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记忆成分的词语“父亲”，对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没有的。
　　现在，它也只是一个被铁路信号灯隔着的狭长树林里由南至北第四块墓碑上的刻字——20岁那年，我为父亲迁坟时，怕忘记他在庞大墓群中的位置而记下的。后来，这个词语衍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生于一九六零年七月，卒于一九八九年七月。生死都在七月，北方正热的时候。
　　自从父亲去世，母亲的坏脾气就开始了。我小时候有事没事哭鼻子，没少挨打，她打完我，又心疼得自己哭。
　　有段时间，我认为有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和我身处的村庄一样的街道、房子、院落、水塔、田间和野地，甚至机井边那扇篱笆墙头西侧紫色的牵牛花。生活在其中的人似曾相识。多少年之后，我意识到似曾相识是因为他们在我的世界出现过。他们是我死去的乡人。这些人带着活着时的音容到那里生活去了。有一天傍晚，我哭着从野地跑回家，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看见××了。他说他和我爸刚才还在一起呢。”母亲摸着我的头，小声说：“他啊早死了，你爸跟他们一样。”我清楚记得她描述父亲从来没用过“死”这个字眼，都是说：“别人死了，然后我爸跟那人一样。”
　　我几次想过去找父亲。当我紧闭双眼、在河边拨开苇荡子，父亲就在不远的地方站着，白衬衫、喇叭裤，戴着一个碎了镜片的墨镜，和我想象中一个样。他一面和那些人打着招呼，一面朝我走来。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停在我身边。我坐在车的前梁上被他拥在怀中。
　　父親生前是个电工，无论春夏秋冬、衣服如何变化，腰上永远别着个牛皮做的皮套，里面插着几把锃亮的钳子和螺丝刀。以至于在很远的地方走动，都能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他熟悉村里每户人家的线路，电路坏了，他一敲，线头就显露出来。活不白干，人家总会管他一顿饭。有时，他会回家来抱上我去吃；有时，母亲怕人家说闲话，就让他自己去。
　　不得不提的，还有我家着火的事。那天父亲正蹲在灶前烧火，突然火苗来了，眼看要烧到屋檩时，他已从后窗跳了下来，拉闸断了电。几年前说起此事，母亲仍指着后窗户说：“你爸挺大个子，一着火，人纵上小窗，伸手拉了总闸，要不家就烧没啦。”火灾在墙壁上留下了证据。虽然每年都要粉刷墙壁，但那里总有一道深色的痕迹，它是父亲存在过的证据。当然，这件事无疑也是一个电工的耻辱。母亲总抓着父亲这点不放。有趣的是村上别人家的电线从没出过类似问题。除了说这个时的鄙夷，还有就是说到父亲把建到一半的房子扔给她自个走了时的愤怒。对母亲来说，造房子的那段生活让她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她骑车带我去买材料，回来路上被一辆卡车挂住自行车手把拽出五十多米，狠狠甩到地上。当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怀中的我，类似意外在父亲离去后的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统统被母亲记在了父亲账上。
　　我长大后，村里和父亲认识的人给我送来过一些旧照片，无一例外地带有“新风井公社马庄大队青年欢送××同志入伍留念”字样。
　　当年，父亲是大队青年骨干（也有人说是民兵连长）。民兵排长忙别的事，就让他去送兵、召集大家聚会六年。据母亲说，每年征兵，父亲这个工作都会让我获得好处——去城里吃好饭。有一次送兵，也是父亲带着我，很晚还没到家。母亲急坏了，在村口等。当我被父亲高高架在肩头、从黑暗中驰来、喊一声“妈”时，她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这些年，关于父亲的话题偶尔出现在我们母子间。现在和我小时候，母亲对他的描述有了明显的区别。以前母亲会以“那个赌博犯”为开头说起这个人。现在，她嘴上似乎饶过了他。最近，因为办理一个证件，母亲需要从记忆中翻出这个人。我问她，父亲的户口是何时注销的？她想了半天，不太确定地说：是他死的那一年吧？我托人查三十多年的乡村户籍档案，那组更加具体的数字暴露在了我眼前——死亡日期是7月31日，注销日期是第二年七月的同一天。在我们母子的生活中，的确存在过这么个人，此刻，他如此清晰，以至于我和母亲都有些不敢相信。虽然我们很随意地把手续办完，但我知道，我们走出办事处时的情绪都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