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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记事本,也不仅是阶级斗争的独幕剧,更多的历史发生在公共领域之外,那些极其平凡却无比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私人生活史》正是这样一部公共视野之外的历史,它包括五卷,本卷“演员与舞台”是第四本,描述的是大革命后一个世纪以来法国家庭生活的变化。本文选编自该书。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民主化进程加剧,中产阶级纷至沓来,现代性走上历史前台,形成一种新的私人生活模式。但不管如何,帘子后的私人生活与台面上的公共生活都是息息相通的,人们从穿衣戴帽到婚丧嫁娶无一不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
父亲的权力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首领,父亲主宰着19世纪的私人生活史。法律、哲学和政治三者共同作用,使父亲的权威得以建立与合法化。从黑格尔到普鲁东,从国家理论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之父,父亲的权力均获得众多支持。在王朝结束、国王不复存在之后,传统主义者寻求恢复父亲的权威,革命派和共和派也同样热衷此道,共和派还将掌管城市的钥匙放在了父亲的手中,痛心于家长作风的没落,朱尔·西蒙曾经这样写道:“政治学中有条格言:家庭中的权威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国家中权威的必要性就会大为降低。当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降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时,他们就会犯错误。”
而与此同时,风靡一时的雕塑艺术中,妇女形象又一次成了男人伟大形象的陪衬:她们不是额头上戴着装饰性的花环,就是在高大男人的脚下。在私密的家庭领域内,丈夫和父亲也拥有绝对优越的地位,法国《民法典》以自然的名义宣称:“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妇女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被剥夺了权利,已婚妇女不能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不能进入家庭委员会,也不能充当证人;妻子如果离开丈夫的家,政府可以将其追回,并迫使其“改行责任并享受完全自由的权利”。妻子和未成年人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在19世纪末的奥德,对于在葡萄园工作的夫妻,工资都是支付给丈夫的。而一些人还在法律之外给予丈夫更大的权力,普鲁东时期,在6种情况下(包括无礼、醉酒、偷盗和挥霍),“丈夫可以在家长式的严格制度下处死他的妻子”。
作为父亲,男人对自己的孩子也享有绝对的权威。一位父亲可以要求逮捕并囚禁他的儿子,国家对家长制是全力支持的。法国《民法典》第1卷第9章规定:“在慎重考虑的前提下,对孩子行为不满的父亲允许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而逮捕手续非常简单,只需要一张逮捕证,上面也不必说明逮捕的原因。作为家长惩罚的牺牲品,孩子的待遇与少年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经过审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亲不愿将孩子领回,那么可以将其囚禁至成年。
体面地出嫁
对于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如果她的目标是婚姻的话,那么是否受到高等教育并不重要,只要她有足以找到一个丈夫的资本就够了。对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青春期女孩进行教育的目的,是让她们为以后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准备。她要学习如何持家、督导仆人,与丈夫交谈和抚育孩子。
家庭和朋友对于找到一个配偶当然很有用处。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相遇,比如慈善义卖、运动场合,还有跳舞。所谓的“白色舞会”,是专为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开设的,只有有资格的青年男女才会被邀请。之所以叫做“白色舞会”,是因为初次涉足社交场合的姑娘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这是她们纯洁无瑕和处女身份的标志。她们的母亲也参加,对条件合适的小伙子们进行品评。
在中产阶级生活圈中,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介绍婚姻。虽然是介绍婚姻,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就不重要了。由家人和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夫妇有时会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如果两个年轻人陷入爱河,他们的父母就绝不会让可能的婚姻从手边溜走,他们会收集对方的信息,包括名声、收入和观念,政治和宗教上的从属关系是要考虑的重点。
一个想求婚的年轻人可以让一个朋友来向女方的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如果提议被接受了,他的父母就会正式向女方的父母提议订立婚约。那时,求婚者就正式成为了未婚夫。在他进行第一次拜访时双方会选定一个日期举办订婚宴会。从理论上来讲,订婚期的持续时间在3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两个月是通用的标准。订婚期间,两个家庭会开列出各项条件以及嫁妆的数额,并定下一个日子签署婚姻契约。婚姻契约是中产阶级的习俗,当公证人宣读时,婚姻夫妻双方要假装漠不关心,因为对金钱数目表现出过分的关心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嫁妆是女人体面出嫁的关键,通常陈列在新娘的卧室中,而盛装礼物的“篮子”则在起居室中。在最豪华的婚礼中,新娘的礼物要占据极大的空间。1904年,格雷夫伯爵和夫人把他们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吉什公爵。婚礼庆典后,宾客们去了新娘祖母的住处,新娘收到的1250件礼物被陈列在“篮子”的周围。各种典型的“篮子”均出自不同的巴黎家具制造商,里面的内容从手套到女士睡衣和披肩应有尽有。有时“礼物花篮”中的各式珠宝奢华之极,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19世纪的婚礼是一个冗长的庆祝过程。乔治桑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参加的一个婚礼:“我离开了教堂以逃避这个婚礼,因为婚礼已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婚礼是盛大的,仪式的重点在于新娘,因为在女人的一生中,结婚这一天无疑是所有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19世纪女人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但她在私人空间中有角色要扮演,婚礼仪式最好地巩固了她的角色地位。
丛书信息:
《私人生活史》五卷本
ⅰ古代人的私生活
ⅱ肖像
ⅲ激情
ⅳ演员与舞台
ⅴ身份之谜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民主化进程加剧,中产阶级纷至沓来,现代性走上历史前台,形成一种新的私人生活模式。但不管如何,帘子后的私人生活与台面上的公共生活都是息息相通的,人们从穿衣戴帽到婚丧嫁娶无一不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
父亲的权力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首领,父亲主宰着19世纪的私人生活史。法律、哲学和政治三者共同作用,使父亲的权威得以建立与合法化。从黑格尔到普鲁东,从国家理论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之父,父亲的权力均获得众多支持。在王朝结束、国王不复存在之后,传统主义者寻求恢复父亲的权威,革命派和共和派也同样热衷此道,共和派还将掌管城市的钥匙放在了父亲的手中,痛心于家长作风的没落,朱尔·西蒙曾经这样写道:“政治学中有条格言:家庭中的权威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国家中权威的必要性就会大为降低。当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降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时,他们就会犯错误。”
而与此同时,风靡一时的雕塑艺术中,妇女形象又一次成了男人伟大形象的陪衬:她们不是额头上戴着装饰性的花环,就是在高大男人的脚下。在私密的家庭领域内,丈夫和父亲也拥有绝对优越的地位,法国《民法典》以自然的名义宣称:“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妇女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被剥夺了权利,已婚妇女不能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不能进入家庭委员会,也不能充当证人;妻子如果离开丈夫的家,政府可以将其追回,并迫使其“改行责任并享受完全自由的权利”。妻子和未成年人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在19世纪末的奥德,对于在葡萄园工作的夫妻,工资都是支付给丈夫的。而一些人还在法律之外给予丈夫更大的权力,普鲁东时期,在6种情况下(包括无礼、醉酒、偷盗和挥霍),“丈夫可以在家长式的严格制度下处死他的妻子”。
作为父亲,男人对自己的孩子也享有绝对的权威。一位父亲可以要求逮捕并囚禁他的儿子,国家对家长制是全力支持的。法国《民法典》第1卷第9章规定:“在慎重考虑的前提下,对孩子行为不满的父亲允许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而逮捕手续非常简单,只需要一张逮捕证,上面也不必说明逮捕的原因。作为家长惩罚的牺牲品,孩子的待遇与少年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经过审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亲不愿将孩子领回,那么可以将其囚禁至成年。
体面地出嫁
对于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如果她的目标是婚姻的话,那么是否受到高等教育并不重要,只要她有足以找到一个丈夫的资本就够了。对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青春期女孩进行教育的目的,是让她们为以后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准备。她要学习如何持家、督导仆人,与丈夫交谈和抚育孩子。
家庭和朋友对于找到一个配偶当然很有用处。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相遇,比如慈善义卖、运动场合,还有跳舞。所谓的“白色舞会”,是专为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开设的,只有有资格的青年男女才会被邀请。之所以叫做“白色舞会”,是因为初次涉足社交场合的姑娘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这是她们纯洁无瑕和处女身份的标志。她们的母亲也参加,对条件合适的小伙子们进行品评。
在中产阶级生活圈中,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介绍婚姻。虽然是介绍婚姻,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就不重要了。由家人和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夫妇有时会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如果两个年轻人陷入爱河,他们的父母就绝不会让可能的婚姻从手边溜走,他们会收集对方的信息,包括名声、收入和观念,政治和宗教上的从属关系是要考虑的重点。
一个想求婚的年轻人可以让一个朋友来向女方的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如果提议被接受了,他的父母就会正式向女方的父母提议订立婚约。那时,求婚者就正式成为了未婚夫。在他进行第一次拜访时双方会选定一个日期举办订婚宴会。从理论上来讲,订婚期的持续时间在3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两个月是通用的标准。订婚期间,两个家庭会开列出各项条件以及嫁妆的数额,并定下一个日子签署婚姻契约。婚姻契约是中产阶级的习俗,当公证人宣读时,婚姻夫妻双方要假装漠不关心,因为对金钱数目表现出过分的关心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嫁妆是女人体面出嫁的关键,通常陈列在新娘的卧室中,而盛装礼物的“篮子”则在起居室中。在最豪华的婚礼中,新娘的礼物要占据极大的空间。1904年,格雷夫伯爵和夫人把他们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吉什公爵。婚礼庆典后,宾客们去了新娘祖母的住处,新娘收到的1250件礼物被陈列在“篮子”的周围。各种典型的“篮子”均出自不同的巴黎家具制造商,里面的内容从手套到女士睡衣和披肩应有尽有。有时“礼物花篮”中的各式珠宝奢华之极,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19世纪的婚礼是一个冗长的庆祝过程。乔治桑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参加的一个婚礼:“我离开了教堂以逃避这个婚礼,因为婚礼已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婚礼是盛大的,仪式的重点在于新娘,因为在女人的一生中,结婚这一天无疑是所有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19世纪女人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但她在私人空间中有角色要扮演,婚礼仪式最好地巩固了她的角色地位。
丛书信息:
《私人生活史》五卷本
ⅰ古代人的私生活
ⅱ肖像
ⅲ激情
ⅳ演员与舞台
ⅴ身份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