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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重塑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在一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只有在分配中才能得到解决。
4月美国新增就业仅26.6万，远落后于3月的91.6万和预期中的100万，重要原因包括：就业岗位的消失;技能的不匹配;政府救济金高于工资导致就业意愿下降。多个解释，但却描述的是同一个群体——低技能劳动者。
在资本或技术要素面前，劳动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21世纪劳动与资本的契约关系，需要被重构，也正在被重构。
与日本相似，美国也有着悠久的“终身雇佣制”传统，但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经济”的崛起，传统的劳动契约关系开始瓦解，获得“终身雇佣制”的“组织人”开始消失。
新经济组织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因互联网浪潮而加速扩散。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公司建立初期采用的就是新组织模式，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一般没有工会，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
第二，约定提存（DC pens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劃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
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新经济部门多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常见形式是外包。它大致兴起于70年代，先是在美国国内，而后扩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
上世纪70、8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越来越受到日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研究者和企业家开始反思终身雇佣制。为提高竞争力，“组织人”契约关系也开始瓦解。
宏观层面，企业组织和劳动契约的转变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就业和分配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但是，70年代的“滞胀”促使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成为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的重心就从单纯的就业管理转向兼顾生产率、通胀、联邦预算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40多年间，美国劳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集中体现为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该趋势能否得到扭转，是检验拜登新政成效的关键，也是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可持续的方案，不仅要通过财政调节二次分配，更需要调节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网的重构来实现。一次分配方面，提高最低工资（minimum wage，MW）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民主党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至今未能通过审议。MW于1938年在罗斯福任期内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而后适时调整。至今，实际MW已经缩水20%，相比1968年的峰值更是缩水了近40%。
一个常见的反对理由是，提高MW会增加失业，加速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但实证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理论上，当工资显著高于劳动的边际报酬时，提高工资会增加就业意愿。但能否最终提升就业人数，还要看企业的需求。在当前职位空缺数量明显上升而申请数不足的结构特征下，提升工资和逐步退出救济政策，都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数。
当然，提高工资并非没有约束，它会显著提升通货膨胀率，当前宏观环境并不适宜。即使没有最低工资立法，低工资岗位工人就业意愿的下降也使得美国4月份低端岗位工资的涨幅创下了1964年以来的纪录。
救济政策终将退出，低工资劳动者必须重归劳动市场。美国4月新增就业数据反映的是长期以来的劳动抑制。拜登政府既需要创造就业岗位，还需要重塑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在一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只有在分配中才能得到解决。
4月美国新增就业仅26.6万，远落后于3月的91.6万和预期中的100万，重要原因包括：就业岗位的消失;技能的不匹配;政府救济金高于工资导致就业意愿下降。多个解释，但却描述的是同一个群体——低技能劳动者。
在资本或技术要素面前，劳动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21世纪劳动与资本的契约关系，需要被重构，也正在被重构。
与日本相似，美国也有着悠久的“终身雇佣制”传统，但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经济”的崛起，传统的劳动契约关系开始瓦解，获得“终身雇佣制”的“组织人”开始消失。
新经济组织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因互联网浪潮而加速扩散。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公司建立初期采用的就是新组织模式，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一般没有工会，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
第二，约定提存（DC pens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劃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
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新经济部门多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常见形式是外包。它大致兴起于70年代，先是在美国国内，而后扩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
上世纪70、8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越来越受到日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研究者和企业家开始反思终身雇佣制。为提高竞争力，“组织人”契约关系也开始瓦解。
宏观层面，企业组织和劳动契约的转变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就业和分配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但是，70年代的“滞胀”促使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成为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的重心就从单纯的就业管理转向兼顾生产率、通胀、联邦预算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40多年间，美国劳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集中体现为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该趋势能否得到扭转，是检验拜登新政成效的关键，也是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可持续的方案，不仅要通过财政调节二次分配，更需要调节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网的重构来实现。一次分配方面，提高最低工资（minimum wage，MW）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民主党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至今未能通过审议。MW于1938年在罗斯福任期内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而后适时调整。至今，实际MW已经缩水20%，相比1968年的峰值更是缩水了近40%。
一个常见的反对理由是，提高MW会增加失业，加速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但实证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理论上，当工资显著高于劳动的边际报酬时，提高工资会增加就业意愿。但能否最终提升就业人数，还要看企业的需求。在当前职位空缺数量明显上升而申请数不足的结构特征下，提升工资和逐步退出救济政策，都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数。
当然，提高工资并非没有约束，它会显著提升通货膨胀率，当前宏观环境并不适宜。即使没有最低工资立法，低工资岗位工人就业意愿的下降也使得美国4月份低端岗位工资的涨幅创下了1964年以来的纪录。
救济政策终将退出，低工资劳动者必须重归劳动市场。美国4月新增就业数据反映的是长期以来的劳动抑制。拜登政府既需要创造就业岗位，还需要重塑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在一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只有在分配中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