝不输与贵胄的。然而当毕沅驾鹤归去之后，两件难堪的事紧紧地缠上了这位灵岩山人。一是朝廷在查没一代贪吏和珅时，起获的金银珠宝胜过朝廷一年的收入，而让毕沅尴尬的是还发现了和珅四十岁生日时，他写给的颂词和送过的金石礼品。二是朝廷又发现毕沅在任湖广总督的最后几年，曾挪用税银补充军饷，尽管事出有因，但这在当时可是令皇上无法容忍的大逆不道，严查下来更有许多尴尬隐匿其中。于是嘉庆皇帝下旨，剥夺毕沅所有功名，取消后代袭禄，查没全部家产。这次行动究竟查抄了毕家多少宝物银两，坊间似找不到任何记载，好像已经悄然淹没在史海中了。
可是，今年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展”拉开帷幕，展品几乎均是故宫的镇馆之宝，当是奉献给大众的一个特殊礼物。随即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有一幅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柜前天天被观众挤爆，只好加派警力专守这幅大作，却依然让举办者心惊肉跳。这帧名副其实的国宝是长达五米多的长卷，绘有北宋时汴京的盛景，图中有一千六百多个人物，两百多匹牲畜，内容精细得叹为观止，能亲睹一面真乃三生有幸矣。然而，我不经意间在一份报纸的角落发现，这幅绝世珍宝竟然是查抄毕沅家产时收到宫中的，当时没有大加渲染，后被清宫束之高阁了。后来清末曾被末代皇帝偷出宫去，廉价出卖，颠沛流离，又懵懵懂懂收回文物部门。后来还是一位鉴定大腕慧眼识珠，从一大堆旧物中发现拣出，方使得国宝又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了湟湟故宫引以为傲的宝物。
那么，这幅宝物究竟是怎样传到毕沅手上的却少有记述，传说此画乃是一位同僚临终前遗赠毕沅。如今已无法考究真实过程了。可能是那人知晓灵岩山人通晓金石经史，笃信宝物在他手上会得到妥善保管。果然，毕沅对这帧珍宝宠爱有加，画幅还留下了毕沅赏画的钤印。这方钤印虽是押在一个边角，但细瞅起来清晰可辨。今天看来毕沅当年的收藏可能存有瑕疵，但作为最后一位《清明上河图》的收藏者，没有让稀世珍宝流落八荒，消弭在漫漫长河里，也让人稍稍感到些许欣慰呢。
当然，我想这位毕沅大人也是老谋深算，那些竖立于荒野的碑石会因古迹的声望而世代流传，那《清明上河图》上的钤印也会让后人费尽思量，于是那个被称为毕沅的灵岩山人也就怀抱琵琶半遮半掩地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