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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山下乡，只为探寻千年流传的民间文化；他思虑疾书，只为辩证不为人知的历史是非；他到处奔走，只为延续即将消失的非遗文化。他是吕洪年，他将民间文学带入象牙塔，再从民间文学到民俗文化，走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被誉为是“浙江民俗文化第一人”。
主持人：吕老师，您好！也许有人认为，民间文化不登大雅之堂，您为什么会走上研究民间文化之路呢？
吕洪年：我的老家在浙江新昌，出生在吕氏家族。在过去，吕氏在新昌是个大家族，号称“吕半城”，因为有一半的人都姓吕。1942年，日本军侵略新昌，曾经兴旺的吕氏宗祠就此夷为平地。
新昌的民间文化非常深厚，有很多民间艺人的会班，也有盛大的庙会，让我很小就对民间文艺着迷。我大哥比我年长七岁，能唱戏、拉二胡、做孔明灯，爱好民间文艺；二哥大我三岁，小时候带着我玩跳房子、打铜板等民间游戏，对我影响也很大。
15岁那年，我还在知新中学念初中，我的处女作《小山坡上的歌声》发表在了《宁波大众报》上，记录的就是新昌老百姓喜欢唱的民歌。文章发表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后来读大学，我专攻民间文学，业余时间研读各种古今中外的民间文化书籍。就这样，慢慢走上了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研究、教学的道路。
主持人：学生时代，您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启蒙，后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这段岁月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
吕洪年：我进入新昌中学后，遇见了我的恩师陈桥驿先生。当时，陈桥驿先生在上海的《旅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曹娥江上游》的文章，把我们家乡的山川景色、风物特产和世故人情等写得楚楚动人。读过此文后，我心中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原来我的身边有那么多民间文化可以写、值得写。
1956年，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陈桥驿先生也早我几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此后，我便一直追随着先生的足迹。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离开我。
主持人：当年，您率先在浙江高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风靡程度可谓座无虚席。
吕洪年：改革开放后，学术争鸣，学校要开新的选修课程，谁擅长什么，就可以开新的课。1982年，我就开了民间文学这门课，后来发展为民俗文化。当时听的人很多，学生们常常提前来占位置，大教室几乎都坐满了。我讲的都是老百姓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生活习俗等，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竟然到了跳到凳子上笑，掏出手帕来擦眼泪的程度。
主持人：您组织了采风队下乡收集故事。虽然是老师，但您很爱和老百姓呆在一起。
吕洪年：开课同时，我每年都带学生下乡去采风，每次10到15人。我和学生们就住在村民的家中，跟着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赤脚医生、渔夫、砍柴人……都成为了朋友。村民们给大家讲当地流传下来的吴越王钱镠的故事和吴大帝孙权的故事。其中，钱王背娘、孙权祖父孙钟送瓜等故事非常生动，让我非常感动，深深感到老百姓也是老师，每个老百姓都是一部书。
一段时间下来，每个学生都收获匪浅。回到学校后，我和学生们就整理出版了《钱王传说》和《吴大帝传说》。当时，有人说我写的都是帝王将相，是封资修的余孽。但我不怕，我说我写的都是浙江的历史功臣，就是要弘扬他们。
《钱王传说》和《吴大帝传说》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将书寄给了采风当地的老百姓、寄给了钱王和孙权的子孙，有些还身在海外，他们看到后都非常喜爱。
主持人：1993年，您与日本专家合办“中日比较民俗学讲习班”并任主讲人之一，中国与日本的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吕洪年：当时，日本有位很有名的民俗學专家叫直江广治，他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学生。他来中国考察时，钟敬文先生向他推荐了我，直江广治看到《钱王传说》后非常感兴趣。
1995年，我应邀赴日本考察并出席了“江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归来后，我又参与了直江广治组织的中日越系文化联合考察团，到富阳、桐庐、浦江等地进行考察。后来，我在浙江省组织了中日关系史学会，出版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一书。
其实，日本有许多民俗文化都源自中国，比如日本的柔道起源于中国，日本的茶道来源于杭州径山茶宴，日本的乐器尺八也是从杭州的护国仁王禅寺传过去的。还有日本的瓷器、宗教、书法、绘画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主持人：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与杭州也有一段情缘，您写过《钟敬文：从杭州走出去的民俗学泰斗》一文来纪念他。
吕洪年：钟敬文先生是我的学术指路人。他也曾在杭州工作，任浙大老师。我当年开民俗文化课程时候，就进京拜会过他，在北师大小红楼的书室里，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后感到非常欣慰，说：“你是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
后来，我与钟先生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20世纪80年代，钟先生来杭州大学讲学时，我一直陪同，还陪他去了西湖、风雨茅庐等故地重游。
我曾经向先生吐露，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要深入基层从事采集工作，其艰辛真是一言难尽。钟先生却严肃地告诫：“做学问的人可以走三条路：向外国吸取先进的，向古代继承优秀的，我们是向民间采集有用的。任何一种学术资料，包括文献、考古、口碑的，只要有用，绝没有雅俗、贵贱、贤愚等区别。”钟先生的人格魅力一直感召着我。
主持人：您出版过《杭儿风随笔》《江南口碑》等书籍，写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
吕洪年：明朝时，有首著名的民歌《杭州风》：“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说的是当时民风浮诞，喜欢道听途说，一人倡，百人和，好比一阵风，就是如今“杭儿风”的源头。
在今浙江德清县境内有“防风故国”，当地百姓对防风治水的神话依然津津乐道、有口皆碑。相传防风氏是巨人族，有三丈三尺高。禹和防风氏一同治水，胜利后，禹在会稽山召集各路诸侯庆功，而防风氏因没有及时赶到而被大禹诛杀，这就是“禹诛防风”的神话。防风氏头断而身不倒，吓得大禹惊异万分，众人也纷纷为防风氏喊冤。大禹心知理亏，为平息众怒，封防风氏为王，并立庙祭祀。杭州历史上也曾有防风庙。 还有，张夏文化也由我发掘。张夏是北宋时期朝廷派来浙江治理钱塘江堤的官员，是战胜钱江狂涛的功臣。因其治水有功，死后被老百姓尊为“张老相公”。相公庙上至诸暨，下至绍兴，乡乡都有，萧山更有“沿江十八庙，庙庙供张公”一说。
杭州历史上还有上中下三个机神庙、三个供奉海神娘娘的天妃宫，还有悔罪从善的魔窟庙等等。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但他们的故事被口口相传下来。
主持人：许多民俗文化在今天都已经消失了，有些也面临着消亡的困境。这些年来，您参与了古都文化、西湖文化、名人文化与老字号文化的发掘与弘扬，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了下来。
吕洪年：在拱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里，有一座张大仙庙。张大仙，真名张胜贵，是清末一名道士。同治年间，他云游至杭州，于拱宸桥东结草为庐，施药济苦，行医治病。他去世后，光绪皇帝敕封他为“张大真人”，并同意建庙。
清末民国时期，拱宸桥一带号称江南“小上海”，除了运河商船兴隆，还因为张大仙庙的香火鼎盛。每逢农历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来自杭城及周边各地的香客船队蜂拥而至，庙会有舞狮、竹马、高跷、滚灯等表演，盛况空前、游客如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大仙庙被改作拱宸桥卫生所，庙会也停止了。我提出在张大仙庙复建后要恢复张大仙庙会传统，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并不是一种迷信，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心灵慰藉，缅怀为人带来福祉的张大仙；相信他死后也能保佑一方黎民。
现在，张大仙庙的道医理念与桥西国医国药一条街的营造非常契合，庙会也已恢复，但精髓还没有传承，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加以弘扬。
主持人：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就是一部生动的民俗文化发展史。
吕洪年：杭州民俗文化的国际地位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我撰写的《从太阳纹彩陶看跨湖桥先民的创物精神》一文发表后，受到了第四届跨湖桥文化国际研讨会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宏大规划，为推动民俗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我的《万物之灵》一书，也即将以典藏版的形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印出版。弘扬民俗文化，就是延续我们慰藉心灵的传统文化空间。
主持人：您八十耋耄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保持高产，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吕洪年：民俗文化是老百姓世代传承下来的，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怎么过生日祝寿、怎么行成人礼，怎样办婚礼等，说到底，民俗也是民生。民俗是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997年我退休至今已二十年了，退休后我没有休息一天，每天的工作依然是“搜集、整理、研究、教学”。回首六十年民俗文化之路，我从不觉得枯燥，反而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有劲，越走越有味。有人认为民俗文化是下里巴人，但我认为它是阳春白雪，是知识的海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主持人：吕老师，您好！也许有人认为，民间文化不登大雅之堂，您为什么会走上研究民间文化之路呢？
吕洪年：我的老家在浙江新昌，出生在吕氏家族。在过去，吕氏在新昌是个大家族，号称“吕半城”，因为有一半的人都姓吕。1942年，日本军侵略新昌，曾经兴旺的吕氏宗祠就此夷为平地。
新昌的民间文化非常深厚，有很多民间艺人的会班，也有盛大的庙会，让我很小就对民间文艺着迷。我大哥比我年长七岁，能唱戏、拉二胡、做孔明灯，爱好民间文艺；二哥大我三岁，小时候带着我玩跳房子、打铜板等民间游戏，对我影响也很大。
15岁那年，我还在知新中学念初中，我的处女作《小山坡上的歌声》发表在了《宁波大众报》上，记录的就是新昌老百姓喜欢唱的民歌。文章发表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后来读大学，我专攻民间文学，业余时间研读各种古今中外的民间文化书籍。就这样，慢慢走上了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研究、教学的道路。
主持人：学生时代，您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启蒙，后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这段岁月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
吕洪年：我进入新昌中学后，遇见了我的恩师陈桥驿先生。当时，陈桥驿先生在上海的《旅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曹娥江上游》的文章，把我们家乡的山川景色、风物特产和世故人情等写得楚楚动人。读过此文后，我心中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原来我的身边有那么多民间文化可以写、值得写。
1956年，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陈桥驿先生也早我几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此后，我便一直追随着先生的足迹。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离开我。
主持人：当年，您率先在浙江高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风靡程度可谓座无虚席。
吕洪年：改革开放后，学术争鸣，学校要开新的选修课程，谁擅长什么，就可以开新的课。1982年，我就开了民间文学这门课，后来发展为民俗文化。当时听的人很多，学生们常常提前来占位置，大教室几乎都坐满了。我讲的都是老百姓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生活习俗等，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竟然到了跳到凳子上笑，掏出手帕来擦眼泪的程度。
主持人：您组织了采风队下乡收集故事。虽然是老师，但您很爱和老百姓呆在一起。
吕洪年：开课同时，我每年都带学生下乡去采风，每次10到15人。我和学生们就住在村民的家中，跟着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赤脚医生、渔夫、砍柴人……都成为了朋友。村民们给大家讲当地流传下来的吴越王钱镠的故事和吴大帝孙权的故事。其中，钱王背娘、孙权祖父孙钟送瓜等故事非常生动，让我非常感动，深深感到老百姓也是老师，每个老百姓都是一部书。
一段时间下来，每个学生都收获匪浅。回到学校后，我和学生们就整理出版了《钱王传说》和《吴大帝传说》。当时，有人说我写的都是帝王将相，是封资修的余孽。但我不怕，我说我写的都是浙江的历史功臣，就是要弘扬他们。
《钱王传说》和《吴大帝传说》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将书寄给了采风当地的老百姓、寄给了钱王和孙权的子孙，有些还身在海外，他们看到后都非常喜爱。
主持人：1993年，您与日本专家合办“中日比较民俗学讲习班”并任主讲人之一，中国与日本的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吕洪年：当时，日本有位很有名的民俗學专家叫直江广治，他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学生。他来中国考察时，钟敬文先生向他推荐了我，直江广治看到《钱王传说》后非常感兴趣。
1995年，我应邀赴日本考察并出席了“江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归来后，我又参与了直江广治组织的中日越系文化联合考察团，到富阳、桐庐、浦江等地进行考察。后来，我在浙江省组织了中日关系史学会，出版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一书。
其实，日本有许多民俗文化都源自中国，比如日本的柔道起源于中国，日本的茶道来源于杭州径山茶宴，日本的乐器尺八也是从杭州的护国仁王禅寺传过去的。还有日本的瓷器、宗教、书法、绘画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主持人：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与杭州也有一段情缘，您写过《钟敬文：从杭州走出去的民俗学泰斗》一文来纪念他。
吕洪年：钟敬文先生是我的学术指路人。他也曾在杭州工作，任浙大老师。我当年开民俗文化课程时候，就进京拜会过他，在北师大小红楼的书室里，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后感到非常欣慰，说：“你是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
后来，我与钟先生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20世纪80年代，钟先生来杭州大学讲学时，我一直陪同，还陪他去了西湖、风雨茅庐等故地重游。
我曾经向先生吐露，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要深入基层从事采集工作，其艰辛真是一言难尽。钟先生却严肃地告诫：“做学问的人可以走三条路：向外国吸取先进的，向古代继承优秀的，我们是向民间采集有用的。任何一种学术资料，包括文献、考古、口碑的，只要有用，绝没有雅俗、贵贱、贤愚等区别。”钟先生的人格魅力一直感召着我。
主持人：您出版过《杭儿风随笔》《江南口碑》等书籍，写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
吕洪年：明朝时，有首著名的民歌《杭州风》：“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说的是当时民风浮诞，喜欢道听途说，一人倡，百人和，好比一阵风，就是如今“杭儿风”的源头。
在今浙江德清县境内有“防风故国”，当地百姓对防风治水的神话依然津津乐道、有口皆碑。相传防风氏是巨人族，有三丈三尺高。禹和防风氏一同治水，胜利后，禹在会稽山召集各路诸侯庆功，而防风氏因没有及时赶到而被大禹诛杀，这就是“禹诛防风”的神话。防风氏头断而身不倒，吓得大禹惊异万分，众人也纷纷为防风氏喊冤。大禹心知理亏，为平息众怒，封防风氏为王，并立庙祭祀。杭州历史上也曾有防风庙。 还有，张夏文化也由我发掘。张夏是北宋时期朝廷派来浙江治理钱塘江堤的官员，是战胜钱江狂涛的功臣。因其治水有功，死后被老百姓尊为“张老相公”。相公庙上至诸暨，下至绍兴，乡乡都有，萧山更有“沿江十八庙，庙庙供张公”一说。
杭州历史上还有上中下三个机神庙、三个供奉海神娘娘的天妃宫，还有悔罪从善的魔窟庙等等。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但他们的故事被口口相传下来。
主持人：许多民俗文化在今天都已经消失了，有些也面临着消亡的困境。这些年来，您参与了古都文化、西湖文化、名人文化与老字号文化的发掘与弘扬，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了下来。
吕洪年：在拱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里，有一座张大仙庙。张大仙，真名张胜贵，是清末一名道士。同治年间，他云游至杭州，于拱宸桥东结草为庐，施药济苦，行医治病。他去世后，光绪皇帝敕封他为“张大真人”，并同意建庙。
清末民国时期，拱宸桥一带号称江南“小上海”，除了运河商船兴隆，还因为张大仙庙的香火鼎盛。每逢农历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来自杭城及周边各地的香客船队蜂拥而至，庙会有舞狮、竹马、高跷、滚灯等表演，盛况空前、游客如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大仙庙被改作拱宸桥卫生所，庙会也停止了。我提出在张大仙庙复建后要恢复张大仙庙会传统，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并不是一种迷信，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心灵慰藉，缅怀为人带来福祉的张大仙；相信他死后也能保佑一方黎民。
现在，张大仙庙的道医理念与桥西国医国药一条街的营造非常契合，庙会也已恢复，但精髓还没有传承，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加以弘扬。
主持人：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就是一部生动的民俗文化发展史。
吕洪年：杭州民俗文化的国际地位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我撰写的《从太阳纹彩陶看跨湖桥先民的创物精神》一文发表后，受到了第四届跨湖桥文化国际研讨会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宏大规划，为推动民俗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我的《万物之灵》一书，也即将以典藏版的形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印出版。弘扬民俗文化，就是延续我们慰藉心灵的传统文化空间。
主持人：您八十耋耄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保持高产，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吕洪年：民俗文化是老百姓世代传承下来的，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怎么过生日祝寿、怎么行成人礼，怎样办婚礼等，说到底，民俗也是民生。民俗是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997年我退休至今已二十年了，退休后我没有休息一天，每天的工作依然是“搜集、整理、研究、教学”。回首六十年民俗文化之路，我从不觉得枯燥，反而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有劲，越走越有味。有人认为民俗文化是下里巴人，但我认为它是阳春白雪，是知识的海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