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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招工人35岁都不要，现在放宽到50岁都招不够人了。”
2011年的春节假期刚结束，一名日本企业界人士就着急地越洋询问，因为他们在中国浙江省合作开设的工厂由于招不到工人，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不明白的是，一直以劳动力“富足、廉价”而闻名的中国，竟然出现了“用工荒”，而且在短短几年里愈演愈烈。
大约在2004年出现“苗头”的“用工荒”终于在2011年呈现出“燎原”之势，不仅仅是东部沿海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甚至重庆、四川、湖南、河南和安徽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随着国家从战略上同时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经济的迅速成长并对劳动力大量需求，使得东部和中西部逐步形成了“民工争夺战”。
许多地方政府也放下身段参与其中，希望为本地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劳动力保证生产。重庆市政府更是派出大批公务员往来于市内车站和劳动力市场，以“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的口号来挽留返回家乡的农民工继续留在本地就业，以往那种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历史似乎已经终结。
“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没有结束，应该还有5年以上，‘十二五’期间都会存在。在未来数年里，知识高、有技术的劳动力仍然会往东部走。除了相对高的待遇，希望得到锻炼也是重要的原因。”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與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对目前的状况并不过分忧虑，“但一般劳动力肯定慢慢不会再去了，一方面是东部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东部产业转移使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希望对家庭的照顾等因素，这些情况的雏形目前已经形成。”
用工荒出现在普通工人身上
“用工荒就是廉价劳动力少了，换言之，社会底层的人群地位提高了。”这样的评论不断出现。
情况似乎有些怪异。在2008年前后，许多媒体、学者还在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家”担忧，而且2009年的就业问题已引起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的重视。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特别是要把握政策的平衡——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两者同等重要。
而今年的情况却是“招不到工人”了。面对“用工荒”，许多观点和思考也不断提出来：城市对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经济适用房等方面普遍做得不够，后者没有尊严和归宿感；农业税的免除及种地补贴，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高校扩招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改变了就业方向等等。
当然也有反驳的观点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已经存在，但却从来没有出现“用工荒”的情况。
来自“打工大省”广东的官方数据显示，广州地区企业对应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深圳宝安区春节后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左右。而在中部的武汉，仅光谷工业园就可以雇用数万人：在西部的重庆，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需要充实300万和2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这些地区都纷纷发出了“缺乏劳动力”的声音。
王秀模指出，农民工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解放出来的人，即从农业生产上转移出来的农民；由于城市扩张、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农村新增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生下来就没有分到过土地。
“有人认为目前农村能够向城市转移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我认为情况还不到那一步。”他说，“现在各地都有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所致，也说明全国的经济差距在缩小，而且中西部开始显出对低端劳动力需求更大的迹象。”
王秀模认为，虽然理论上劳动力仍然明显过剩，但是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已经不喜欢像父辈那样靠体力、靠加班赚钱了；同时许多农民工也开始发现背井离乡打工得不偿失，“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负面情况使他们不再认为到异地工作更好。
2009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月收入为1455元人民币，中部为1389元人民币，西部为1382元人民币。如果说在5年前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为15％，但最近已经降至5％，由此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量农民工不愿再去沿海地区就业了。
王秀模表示，近几年的用工荒主要还是出现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小地方、县城并不明显，观察全国2000多个县大部分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社会上其实存在大量闲散失业人员，劳动力并不是稀缺资源，“未来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还会减少，但是不会完全消失，因为还会有一些配套企业存在，同时本地也会有普通劳动力存在，但是中西部的劳动力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大批量出去打工了”。
重新审视人口状况
“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应速度的下降，特别是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民间知名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说，“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到现在将近40年时间。而现在外出打工的民工，主要集中在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在他看来，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果仅仅是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还可以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民工待遇不高，导致民工“用脚投票”，但最近两年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现象，就必须考虑民工荒的人口学因素。
他认为，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199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为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打开，到2010年总抚养比降到最低点40％：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总抚养比回升到50％。届时老年人口将高达3.4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常态，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
何亚福表示，建国后一直到1970年，除了非正常时期，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均在5.0以上，正是这一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为近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8年上升到了45.68％，这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即农民工供给必然随之下降。他建议国家决策机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尽快制定出合理的人口政策，否则20年之后分蛋糕的人(拿退休金的)将比现在多得多，经济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不少付出巨额成本、并有了一定知识的“农村大学生”，在工作和工资待遇上甚至不如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村伙伴。 如今，一方面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又出现大学生就业难。
王秀模说：“包括众所周知的富士康招的也是技术工，而不是农民工，正因为这些情况的存在，事实上现在很多企业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培训员工的任務，如此对企业、对社会的工作效率都不利。”在他看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变化如果来得早一些，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也长期在研究职业教育的问题，认为目前大部分社会教育机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与社会技术岗位的要求并不适应，因此他一直在呼吁，要加大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投入，将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一视同仁，同时国家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教育和企业，两者必须同时发展。”他说，“本来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现实中许多问题脱节了。”
两种让利
长三角15％、珠三角20％……“提高工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各地企业的首选，同时他们还对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进一步放宽。一些企业老板也在抱怨，2003年一名普通建筑工人每天工资仅40元，2010年每天120元都找不到人了，“对于工人也许仅仅是物价提高了50％，但对于企业主来说则是300％的工资提升”。
“从目前的情况看，企业的生存压力的确非常大，招工难的问题还只是表象，更关键的是国家应该考虑让利了，即目前税收偏重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云南省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穆标说，“现在大多数企业的利润其实已经很低，如果再由企业单方面给工人加工资，只会减弱企业的竞争力。从宏观上看，由国家直接减税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穆标表示，要化解目前的一些困境，其中两个方面因素很重要：一是劳动力待遇的竞争；二是当地政府政策的竞争。前者指的是企业如何让利于工人，后者指的是政府如何让利于企业，包括如何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王秀模提出了由国家减免企业税收的倡议：“所减下来的钱也不能归企业，而应该给工人，让企业以劳动报酬的方式支付给工人，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同时，刺激劳动积极性。”
“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应该就此结束了，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未来的企业发展主流。”穆标还认为，用工荒并非完全坏事，其同时也是企业升级换代的一次历史机遇，除了一些靠人海战术的落后产能企业应该被淘汰，另外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在更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上下功夫了。
“国家和企业都应该让利于工人，其中的内容包括‘国家让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方面的工作必须一起上，绝不能再廉价使用工人了。”王秀模说，“比如东部率先把工资提高50％，而不是10％或20％，那么招工的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中西部也会有自己的竞争办法，同时普通劳动力真正的竞争将出现在‘十二五’中后期。”
他认为，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还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公租房：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当作配合企业招工的砝码，必须用良好的公共服务、法制环境和技能培训的软环境来吸引人，否则农民工只会“趋高避低”地选择工作，甚至走向国际劳务市场。
一个充分的事实是，虽然国内用工荒愈演愈烈，却有许多农民工漂洋过海去“打洋工”，原因正是薪资实惠。元宵节后，诸如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都发来了紧急需要建筑工、木工等工种的劳务需求。许多飞往中东、非洲的国际航班几乎被拿着大包小包的民工占据，堪称“民工包机”。此外，随着中国海外投资日益增多，许多中国驻海外机构亦急需各种类型的农民工。
目前，一名普通农民工在中东国家打工一年的纯收入至少有5万元人民币，一些熟练的车床工、焊工和建筑工在新西兰、加拿大等出生率较低的国家打工，薪水更是高过国内的5到10倍。由于许多工作岗位对语言的要求不高，而且在海外的合同一签就是一年以上，各种保险、医疗都能保证，因此吸引了大批熟练工前往。例如江苏省东海县已经累计组织出国劳务总数过10万人次，2010年末在外劳务人员超过21000人，外派劳务年创经济收入逾10亿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
通过对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变化，以及移民政策修订情况的研究，王秀模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对东南亚，甚至非洲开放劳务生产，不能等出现劳动力缺乏，或说人口危机才开始引进。而现实的情况是，已经等不及中国政府的批准，由这些地区提供的“非法劳工”在中国各地已经普遍存在，其中以越南人为最，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大监管难题。
“目前中国的薪酬水平对这些地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这项工作应该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开始时对进入人员的门槛可以高一些，并且根据市场需要控制好引入数量。”他说，“中国要避免未来必然出现的劳动力尴尬，就必须提前以国际视野来思考和决策，要千方百计让这些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劳动力的后备市场。”
2011年的春节假期刚结束，一名日本企业界人士就着急地越洋询问，因为他们在中国浙江省合作开设的工厂由于招不到工人，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不明白的是，一直以劳动力“富足、廉价”而闻名的中国，竟然出现了“用工荒”，而且在短短几年里愈演愈烈。
大约在2004年出现“苗头”的“用工荒”终于在2011年呈现出“燎原”之势，不仅仅是东部沿海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甚至重庆、四川、湖南、河南和安徽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随着国家从战略上同时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经济的迅速成长并对劳动力大量需求，使得东部和中西部逐步形成了“民工争夺战”。
许多地方政府也放下身段参与其中，希望为本地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劳动力保证生产。重庆市政府更是派出大批公务员往来于市内车站和劳动力市场，以“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的口号来挽留返回家乡的农民工继续留在本地就业，以往那种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历史似乎已经终结。
“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没有结束，应该还有5年以上，‘十二五’期间都会存在。在未来数年里，知识高、有技术的劳动力仍然会往东部走。除了相对高的待遇，希望得到锻炼也是重要的原因。”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與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对目前的状况并不过分忧虑，“但一般劳动力肯定慢慢不会再去了，一方面是东部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东部产业转移使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希望对家庭的照顾等因素，这些情况的雏形目前已经形成。”
用工荒出现在普通工人身上
“用工荒就是廉价劳动力少了，换言之，社会底层的人群地位提高了。”这样的评论不断出现。
情况似乎有些怪异。在2008年前后，许多媒体、学者还在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家”担忧，而且2009年的就业问题已引起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的重视。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特别是要把握政策的平衡——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两者同等重要。
而今年的情况却是“招不到工人”了。面对“用工荒”，许多观点和思考也不断提出来：城市对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经济适用房等方面普遍做得不够，后者没有尊严和归宿感；农业税的免除及种地补贴，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高校扩招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改变了就业方向等等。
当然也有反驳的观点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已经存在，但却从来没有出现“用工荒”的情况。
来自“打工大省”广东的官方数据显示，广州地区企业对应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深圳宝安区春节后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左右。而在中部的武汉，仅光谷工业园就可以雇用数万人：在西部的重庆，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需要充实300万和2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这些地区都纷纷发出了“缺乏劳动力”的声音。
王秀模指出，农民工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解放出来的人，即从农业生产上转移出来的农民；由于城市扩张、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农村新增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生下来就没有分到过土地。
“有人认为目前农村能够向城市转移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我认为情况还不到那一步。”他说，“现在各地都有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所致，也说明全国的经济差距在缩小，而且中西部开始显出对低端劳动力需求更大的迹象。”
王秀模认为，虽然理论上劳动力仍然明显过剩，但是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已经不喜欢像父辈那样靠体力、靠加班赚钱了；同时许多农民工也开始发现背井离乡打工得不偿失，“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负面情况使他们不再认为到异地工作更好。
2009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月收入为1455元人民币，中部为1389元人民币，西部为1382元人民币。如果说在5年前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为15％，但最近已经降至5％，由此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量农民工不愿再去沿海地区就业了。
王秀模表示，近几年的用工荒主要还是出现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小地方、县城并不明显，观察全国2000多个县大部分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社会上其实存在大量闲散失业人员，劳动力并不是稀缺资源，“未来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还会减少，但是不会完全消失，因为还会有一些配套企业存在，同时本地也会有普通劳动力存在，但是中西部的劳动力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大批量出去打工了”。
重新审视人口状况
“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应速度的下降，特别是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民间知名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说，“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到现在将近40年时间。而现在外出打工的民工，主要集中在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在他看来，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果仅仅是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还可以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民工待遇不高，导致民工“用脚投票”，但最近两年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现象，就必须考虑民工荒的人口学因素。
他认为，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199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为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打开，到2010年总抚养比降到最低点40％：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总抚养比回升到50％。届时老年人口将高达3.4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常态，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
何亚福表示，建国后一直到1970年，除了非正常时期，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均在5.0以上，正是这一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为近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8年上升到了45.68％，这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即农民工供给必然随之下降。他建议国家决策机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尽快制定出合理的人口政策，否则20年之后分蛋糕的人(拿退休金的)将比现在多得多，经济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不少付出巨额成本、并有了一定知识的“农村大学生”，在工作和工资待遇上甚至不如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村伙伴。 如今，一方面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又出现大学生就业难。
王秀模说：“包括众所周知的富士康招的也是技术工，而不是农民工，正因为这些情况的存在，事实上现在很多企业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培训员工的任務，如此对企业、对社会的工作效率都不利。”在他看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变化如果来得早一些，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也长期在研究职业教育的问题，认为目前大部分社会教育机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与社会技术岗位的要求并不适应，因此他一直在呼吁，要加大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投入，将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一视同仁，同时国家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教育和企业，两者必须同时发展。”他说，“本来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现实中许多问题脱节了。”
两种让利
长三角15％、珠三角20％……“提高工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各地企业的首选，同时他们还对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进一步放宽。一些企业老板也在抱怨，2003年一名普通建筑工人每天工资仅40元，2010年每天120元都找不到人了，“对于工人也许仅仅是物价提高了50％，但对于企业主来说则是300％的工资提升”。
“从目前的情况看，企业的生存压力的确非常大，招工难的问题还只是表象，更关键的是国家应该考虑让利了，即目前税收偏重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云南省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穆标说，“现在大多数企业的利润其实已经很低，如果再由企业单方面给工人加工资，只会减弱企业的竞争力。从宏观上看，由国家直接减税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穆标表示，要化解目前的一些困境，其中两个方面因素很重要：一是劳动力待遇的竞争；二是当地政府政策的竞争。前者指的是企业如何让利于工人，后者指的是政府如何让利于企业，包括如何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王秀模提出了由国家减免企业税收的倡议：“所减下来的钱也不能归企业，而应该给工人，让企业以劳动报酬的方式支付给工人，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同时，刺激劳动积极性。”
“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应该就此结束了，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未来的企业发展主流。”穆标还认为，用工荒并非完全坏事，其同时也是企业升级换代的一次历史机遇，除了一些靠人海战术的落后产能企业应该被淘汰，另外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在更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上下功夫了。
“国家和企业都应该让利于工人，其中的内容包括‘国家让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方面的工作必须一起上，绝不能再廉价使用工人了。”王秀模说，“比如东部率先把工资提高50％，而不是10％或20％，那么招工的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中西部也会有自己的竞争办法，同时普通劳动力真正的竞争将出现在‘十二五’中后期。”
他认为，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还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公租房：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当作配合企业招工的砝码，必须用良好的公共服务、法制环境和技能培训的软环境来吸引人，否则农民工只会“趋高避低”地选择工作，甚至走向国际劳务市场。
一个充分的事实是，虽然国内用工荒愈演愈烈，却有许多农民工漂洋过海去“打洋工”，原因正是薪资实惠。元宵节后，诸如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都发来了紧急需要建筑工、木工等工种的劳务需求。许多飞往中东、非洲的国际航班几乎被拿着大包小包的民工占据，堪称“民工包机”。此外，随着中国海外投资日益增多，许多中国驻海外机构亦急需各种类型的农民工。
目前，一名普通农民工在中东国家打工一年的纯收入至少有5万元人民币，一些熟练的车床工、焊工和建筑工在新西兰、加拿大等出生率较低的国家打工，薪水更是高过国内的5到10倍。由于许多工作岗位对语言的要求不高，而且在海外的合同一签就是一年以上，各种保险、医疗都能保证，因此吸引了大批熟练工前往。例如江苏省东海县已经累计组织出国劳务总数过10万人次，2010年末在外劳务人员超过21000人，外派劳务年创经济收入逾10亿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
通过对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变化，以及移民政策修订情况的研究，王秀模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对东南亚，甚至非洲开放劳务生产，不能等出现劳动力缺乏，或说人口危机才开始引进。而现实的情况是，已经等不及中国政府的批准，由这些地区提供的“非法劳工”在中国各地已经普遍存在，其中以越南人为最，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大监管难题。
“目前中国的薪酬水平对这些地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这项工作应该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开始时对进入人员的门槛可以高一些，并且根据市场需要控制好引入数量。”他说，“中国要避免未来必然出现的劳动力尴尬，就必须提前以国际视野来思考和决策，要千方百计让这些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劳动力的后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